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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字从水从曹，是指用军曹押船行水运粮。“漕运”创始者秦始皇，为伐匈奴，而“飞刍挽粟”①。之后，朝代几经更替，但历代统治者都把治河通漕当作国命民脉，在保护、改造、利用运河遗产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治河、漕运水平，运河航运不断发达，形成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的漕运兴盛时期，促进了中国南北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一、唐代——创造开元全盛日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成了唐王朝建国后所必需的基本建设工程，这一巨大的工程基本满足了唐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唐代历经二百八十九年（618～907年），二十位余皇帝都不惜财力，对庞大复杂的大运河水系进行改造，确保漕运畅通。
忆昔开元全盛日 唐朝初期，南方漕船将大批粮米运往京城——长安，漕船要在洛阳以西溯黄而上。为避三门峡“鬼门”之险，朝廷在黄河与洛水两岸修建很多仓储群，储存漕粮，再用骡马驮运至长安。当年著名的仓储群有河阳仓、柏崖仓、集津仓、洛口仓、回洛仓。一般仓群储粮三百万石，较大仓群在千万石以上，依山而筑的洛口仓，储粮一千二百万石。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开凿了三百里长的开元新河，绕过“鬼门”三门峡，漕粮直接运到长安城东的广运潭，每年运抵唐玄宗李隆基画像四百万到七百万石。出现了吴舟楚帆、连云碧水的盛况。长安城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有一百多万。长安城周长三十六点七公里，城内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保存下来的明代西安故城的十倍。城内街道笔直，南北大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均划分为方格形，共一百〇八坊。城内北部居中的地方是宫城，内有太极殿，称“西内”，是皇帝与大臣议事的地方；城外东北部有大明宫，称“东内”，宫内麟德殿是宴请国宾的地方；城内东部有兴庆宫，唐玄宗和杨贵妃曾住在这里，时称“南内”。这三大内，即三大宫殿群，规模宏伟，同北京的太和殿不相上下。长安城北是广阔的皇家禁苑。
长安城内的商业区分东市和西市，市内有“井”字形街道，店铺林立，四通八达，每市各有二百二十行。日当午时击鼓三百响，店铺落板，市者云集。来自亚洲各地的使节、商人数以万计。市井中，异货山积，百物俱全。待红日西沉，鸣钲三百响，店铺上板，市者疏散，闹井悄然。
从商贾的富有亦能看出盛世景况。长安城里有一富商叫邹凤炽，他曾上疏朝廷，欲购终南山。终南山是秦岭山峰之一，长安城南的屏障，山上林木如海，风景秀丽。邹凤炽愿以树木计价，每棵树付一匹绢。他夸口说，山林有尽，臣绢无竭。普通富商尚且如此，国库的富足可想而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一斑。大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①。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②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③出。
齐纨鲁缟①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蓟城的繁荣 蓟城（今北京），战国时期是燕国国都，东汉为幽州治所，隋朝设涿郡治所，唐朝升为大都督府（全国五大都督府之一）。初领辖八州，后增领十六州，还统辖安东大督护府，即管辖东部边镇各邦国部族。总领辖相当于今河北、辽宁两省及山东、河南、吉林、内蒙古的一部分。
蓟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海运、河运都很畅通。舳舻如蚁，漕船一次可运粮百万余石。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后出塞》诗中有所描写：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②，照耀舆台躯③。
大运河发展了官方的运输和商贸，也刺激了民间贸易，不论浮海还是沿河，官民商船及大批漕船自南而北，抵达的主要目的地是蓟城，蓟城成了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从江淮以南运来的丝、米、茶、糖、布帛等，从塞北运来的耕牛、战马、毛皮、革角等，以及本地所产的粮、鱼、盐、枣、栗、铁、石等均在此交易或转贩。当时蓟城东西宽七里，南北长九里，周长三十二里，开十门，城北设大市场，称幽州北市。市上店肆林立，行当齐全，各行开设若干作坊。前来交易的人填街塞巷，熙熙攘攘。除汉人外，还有奚人、鲜卑人、契丹人、高丽人、突厥人等，一派民族和睦相处的繁荣景象。
扬州的富饶 扬州地处长江下游的北岸，是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始筑“邗城”，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在邗城基础上二次筑城，因四周多丘陵，故又称“广陵”。
扬州繁华起于隋代。隋炀帝杨广曾任扬州总管，统领军政大权。继皇位后，仍怀念富饶美丽的扬州，常常“吾梦扬州好”。他在蜀岗地区建宫殿、园囿，三次乘龙舟沿大运河南下游扬州。当时扬州有四十多万人口，是运河、长江的重要码头。
唐代，扬州设大都督府。朝廷在全国设九十九家铸币厂，扬州就有十家，年铸铜钱三千三百万缗①。朝廷还在这里开办十家造船厂，鉴真高僧东渡日本所乘大船就是扬州所造。扬州农桑、鱼、盐产量丰富，手工业发达，主要产品有铜器、木器、丝织品、药材、珠宝首饰等等。铸造的铜器——铜瓶、铜盂、铜盘、铜磬、铜香炉等精美耐用，皇宫、寺庙、王府、富商争相购买：玉人、雕塑、刻镂、刺绣、修文、绘画、镌碑等工艺品产量、销量都居全国之首。当时京师长安就有“潭中②车船闹，扬州铜器多”的赞语。
扬州是佛教文化的传播地。当年城内有寺庙三十余座，僧侣数千人，鉴真和尚就是当时大明寺的高僧。
扬州依傍大运河，襟江带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溯长江而上，可通达岷江、嘉陵江、沱江、金沙江、汉水等所有长江支流；还可经湘江上游的灵渠连通珠江水系，赴四川、云贵、两湖、两广等地。从扬州顺长江而下可浮海远航沿海诸州府，还可到朝鲜半岛、日本、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非洲等地。当时扬州已成为通向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港口。扬州城里居住着阿拉伯等国商人达五千多人，来这里取经、学习汉文化的日本僧人和留学生络绎不绝。扬州市井繁华，有数不清的茶馆、酒肆、饭店、戏楼、娼院，可供人们吃喝玩乐，尽情享受。时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夸张说法。
