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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有两条通道：一条是西北大陆上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向西过河西走廊，经塔里木河西岸，西抵地中海东岸，转至罗马各地；另一条为东部海上丝绸之路，由沿海港口起，通往东南亚、西亚、日本、东非及南美各国。大运河是把水、陆通道连接起来的金色纽带。通过“金色纽带”及“丝绸之路”，中国的大门向外打开，中国人与世界各地进行了较为频繁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留下一段段佳话。
  一、马可·波罗在天津
  马可·波罗（1254～1324年），意大利威尼斯人，世界著名旅行家，是欧洲与中国友好往来的先驱。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275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叔叔来到中国，当时只有二十一岁。他的聪明才智赢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尊称他“马可·波罗阁下”。他在中国的十七年中，走遍各大商埠、都会。他到苏州，称这个城市像他的家乡威尼斯；到杭州，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马可·波罗曾任扬州东宣抚使，官至副枢密使，多次代表朝廷出使异国。
  他曾两次到天津，对天津有深刻的印象。
  1282年，马可·波罗第一次到天津，当时天津称“海津镇”，地面盐碱化严重，“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当地百姓煮盐为生。忽必烈派马可·波罗到天津设置盐使司进行管理。马可·波罗先后到天津三岔口、芦台、汉沽、长芦等地了解百姓制盐情况，记录各地制盐方法，进而广泛传播，推动了天津制盐业的迅速发展。三岔口运河两岸，出现了“万户夹灶而居”的制盐红火场面。
  1292年，马可·波罗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钦差大臣，率六百余人的护送团护送公主阔阔真远嫁伊朗国王。护送团乘坐十四艘大船，从大都城南张家湾码头出发，经北运河到天津三岔口打尖歇脚。马可·波罗看到运河沿岸盐堆如小山，且洁白晶亮，便登岸询访盐民。盐民讲述了新的制盐方法，马可·波罗记录下来，并给予传播，使天津盐名声大振。这便是马可·波罗第二次到天津。后来他在《游记》中写道：中国制盐技术超越欧洲甚多。
  天津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友好使者，在运河（后称海河）岸边开辟了一个广场，取名“马可·波罗广场”，还称广场旁边的马路为“马可·波罗路”。
  二、郑和航海下西洋
  漕运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全国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早在宋徽宗年间，就造出了四十多丈长的大船，称“神舟”，载着两万余石（相当于一千二百多吨）粮米赴高丽国赈济灾民，高丽人“倾国耸观”，“欢呼嘉叹”。
  到元朝时期，造船业更为发达，航海技术有了更大提高，为明朝郑和航海打下了基础。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三个月（1403年），即命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下西洋，与各国进行贸易，相互友好往来，达到扬威四海的目的，形成万国来朝的盛况，在国内臣民的心目中留下英主临朝的印象；另一个秘密使命就是寻找在靖难中逃亡的建文皇帝。
  郑和（1371～1435年），原名马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十二岁时被明军掳出云南，后被安置到燕王府中，侍奉燕王。在燕王与其侄朱允炆争夺皇位的战役中，随燕王“出入战阵”，“多建奇功”，得到赏识，燕王赐姓“郑”，改名“和”，并提升为太监。郑和笃信佛教，受菩萨戒，法名“福善”。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由是称为“三宝（保）太监”。
  郑和接受皇命，自1403年始，先后七次出使西洋，航行十万余里。他先后到过东南亚、南亚、中东，最远到达东非的卜喇哇（今索马里）与阿拉伯半岛的天方（今麦加城），共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率领的船队，大船一百艘，小船二百艘。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42米多，阔十八丈合57米多，九桅十二帆，需二三百人驾驶。船队共有两万七千人，这是当时海上最大的船队。航船已使用精密的罗盘，绘制航海图。郑和航海图上指示的道路以文莱为界限，分东洋指针、西洋指针，这就是“东洋”“西洋”的来历。西洋是指今天的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如此规模和航海技术，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郑和比哥伦布航海早八十九年，比麦哲伦航海早一百七十六年。
