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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则久1867～1956，近代民族资本家。字寿恒，天津人，小商人家出身，十五岁入义德泰绸缎庄学徒。三十二岁受聘为敦庆隆绸缎庄经理。
清朝末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维护清廷摇摇欲坠的统治，也为给新兴而脆弱的民族工业打气加油，他大力兴办北洋实业。1903年，派财政总长周学熙率团赴日本考察实业，回来后在天津成立“直隶工业总局”，下设实习工厂，生产民用商品：另设考工场，用以展销实习工厂的产品。1912年1月14日，考工场在“壬子兵变”中被焚烧，后重建，更名“天津售品总所”。因是官办，经营不善，难于维持，转年便招商承办。
此时，夙有振兴实业、提倡国货之志的宋则久，毅然辞去担任了十多年的敦庆隆绸缎庄经理职务，以自己仅有的两万元积蓄，接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收兑了实习工厂的全部货底。他以扶植资助小手工业为主，字号仍沿用“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成了当时国内唯一专售国货的新型百货商店。
宋则久经营有方，不辞辛苦，到全国各地采集名特产品，薄利推销，与洋货抗衡。至1923年，所经营的国货商品已由最初的二三百种，猛增到四千多种。商品已突破天津工业产品的范围，突出了国货特点，遂更名“天津国货售品所”。
宋则久大力提倡“救国救民，志愿牺牲”，不问销售之难易，利钱之厚薄，非国货不售。他关心国事，“五四运动”期间，任天津救国十人团总联合会副会长，主持出版《白话报》、《售品所半月报》，举办国货展览会、音乐会、游艺会等，宣传“提倡国货”；“一·二九”运动中，学生、市民集会游行，他率同仁高举国货售品所大旗，加入到游行队伍的行列之中，沿途散发传单，宣传救国必须购买国货，一举两得。他的爱国行动受到天津市民的敬佩。售品所的声誉更加提高，业务开展有了更大突破，先后在北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市建起多个售品分所、国货售品庄，雇佣员工三百余人，经营商品达万种之多，为全国提倡国货、振兴实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国货售品所受到日军的仇视。宋则久不予理睬，仍专售国货，抵制日货。日本宪兵司令多次唆使日本浪人、特务寻衅恫吓，敲诈勒索，警告宋则久不得使用“国货”二字。天津国货售品所被迫改为“天津百货售品所”。一次，宋则久的售品所出售一批“抗日牌”汗衫，汗衫上印有一妇女在海滨浴场用伞遮“日”光避晒的图案，日本宪兵以此为借口，越出日租界到地处中国地的国货售品所进行搜查。恰巧宋则久不在，日军就将批发部主任、会计抓捕，严刑逼供，令其承认“接受中国政府津贴做反日工作”。诸如此类的打击发生多次，宋则久与同事们毫不屈服，坚持销售国货，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7年，售品所增设国际贸易部，勉强维持生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政策扶植、银行贷款、市百货公司保证货源，售品所获得新生，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宋则久在推销国货期间，办了很多公益事业。1902年，创办“商业半夜学堂”三所；1921年，创办通俗学校扫盲十二所：后又办起宋氏私立小学六所，中学一所；1941年，创办天津市第一家结核病医院，每年要向广仁堂、育婴堂、贫民救济院等慈善团体及受灾地区捐款捐物。宋则久有较多社会兼职。1906年，任天津工商研究总会会长；1915年，任天津救国基金会会长；1924年，任天津市总商会董事；1927年，应冯玉祥邀请，任河南省委委员兼工商厅厅长。
宋则久著作有《商务修身浅议》、《买卖法》、《白话珠算讲义》、《中国新簿记法》、《售品所授徒讲义》、《宋则久论著》、《实用经济学》等。
宋则久1917年入基督教，曾任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执事、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干事，还创办基督教救国会。他以“爱人、惜物、忠事、守章、耐久”为所训，强调“职业、教育、宗教系人格三要素”，“技能、知识、道德、事理系人才四元素”。宋则久交际甚广，与天津知名人士严范孙、张伯苓、林墨青等相友善，聘请邓颖超、刘清扬等妇女界知名人士为售品所顾问，开天津商界雇用女店员之先声。他与冯玉祥将军过从甚密，经冯玉祥介绍，于1927年加入国民党，曾写《共产主义批评》一文。解放后，宋则久一直隐居北京香山。周恩来总理曾委托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刘清扬去看望他，请他参加政协工作，他婉言谢绝。1955年底，他在病重期间，向家人和朋友吐露了心声：共产党领导得好，所办的事情合我心愿，我拥护共产党。1956年1月病逝，享年八十八岁。