扬州风景秀丽，与大运河相通的瘦西湖是隋炀帝当年的行宫；大明寺平山堂胜景亦为游人所流连。历代诗人、学者游览扬州美景，触景生情，咏诗抒怀，留下数百首脍炙人口的诗篇。现仅摘录部分佳句：
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杜牧：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
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
王建：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李绅：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①。
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明月桥上看神仙。
张乔：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
杜荀鹤：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②景物胜西川。
青春花柳树临水，白日绮罗人上船。
夹岸画楼难惜醉，数桥明月不教眠。
送君懒问君回日，才子风流正少年。
二、宋、辽——漕运相通百余年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宋王朝历时三百余年，未能实现大一统。其间北宋与辽对峙，南宋与金抗衡，虽连年征战，朝廷从未放松对运河的治理，使运河为漕运、灌溉发挥了很大的效益。
宋称运河是“建国之本” 北宋建都靠近运河航道的汴京开封。当时开封有“通漕四渠”，即汴渠、广济渠、金水河、惠民河。其中广济渠、金水河为宋代所开，惠民河是唐代开的蔡河，汴渠是隋唐开的通济渠。唐代诗人白居易有“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诗句。
汴渠是黄河以南漕船通往汴京的干道，汴京成了黄河南北漕运的枢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北宋王朝视运河为“建国之本”，规定各州、府、县官员到任半年内，必须将所辖之地“水渠堵塞和开修”情况报告朝廷；任期满后，将所绘兴修水利的图纸上交朝廷，朝廷对成绩卓著者给予奖赏。从1070～1076年的七年间，全国兴建大小水利工程一万零七百九十处之多。由于汴渠受黄河携带泥沙的淤积，宋初规定每年疏浚一次。朝廷不惜工本有计划地放黄河水造数万顷良田，兴修多处船闸、渡漕等高难度水利工程，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北宋之初六十年的垦殖，使全国耕地扩大了近一倍，达到五亿二千四百多万亩，人均占地二十六亩。随之，手工业亦得到较快发展，铁的年产量，唐代中期最高为一千吨，北宋中期达四千吨。煤炭不仅用于冶炼，京城许多人家也以煤代柴。造船业规模庞大，每年下水船只多达三千艘，海船上已使用指南浮针，即水罗盘。制瓷业十分可观，南北名窑倍增，产品远销日本、朝鲜、南洋各国，以及印度、阿拉伯、叙利亚、埃及等地。造纸技术大有改进，不仅大量制造书写、印刷用纸，还制造一种特制纸，用来制作衣服、被子，松软舒适。有诗曰：“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于棉”。刻书业空前兴旺，有的印刷丛书一次制版达十万块。活字排版印刷也已开始，纺织技术亦有很大提高。
商业逐渐兴旺，大运河沿岸城市相继兴起。唐朝十万户以上城市约十个，北宋时期增至四十个，都城汴京开封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人口已达一百五十余万，每年从江、淮、湖、浙运粮米入汴京达六百万石。海盐、布帛、丝绸、百货也源源不断地运进汴京。淮南、江南、岭南、西南地区的粮米、丝绸、茶叶、布匹经汴京北运；北方的梨、枣、药材等土特产品也经汴京运往南方。汴京城内手工业作坊和商铺遍布全城大街小巷，突破了唐代京城中居民区与市场分设的限制及每日统一开市、闭市的规定，出现了晚间经营的夜市。汴京靠大运河的支撑，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大都会。著名的历史画卷《清明上河图》即反映了当年开封的繁盛。
辽代萧太后运粮河在五代十国后期，松辽平原的契丹部落强大起来。后唐藩王石敬瑭为夺取皇位，请求契丹帮助，于936年拱手将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十六州献给了契丹，自称“儿皇帝”。契丹从此如虎添翼，于938年改国号为“辽”。此后称雄北方，与宋王朝对峙。两国的分界线东起天津海河军粮城泥沽寨、西经信安霸州所辖、拒马河、易水河至山西雁门关。永济渠北端留在了辽国境内，淤堵不能通航。纲纪严明、通晓治国之道的辽主萧太后，令军队开挖一条从北京至天津北塘入海的运河，赐名龙弯河，后人称萧太后运粮河。辽军将松辽平原产的粮食，在辽东半岛的旅顺装船，经海道运到天津北塘河口，溯萧太后运粮河抵达北京。
宋辽对峙十几载，难分胜负，于是双方谈判议和，订立“澶渊之盟”，互相称兄道弟。辽称宋兄，宋称辽弟。按盟约规定，每年宋兄需向辽弟奉上十万匹绸缎、十万两白银，否则刀兵相见。但双方民间往来不断，辽国民船满载牛、马、羊、皮毛、筋角、人参药材、瓜子木耳、枣栗木材等运抵界河关口；大宋的丝麻绢布，茶糖藤竹，各种农具及手工艺品运到界河关口与之贸易。
辽国不仅与大宋加强贸易往来，还与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中亚、欧洲进行商贸活动。北京不仅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而且成了国际贸易中心。宋、辽和平共处了一百二十年。
三、金、南宋——开河通漕异曲同工
金朝倾国力开浚北方运河 1125年，东北新崛起的金国打败辽国，将北京改为中都，把北宋朝廷赶到临安（杭州），统治了淮河、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南宋对立。金王朝极力推崇汉化政策，使女真族从原始部落很快进入封建社会。金对运河勤于治理、对漕运严格管理均超过前朝，维持统治达一百二十年之久。
开浚天津河 金初，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北端入桑干河（永定河），至中都。因永定河泛滥，河道时通时塞，金廷另辟河道，疏浚通州潞河至天津三岔口，称天津河。自此，来自冀、鲁、豫平原诸州县的粮食百物，浮航永济渠到天津，经天津河至通州。
开东南河 天津河河床狭窄，水量不大，浮航能力不强，漕运的粮食及木石等建筑材料不能满足中都之所需，金廷重开永济渠北端——自信安始，疏浚拒马河、桑干河（永定河），至中都南苑建春宫，全程一百五十余里。金章宗亲至霸州、信安视察开河工程。
各州县民户输纳的租赋，按指定时间送抵官府，验收后，运到运河码头，交付仓官及漕官，到发运季节装船上道。每三十船编为一队，名曰“一纲”，时称“纲运”。运河所经州县，都设漕务、河务官员管理。朝廷设都水监（相当今天水利部），下设都巡司，有巡河官员负责巡视河道、堤堰，栽种榆柳，保证漕运畅通。
金廷定制，漕船分春秋两季，将漕粮运抵中都。通州是中都的门户，建有大型仓群三座，粮米经陆挽转运至中都。
因漕运而发达起来的中都，留下许多古迹，其中北海、琼花岛、什刹海、中南海、瀛台、玉渊潭、钓鱼台等保留至今。