  郑和所率庞大的船队满载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金银和铜钱，用来换取各地的象牙、香料、药材、染料等特产。因船载宝物，故称宝船。郑和所到之处，均能与人为善，平等交易，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如到占城，国王骑着大象，率领臣民，奏着鼓乐出迎，气氛隆重而友好。郑和向各国宣扬大明皇帝的威德，并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表示愿意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进行贸易往来。很多国家的国王、酋长派王室成员及使节随郑和船队来中国访问。
  文莱国王亲率王后、弟、妹、子女以及陪臣一百五十多人来到明都南京，受到永乐皇帝的盛情款待。后来文莱国王身染重病，希望死后葬于中国，永乐皇帝恩准安葬南京。其墓今日犹存，这是中国与文莱友好历史的见证。仅在永乐二十一年间，即郑和六下西洋后，各国使臣与商旅来到南京人数最多的一次达一千二百人。郑和下西洋，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郑和的随从、助手撰写了多部著述，记载了航海详情，丰富了中国的航海史、地理学，也成了今天研究六百年前中国与亚洲国家交往的重要文献。
  三、苏禄国东王墓在德州
  明朝永乐年间，朝廷三次派遣使团访问菲律宾群岛诸国。1417年，朝廷又派专使访问苏禄国。菲律宾群岛诸国曾先后十六次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明政府和西洋各国的关系十分友好。
  明永乐十五年，菲律宾群岛上苏禄东国酋长巴都葛叭答剌、苏禄西国酋长麻哈剌陀葛剌麻丁、苏禄峒国女酋长叭都葛巴剌卜等三人各率其眷属、大臣和侍从共三百四十多人访问中国，从福建泉州登岸，经大运河到达北京，会见大明皇帝。明成祖对苏禄国王来访非常重视，降旨沿途地方官员隆重接待，派专使到应天府南京龙江驿站专候，举行盛大宴会为苏禄国王接风。
  三位国王到北京后，永乐皇帝在奉天殿举行了隆重的会见仪式。三位国王向永乐皇帝赠送了珍珠、宝石、玳瑁等珍贵礼品，递交金缕表文国书。永乐皇帝按中国传统礼节，赠封巴都葛叭答剌为苏禄国东王，赠封麻哈剌陀葛剌麻丁为苏禄国西王，赠封叭都葛巴剌卜为苏禄国峒王，并回赠了印诰、袭衣、冠带、仪仗器物等礼品。会见后，永乐皇帝又在谨身殿设国宴招待，皇太子作陪。席间，皇宫乐队伴歌献舞，气氛十分热烈。三王在北京逗留了二十七天。临行前，永乐皇帝“各赠玉带一条，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锦纹绮二百匹，绢三百匹，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
  苏禄国三王一行于九月初启程回国，乘船沿大运河南下。永乐皇帝特派专使护送。九月十三日，船行至德州安陵附近，苏禄东王不幸病逝。
  消息传到北京，永乐皇帝甚是悲哀，派礼部郎中陈世启带着祭文赶往德州吊唁，并为苏禄国东王举行隆重葬礼，按中国礼制在德州北部造了陵墓，以垂永久。祭文赞誉东王“聪明豁达，赋性温厚”，肯定了苏禄国东王对两国友好往来做出的杰出贡献，“贤德芳名，昭播后世，与天地相悠久，虽死犹生”，赐谥号“恭定”。按中国礼节，王妃、王子、随从等十余人守墓三年。东王妃在中国住了六年，曾回国一次，因眷恋中国，于次年带着王子返回中国，长期居住下来。
  东王去世第二年（1418年），明廷又在东王墓前修造祠庙，立起高大的苏禄王石碑。永乐皇帝亲自撰写碑文，盛赞苏禄东王的功绩，“光荣被其家国，庆泽流于后人，名声昭于史册，永世而不磨。”
  东王墓建成后，朝廷又赐祭田二百三十八亩，永免地税钱粮。留下守墓的东王子孙，每人每月由国家发给俸粮一石，另给布花钞贯及生活用品。因其子孙信奉伊斯兰教，又在墓西南侧建造清真寺一座。明末顾炎武的谒墓诗有“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之句，清人程先贞留题“万里游魂至此方，丰碑犹自焕奎章”，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菲律宾友好使者的悼念之情。
  清廷亦十分重视东王墓的祭祀和修整，每年春清明、秋中元，由山东巡抚、德州知府亲临祭祀，修葺墓地、神道、庙宇、碑亭、牌坊。对守墓族人中稍通文墨者，予以封官晋爵。王妃、王子及王室侍从数十人，俱享受朝廷俸禄并世代相传。东王子孙至今已繁衍至十九世，共一百二十余户，四百六十多人，所居村落称北营村。
