西青区图书馆

上溯百年以前，天津杨柳青人曾经成群结队地去新疆谋生，在当时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浪潮。天津杨柳青在渤海之滨，新疆则是祖国的西北边陲，由此及彼，相距万里之遥，人们何以选择了这样一条艰难的谋生之路，探其渊源，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必须从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来分析，便可知这是历史的抉择，是当时的社会条件给了这些穷苦百姓绝处逢生的一线希望。
  话从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说起，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在安徽、湖北等地被清军镇压之后，有扶王陈得才的一支太平军及石达开的一支旧部，在西捻军的配合下，进入了陕甘一带，同时，甘肃的回民起义也跟着兴起，还有当地的一些土匪也乘机猖獗起来。已经焦头烂额的清朝政府，深感危机四伏，于同治五年（1866年）调任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以挽救西北的危局。后来新疆的局势也在吃紧，已占领了天山以南大片领土的阿古柏，在英、俄殖民主义者的唆使和支持下，又侵犯北疆的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实际上已控制了新疆的南部和东部。同治十年，帝俄占领了伊犁，并虎视眈眈，准备继续扩大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年（1876年）清政府又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进兵新疆征讨阿古柏。自同治五年（1866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陕甘、新疆的战事基本平息。左宗棠在西北十二年零八个月，就镇压农民起义而言，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就其抵御外敌入侵、保卫边疆则功不可没。同时在从严治军、振作政风、整饬吏治、振兴经济、兴办洋务、发展教育诸多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建树，尤其在进军和稳定西北政局的过程中，他所采取的几项措施，客观上为远去新疆谋生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生存环境，这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高官兵待遇。原来西北官兵的待遇很低，战兵每人每月银饷只有一两五钱，守兵只有一两，各月给米三斗，有时官长还要暗中克扣，兵士们连自身生活都维持不了，更无力顾及家小，军心不稳，自然缺乏斗志。后来，左宗棠规定：步兵勇丁每人每月饷银四两二钱；长夫三两；管一排12人的叫什长，每月四两八钱；管九排108人的为哨官，每月十二两；营官每月薪水五十两。但所有军官绝不准吃空额。军队待遇优厚了，官兵手中有了盈余，就需求更多的日用商品，换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购买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第二，由于西征，需大批的军粮、军械，陕甘、新疆等西北地区是无力提供的，必须从内地各省源源不断地西运，这就先要开通道路，设立军运局、站。左宗棠当时开辟了东南、西南、东北三条运输线，与天津杨柳青关系最直接的是东北运输线，这条线又分两路，一路是从山西的汾阳县经陕西的吴堡县，再到绥德、靖边、定边进入宁夏的灵武再往西层层转运。另一路，从天津经内蒙的归化（呼和浩特市）到包头，再分为南北两路：北边经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到新疆的巴里坤，再运往新疆各地；南边经陕西绥德、定边到宁夏的灵武，进入甘肃的古浪（武威市）、肃州（酒泉市）到安西，进入新疆的巴里坤。其次是东南运输线，这条线在南方主要靠长江水运，也就是从上海至汉口，利用汉水运到襄阳，然后改为陆运，即从湖北省的樊城到陕西的潼关、西安、再经甘肃的通道进入新疆的哈密，这条线主要运输军械一类物资。货物进入新疆后，再从哈密运往巴里坤、木垒、古城子（奇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玛纳斯、乌苏、精河、伊犁等地。这些道路的开通，为后来杨柳青人去新疆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第三，设置买卖圈子。左宗棠所属部队平定陕西后，继续西征，进入甘肃后，越向西走越是荒凉。兵勇们除了吃饭，还需生活日用品，但是沿路荒无人烟，就是找到了有人聚居的宿营地，也往往因兵荒马乱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左宗棠抵定甘肃后，还要进军新疆，队伍集结在肃州。当时的肃州为战略要地，商人们因战乱而逃亡，百姓穷得衣不蔽体，店铺都不开门。在这驻兵五六万人，兵勇们买不到东西，不免有牢骚和怨言传出。翼长（指挥官）刘锦棠体察到这一问题，认为肃州尚属关内，情况都这般艰难，进入新疆后，恐怕情况会更糟，必须想办法解决才行。他便上呈左宗棠，在进军沿线军队预定驻扎营地附近，划出一块地方，设立买卖街，并提供官店住宿及运输等方便条件，使商贩们愿来经营军队所需商品，以稳定军心。这一呈谏得到了左宗棠准许，从而先行清兵在进军沿途设立官店，其实就是简易的棚屋，为临时兵营，以供后续部队和随军的运输及后勤人马歇脚食宿，并在较集中的兵营附近设立商贩经营区，当时人们称其为“买卖圈子”。凡进入圈内经营的小商小贩，必须事先到营务处登记，领取证照。还必须遵守圈内纪律，例如，不准探问军情；不准贩卖鸦片；不准宣传邪教异说；不准聚赌窝娼等。只要做到上述几点，就可以在圈内做生意，有时还能搭乘一段军车，捎带一些货物。随军做生意这种方式其实早在左宗棠率部进入陕西时就有了，这样的经营活动被人称为“赶大营”，但那时在驻军附近做生意的人并不多，而且流动性也很大。自从肃州的营盘有了较大规模的“买卖圈子”以后，吸引了很多陕西、山西、河北甚至四川、湖南的小商小贩前去随军做生意，“赶大营”的人络绎不绝，特别是军队进入新疆的哈密、古城子、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商贩们不仅经营针线、烟、茶等日用品，还为军队提供了急需的蔬菜副食品，帮助军队解决了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军队能够很快地打败阿古柏，这些小商人也有一份功劳。左宗棠收复新疆后，随军做生意的这种特殊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但是去新疆做生意的人却源源不断，人们还是习惯地称他们去“赶大营”，对去新疆谋生的人则称为“大营客”。