南宋再开江南运河及浙东运河 南宋定都杭州后，对运河的治理和利用尤为重视，相继开挖疏浚了茅山河、盐桥河、清湖河，均与大运河相连。运河与钱塘江相通，每日潮水一汛一淤，朝廷设“捍江兵”，专事疏淤浚深。
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5年），朝廷诏发兵夫自扬州至淮阴筑堤三百六十里，从高邮经兴化至盐城筑堤二百四十里，堤上建闸九座，以蓄泄运河（邗沟）及淮东各湖的余水，大力发展屯垦，提倡军队百姓垦田种稻。这些水利工程在绍熙年间建造，故称“绍熙堰”。朝廷对漕运、屯田、政务统一筹划部署，开凿新的区域性运河，不间断地修复淮南运河。
修复山阴故水道，打开了海上通道，南宋朝廷征召兵夫数万，在钱塘江南岸，又修整了古代越王凿浚的山阴故水道，称“浙东运河”。它成了江淮运河南端的继续，杭州成了浙东运河与江淮运河的枢纽，更加便利了河运与海运，使杭州成为江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及国际化大都会。
四、元代——河运、海运兴大都
元王朝对漕运的依赖超过了隋、唐、宋。隋唐宋三朝分别建都洛阳、长安、开封，处在黄河中下游产粮地区，与富庶的江淮平原接壤，同“湖广熟，天下足”的江南地区毗邻。而元王朝将国都建在北京（时称大都），庞大的政治中心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来支持，百万人口的吃穿用度必须保障。据《元史·食货志》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①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京杭大运河开通后，靠军队管理漕运，时称运军，全国约有十万余人。仅山东济宁就驻运军一万两千人，既管理漕运，又负责保安。
每年经大运河运往大都的粮米约二百多万石，仅能满足大都常年用粮的一半。元世祖忽必烈即命经营海运，每年又从海上运粮三百多万石，基本保证了大都所需。元世祖奖励民船运粮到大都或沿河贩卖。京津之间的北运河水浅湾多，不宜行大船，南方河运、海运船只到达天津，都需将粮米卸下，改装小驳船达通州。为暂时储存粮米，朝廷在天津及北运河沿岸建造多处粮仓。天津时称“海津镇”，建有“直沽海运米仓”“百万仓”“广通仓”等。河西务设十四个大仓群，通州除扩建金朝三个大仓群外，又建十三仓。大都附近建粮仓二十二群，城外四群，城内十八群，称千斯仓、万斯仓等。另有若干贮存布帛、丝棉、银钱、木材、砖石的仓场与库房。
在大规模漕运的支持下，大都城的建设超过长安、洛阳、开封，成了世界最大的国际都市。城内到处可见语言不同、面貌各异的外国人。市场空前繁荣，手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最大的商业区有两处：一是漕运的终点——积水潭（今北海）东岸的钟鼓楼一带；一是齐华门（今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四周，在顺承门（今宣武门）北，有个大市场，名羊角市。除粮米行业外，还有牛、马、驴、骡、羊、骆驼、人口（奴婢）等市场，较小的市场几乎遍布全城。城内收税场所达七十余处。
意大利威尼斯城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叔叔三次游历中国，见到大都和运河沿岸城市如此富庶、昌明，竟在中国居住十七年之久。马可·波罗返回故乡后，口述著成《东方见闻录》，即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盛赞中国与东方的富庶文明，轰动了当时的欧洲。游记中描述了大都三层城郭之广大，棋盘似的街道之宽阔和笔直，宫殿的高大和华美，“墙壁涂满金银”，宫顶有红、黄、蓝多种釉色的瓦，“光辉灿烂，犹如水晶”，大都城每天“百物输入之多，犹如川流不息，仅丝绸一项，络绎有千车之多”。“外国巨价奇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都城无与伦比”。
这些内容，当时欧洲人闻所未闻，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故而没有多少人相信马可·波罗讲的是真的，人们给他起个外号称“百万马克”，意思是“吹牛大王”。在马可·波罗临终前，他的一些亲友为了解救他的灵魂，请求他否认自己的游记，或者承认游记中有编造之处。但马可·波罗却打起精神，郑重声明：“我不但没有吹牛和编造，所见到的大都之事，尚未说到一半”。
《游记》成书是依据回忆，难免有疏略或误记之处，可那确实是马可·波罗亲历见闻和感受。无论欧洲人怎么看它，《游记》终于为西方人打开了认识东方世界的大门。航海家哥伦布就是读了《马可·波罗游记》才引起寻找东方的兴趣，携带着西班牙君主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起航的。他虽未找到东方的中国，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至今哥伦布读过的拉丁文的《马可·波罗游记》，仍保存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帝国的图书馆里。
五、明代——运军十二万，市场三千里
明太祖朱元璋靠运河运兵运粮，南征北战，指挥大将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夺得天下。明成祖朱棣重开京杭大运河，从南方采运大批木、石、砖、瓦，兴建北京城，运来江南大米保障京城供给。明成祖以后的十八代皇帝，也都十分重视对大运河的修整和疏浚，加强对漕运的管理。明代的治河、航运及对漕运的管理水平都比元代有了较大提高。公元1438年以后，沿海倭寇①猖獗，经常抢劫漕运船只，杀死船工水手及押运官员，朝廷派兵围剿几次，收效甚微，遂决定罢海运、兴河运。此后对大运河漕运的依赖，达到了“依漕为命”的程度。
为加强对漕运的管理，朝廷定出各种规制：全国漕船定数为一万一千七百艘，由朝廷指定造船厂打造，所用木材必须是杉木、松木。漕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十年报废。每年运到京城粮米四百万石，另专供宫廷上等粳米和糯米一百一十七万石。朝廷设立漕运总督，与管理运军的总兵、参将同理漕事。总督之下设十二总，统领十二万运军。下设专管漕运、河道的两套人马若干，有督运官、押解官、参政、监兑、理刑、管洪防洪、管厂、造船厂、管闸、管泉水、监仓等大小官员。运河沿岸的各级地方官员，筹措漕运的粮食，按期送达指定地点，交付漕运官员。督漕官员组织船队，河道官员负责修整河道，管好闸坝，保证漕船通航。
明朝运粮漕船，相当于元朝九百艘的十三倍，连同官府的水师船、驿站船，民间商船及外国商船，不下两万艘，常年在运河上往来于杭州、扬州、济宁、天津、北京之间，鼓棹扬帆，犹如长达三千五百里的流动市场。
明廷规定，从事漕运的官兵可以随船携带免税的土特产品，沿途出售。最初限定每船十石，后增加至六十石。事实上，违限私挟的货物大大超过此数。所有官船回空时，还可采购北方商品南运或沿途贩卖，促进了沿途城镇商贸的繁荣。大运河沿线的通州、张家湾、河西务、杨村、天津、杨柳青、沧州、德州、临清、聊城、东平、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南京、杭州等数十座府州县，发展成大型商埠或商业都会。帝都北京，成了“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的商业大都市。《帝京景物略》记载，当时北京城有名的大商场即有十处之多，其中的朝前市、灯市、内市、穷汉市、城隍庙市、槐树斜街市、鼓楼市等，是行商坐贾荟萃之地。万历年间，北京的私营工商业多达一百三十二行，从事商业和商品制造业、加工业的人口不可胜计。