  新中国成立后，东王墓已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张家湾的琉球国友人墓
  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起，日本群岛上的琉球国就与中国有官方往来，民间贸易也很频繁。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琉球国不断派使团来到北京，向大明王朝称臣，求得庇护；选派留学生来华学习汉文；同时派出船队进行贸易往来。所取进京路线是：在福州登岸，转到杭州乘船经大运河直抵通州张家湾皇家码头，上岸后乘轿或乘车进京。
  张家湾当年是一座富庶美丽的文化名城，是温榆河、通惠河、白河等五条河流交汇之处，宜耕宜牧，可渔可狩，是鱼米之乡和游览胜地。
  琉球人很喜欢张家湾，觉得运河连着他们家乡。明清的几百年中，琉球的使官和一些留学生在华病逝，要求埋葬在张家湾，得到皇上恩准。按中国礼俗在墓前立碑，此处便成了琉球人的墓地。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琉球国朝贡副使杨联桂出使中国，当年病逝于京城。康熙皇帝遣史官致祭。一位叫蔡宏训的官派留学生，在北京国子监研习汉学，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病逝，也葬于张家湾。至清朝末叶，这块墓地共葬十二位琉球人，其中官员七人，留学生五人。
  为保护这块墓地，清雍正三年，皇上降旨，在墓地旁竖一石碑，训令通州地方官员经常巡查，严禁破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家湾人痛恨日本人的侵略罪行，将琉球人的墓碑推倒。
  其实，琉球与日本并非同一个国家。清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用武力吞并了琉球国，后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
  1991年，日本冲绳县百人友好参观团来中国，他们沿着祖先的足迹，乘船到福州登岸，步行到杭州，沿大运河水陆兼行北上，到达张家湾，寻找祖先的墓地。他们听取了通州文管所负责人讲述墓地建造和保护的历史，观看了碑文，颇受感动。1992年，冲绳旅游团再次到中国，从杭州骑自行车沿大运河北上张家湾。此次，他们带来很多资料，与当地人畅谈琉球人与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友谊。
  五、荷使初访中国记（摘录）
  约翰·尼霍夫，荷兰人，公元1655年，随荷兰使团来中国。7月19日，自荷兰巴达维亚外港乘船出发，8月18日到达虎门，在广州停留下来。1656年3月17日离开广州，沿水路北上，陆行过大庾岭，进江西，沿赣江北浮，经吴城镇，入鄱阳湖，再入长江，至扬州驶入京杭大运河北上……7月4日到达天津，12日到达通州，在张家湾码头登岸，清政府派官员迎接，由陆路至京。10月2日谒见顺治皇帝。
  1657年3月14日使团返回荷兰，访问历时二十个月零十七天。
  尼霍夫在进京途中，对沿途城镇的风景、地貌作了细致的观察，对各地河川、城堡、寺庙、宝塔等都有详细记载，并绘制插图一百多幅，形象逼真。当时的很多景物今已不复存在，但在尼霍夫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原貌。
  下面是荷兰使团自天津到通州张家湾沿途记录片段：
  四月七日，我们在著名的城市天津城前抛次锚泊船，以便在那里过夜，并准备以后的行程。该城距静海县一百二十里，城区呈正方形，比巴达维亚城稍大些，又有一道二十五尺高的城墙。城墙上有垛堞，垛堞后的通道宽达八步，但没有炮台。郊区非常大，从城区向八方呈放射形展开，建有漂亮的房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前往高丽、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戎克船和其他大船。这些船给这个城市带来了生意兴隆的盛名。城市附近还有空旷的沼泽地。在多雨的夏天，地上大面积积水，有几条河流在此处汇合，形成一个三岔交汇处，城堡就建在这个交汇处……
  七月十一日，我们沿北运河来到河西务，此地距天津城一百八十里，位于运河西岸。该城方圆步行半个小时，有一道城墙，郊区沿运河西岸伸展颇远。所有前往北京的船都必须经过此地，再次缴纳通行税，所以这个小城非常有名。使臣阁下在此受到热烈的款待。当地长官还在他的府第隆重宴请使臣。二位使臣为了在礼节上往来，也回赠他们一份小礼物。即使如此，他们仍希望得到几小瓶玫瑰水，使臣阁下也就乐意派人送去玫瑰水。
  七月十二日，我们经过漷县，这个小城，距河西务六十里，位于运河西岸。
  当天，使臣阁下到达张家湾的皇家专用码头。张家湾离漷县六十里，位于大运河北端，该地人口众多。有一个防御用的坚固城堡，城中央有一座漂亮的牌坊，用石灰色石头建造。城南有一座五拱洞的石桥，桥两旁都建有房屋。该城长二百四十步，所有运往北京的货物都在此地或通州卸下，专用驴子和大车运载，经陆路转运到北京。很多驴子和大车常在此地等待运送货物……
