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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它是满族贵族征服蒙、汉民族并利用蒙、汉民族上层分子建立起来的政权。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清世祖福临定鼎北京，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溥仪皇帝逊位，清朝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268年之久。
  其间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盛世，也有道光、咸丰之后逐渐衰败时期，还有同治、光绪两朝出现的短暂中兴。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武清村落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总的来说，清朝二百多年间，是武清村落持续发展时期。
  第一节 满族的兴起及八旗组织的建立
  十七世纪初叶，在中国东北地区崛起了满族，是由古老的女真族发展形成的，即金朝统治者的后裔。
  明朝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密切这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推行了卫所制度。在女真人定居的苏子河流域设置建州女真三卫。以狩猎为主的女真人逐步转变为以农耕为主。
  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明廷将女真族各部进贡抚赏和回赐改为折银，每年约有一万五千两白银流入女真地区。苏子河流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日趋繁荣。
  建州女真族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各部的统一，迫切需要扩大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已进入衰败的明王朝，却推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的政策，限制女真人与中原汉人的联系，从而激化了建州女真与明政府之间的矛盾。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建州左卫都督凭借武力将各部女真族统一起来。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登位（即清太祖），不久，挥戈南下伐明。明廷举朝震惊，辽东经略杨镐统帅十万军马，分四路围剿努尔哈赤，结果大败。后金政权从苏子河流域进入辽沈地区，初以辽阳为都，公元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复迁沈阳，时为盛京。
  公元1636年（明崇祯九年）5月，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此前一年，已将女真改称为满洲。
  女真社会是按照八旗制度组织起来的，“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初设黄、白、红、蓝四旗，后复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是为八旗。后来，汉族、蒙族人降附后金政权日众，又先后编立汉军和蒙古八旗。依旗色分别隶属于满洲各旗。八旗组织兼具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与金朝的猛安谋克组织相似。皇太极独掌三旗：正黄、镶黄和正蓝（后来，正蓝为正白代替），从实力上取得绝对优势。此即由皇室直辖的所谓“上三旗”的来历。
  第二节 清军对京畿的掠夺和破坏
  清军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多次到京畿地区侵扰、掠夺，通县、武清等京畿地区受害尤甚。
  一次，清军沿北运河西岸自北向南烧杀掠夺，将通县、武清运河中的船只烧毁，又进入村庄抢劫，掠走民众，像牛羊一般驱赶。遇到民众反抗，放火烧村。大孟庄镇的霍屯村，明代屯田建的村落，名福盛屯。清军沿运河南下，一路烧杀抢劫，进入福盛屯后扎营修整，村中百姓揭竿而起，黑夜闯入军营，杀死清军将领。结果被救援的清军一把大火将村落烧光。后人称“火烧屯”，今称霍屯。
  今东马圈镇刘庄村北河嘴儿一带，宋、辽时出现聚落，明初山西移民马姓大户迁此屯垦立村，取名马百户屯，简称马屯。马家一位女子，被选为皇后。清军入侵后，皇后被清军杀害。马姓人为给皇后报仇，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组织二百人的抗清队伍，偷袭清军兵营。清军围剿马屯，用土炮轰炸村民，最后把这个村夷为平地。至今村落遗址犹在，考古专家发现，遗址面积8万多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