运河沿线城镇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丝织中心苏州，织机多达万台，工匠多达六万。当时有“人市”，无长期雇主的工匠，黎明即立在桥头等待雇主，“织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车工立濂溪坊”。苏州境内兴起众多市镇，以盛泽镇为例，明初还是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落，随着丝绸业的发展，到嘉靖年间，已是拥有五万人口的大镇。
制瓷中心景德镇，以前官窑多于民窑，此时民窑已有二三百座，官窑只有五十余座，每座民窑都比官窑大四五倍。当时景德镇街长十三里，逾十万户，十之七八都是制瓷工匠。
松江是棉纺中心，有多少织布机、多少织工已难考其详。民间有谚语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完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纱。
明王朝改变了历代王朝“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而推行“厚农利商”“厚农资商”的新政策。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六、清代——钦赐粮帮管漕运
清初，漕运管理仿照明朝定制，由军队承运。
清朝运军多为八旗官兵，他们自恃有功，贪婪骄纵，舞弊现象屡屡发生，私分漕粮或沿途贩卖，谎称“鼠耗”，再逼百姓纳粮补交。纳粮户为保自身利益，自动联合成帮，名曰“粮米帮”。最先成立粮米帮的是清江浦十几户农民，很快山东、河南、扬州、镇江等地都成立了粮米帮。朝廷对此未加禁止，于是粮米帮公开或半公开地出现。
面对粮米帮的对立情绪，八旗官兵与地方政府并未收敛贪婪之心，想方设法逼迫农户纳粮，农民忍无可忍，联合起来手持棍棒、锄头与官兵抗争。朝廷怕兵民、官民交恶太深，降下一纸空文，令漕运总督妥善处理。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全面整顿吏治，对漕运管理大胆革新，撤掉八旗官兵，由各地粮米帮自己组织运输漕粮，朝廷拨水脚银运费。如何统领诸多粮帮，令漕运总督一筹莫展。雍正皇帝下令各州府县衙张贴“招贤皇榜”，广招天下能统领粮帮的英才贤达。不久，三位自称“清门教”教首的翁德正、钱德义、潘德林揭了皇榜。清门教是佛教的一个支派，他们主张以教治帮。漕运总督立即上奏皇上。雍正皇帝笃信佛教，对僧人怀有几分信任，亲自召见揭榜高僧，指令漕运总督和地方官员协助高僧管理粮帮。
清朝立国后，汉民普遍怀有对抗情绪，许多地方成立起秘密反清组织，清门教便是其中之一。
揭榜僧人翁、钱、潘打着奉旨传教治帮的旗号，在漕运总督支持下，开帮收徒，各地粮帮统归清门教管理。此后，三位师祖给漕运事务涂上佛教的神秘色彩，对漕运管理十分严密。粮船共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只。造船所用木料、尺寸、船板计数、船上对联、船上设置都有统一规定。粮帮共计一百二十八帮半。粮船、粮帮、运粮数目分到江苏、浙江、湖南等八省。
其中江苏省二十一帮，派船1638只；浙江省二十一帮，派船1538只；江广（指江西及两广）十九帮，派船1492只；湖南省十八帮，派船1386只；安徽省十六帮，派船1256只；松江府九帮，派船688只；河南省九帮，派船702只；山东省十帮半，派船807只半。所谓半帮是包括皇帝御赐帮主之半帮，不算正帮之列，可以携带货物往来贩卖不纳税。
以上八省调运漕粮数目不等，浙江兑粮601723石；宁台501052石；江苏、安徽1427362石；江西567224石；两湖801765石；湖州御米66600石；河南375824石；东平95824石；山东990824石。共计5438198石。外用脚银：145539两。
清门教在杭州拱宸桥附近建有规模宏大的家庙，意为粮帮子弟之家，后称大王庙。内建三层大殿及客堂、香堂、藏经阁等共九十九间半。“承运漕粮总税务所”“粮帮总公所”附设在庙内。
清门教给帮内子弟定有十大帮规、十禁、十戒、传道十条、家法十条、香堂规范等清门法规。
乾隆皇帝虽然知晓粮帮与反清组织有牵连，但未加深究。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召见翁、钱、潘三位祖师，褒奖其管理有方，封为武官游击职（相当州府官员）。三位祖师相继去世后，乾隆皇帝分别册封为进修禅师、进觉祖师、进涛禅师。粮帮成员受到皇上恩宠，生活得以保障，反清情绪大大减弱。
七、漕运终点——通州坐粮厅与仓场
各省粮帮将兑齐的粮米装上船，按朝廷规定的期限运抵北京：山东、河南三月初一，江北各省四月初一，江苏为五月初一，最远的江西、浙江及湖广等省为六月初一。这样，大约从二月中旬起，头帮船就到达天津海河三岔口驶入北运河，随后各省船队陆续北上，浩浩荡荡，十分壮观。
漕运终点是通州。这里设有检验粮米的庞大机构——坐粮厅和分储粮米的京、通十五仓。
权力最大、事务最繁杂的是坐粮厅，亦称“掣（chè）斛（hú）厅”。其主要职权：
一、检验粮米的数量及成色；
二、指挥船队卸船、回船、纳税等事宜；
三、督促经纪人、车主、船主将粮米运往仓场；
四、管理通络大库每日收支的银两；
五、管理通州运河疏浚、闸坝堤岸的修固。
坐粮厅下辖土坝掣斛厅、石坝掣斛厅、税课征集厅。凡山东、河南、安徽等省的粗粮（玉米、小米、豆、麦），称改兑米，在土坝上检验后，转储通州二仓：凡江南各省运来的白粮（上等大米），称正兑米，到石坝上检验，运至京城十三仓。
土坝坐落在通州东门外运河岸边，是卸装粮米的大码头，附近有验粮官办公的衙门署，核实粮米数量、征稽课税。
石坝在通州北门外，有官员办公的“大光楼”及一百多间储存粮米的号房。旁边是“掣斛厅”衙门，朝廷派的钦差，在此督察验收、搬运、纳税等事宜。
每到漕船进京季节，被称为“天庾重地”的通州城，一片繁忙景象。坐粮厅的官员均到运河岸边办公。仓场官员到各仓场把关收粮，征税官员到现场稽征课税。仓场总督——钦差，带领下属乘官舫在运河上盘查粮帮船队，官舫周围簇拥着十数条瓜皮小艇，艇上站立高擎令旗的皂隶、手托算盘的验粮官和手持鞭、杖、刀、斧、铁链的捕快，十分威严。
朝廷规定，石坝验粮、转仓，每天以三万石为准，登记注册，报户部审核。每日，这里的大小官员、经纪人、车船户、水脚扛米夫数千人，往来如穿梭，昼夜不停。水脚们扛粮摩肩接踵，登上“大跳”，颤颤巍巍；岸上酒肆饭馆林立，煎炒烹炸，香气四溢。说书唱大鼓的到处可见；河中坝上扛粮、拉纤、起锚、推船、摇橹号子声响此起彼伏；船队风猛逶迤而来，空船悠然栉比而去。运河中除各省粮帮船之外，还有水师船、驿船、官船、商船、民船及秘密押送漕银的船只，呈现万船朝宗的壮景。时人吟唱《竹枝词》——
广拓水驿万艘屯，漫卷舟帆桅樯存。
东装西卸转输紧，南纳北收漕务纷。
终日无休人语喧，彻夜不绝粮帮临。
夕阳小艇能沽酒，三江风景到通门①。
清廷的仓场集中在北京城里和通州两地，北京城里有仓场十三处，共有仓库九百六十二座；通州有仓场两处，共有仓库四百座。
清廷对仓场管理十分重视，仓场总督及下属主要官员均由皇帝亲自选派，每处仓场由两名满、汉五品官员负责，两年即调换。调换时派人清查粮库收支情况，有无霉烂粮米，如有失职者，从重治罪；管仓有功者，晋级擢升。
清廷建造的仓库安全性能良好，通风、防水、防霉、防火，设备设施科学，运作简便。
仓场一般设有书办、撰典、花户、甲斗、铺军、皂隶若干名，分管各项杂差。每仓设有军职官员四至六名，率八旗兵丁数十人，昼夜轮班巡查看守。都统、巡仓吏各一名，专管查修仓库。