  《荷使初访中国记》是约翰·尼霍夫所著。1989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由荷兰人包乐夫和中国的庄国土合著。书中收录了尼霍夫的原著，并对原著作了详尽的考证和注释。
  六、外国商人栖身济宁
  山东济宁是大运河“南北要冲”。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不久，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分住在五十多条街巷，以回民居多。他们大多经营皮毛业，行栈多达八九十家，并创出名牌产品——路青猾皮。
  1322年，意大利人鄂多立克来中国经商，自广州登陆，经福州到杭州，从杭州乘船沿大运河北上。鄂多立克对所经的商贸城镇做过调查，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记录了在济宁目睹的情况：
  它也许比世上任何其他地方都生产更多的丝，因为那里的丝在最贵时，你仍花不了八银币就能买到四十磅。该地方还有大量各类商货，尚有面食和酒及其他种种好东西。
  在运河沿岸活动时间最长的，应数日本勘合贸易使船。他们十一次组成大规模船队来华贸易。这些船队由政府勘合，地方官员接待，往返途中“凡是要地，皆营贸易”。日船先将货物卸在沿河各码头或发往重要城镇，由当地政府派员监督销售。日本商船在返航途中再沿线收取货款，顺便购买当地纺织品和土特产品带回国。除了官方贸易，勘合船所到之处，也同私人进行小额贸易，但须由地方官员监督。
  乘坐日本勘合船的，除使节和商人，还有僧侣和文人。他们来中国以游学为目的，从事文化交流活动。济宁的名胜古迹是他们驻足的地方。担任日本勘合船使节的著名高僧庵桂悟、策彦周良等都曾多次游历济宁寺庙、宫观。日本画圣雪舟扬“漫游齐鲁之间”。这些文化名人受到齐鲁文化的熏陶，同时也传播了日本文化，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七、利玛窦进京记
  利玛窦（1552～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十年（1582年）来华，历游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二十九年（1600年）始定居北京；三十八年（1610年）病故。在华生活二十八年。
  利玛窦在华著述甚丰，并遗有《日记》，详记其在中国见闻和生活起居。其中第四卷记载了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夏，首次进京沿途所见，兹节录于此，从中可略见明代京杭运河运营之一斑。
  南京至北京的水路，沿途经过江苏、山东、北直隶等许多著名城市。除此之外，运河两岸有许多城镇、乡村和零散的农舍，都是人口居住区。在旅途中，无论船停泊哪里，供应都很充足，诸如米、面、肉、鱼、水果、蔬菜、酒之类的食物，比比皆是，价格也很便宜。通过运河，人们把大量的木料，如大梁、高柱、平板，运到京城。这些木料将用于皇宫的建筑，尤其他们遭到火灾时——据说当时三分之二的皇宫被烧毁。整个旅途中，神父们看到沿岸几千名纤夫步履艰难地拖着长蛇般的木筏，木筏是由一根根大梁扎成的，后面还拖着其他木料。他们有的一天要行走五六意里（1意里约合5华里）。木料来自中国遥远的四川省，将它们运到京城有的需要两三年时间。木筏中每根大梁要耗金三千之多，有的木筏长达两里。比起石头，中国人更喜欢用砖块，建筑皇宫用的砖块是从一千五百里以外的地方驳运而来的。运载这类材料的船只，日夜不停地行驶，人们在这条运河中所见到的如此之多的建筑材料，不但足以盖一座皇宫，而且还可以另盖一座完整的村落。
  京畿地方物产贫乏，为满足中国皇帝奢侈的生活，江南各省每年都要向皇帝进贡他所需要和他所想要的一切东西，如水果、鱼、米和做袍子用的丝绸料子等六百件贡品。所有这些都必须限期运到，否则押运的内监官员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运输贡品的船叫“快船”，通常由八艘到十艘组成一支船队，由内监押运。船队行驶得很快。一年之中只有夏季才是漕运的季节，因为这时水位高，大概是河水发源地山上覆雪融化的缘故吧。盛夏季节，进贡的食物未运到京城就要变质，因为他们在路途上要耽搁一两个月，所以贡品必须用冰保藏。然而冰块是要逐渐融化掉的，因此在沿途几个固定的口埠，设有许多冰库。这样，“快船”由于冰块源源不断地补充，贡品运到京城还很新鲜。有的内监为了牟取私利，将船舱空出，租给商人。
  这次旅行，沿途经过的大口埠有：江苏扬州、淮安、山东济宁、临清、天津、北京
  在中国人看来，将所有的贡品全部装入一条船，是对皇帝不尊重的表现，必须把它们分开装运，似乎这样才算更尊敬些皇帝本人由于其他的原因，对此不予过问无数装有贡品的船只正络绎不绝地驶往京城，许多船只都没达到满载的吨位，商人乘机用很低的租金租借空舱这样．可以向京城提供当地没有生产的许多东西，互易所需，减少京城向外地的必要求援因此有人说北京什么也不出产，而北京什么也不缺乏
