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杨柳青有句俗话叫“赶西北”，这赶西北指的是到杨柳青西北方向的外地去做买卖。远的是去新疆（赶大营），近的是去雄县新城的白沟镇和文安、固安、涿县、涞水、易县等地（也统称为赶白沟河）。去白沟河做生意要比去新疆的年代早得多。
  赶白沟河的杂货船每年只有八个月的运营时间，其余四个月为冰冻封河期，由农历十月到转年二月，还要再经检修后才开始运转，所以每年春节的销售旺季却是参加不了。多年来的这种情况，渐渐地引起了杨柳青握有资金的大商业主的关注。他们断断续续地到白沟投资建店。到清代末年，属于杨柳青人经营的大小店铺总有十几家，现将当时比较著名的字号简介如下：
  恒义源，是杨柳青河沿六街中段小渡口以东（今门牌153～159）一家老字号。资东姓王，也是全镇号称“八大义”家族的首户（在镇内外其他有广顺义、同兴义、天增义、天泰义等等）。他家是一个从江浙等省直接来货的大批发商，主要经营生漆、桐油、颜料、各种纸张、茶叶、红糖、白糖、明矾、信石、胡椒以及腐乳、绍兴酒等调味品和南烟等等。他家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在白沟镇创设分店后，每年营业额占总店的百分之六十，从而获得了超额的利润。其所用经理职工人员全是老成持重，从不投机取巧，因而博得了一个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信誉。民国后运河梗阻，各类货源多靠海运集中天津，他家守旧日的经营方法，从抓货源来看，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生意总是停在老路上。再加老资东死后，王作礼、王作瑞兄弟二人管业，对业务经验学习不足，缺乏具体知识，每年只看看结算清单，其他很少过问。好在家底大，又有土地等收入，解放前大部分迁往天津，营业亦收市结束。
  天丰号，系合资企业，经理姓安，住杨柳青天齐庙前，人称安五掌柜，自己有一大股，当地人称天丰家的买卖是：“上自绸缎，下至葱蒜。”集副食、食品、生活、生产等品类齐全的综合企业。他家有位糕点技师，会做一种膨化糕点“蓼花”，因为这种蓼花的第一工序各地食品店技师都掌握不好，因此天丰的蓼花很有名，后来就制成半成品叫“蓼花坯子”，把它切成小块，经过油炸，体积膨胀到十几倍，再在白糖中滚一下，即为成品，口感特别酥松细腻，经久不软。这种坯子就成了专利产品。民国十年（1921），这位安五掌柜年事已高，自己腰里也有几万元的家私，就将营业的大部分股盘兑出去。杨柳青人梁栋源、石少华，古佛寺的王少甫都有些微小股，正式的大股东是市里人，姓高。高在白沟呆了几年，又回到天津，由石少华继任经理。石少华共有四子，长子石毓泉被派为驻天津采购老板，王少甫来往于天津、白沟之间辅佐，大股东高某监督，生意依然干得很红火。
  明盛号，创始人姓周，这家也是在西北开业最早的老字号，周本一名运输工，自有独轮小鬼头车一辆，可推载四五百斤，为涿县上户运输货物，每十日一往返。杨柳青有座报恩寺，庙中住持与主县西峪寺监院僧是师兄弟，常有书信馈赠等往来，皆托周氏代劳。周到涿县也常以西峪寺为落脚地。后来，在庙僧支持下，遇有庙会周也自己采购一些货物在庙前赶会推销。年深日久，逐渐成为坐商。后在涞水、易县创设两个分号，因业务繁忙，大批货物先到大清河尽头的白沟镇，再等拒马河船中转涿县。遇有价格适宜，也可在白沟镇推销一部分。因此就有了“四大明盛”的称号。
  春毓永，最早为杜春第、杜春稠兄弟二人所经营。开业以来，自东自掌，杜春第在白沟经营管事，杜春稠在家采办托运。俗语说：“兄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二人锐意经营，生意越干越好，不几年营业已扩大了数倍。民国后杜春第病故，继由杜春稠自己掌管。一度在杨柳青后大街与大寺胡同拐角处设同兴栈，采办运往白沟商品。后因内河航运停止，南方货物全由海轮集中天津卸载，就又在天津市针市街隆顺里设庄进货。他任用了一位陈某为驻津采购员。陈某早年在市老茂生水果糖厂学过制造水果糖技艺，并认为进口洋糖价格比较低，质地洁净，虽不如国产蔗糖甜度高，但当时蔗糖还是采用土法制造，含有杂质，制作糕点必须先融化后，再将杂质过滤提纯，行业术语叫“提浆”，用洋糖可以减少这道工序。陈某后被提拔为管事经理，去了白沟企业又添了自制冰糖水果糖的经营。天津采购员一职换了杨柳青人张富春。张为人老练，把业务做得很出色，可与恒义源、天丰鼎足而三。张对颜料颇感兴趣，因而进货路子广泛，他和下行（进口洋商）及市内各大颜料庄的业务员、经纪人都联系很密切，在信息上很灵通。“七七事变”以后，人们都记得，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颜料都停止进口，行情扶摇直上。凡是手里握有颜料现货的都发了大财。因此东伙计议，抽出一定资金，大量买进。本来春毓永平时就注重颜料，又借此涨风机会，更做好涨价原因宣传，另一方面在每月运往白I沟的货船上，没有一次不装载大批硫化青、臭碱、靛蓝、阴丹士林、禅绿等，到白沟后出售也很快，不仅获得了大笔利润，还带动了其他物品的销售，扩大了业务。杜春稠于抗战后期去世，到现在他的部分后裔还在西北。
  富兴德，是一个中等户，比不上前列几家的买卖资金雄厚，开业也较晚。经理韩丹林是杨柳青人，文化程度较高，善于市场预测。“七七事变”后，他认为日寇说“三月内可扫清黄河北岸，一年内可占领全中国”的说法完全是梦话。战争一起来，就三几年不会解决他说：“以后市场茶和糖是俏货，但茶的叶片易氧化，不耐久存，糖价每斤只一两角钱，脱手容易，如果中国交通因战争被切断，光靠日本货是不行的。从此他在天津大量采购白糖，在白沟门市的营业室内，到处码满了了糖包，后来室内存不下，又租赁了几间民房存放。1939年天津大水灾，市内各货栈仓库大部分进水，存糖泡汤成了空袋子转年春季物价大幅度上涨，其中以粮油价格最为强烈，远远超过了糖类的比价。到了1941年日伪把白糖实行了限价出售，街面上有行无市，日本洋行在市内立了几个网点，每人限购一斤，价格八角。许多劳苦大众，由夜间去排队，到天亮后发一次顺序号，等到八点开始按号销售。但每个网点只卖二百人左右，就关门停售了。他们挤出的一斤白糖，舍不得自己享用，转卖给本市糕点餐饮业，每斤1.60元。杨柳青前大街有一家春义乡糕点店，经理姓孙，他因没有白糖做中秋月饼很着急，后经过许恩泉老先生（许伯年之叔，曾在白沟工作过）与白沟富兴德联系，搭船运来白糖一包，缓解了生产上的困难。富兴德从白糖大量买进库存，并又随销随进，至1939年天津大水灾后货源日渐枯竭，最后利润虽然都翻了几番，但比起玉米的价格涨幅（1942年夏，玉米每石670元左右，至1945年日寇投降已经到了2000元），他却是始料不及的。若以粮食折算，生意“虚赚实赔”，没等到抗战胜利，把货售完，也就清理歇业了。1943年韩丹林在天津谋得一教师职务，一直到解放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