为鼓励漕仓官吏管好漕粮，自雍正时起，发给“养廉银”，最高一千八百两，最低三百两，按级别发放。另有“平余银”“饭银”“工食银”等。尽管如此，仓场贪污舞弊仍屡屡发生。漕官、仓官相互勾结，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数额之大，触目惊心，时有“日进斗金”之说。当时官吏中流传“进京入阁拜相，不如通州管漕粮”。
一、唐代——创造开元全盛日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成了唐王朝建国后所必需的基本建设工程，这一巨大的工程基本满足了唐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唐代历经二百八十九年（618～907年），二十位余皇帝都不惜财力，对庞大复杂的大运河水系进行改造，确保漕运畅通。
忆昔开元全盛日 唐朝初期，南方漕船将大批粮米运往京城——长安，漕船要在洛阳以西溯黄而上。为避三门峡“鬼门”之险，朝廷在黄河与洛水两岸修建很多仓储群，储存漕粮，再用骡马驮运至长安。当年著名的仓储群有河阳仓、柏崖仓、集津仓、洛口仓、回洛仓。一般仓群储粮三百万石，较大仓群在千万石以上，依山而筑的洛口仓，储粮一千二百万石。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开凿了三百里长的开元新河，绕过“鬼门”三门峡，漕粮直接运到长安城东的广运潭，每年运抵唐玄宗李隆基画像四百万到七百万石。出现了吴舟楚帆、连云碧水的盛况。长安城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有一百多万。长安城周长三十六点七公里，城内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保存下来的明代西安故城的十倍。城内街道笔直，南北大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均划分为方格形，共一百〇八坊。城内北部居中的地方是宫城，内有太极殿，称“西内”，是皇帝与大臣议事的地方；城外东北部有大明宫，称“东内”，宫内麟德殿是宴请国宾的地方；城内东部有兴庆宫，唐玄宗和杨贵妃曾住在这里，时称“南内”。这三大内，即三大宫殿群，规模宏伟，同北京的太和殿不相上下。长安城北是广阔的皇家禁苑。
长安城内的商业区分东市和西市，市内有“井”字形街道，店铺林立，四通八达，每市各有二百二十行。日当午时击鼓三百响，店铺落板，市者云集。来自亚洲各地的使节、商人数以万计。市井中，异货山积，百物俱全。待红日西沉，鸣钲三百响，店铺上板，市者疏散，闹井悄然。
从商贾的富有亦能看出盛世景况。长安城里有一富商叫邹凤炽，他曾上疏朝廷，欲购终南山。终南山是秦岭山峰之一，长安城南的屏障，山上林木如海，风景秀丽。邹凤炽愿以树木计价，每棵树付一匹绢。他夸口说，山林有尽，臣绢无竭。普通富商尚且如此，国库的富足可想而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一斑。大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①。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②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③出。
齐纨鲁缟①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蓟城的繁荣 蓟城（今北京），战国时期是燕国国都，东汉为幽州治所，隋朝设涿郡治所，唐朝升为大都督府（全国五大都督府之一）。初领辖八州，后增领十六州，还统辖安东大督护府，即管辖东部边镇各邦国部族。总领辖相当于今河北、辽宁两省及山东、河南、吉林、内蒙古的一部分。
蓟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海运、河运都很畅通。舳舻如蚁，漕船一次可运粮百万余石。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后出塞》诗中有所描写：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②，照耀舆台躯③。
大运河发展了官方的运输和商贸，也刺激了民间贸易，不论浮海还是沿河，官民商船及大批漕船自南而北，抵达的主要目的地是蓟城，蓟城成了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从江淮以南运来的丝、米、茶、糖、布帛等，从塞北运来的耕牛、战马、毛皮、革角等，以及本地所产的粮、鱼、盐、枣、栗、铁、石等均在此交易或转贩。当时蓟城东西宽七里，南北长九里，周长三十二里，开十门，城北设大市场，称幽州北市。市上店肆林立，行当齐全，各行开设若干作坊。前来交易的人填街塞巷，熙熙攘攘。除汉人外，还有奚人、鲜卑人、契丹人、高丽人、突厥人等，一派民族和睦相处的繁荣景象。
扬州的富饶 扬州地处长江下游的北岸，是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始筑“邗城”，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在邗城基础上二次筑城，因四周多丘陵，故又称“广陵”。
扬州繁华起于隋代。隋炀帝杨广曾任扬州总管，统领军政大权。继皇位后，仍怀念富饶美丽的扬州，常常“吾梦扬州好”。他在蜀岗地区建宫殿、园囿，三次乘龙舟沿大运河南下游扬州。当时扬州有四十多万人口，是运河、长江的重要码头。
唐代，扬州设大都督府。朝廷在全国设九十九家铸币厂，扬州就有十家，年铸铜钱三千三百万缗①。朝廷还在这里开办十家造船厂，鉴真高僧东渡日本所乘大船就是扬州所造。扬州农桑、鱼、盐产量丰富，手工业发达，主要产品有铜器、木器、丝织品、药材、珠宝首饰等等。铸造的铜器——铜瓶、铜盂、铜盘、铜磬、铜香炉等精美耐用，皇宫、寺庙、王府、富商争相购买：玉人、雕塑、刻镂、刺绣、修文、绘画、镌碑等工艺品产量、销量都居全国之首。当时京师长安就有“潭中②车船闹，扬州铜器多”的赞语。
扬州是佛教文化的传播地。当年城内有寺庙三十余座，僧侣数千人，鉴真和尚就是当时大明寺的高僧。
扬州依傍大运河，襟江带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溯长江而上，可通达岷江、嘉陵江、沱江、金沙江、汉水等所有长江支流；还可经湘江上游的灵渠连通珠江水系，赴四川、云贵、两湖、两广等地。从扬州顺长江而下可浮海远航沿海诸州府，还可到朝鲜半岛、日本、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非洲等地。当时扬州已成为通向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港口。扬州城里居住着阿拉伯等国商人达五千多人，来这里取经、学习汉文化的日本僧人和留学生络绎不绝。扬州市井繁华，有数不清的茶馆、酒肆、饭店、戏楼、娼院，可供人们吃喝玩乐，尽情享受。时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夸张说法。
扬州风景秀丽，与大运河相通的瘦西湖是隋炀帝当年的行宫；大明寺平山堂胜景亦为游人所流连。历代诗人、学者游览扬州美景，触景生情，咏诗抒怀，留下数百首脍炙人口的诗篇。现仅摘录部分佳句：
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杜牧：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