  虽然神父们同尚书（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译者注）的随员乘一条船，并且单独住一个船舱，但是由于连续的暑热，旅途中他们一个个相继病倒不过……在到达京城前，他们均已痊愈到了山东省，船进入一条与其说是天然的，不如说更像是人工开凿的河道这条河道即运河，离京城很近，其附近的口埠就是天津。傍依天津又有一条源于北直隶，确切地说是东北的河流通过这两条河汇合后，只需一天时间就可流入渤海湾。这时由于日本已入侵朝鲜，所以皇帝特派钦差总督掌管天津口埠，由他统率这里的大兵船，准备赴朝援助整条河停泊的都是兵船，船上满载兵勇他们乘坐的“快船”毫无阻挡地从它们中间通过
  最后，他们不是在码头，而是在离京城尚有一天路程的河岸（通州——译者注）登陆。这里有一条运河（通惠河——译者注）通到城内，但是为防止船只堵塞河面，只允许运输贡品的“快船”来往，其他货物由大车、马驮和人背进城里神父们进城时间非常凑巧，正赶上圣母诞生节的前夕（1598年9月7日——译者注），这真使他们欣喜若狂，再也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看到基督教的信仰，终于飞越四海，传到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她的传播者也来到了帝国的首都从澳门到广州需要两天时间，从广州到北京，即我们所经过的全部里程，若按中国里程计算，其全长：广州至南雄1170里，南雄至南昌1120里，南昌至南京1440里，南京至北京3335里，总共7065里，合1413意里。
  八、英使觐见乾隆帝
  马戛尔尼（1733～1806年）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首次来华外交使团的全权特使，斯丹东为副使。英国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后，逐渐成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强国，疯狂向外扩张势力，掠夺财富，开辟殖民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是他们理想的市场。
  清政府对于汹涌而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一直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才置定海海关，中英民间贸易始来互市，至雍正三年（1725年），贸易数量已相当可观。英商运来羽纱、哆啰绒、哔叽等毛织品，金属制品和印度出产的棉花；运走中国的茶叶、生丝、土布、陶瓷、大黄等销往欧洲。至鸦片战争前几年，中国一直保持贸易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这让一心掠夺廉价原料、牟取暴利的殖民者难以忍受。于是，英军入侵东印度，在孟加拉国强迫农民种植罂粟，生产鸦片，企图用大量走私鸦片来弥补贸易赤字。英国首先派英印总督通使西藏，以求贸易互市，妄图以此为缺口打开中国大门，而班禅却以奏请皇朝不允为由拒绝。清乾隆二十四年，英商洪任辉又来到浙江，向巡抚庄有恭要求开放宁波港口，被驱逐出境。洪任辉又窜到天津，向清朝投递文书，再次要求到宁波贸易，乾隆旨派专人向外国人宣布：“中国的东西，你们需要的很多；你们的货物，中国可有可无。宁波不准再去，去必驱逐。”至此，洪任辉秉承英政府意旨，名为通商贸易，试图开辟殖民地的企图又一次宣告失败。
  英国殖民主义者并不甘心失败，经长期策划，国王乔治三世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派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庞大外交使团来华，名义上是为乾隆皇帝祝寿，真实意图是要求清朝开埠通商，并搜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进一步掠夺和侵略做准备。
  马戛尔尼使团的随员中有军官、医生、机械技师、测绘员和画家等135人，1792年9月26日分乘“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三艘船从朴茨茅斯港出发，绕过南美洲，于1793年7月25日到达天津大沽口。乾隆皇帝闻讯，自以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颁诏：“英吉利万里远来，遣使纳贡，甚为恭顺。”便派长芦盐政瑞征以优相待，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到大沽去迎接。当时乾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马戛尔尼从天津登岸经北京去热河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在万树园接见了特使和秘书。马戛尔尼将贡品天文地理仪器、地球日月座钟、天球全图、地球全图、英王室印画图像、金线毯、机器车等十九件套献给乾隆皇帝。