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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是运河全程的最高点，称为“运河之脊”。运河在这里与黄河纠结，历代王朝均作为治理的重点。
  运河之都的地位 元至元十二年1275，丞相伯颜统军南征，议立水运驿站。次年，攻克南宋首都临安杭州见江南“川渠交通，凡物皆舟载，比之车乘任重而力省”，遂上疏世祖忽必烈，提出疏浚沟通南北运河的建议，世祖恩准开凿以济宁为中心，南至徐州，北抵临清的运河。这段长达七百多里的运河，建小桥九十八座，大桥五十八座，通纤道，沿河修建涵洞，两岸栽植草木。工程艰巨，-耗资巨大，超过任何一段运河。
  明代加大这段运河的整治力度。工部尚书宋礼主持“避黄保运”，河床加深到三丈，确保蓄水通航；治理了南旺水脊的“肠梗阻”，制定了每年一小挑、间年一大挑的疏浚制度，形成南通江淮，北达幽燕，南引吴楚闽粤之饶，北壮畿辅咽喉之势。
  清代把大运河看成“生命线”，不惜巨资在济宁附近大搞黄、运分流工程，使大运河航运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济宁河段在运河全程的地位举足轻重，史籍称“闭则为锁钥，启则为通关”。元明清三代都派治河大员到济宁驻守，设军队防护，由此奠定了济宁“运河之都”的地位。
  运河之都的标志据考，元代在济宁初设开浚大臣，后设都水监、行都水监、总治河防使，官阶最高为正一品。明代，济宁设总理河道、总督河道、经理河漕、总漕兼河道、巡抚兼河道，简称总河，均由朝廷钦命重臣署理。这是大运河全程最高的行政管理机构，是朝廷六大部以外增设的部院级直属机构。
  清袭明制，设总河部院，钦命署理，秩正二品。顺治年间设河道总督一人，亦称总河，综理黄、运两河事务，驻济宁州。雍正七年，1729分河道为三，南河江淮运河、江南运河总督驻清江浦；东河河南、山东运河总督驻济宁州；北河南、北运河总督驻天津。自清顺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二百五十八年间，朝廷钦命河道总督一百一十九任，共—百零一人充任，其中正一品大员近半。其间总河除移驻清江浦二十七年外，其余年份均驻在济宁。
  河道总督衙门拥有直属军队，军政合一。据元史载，运河贯通后,1285年3月，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二千人。朝廷在济宁设立都漕运司使，1350年，设兵马司，驻扎辅漕运官兵一点二万人。1536年，置枢密分院。
  明代，驻济宁的司运军事机构为总理河道军门署，驻军最多时达一点三万人。军门署除固定的道、卫、署、衙外，还有其他军司。永乐十八年1420,十万兵镇守济宁。济宁成了朝廷一日不可疏忽的军事要地。
  清代，驻济宁的河道总督加兵部侍郎右都御史衔，秩正二品，是掌管治运、司运的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下设若干机构，历来有“济宁七十二衙门”之说。
  济宁河道总督衙门占地五公顷，建筑面积一点六万平方米，设有大堂、二堂、三堂，有书院、射圃、演武厅等，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气势威严。
  总督河道衙门权力很大，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巡抚皆受其节制。
  沿河各州府县也在兵备道的节制之下。沿河各省的巡抚无不对总河大人崇尚有加，上任须到济宁拜见总河，卸任须到济宁辞行。至今在济宁市博物馆内保存着一门清代铁炮，炮筒上赫然铸有“河道总督署造”。
  运河之都的风采 济宁原名济州，州治在巨野。元至元七年1271升为府治。因济水南汇泗水，北通汶河，州居其中而得济水之宁，故名“济宁府”。
  济宁因河兴商。自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济宁出现了“官舸商舶鳞集、靡拥于济城之下”的兴旺景象。曾有“日中市贸群物聚……酒楼歌馆相喧闻”的描写。到明代中叶，济宁已发展成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此时城内居民超万家。至清代，济宁商业己臻鼎盛。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越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旺，市场辐射周边近百个县，成为全国著名工商大城市之一。
  济宁因商兴市。济宁商贸业的空前繁荣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人口与消费剧增。元代，济宁地区只有万余户、八万多人，明代，济宁城区人口达十万，清代，达十五万。乾隆四十五年1780,济宁由府辖州升为省辖直隶州。清道光年间，济宁城内外街道二百九十条，比明代增加近两倍。
  济宁因市而荣。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了当地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济宁手工业多达二十多个行业。玉堂酱园是酿造业中的百年老字号，“兰芳斋”名闻遐迩，济宁路青猾皮是国内外客商抢手的名牌产品，竹木器、铜铁器、纺织、造船、洪炉等各业亦蓬勃兴起，棉花、烟草、林果等成为济宁商品农业的大宗。
  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清时期，济宁曾是大运河对外商埠和重要码头之一。
  ★本文作者刘玉平，山东邹城人，现任济宁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兼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出版个人专著六种，主编各类书籍三十种，发表文章二百多篇。本文收录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