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
王建：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李绅：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①。
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明月桥上看神仙。
张乔：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
杜荀鹤：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②景物胜西川。
青春花柳树临水，白日绮罗人上船。
夹岸画楼难惜醉，数桥明月不教眠。
送君懒问君回日，才子风流正少年。
二、宋、辽——漕运相通百余年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宋王朝历时三百余年，未能实现大一统。其间北宋与辽对峙，南宋与金抗衡，虽连年征战，朝廷从未放松对运河的治理，使运河为漕运、灌溉发挥了很大的效益。
宋称运河是“建国之本” 北宋建都靠近运河航道的汴京开封。当时开封有“通漕四渠”，即汴渠、广济渠、金水河、惠民河。其中广济渠、金水河为宋代所开，惠民河是唐代开的蔡河，汴渠是隋唐开的通济渠。唐代诗人白居易有“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诗句。
汴渠是黄河以南漕船通往汴京的干道，汴京成了黄河南北漕运的枢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北宋王朝视运河为“建国之本”，规定各州、府、县官员到任半年内，必须将所辖之地“水渠堵塞和开修”情况报告朝廷；任期满后，将所绘兴修水利的图纸上交朝廷，朝廷对成绩卓著者给予奖赏。从1070～1076年的七年间，全国兴建大小水利工程一万零七百九十处之多。由于汴渠受黄河携带泥沙的淤积，宋初规定每年疏浚一次。朝廷不惜工本有计划地放黄河水造数万顷良田，兴修多处船闸、渡漕等高难度水利工程，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北宋之初六十年的垦殖，使全国耕地扩大了近一倍，达到五亿二千四百多万亩，人均占地二十六亩。随之，手工业亦得到较快发展，铁的年产量，唐代中期最高为一千吨，北宋中期达四千吨。煤炭不仅用于冶炼，京城许多人家也以煤代柴。造船业规模庞大，每年下水船只多达三千艘，海船上已使用指南浮针，即水罗盘。制瓷业十分可观，南北名窑倍增，产品远销日本、朝鲜、南洋各国，以及印度、阿拉伯、叙利亚、埃及等地。造纸技术大有改进，不仅大量制造书写、印刷用纸，还制造一种特制纸，用来制作衣服、被子，松软舒适。有诗曰：“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于棉”。刻书业空前兴旺，有的印刷丛书一次制版达十万块。活字排版印刷也已开始，纺织技术亦有很大提高。
商业逐渐兴旺，大运河沿岸城市相继兴起。唐朝十万户以上城市约十个，北宋时期增至四十个，都城汴京开封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人口已达一百五十余万，每年从江、淮、湖、浙运粮米入汴京达六百万石。海盐、布帛、丝绸、百货也源源不断地运进汴京。淮南、江南、岭南、西南地区的粮米、丝绸、茶叶、布匹经汴京北运；北方的梨、枣、药材等土特产品也经汴京运往南方。汴京城内手工业作坊和商铺遍布全城大街小巷，突破了唐代京城中居民区与市场分设的限制及每日统一开市、闭市的规定，出现了晚间经营的夜市。汴京靠大运河的支撑，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大都会。著名的历史画卷《清明上河图》即反映了当年开封的繁盛。
辽代萧太后运粮河在五代十国后期，松辽平原的契丹部落强大起来。后唐藩王石敬瑭为夺取皇位，请求契丹帮助，于936年拱手将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十六州献给了契丹，自称“儿皇帝”。契丹从此如虎添翼，于938年改国号为“辽”。此后称雄北方，与宋王朝对峙。两国的分界线东起天津海河军粮城泥沽寨、西经信安霸州所辖、拒马河、易水河至山西雁门关。永济渠北端留在了辽国境内，淤堵不能通航。纲纪严明、通晓治国之道的辽主萧太后，令军队开挖一条从北京至天津北塘入海的运河，赐名龙弯河，后人称萧太后运粮河。辽军将松辽平原产的粮食，在辽东半岛的旅顺装船，经海道运到天津北塘河口，溯萧太后运粮河抵达北京。
宋辽对峙十几载，难分胜负，于是双方谈判议和，订立“澶渊之盟”，互相称兄道弟。辽称宋兄，宋称辽弟。按盟约规定，每年宋兄需向辽弟奉上十万匹绸缎、十万两白银，否则刀兵相见。但双方民间往来不断，辽国民船满载牛、马、羊、皮毛、筋角、人参药材、瓜子木耳、枣栗木材等运抵界河关口；大宋的丝麻绢布，茶糖藤竹，各种农具及手工艺品运到界河关口与之贸易。
辽国不仅与大宋加强贸易往来，还与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中亚、欧洲进行商贸活动。北京不仅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而且成了国际贸易中心。宋、辽和平共处了一百二十年。
三、金、南宋——开河通漕异曲同工
金朝倾国力开浚北方运河 1125年，东北新崛起的金国打败辽国，将北京改为中都，把北宋朝廷赶到临安（杭州），统治了淮河、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南宋对立。金王朝极力推崇汉化政策，使女真族从原始部落很快进入封建社会。金对运河勤于治理、对漕运严格管理均超过前朝，维持统治达一百二十年之久。
开浚天津河 金初，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北端入桑干河（永定河），至中都。因永定河泛滥，河道时通时塞，金廷另辟河道，疏浚通州潞河至天津三岔口，称天津河。自此，来自冀、鲁、豫平原诸州县的粮食百物，浮航永济渠到天津，经天津河至通州。
开东南河 天津河河床狭窄，水量不大，浮航能力不强，漕运的粮食及木石等建筑材料不能满足中都之所需，金廷重开永济渠北端——自信安始，疏浚拒马河、桑干河（永定河），至中都南苑建春宫，全程一百五十余里。金章宗亲至霸州、信安视察开河工程。
各州县民户输纳的租赋，按指定时间送抵官府，验收后，运到运河码头，交付仓官及漕官，到发运季节装船上道。每三十船编为一队，名曰“一纲”，时称“纲运”。运河所经州县，都设漕务、河务官员管理。朝廷设都水监（相当今天水利部），下设都巡司，有巡河官员负责巡视河道、堤堰，栽种榆柳，保证漕运畅通。
金廷定制，漕船分春秋两季，将漕粮运抵中都。通州是中都的门户，建有大型仓群三座，粮米经陆挽转运至中都。
因漕运而发达起来的中都，留下许多古迹，其中北海、琼花岛、什刹海、中南海、瀛台、玉渊潭、钓鱼台等保留至今。
南宋再开江南运河及浙东运河 南宋定都杭州后，对运河的治理和利用尤为重视，相继开挖疏浚了茅山河、盐桥河、清湖河，均与大运河相连。运河与钱塘江相通，每日潮水一汛一淤，朝廷设“捍江兵”，专事疏淤浚深。
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5年），朝廷诏发兵夫自扬州至淮阴筑堤三百六十里，从高邮经兴化至盐城筑堤二百四十里，堤上建闸九座，以蓄泄运河（邗沟）及淮东各湖的余水，大力发展屯垦，提倡军队百姓垦田种稻。这些水利工程在绍熙年间建造，故称“绍熙堰”。朝廷对漕运、屯田、政务统一筹划部署，开凿新的区域性运河，不间断地修复淮南运河。