乾隆帝大悦，招待更盛。英使每到一处便受到极豪华款待，马戛尔尼惊讶地说：“食物之丰盛，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副使斯丹东连声感叹：“这种慷慨的招待，除了东方之外，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也是罕见的。”九月十五日使团应邀参加了乾隆皇帝八十三岁“万岁庆典”。庆典后当马戛尔尼拿出外交照会，郑重提出英商船要在舟山、宁波、天津、广东等地登岸经商；在北京设六行；在舟山划岛供英商居住；在广州划地，任英商自由往来；减免从澳门运往广州英货税收；将中国税则颁发给英商一份这六条要求时，乾隆帝才恍然大悟，愤懑不已，随即逐条批驳，给乔治三世复信：“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舟货物以通有无。”并指出：舟山海岛与广州居住一节，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坚决不允。遂通令沿海各口岸、要塞、督抚加强戒备，严防英人侵占。
  乾隆皇帝照常规颁赏给马戛尔尼国书和礼品后，不再理睬，只派大学士和珅、福康安与之周旋。在陪同游览中，马戛尔尼趁机再三提出谈判，机敏的和珅却把时间都安排在游览松鹤斋、东宫、万壑松风等景致上，一会儿游玩绿茸成茵、麂鹿成群的狩猎场；一会儿回转在宏丽的外八庙，不管走到哪里，只谈山水风光，只字不提邦交与国事。马戛尔尼一行在承德行宫游玩了十几天，一无所获。回北京后，马戛尔尼再次急切地向和砷提出两国互派使节事宜，和珅却以“天朝的规矩从不向外国派使臣，外国派来的贡使也不许久住”作为回绝，并重申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国书中末尾的警告：“如果英国商船开到浙江、天津上岸交易，当地官兵就立即驱逐”。
  马戛尔尼使华计划件件落空，彻底受挫后，只得由清廷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于9月5日离华回国。但是，他们在中国期间，所到之处，山川河道、港湾岛屿、交通地形、城防堡垒和军队配备无不加以考察、测绘，《临清塔湾景图》就是其中一幅。
  《临清塔湾景图》，选取乾隆年间临清土城怀朔门外一角，采用中景透视绘制，其图比例准确、造型逼真，以笔触细腻的西方铜版画手法，自远而近，自小而大，明暗相宜，将舍利塔置于画面中心，塔北有永寿寺，塔南有莲花庵、土城墙、怀朔门，土城内隐约可见净宁寺弥陀寺、清真寺东寺；运河之上绘有北水门、漕运帆船，还有渡船、渔船。人物绘有僧人、道士、香客、舵工、艄公、渔夫及观赏河景、游赏风光的众多人物。整幅画时代感强，贴切自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真实记录了乾隆年间临清城北一带的人文景观和社会景观。
  收录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中的，除了《临清塔湾景图》外，还有天津、济宁、苏州、广州等景图，及《京津地理图》《京津水系图》《运河漕运船闸图》《清军海防武装守备军人·火炮及军事瞭望塔图》《清朝驿站传递圣旨图》等。涉猎的范围从国民经济、自然资源，到海陆交通、军事国防，无所不及，从中不难看出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显然不单是发展贸易关系，而是负有考察中国国事军情的重要使命，是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制定侵华的“炮舰政策”提供可资蓝本和必要准备的一次蓄谋已久的外交活动。因而，记录此次外交活动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受到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极大重视，仅仅时隔两年，就由英使团副使斯丹东编著付梓，出版后，一直为英廷所秘藏。后来法国传教士千方百计得到此书，法国政府分外珍惜，作为实测图深藏内府，秘而不宣。而中国，直到成书二十一年后的民国六年（1917年）才由刘半农翻译，中华书局出版。
  《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的编绘者，在对临清及沿运河“河流系统作了饶有兴趣的研究”的幌子下，究竟干了什么勾当呢？书中引述英王给乾隆帝的信，伪善地说，他们遣使来华，目的绝非谋求扩充本国领土，亦非谋求获得外国财富，而只是为了“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平”的辞藻终究掩盖不住侵略的野心，在他们写给本国统治者的密折中，毫不讳言地道出端底：“看来有一条河道——不必怀疑——可以进入中国的著名海港天津。从天津到北京……通过此路发动战争……”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果然，此书出笼四十四年便爆发了鸦片战争。又十四年，英军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拉开了殖民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序幕。