清朝末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维护清廷摇摇欲坠的统治，也为给新兴而脆弱的民族工业打气加油，他大力兴办北洋实业。1903年，派财政总长周学熙率团赴日本考察实业，回来后在天津成立“直隶工业总局”，下设实习工厂，生产民用商品：另设考工场，用以展销实习工厂的产品。1912年1月14日，考工场在“壬子兵变”中被焚烧，后重建，更名“天津售品总所”。因是官办，经营不善，难于维持，转年便招商承办。
此时，夙有振兴实业、提倡国货之志的宋则久，毅然辞去担任了十多年的敦庆隆绸缎庄经理职务，以自己仅有的两万元积蓄，接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收兑了实习工厂的全部货底。他以扶植资助小手工业为主，字号仍沿用“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成了当时国内唯一专售国货的新型百货商店。
宋则久经营有方，不辞辛苦，到全国各地采集名特产品，薄利推销，与洋货抗衡。至1923年，所经营的国货商品已由最初的二三百种，猛增到四千多种。商品已突破天津工业产品的范围，突出了国货特点，遂更名“天津国货售品所”。
宋则久大力提倡“救国救民，志愿牺牲”，不问销售之难易，利钱之厚薄，非国货不售。他关心国事，“五四运动”期间，任天津救国十人团总联合会副会长，主持出版《白话报》、《售品所半月报》，举办国货展览会、音乐会、游艺会等，宣传“提倡国货”；“一·二九”运动中，学生、市民集会游行，他率同仁高举国货售品所大旗，加入到游行队伍的行列之中，沿途散发传单，宣传救国必须购买国货，一举两得。他的爱国行动受到天津市民的敬佩。售品所的声誉更加提高，业务开展有了更大突破，先后在北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市建起多个售品分所、国货售品庄，雇佣员工三百余人，经营商品达万种之多，为全国提倡国货、振兴实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国货售品所受到日军的仇视。宋则久不予理睬，仍专售国货，抵制日货。日本宪兵司令多次唆使日本浪人、特务寻衅恫吓，敲诈勒索，警告宋则久不得使用“国货”二字。天津国货售品所被迫改为“天津百货售品所”。一次，宋则久的售品所出售一批“抗日牌”汗衫，汗衫上印有一妇女在海滨浴场用伞遮“日”光避晒的图案，日本宪兵以此为借口，越出日租界到地处中国地的国货售品所进行搜查。恰巧宋则久不在，日军就将批发部主任、会计抓捕，严刑逼供，令其承认“接受中国政府津贴做反日工作”。诸如此类的打击发生多次，宋则久与同事们毫不屈服，坚持销售国货，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7年，售品所增设国际贸易部，勉强维持生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政策扶植、银行贷款、市百货公司保证货源，售品所获得新生，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宋则久在推销国货期间，办了很多公益事业。1902年，创办“商业半夜学堂”三所；1921年，创办通俗学校扫盲十二所：后又办起宋氏私立小学六所，中学一所；1941年，创办天津市第一家结核病医院，每年要向广仁堂、育婴堂、贫民救济院等慈善团体及受灾地区捐款捐物。宋则久有较多社会兼职。1906年，任天津工商研究总会会长；1915年，任天津救国基金会会长；1924年，任天津市总商会董事；1927年，应冯玉祥邀请，任河南省委委员兼工商厅厅长。
宋则久著作有《商务修身浅议》、《买卖法》、《白话珠算讲义》、《中国新簿记法》、《售品所授徒讲义》、《宋则久论著》、《实用经济学》等。
宋则久1917年入基督教，曾任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执事、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干事，还创办基督教救国会。他以“爱人、惜物、忠事、守章、耐久”为所训，强调“职业、教育、宗教系人格三要素”，“技能、知识、道德、事理系人才四元素”。宋则久交际甚广，与天津知名人士严范孙、张伯苓、林墨青等相友善，聘请邓颖超、刘清扬等妇女界知名人士为售品所顾问，开天津商界雇用女店员之先声。他与冯玉祥将军过从甚密，经冯玉祥介绍，于1927年加入国民党，曾写《共产主义批评》一文。解放后，宋则久一直隐居北京香山。周恩来总理曾委托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刘清扬去看望他，请他参加政协工作，他婉言谢绝。1955年底，他在病重期间，向家人和朋友吐露了心声：共产党领导得好，所办的事情合我心愿，我拥护共产党。1956年1月病逝，享年八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