修复山阴故水道，打开了海上通道，南宋朝廷征召兵夫数万，在钱塘江南岸，又修整了古代越王凿浚的山阴故水道，称“浙东运河”。它成了江淮运河南端的继续，杭州成了浙东运河与江淮运河的枢纽，更加便利了河运与海运，使杭州成为江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及国际化大都会。
四、元代——河运、海运兴大都
元王朝对漕运的依赖超过了隋、唐、宋。隋唐宋三朝分别建都洛阳、长安、开封，处在黄河中下游产粮地区，与富庶的江淮平原接壤，同“湖广熟，天下足”的江南地区毗邻。而元王朝将国都建在北京（时称大都），庞大的政治中心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来支持，百万人口的吃穿用度必须保障。据《元史·食货志》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①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京杭大运河开通后，靠军队管理漕运，时称运军，全国约有十万余人。仅山东济宁就驻运军一万两千人，既管理漕运，又负责保安。
每年经大运河运往大都的粮米约二百多万石，仅能满足大都常年用粮的一半。元世祖忽必烈即命经营海运，每年又从海上运粮三百多万石，基本保证了大都所需。元世祖奖励民船运粮到大都或沿河贩卖。京津之间的北运河水浅湾多，不宜行大船，南方河运、海运船只到达天津，都需将粮米卸下，改装小驳船达通州。为暂时储存粮米，朝廷在天津及北运河沿岸建造多处粮仓。天津时称“海津镇”，建有“直沽海运米仓”“百万仓”“广通仓”等。河西务设十四个大仓群，通州除扩建金朝三个大仓群外，又建十三仓。大都附近建粮仓二十二群，城外四群，城内十八群，称千斯仓、万斯仓等。另有若干贮存布帛、丝棉、银钱、木材、砖石的仓场与库房。
在大规模漕运的支持下，大都城的建设超过长安、洛阳、开封，成了世界最大的国际都市。城内到处可见语言不同、面貌各异的外国人。市场空前繁荣，手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最大的商业区有两处：一是漕运的终点——积水潭（今北海）东岸的钟鼓楼一带；一是齐华门（今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四周，在顺承门（今宣武门）北，有个大市场，名羊角市。除粮米行业外，还有牛、马、驴、骡、羊、骆驼、人口（奴婢）等市场，较小的市场几乎遍布全城。城内收税场所达七十余处。
意大利威尼斯城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叔叔三次游历中国，见到大都和运河沿岸城市如此富庶、昌明，竟在中国居住十七年之久。马可·波罗返回故乡后，口述著成《东方见闻录》，即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盛赞中国与东方的富庶文明，轰动了当时的欧洲。游记中描述了大都三层城郭之广大，棋盘似的街道之宽阔和笔直，宫殿的高大和华美，“墙壁涂满金银”，宫顶有红、黄、蓝多种釉色的瓦，“光辉灿烂，犹如水晶”，大都城每天“百物输入之多，犹如川流不息，仅丝绸一项，络绎有千车之多”。“外国巨价奇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都城无与伦比”。
这些内容，当时欧洲人闻所未闻，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故而没有多少人相信马可·波罗讲的是真的，人们给他起个外号称“百万马克”，意思是“吹牛大王”。在马可·波罗临终前，他的一些亲友为了解救他的灵魂，请求他否认自己的游记，或者承认游记中有编造之处。但马可·波罗却打起精神，郑重声明：“我不但没有吹牛和编造，所见到的大都之事，尚未说到一半”。
《游记》成书是依据回忆，难免有疏略或误记之处，可那确实是马可·波罗亲历见闻和感受。无论欧洲人怎么看它，《游记》终于为西方人打开了认识东方世界的大门。航海家哥伦布就是读了《马可·波罗游记》才引起寻找东方的兴趣，携带着西班牙君主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起航的。他虽未找到东方的中国，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至今哥伦布读过的拉丁文的《马可·波罗游记》，仍保存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帝国的图书馆里。
五、明代——运军十二万，市场三千里
明太祖朱元璋靠运河运兵运粮，南征北战，指挥大将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夺得天下。明成祖朱棣重开京杭大运河，从南方采运大批木、石、砖、瓦，兴建北京城，运来江南大米保障京城供给。明成祖以后的十八代皇帝，也都十分重视对大运河的修整和疏浚，加强对漕运的管理。明代的治河、航运及对漕运的管理水平都比元代有了较大提高。公元1438年以后，沿海倭寇①猖獗，经常抢劫漕运船只，杀死船工水手及押运官员，朝廷派兵围剿几次，收效甚微，遂决定罢海运、兴河运。此后对大运河漕运的依赖，达到了“依漕为命”的程度。
为加强对漕运的管理，朝廷定出各种规制：全国漕船定数为一万一千七百艘，由朝廷指定造船厂打造，所用木材必须是杉木、松木。漕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十年报废。每年运到京城粮米四百万石，另专供宫廷上等粳米和糯米一百一十七万石。朝廷设立漕运总督，与管理运军的总兵、参将同理漕事。总督之下设十二总，统领十二万运军。下设专管漕运、河道的两套人马若干，有督运官、押解官、参政、监兑、理刑、管洪防洪、管厂、造船厂、管闸、管泉水、监仓等大小官员。运河沿岸的各级地方官员，筹措漕运的粮食，按期送达指定地点，交付漕运官员。督漕官员组织船队，河道官员负责修整河道，管好闸坝，保证漕船通航。
明朝运粮漕船，相当于元朝九百艘的十三倍，连同官府的水师船、驿站船，民间商船及外国商船，不下两万艘，常年在运河上往来于杭州、扬州、济宁、天津、北京之间，鼓棹扬帆，犹如长达三千五百里的流动市场。
明廷规定，从事漕运的官兵可以随船携带免税的土特产品，沿途出售。最初限定每船十石，后增加至六十石。事实上，违限私挟的货物大大超过此数。所有官船回空时，还可采购北方商品南运或沿途贩卖，促进了沿途城镇商贸的繁荣。大运河沿线的通州、张家湾、河西务、杨村、天津、杨柳青、沧州、德州、临清、聊城、东平、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南京、杭州等数十座府州县，发展成大型商埠或商业都会。帝都北京，成了“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的商业大都市。《帝京景物略》记载，当时北京城有名的大商场即有十处之多，其中的朝前市、灯市、内市、穷汉市、城隍庙市、槐树斜街市、鼓楼市等，是行商坐贾荟萃之地。万历年间，北京的私营工商业多达一百三十二行，从事商业和商品制造业、加工业的人口不可胜计。
运河沿线城镇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丝织中心苏州，织机多达万台，工匠多达六万。当时有“人市”，无长期雇主的工匠，黎明即立在桥头等待雇主，“织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车工立濂溪坊”。苏州境内兴起众多市镇，以盛泽镇为例，明初还是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落，随着丝绸业的发展，到嘉靖年间，已是拥有五万人口的大镇。