  九、淮阴的琉球国郑文英之墓
  日本的冲绳县，史称琉球国。古时，琉球国周边有三道深沟，沟中环以流水，沟边设栅栏，环栅栏附近密植带刺植物，视以国界。琉球人以刀、弓箭为兵器，看月亮圆缺计时。
  明洪武年间，琉球国与中国保持着从属关系，经常派使者到中国来朝贡，派留学生学汉文，民间贸易往来频繁。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琉球国使者郑文英（中国译名）来中国朝贡，经大运河进京，在经过大运河“孔道”淮阴时，不幸因病卒世。淮阴地方官上奏皇上，朝廷下旨，按当地葬俗予以厚葬，使用上等棺椁装殓，墓地立一通石碑。正面碑文铭刻：琉球国朝京都事讳文英郑公之墓。次年增建碑亭一座。
  据考，京杭大运河沿岸，有多处琉球国人的陵墓及墓碑。明代吏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在题寄郑文英碑亭的诗中云：
  楚地山川南北会，汉槎①风月往来频。
  他年石上看名姓，多是东曹奉使臣。
  如今，郑文英墓保存在淮阴县图书馆院内。
  十、扬州的伊斯兰普哈丁墓园
  扬州古运河东岸，有一座普哈丁墓园，俗称回回堂，亦称巴巴窑。始建于南宋，明、清两代多次重修，至今保存完好。
  早在唐代，伊斯兰教传入扬州。唐上元元年（760年），居住在扬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有近千人。
  普哈丁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裔孙。南宋年间到中国传教，在扬州创建礼拜寺。普哈丁于1275年病逝扬州，安葬在城内运河岸边。当地人很尊敬这位阿拉伯的友好使者，为他建造了阿拉伯风格与汉民族风格相结合的墓园。
  墓园大门面向古运河，河边筑石堤。门堂三间，进门是石阶甬道，石阶两旁，装有浮雕石栏。甬道直通墓园门厅，门厅上方嵌有“天方矩矱（huò）”四字石额，意为来自天方阿拉伯人的楷模。
  厅南是三间坐西朝东的清真寺礼拜殿，殿内设置凹进的窑殿，并绘有拱门图案。这是穆斯林做礼拜的场所。殿南有水房，供穆斯林“大净”和“小净”。北侧为墓园，东墙嵌有《先贤历史记略》碑文，记述普哈丁来扬州传教的事迹。
  普哈丁墓为砖石结构，平面方形，四角攒尖式筒瓦顶，四面砖墙，每面开一拱门。内上部为圆顶，墓在中央地下。地上有石筑墓顶，长方形叠石，四周刻《可兰经》，间以缠枝花团。外壁上嵌着清雍正年间“西域普哈丁先贤之墓”的石刻。在墓园入口通道内，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立的普哈丁传记石碑。墓园内还有南宋至明代来扬州传教的阿拉伯人墓；1927年，在扬州南门外发掘出的元代阿拉伯人墓碑八块，也移放在此。
  新中国成立后，普哈丁墓一直是我国宗教对外开放活动的场所。今天，为扬州市名胜之一。
  十一、鉴真法师东渡日本
  鉴真，688年生于江阳（今扬州市），俗姓淳于，十四岁随父亲到大云寺出家，从智满禅师为沙弥。十八岁，随道岸“西游二京长安、洛阳，究学三藏”。二十一岁，在长安实际寺随弘景律师登坛受具足戒，更从道岸、弘景、融济、义威、远智、大亮、全修、慧策等高僧，探求佛典、建筑、雕塑、书画、医学、音乐等方面的知识，并进入皇宫“太医署”学习，著述《佛性论》《顺义说》，抄写佛经一万一千多卷，修靠边寺庙八十余所，塑佛像无数，讲授佛教律宗经典遍及四方，“登坛讲律，穷本探源，宣扬弘法，僧俗愧之不如”。二十七岁，回扬州大明寺；是年夏主持大明寺法会。此后，在扬州兴戒坛，缮道场，建寺舍，造佛像，修塔宇，讲法阐律，写经刻石，广施医药，普济众生，为四万余人受戒。四十六岁时，成为道岸、义威之后的一方宗首，江淮僧俗归心，仰为“江淮化主”。
  唐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来大明寺叩求一传戒师“东游兴化”。有僧人认为“沧海茫荡，百无一至”。时已五十五岁的鉴真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遂慨然应允，愿随者多人。唐天宝二年第一次东渡，因僧人如海挟怒诬告，未能成行，所备船只和物资全被官府没收；当年冬又进行第二次东渡，因遇风浪，船毁物沉，被明州宁波官府救至阿育王寺；唐天宝三年秋，谋划从阿育王寺进行第三次东渡，结果海船被风浪送至振州（今广东）崖县南，只得登陆北上。此次东渡，鉴真因患眼疾双目失明；其后，鉴真再次谋划渡海，因扬州僧众请求官府截留鉴真，未能成行；此后，他又率弟子欲取道温州、福建登舟航海，终被官府阻拦，护送回扬州；唐天宝十二年十月，日本遣唐使团回国，特来扬州邀请鉴真东渡，鉴真欣然前往。历时一个多月，抵达日本阿多郡秋妻屋浦（今日本九州岛）南部鹿儿岛之秋目浦，由延庆师引入太宰府。