  值得肯定的是，清军在掠夺京畿的过程中，皇太极三令五申军纪禁令：“朕承天命，兴师伐明，拒者戮，降者勿扰。俘获之人，父母妻子勿使离散。勿淫妇女，勿夺衣服，勿毁庐舍器皿，勿伐果树，勿酗酒。违者罪无赦。”又令曰：凡贝勒大臣有掠夺归降者财物者，斩；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以索取之物倍偿之。天聪四年二月下令：上天把大明国土地和人民给予朕，其民即朕民，凡投降的军士不须侵害，违者治罪。八年六月，颁军令：行军时，官兵不离军旗，不许喧哗，不许私自离开队伍去抢劫，抗拒者诛之。又令：勿毁庙宇，勿杀行人，勿离人夫妇，违者治罪。类似以上的军令不复再赘，有这么多军纪禁令，使得清军所到之处，不敢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对于一些城邑、村落和人民生命财产，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第三节 “圈地”风潮及旗庄的涌现
  清朝初年，清政府发布圈地令。从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先后三次下圈地令。由此，“圈地”风潮兴起，二三年后，愈演愈烈。不仅将京畿附近州县的良田悉行圈占，其范围还扩大到山东、河南诸地。并且常指民地为官田，私田为无主，强行霸占，致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
  圈地之法：朝廷派满族官员到各村庄，以两匹马前后牵着朝廷颁发的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垧，每壮丁分给五垧，一垧等于六亩。垧者，折一绳之方广，其法比用弓丈量便捷。凡圈内的房舍村落皆随地归于旗人庄主。这样，京城五百里内的良田沃野都被圈占而去。仅顺治四年圈占直隶各州县土地百万九千余垧，合6054000余亩，或60540顷。京畿之地各旗王公宗室庄田以顷计者，一万三千三百有余；各旗官兵分拨庄田以顷计者，十四万九百有余。
  顺治十年，朝廷下令停止圈占土地。随着内迁的旗人越来越多，圈地之风并未停息。直到康熙八年六月，康熙皇帝降旨：“多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至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占者，悉令给还民间。”此后，圈地之风才渐停息。
  武清县圈地数字无有确切记载，能从地名传递的信息中及从实际调查中掌握一些情况。
  下伍旗 （今下伍旗镇辖）清代以前称薛庄，清初被圈为旗地。由八旗中的下五旗（上三旗属于皇室家族），赵姓占有，连薛庄也被圈占在其中，约48顷。故村名改称下五旗。后人写成“下伍旗”。
  索张庄 （今东蒲洼街辖）皇宫中索娘娘派人跑马圈占48顷土地，由上三旗佐领派庄头召集佃户耕种立庄，因庄头姓张，故称索张庄。
  二王公庄 （今大碱厂镇辖）清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京城二位亲王为公主圈占的胭脂粉地。称“二王公主庄”，后简称二王公庄。
  小王庄 （大孟庄镇辖）据《武清县地名志》载：清顺治年间，大孟庄的皇粮庄头王姓圈占的打谷场。看场的佃户定居成村，以庄头姓氏命名王庄，为与附近王庄区别，分出大、小王庄。
  圈地之后，全县出现了许多等次不同的皇庄、王庄、旗庄。如白古屯乡辖的（西）黄辛庄，原名皇亲庄。下朱庄街辖的（南）太平庄、下伍旗镇辖的（北）太平庄均为皇庄旗地，庄主为企求太平，故名。
  从地名考察，一些带“辛”字的村庄是圈地后，耕种旗地的庄头与佃户形成的村落。起初称“新庄”，含新立村庄之意。年复一年、祖辈辛苦劳作，新庄并未有新的变化，故将“新”改为“辛”，含辛苦劳作之意。如大碱厂镇所辖的港北辛庄，崔黄口镇辖的邢辛庄，梅厂镇辖的方辛庄，上马台镇辖的大辛庄，下伍旗镇辖的北田辛庄等，都是清代跑马占圈后兴起的佃户村。
  还有一些带庄头姓氏的村庄，也是圈地后形成的。诸如张家庄、李家庄、王家庄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庄头迁出或败家，佃户们把“家”字省去了，干脆就称张庄、李庄了。如大碱厂镇辖的兰家庄、刘五庄，崔黄口镇辖的白庄子、平庄，河北屯镇辖的小杨庄等。
  清代庄田，还有整庄半庄之分，清廷规定，凡18顷土地以上的庄园称整庄；九顷地以下的庄园称半庄。又有粮庄、稻庄、豆秸庄之名目，还有一等庄、二等庄、三等庄之差别。“凡皇庄……畿辅有三百二十有二：一等庄五十七，二等庄十有六，三等庄三十八，四等庄二百十有一，半庄七十有一，豆粮庄六，稻田庄三，均不分等次，每庄设庄长一人。瓜田、菜圃置庄设长如之。各佃户庄还分菜园、瓜园、果园；蜜户、苇户、棉靛户、鸭子户、鸦鹘户、鹰户、鹌鹑户、狐皮户、以及灰丁、炭丁、煤丁等。本县的豆张庄因种豆角出了名，张姓庄头管理，得名豆角张庄；东蒲洼街的西梁（粮）庄；河西务镇的蔡庄等，皆是集中种粮、种菜的村庄。
  由于大批旗庄、佃户庄的出现，很多荒田变为沃壤，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衰败的村庄，又逐渐复苏。
  第四节 王庆坨——复（傅）兴庄的出现
  圈地风潮，兴起于顺治年间，结束于康熙年间，但是，直到乾隆年间风波尚未平息。小民土地被圈占者随时可能发生，上层官僚与皇亲国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不乏有之。武清县王庆坨有权有势的大官僚大地主曹家与乾隆皇帝内弟傅恒家就围绕圈地展开了一场争斗。