制瓷中心景德镇，以前官窑多于民窑，此时民窑已有二三百座，官窑只有五十余座，每座民窑都比官窑大四五倍。当时景德镇街长十三里，逾十万户，十之七八都是制瓷工匠。
松江是棉纺中心，有多少织布机、多少织工已难考其详。民间有谚语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完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纱。
明王朝改变了历代王朝“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而推行“厚农利商”“厚农资商”的新政策。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六、清代——钦赐粮帮管漕运
清初，漕运管理仿照明朝定制，由军队承运。
清朝运军多为八旗官兵，他们自恃有功，贪婪骄纵，舞弊现象屡屡发生，私分漕粮或沿途贩卖，谎称“鼠耗”，再逼百姓纳粮补交。纳粮户为保自身利益，自动联合成帮，名曰“粮米帮”。最先成立粮米帮的是清江浦十几户农民，很快山东、河南、扬州、镇江等地都成立了粮米帮。朝廷对此未加禁止，于是粮米帮公开或半公开地出现。
面对粮米帮的对立情绪，八旗官兵与地方政府并未收敛贪婪之心，想方设法逼迫农户纳粮，农民忍无可忍，联合起来手持棍棒、锄头与官兵抗争。朝廷怕兵民、官民交恶太深，降下一纸空文，令漕运总督妥善处理。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全面整顿吏治，对漕运管理大胆革新，撤掉八旗官兵，由各地粮米帮自己组织运输漕粮，朝廷拨水脚银运费。如何统领诸多粮帮，令漕运总督一筹莫展。雍正皇帝下令各州府县衙张贴“招贤皇榜”，广招天下能统领粮帮的英才贤达。不久，三位自称“清门教”教首的翁德正、钱德义、潘德林揭了皇榜。清门教是佛教的一个支派，他们主张以教治帮。漕运总督立即上奏皇上。雍正皇帝笃信佛教，对僧人怀有几分信任，亲自召见揭榜高僧，指令漕运总督和地方官员协助高僧管理粮帮。
清朝立国后，汉民普遍怀有对抗情绪，许多地方成立起秘密反清组织，清门教便是其中之一。
揭榜僧人翁、钱、潘打着奉旨传教治帮的旗号，在漕运总督支持下，开帮收徒，各地粮帮统归清门教管理。此后，三位师祖给漕运事务涂上佛教的神秘色彩，对漕运管理十分严密。粮船共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只。造船所用木料、尺寸、船板计数、船上对联、船上设置都有统一规定。粮帮共计一百二十八帮半。粮船、粮帮、运粮数目分到江苏、浙江、湖南等八省。
其中江苏省二十一帮，派船1638只；浙江省二十一帮，派船1538只；江广（指江西及两广）十九帮，派船1492只；湖南省十八帮，派船1386只；安徽省十六帮，派船1256只；松江府九帮，派船688只；河南省九帮，派船702只；山东省十帮半，派船807只半。所谓半帮是包括皇帝御赐帮主之半帮，不算正帮之列，可以携带货物往来贩卖不纳税。
以上八省调运漕粮数目不等，浙江兑粮601723石；宁台501052石；江苏、安徽1427362石；江西567224石；两湖801765石；湖州御米66600石；河南375824石；东平95824石；山东990824石。共计5438198石。外用脚银：145539两。
清门教在杭州拱宸桥附近建有规模宏大的家庙，意为粮帮子弟之家，后称大王庙。内建三层大殿及客堂、香堂、藏经阁等共九十九间半。“承运漕粮总税务所”“粮帮总公所”附设在庙内。
清门教给帮内子弟定有十大帮规、十禁、十戒、传道十条、家法十条、香堂规范等清门法规。
乾隆皇帝虽然知晓粮帮与反清组织有牵连，但未加深究。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召见翁、钱、潘三位祖师，褒奖其管理有方，封为武官游击职（相当州府官员）。三位祖师相继去世后，乾隆皇帝分别册封为进修禅师、进觉祖师、进涛禅师。粮帮成员受到皇上恩宠，生活得以保障，反清情绪大大减弱。
七、漕运终点——通州坐粮厅与仓场
各省粮帮将兑齐的粮米装上船，按朝廷规定的期限运抵北京：山东、河南三月初一，江北各省四月初一，江苏为五月初一，最远的江西、浙江及湖广等省为六月初一。这样，大约从二月中旬起，头帮船就到达天津海河三岔口驶入北运河，随后各省船队陆续北上，浩浩荡荡，十分壮观。
漕运终点是通州。这里设有检验粮米的庞大机构——坐粮厅和分储粮米的京、通十五仓。
权力最大、事务最繁杂的是坐粮厅，亦称“掣（chè）斛（hú）厅”。其主要职权：
一、检验粮米的数量及成色；
二、指挥船队卸船、回船、纳税等事宜；
三、督促经纪人、车主、船主将粮米运往仓场；
四、管理通络大库每日收支的银两；
五、管理通州运河疏浚、闸坝堤岸的修固。
坐粮厅下辖土坝掣斛厅、石坝掣斛厅、税课征集厅。凡山东、河南、安徽等省的粗粮（玉米、小米、豆、麦），称改兑米，在土坝上检验后，转储通州二仓：凡江南各省运来的白粮（上等大米），称正兑米，到石坝上检验，运至京城十三仓。
土坝坐落在通州东门外运河岸边，是卸装粮米的大码头，附近有验粮官办公的衙门署，核实粮米数量、征稽课税。
石坝在通州北门外，有官员办公的“大光楼”及一百多间储存粮米的号房。旁边是“掣斛厅”衙门，朝廷派的钦差，在此督察验收、搬运、纳税等事宜。
每到漕船进京季节，被称为“天庾重地”的通州城，一片繁忙景象。坐粮厅的官员均到运河岸边办公。仓场官员到各仓场把关收粮，征税官员到现场稽征课税。仓场总督——钦差，带领下属乘官舫在运河上盘查粮帮船队，官舫周围簇拥着十数条瓜皮小艇，艇上站立高擎令旗的皂隶、手托算盘的验粮官和手持鞭、杖、刀、斧、铁链的捕快，十分威严。
朝廷规定，石坝验粮、转仓，每天以三万石为准，登记注册，报户部审核。每日，这里的大小官员、经纪人、车船户、水脚扛米夫数千人，往来如穿梭，昼夜不停。水脚们扛粮摩肩接踵，登上“大跳”，颤颤巍巍；岸上酒肆饭馆林立，煎炒烹炸，香气四溢。说书唱大鼓的到处可见；河中坝上扛粮、拉纤、起锚、推船、摇橹号子声响此起彼伏；船队风猛逶迤而来，空船悠然栉比而去。运河中除各省粮帮船之外，还有水师船、驿船、官船、商船、民船及秘密押送漕银的船只，呈现万船朝宗的壮景。时人吟唱《竹枝词》——
广拓水驿万艘屯，漫卷舟帆桅樯存。
东装西卸转输紧，南纳北收漕务纷。
终日无休人语喧，彻夜不绝粮帮临。
夕阳小艇能沽酒，三江风景到通门①。
清廷的仓场集中在北京城里和通州两地，北京城里有仓场十三处，共有仓库九百六十二座；通州有仓场两处，共有仓库四百座。
清廷对仓场管理十分重视，仓场总督及下属主要官员均由皇帝亲自选派，每处仓场由两名满、汉五品官员负责，两年即调换。调换时派人清查粮库收支情况，有无霉烂粮米，如有失职者，从重治罪；管仓有功者，晋级擢升。
清廷建造的仓库安全性能良好，通风、防水、防霉、防火，设备设施科学，运作简便。
仓场一般设有书办、撰典、花户、甲斗、铺军、皂隶若干名，分管各项杂差。每仓设有军职官员四至六名，率八旗兵丁数十人，昼夜轮班巡查看守。都统、巡仓吏各一名，专管查修仓库。
为鼓励漕仓官吏管好漕粮，自雍正时起，发给“养廉银”，最高一千八百两，最低三百两，按级别发放。另有“平余银”“饭银”“工食银”等。尽管如此，仓场贪污舞弊仍屡屡发生。漕官、仓官相互勾结，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数额之大，触目惊心，时有“日进斗金”之说。当时官吏中流传“进京入阁拜相，不如通州管漕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