  次年二月，鉴真一行入京奈良，安置东大寺。日本天皇下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大和尚。”并敕授“传灯大法师”位。四月，于奈良卢舍那殿前立戒坛，为圣武天皇、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等授菩萨戒，后为沙弥澄修等四百四十余人受戒，又为旧大僧灵福、道缘、忍基等八十余人，舍旧戒后重授具足戒，是为日本佛教徒登坛受戒之始。
  唐乾元二年（759年），鉴真率弟子普照、思托等在奈良建成唐招提寺，遂由东大寺移居于此，传布律宗，招提寺遂成日本律宗之祖庭，鉴真亦有扶桑宋太祖之称。除弘扬戒律外，鉴真还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等介绍到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鉴真精“医方明”，济人无数，淳仁天皇曾使其辨药之真伪，他以鼻辨之，一无错失。光明皇太后有疾，鉴真“所讲医药有效”。著有《鉴上人秘方》，但书已散失，尚有少数药方传世。广德元年（763年），弟子忍基等为鉴真模影立像；是年五月六日，鉴真结跏趺坐，面西而卒。广德五年，日本国使遣唐，扬州诸寺僧人闻鉴真圆寂，同着丧服，向东举哀三日，并于龙兴寺设大斋会。
  十二、寒山寺珍藏日本青铜乳头钟
  位于大运河畔的苏州寒山寺，虽属一中型寺院，但因有唐代张继那首千古绝唱《枫桥夜泊》而名扬天下：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寒山寺，始建于南朝的梁代。唐初诗僧寒山曾在此任住持，故名寒山寺。寺里的钟声每天于子夜万籁俱寂之时敲响，引人遐思。
  804年，日本高僧云海法师漂洋过海，来华求法。他读到《枫桥夜泊》那首诗，特意乘船经大运河到苏州，拜谒寒山寺，并与寒山寺的住持法师切磋佛经。每天夜晚他洗耳聆听寺里的钟声，领悟到诗情与禅韵。回国后便宣扬寒山寺的钟声及张继那首《枫桥夜泊》诗。后来日本僧侣来中国求法，无不到寒山寺来拜谒，聆听钟声。
  唐朝末年，寒山寺毁于兵火，寺中的大钟也被兵匪盗走。后寒山寺屡修屡毁，悠扬的钟声再也听不到了。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京杭大运河畅通，苏州经济迅速发展，佛教再度兴盛。一些豪商大贾和佛教信徒，自愿捐银，重修寒山寺，同时铸造一座巨钟，夜半钟声再度响起。不久又因海上倭寇猖獗，进入内地骚扰，苏州遭到洗劫，寒山寺再次被毁，巨钟又被倭寇盗走。传闻这口巨钟已流落到日本，又传闻，巨钟被倭寇砸毁，打造了枪炮。
  此事引起日本佛教界的重视。日本高僧山田寒山云游四方寻找巨钟，一无所获。于是他倡议日本佛教界人士捐资为中国寒山寺铸造巨钟。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山田寒山挑选一批优秀工匠，依照中国唐代寒山寺巨钟图样，精心铸造一座青铜乳头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寒山寺又一次重建，江苏巡抚督造铁钟一座，悬挂在钟楼内。巨钟有一人多高，外围三人合抱，重两吨，钟声洪亮悠扬，余音袅袅。日本佛教大师山田寒山借此机会，率一批僧侣将新铸的青铜乳头钟送到寒山寺。
  这口青铜乳头钟至今珍藏在寒山寺大雄宝殿内。它凝结着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
  十三、径山寺——日本茶道圣地
  浙江省余杭县城西北二十五公里，是天目山的东北峰。山上有东、西两条小径，盘曲上达天目山而得名“径山”。径山上建有寺庙，名为径山寺。
  日本天平元年（729年），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禅师，在杭州天台山国清寺研习佛经。归国时，从天台山带走了茶籽，试种在日本滋贺县。最澄禅师徒弟空海法师回国时，又将茶籽及制茶工具茶石臼带回日本，从此中国种茶饮茶习俗在日本传播开来。
  1168年、1187年，日本佛教临济宗的创始人荣西禅师两次来华，在杭州天目山径山寺承习临济禅法，喜饮径山茶，认为饮径山茶可长生不老。他回国时，再次把径山产的茶叶、茶艺、茶具带回日本。晚年著《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强调“茶是养生仙药，有益寿之妙术”。还根据径山寺院的茶道，制定了日本的饮茶礼仪，将中国茶宴演变为日本茶道。后来日本茶道成了世界上最隆重复杂的茶礼。荣西禅师被奉为日本茶祖。中国径山寺被日本人称为茶道圣地。
  20世纪70年代，一个日本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指名要去径山寺茶道圣地，可是径山寺已被毁坏，而且道路不通。但代表团要求到径山寺附近去看看，能见到遗址也好。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按代表团的要求，将汽车开到通往径山寺的公路尽头，指着一个遥远的山头说：“那就是径山寺遗址！”日本代表团成员听后，个个脸上现出庄重的表情，不约而同地朝那山头跪下，向茶道圣地合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