  天津杨柳青人也加入了“赶大营”的行列，首当其冲的是船工安文忠。具有冒险精神的安文忠抓住了这个特殊的历史机遇，成为杨柳青人“赶大营”的先导。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奉调向西北进军，第三年到达河北保定，在此设立大营，抽调各路兵力向西进发，军需物资也亟待运往陕甘。当时在黄河沿岸，船的运量很大，但因连年战乱，很难雇到船工。这时杨柳青的船工安文忠正巧拉纤到了白沟，他听说左将军雇船工，时间长，工钱也多，便欣然应募。这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安文忠，生于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祖籍浙江绍兴。其祖上原是做官之人，于康熙年间到了河北保定，后来卸职迁居天津杨柳青，务农为生。到安文忠父亲一代，改业为船工。安文忠弟兄4人，以他为长，安文忠成长的年代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侵入天津、北京，清政府腐败无能，一味地割地赔款，对内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举国上下，烽烟战火，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安文忠只读了一年书，才15岁就随父亲受雇于各船户打短工，经常食不果腹。左宗棠招募船工那年，安文忠只有16岁，为解饥寒，他随运货船队去了西安。在西安兵站等候卸货结算工钱时，见有人买了些小百货准备随西进的军队去贩卖，又听人说能赚不少钱。安文忠将结算的十几两银子也买了一付筐篓和一些小件日用商品，随军北上到了鹿州，后又到了甘肃的庆阳，果然这些地方小商品奇缺，生意很好做。这样，三年内多次往返于西安至庆阳之间，竟赚了好几百两银子。这年他快20岁了，离家多年，非常想念父母兄弟，就打点好行李银两，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杨柳青。家乡还是那么贫困，安文忠在家居住二年，做了一年多小买卖，获利微薄，生意很不好做，后来他又同别人搭伙使船贩运粮食，也是时运不济，半路上遇到大风翻了船，本钱全赔光了。不得已，又复去大西北，仍是挑着担子，沿着军运路线步行，边做生意，边向前进。约一年时间，到了肃州。这时左宗棠的军队已开拔新疆，安文忠也随军进了新疆，利用官店附近的“买卖圈子”摆摊售货，从此揭开了杨柳青人“赶大营”的序幕，杨柳青人便与新疆这块广袤的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柳青是天津西郊一个较有名气的重镇，京杭大运河及子牙河、大清河均流经此地，历代漕运粮械，商旅货物水运，多在此地存储装卸，并转运南北各地。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使其经济逐渐发达，又因盛产莲藕、鱼虾，也曾有过鱼米之乡的历史。随着酿酒、车船打造（马车、木船）、席篓编织、粮油加工、餐饮糕点等手工业的兴起，集市贸易繁荣、商贾云集。后来《杨柳青年画》、楹联等文化商品也驰名全国，加之荷花遍地、杨柳成行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来此地游览。明代著名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嘉靖二十九（1550）年春，乘舟北上，途经于此，曾留有诗篇《泊杨柳青》，诗曰：“村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春深水暖嘉鱼味，海近风多健鹤翎。谁在高楼横玉笛，落梅愁觉醉中听。”这首诗印证了当年杨柳青北国江南的美好景象。但是，繁荣的局面维持到清朝道光初年，两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天津、北京，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大举进攻，这一连串的战争灾难，这个津西名镇都无一幸免，其经济的衰败也就必然跟踪而至。连年的战争，苛捐杂税，弄得土地荒芜，商业萧条，手工作坊倒闭，失业者不断增多，就连原来比较殷实的工商业户的生活也岌岌可危了。这时，安文忠“赶大营”发了财的消息不胫而走，使那些挣扎在穷困潦倒境遇中的杨柳青人非常羡慕，而更多的人从此受到了启发。左宗棠稳定了陕甘和新疆的局势后，很多人效仿安文忠，挑着装有各种小商品的筐篓，远走他乡去谋生。后来闯出了点名堂，有了声望的除了安文忠之外，像周乾义为长的周氏四兄弟，还有贾绍山、杨绍周、郑子澄、韩绍棠等30多人，他们进入新疆后也多以经商或帮工为生，逐渐发展起来。光绪七年（1881年），安文忠第二次返乡，结了婚，并从津京置办了很多货物运往新疆，生意不断扩大。从此，天津杨柳青人都认为新疆是谋生的好地方，特别是灾荒之年，闯入新疆的杨柳青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三次高峰期，一是光绪三年（1877年）的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未收；第二次就是安文忠从新疆回家办货的第二年（1882年），河北省及天津一带的子牙河、大清河同时泛滥，大片土地和村镇被淹；第三次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又一次大水灾之后，这三次高峰中，又以第二次受安文忠的影响涌入新疆的人数最多。
  自光绪初年安文忠“赶大营”到新疆经商始，到民国十年之前，也即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50年期间，是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的兴盛时期，待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窃居大总统并复辟帝制，受到全国人民的讨伐，各路军阀也开始混战，北面外蒙宣布独立，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从天津杨柳青去新疆的几条要道有的被中断，有的路途中充满了危险，而且在新疆谋生也日益为艰，为此，去新疆寻找生活出路的人逐渐减少，至“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杨柳青人的“赶大营”之举，也即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