  顺治年间（1647年）的两次圈地尤为惨烈，青苗在地，骤然圈给旗主，耕作徒劳，收成绝望，尺地一椽，皆非所有，流离转徙，民命奚堪！野蛮的土地掠夺，使大量贫苦农民倾家荡产，失去了必要的生机。因之旧业难守，凡民间待圈之地全部荒芜。八旗兵丁彼圈此占，夹空地亩，本系碱荒洼下之田，不在圈占之列。但一经开垦成熟，仍被继续圈占。无辜百姓，呼吁无门，哀号莫救，饿死沟壑者不计其数。当时处于迫不得已，不少百姓不待圈占令下达，辗转与满族兵丁协议，主动“投充”，将自有民地民居充作旗丁庄田，甘做佃户。乾隆七年（1742年），武清全县共有民地、灶地、宫边、马房地八千一百七十余顷，被圈四千一百二十余顷，占半数以上；投充地接近六百顷，两项总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大量圈占土地，加剧了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迫使满清统治者不得不于顺治十年（1654年）颁布“以后不许再行圈占”的诏书。此后情况虽有好转，实际一直延续到康熙八年间。
  此后圈地运动虽被禁止，但满清贵族无视法纪，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变相圈占汉民土地的事件仍有发生。
  傅兴庄坐落王庆坨以东数里之遥，明代称“明场”，后改“东场”，俗称“东场子”。明末清初时，东场子皆苇场荒地，曹家先辈在此处开垦地九十多顷。于乾隆二十年后，同族曹某与乾隆皇帝内兄傅恒勾结，秘密伪造契据，冒称百顷，作为抵押，从傅恒府借银五千两。由于当时曹家主权人尚健在，同时朝廷又有“旗汉不准交产”的禁令，因此盗买盗卖双方不敢轻举妄动。商定待主权人去世后收地。至乾隆三十三年，曹家地的主人病故，傅恒得盗卖人的通知，依仗皇亲国戚的权势，派人通知武清知县：王庆坨东场子圈占土地一百顷，圈占零散四邻地近十顷，均归傅家所有，致使数十户村民祸从天降，陷于一片混乱状态。曹姓继承主权人的嗣子年方童稚，无力与之相抗，只有执明代颁发的土地文书与四邻受害人一起到县衙申诉。经过一年多的周折，惊动了乾隆皇帝，傅恒才退出多占四邻零散土地，而那九十多顷曹家的土地，仍被占有。傅遂派人在东场子盖东、西两座殿堂，管理收租事宜，并改村名为“傅兴庄”，取傅家兴旺发达之意。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傅氏后裔亦因家业衰落，即将此地产权转手卖与他人，傅兴庄也随之改名“复兴庄”至今。
  第五节 董标垡四家旗奴圈地简记
  清朝顺治年间，东马圈镇董标垡及周围村庄的土地，被京城一位高官派兵跑马圈占。随即派来四家旗奴管理，他们是姜、宋、陈、赵四家。这四家是随清军进关的，但他们是编外人员，只是高官的家奴而已。依据他们与高官的亲疏远近，受高官的赏识程度有差别，因而分地的多少相差悬殊。
  宋姓一家给了四个庄头，每个庄头13顷地，陈家只给半个庄头，6顷半地；姜家、赵家每家只给1顷地。所有土地主子只给文书，没给地契。即只有上头圈地的指示，占地的亩数，没有每块土地的具体位置，长宽面积。这样主子可以收回赐予他人。所圈占的土地均称旗地，本县衙门无权收粮收赋，四家庄头每年秋后直接把粮米、蔬菜、肉蛋及其他物品送到京城主子的府上。
  宋家很快发了家，四个儿子，每人一个庄头。分家后，每家盖了前通街、后通道的五、六十间大瓦房，整整占了半条街。大房盖得宏伟气派，一宅两院，前边倒座大房带金钟形大门，虎座门楼，雕花影壁。各家还起了堂号，老大：绍德堂；老二：顺德堂；老三：绪德堂；老四：万顺堂。
  发家最快的是宋老大，他不仅巴结奉承好京城高官，还行贿买通武清知县，京城高官封他多少地，县官又拨他多少地。宋老大共占有100多顷地。附近的村庄多是他家的佃户村。
  据传，宋家上头的主子是专横跋扈的鳌拜。在康熙皇帝铲除鳌拜之前，曾到武清县微服私访，以掌握鳌拜的罪证，民众对圈地的反应。《武清县志》记载：“康熙五年（1666年）十月，圣祖玄烨宿于标垡。”这一年康熙皇帝才13岁，还未亲政。可见他铲除鳌拜的决心之大。当年康熙皇帝宿于今安标垡。康熙八年，康熙皇帝亲政后的第二年，谕户部：“以后圈占民间房地，著永行停止。准许壮丁，出旗为民……尔部即速通行晓谕，昭朕加惠生民之意。”从顺治年间刮起的圈地之风，才逐渐平息。
  摘自《东马圈镇志》
  第六节 大龙庄“九千户”带地投旗
  在圈地的风潮中，无权无势平民百姓的土地任旗人圈占，而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千方百计疏通清廷高官、皇亲国戚及各府王爷，将自己所占的几十顷至上百顷土地（地契）交给他们，其意是全部供他们圈占，一家人入旗籍，目的求得旗人庇护。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带地投旗。
  朝廷明确规定，凡带地投旗者，主人可充当“豆粮庄头”，每年所生产的豆麦粮米保证供给旗地主人，不必向当地官府缴纳税赋。于是满族的高官、皇亲国戚及各府王爷与汉族地主豪绅勾结起来，真正受剥削的还是广大农民。
  武清大地主带地投旗者各乡镇皆有之。最大的一户是河西务大龙庄九千户杨家。他家自明代被封为九千户，封土范围前面已经讲过，北从三河县（北运河上游）起，南至杨柳青（南运河头）止，运河东西两岸各15里地之内。清王朝圈地风潮兴起后，杨家将全家百余口人，一半入了旗籍，土地一半投了旗人，杨氏家族的族长当了豆粮庄头。直到清朝灭亡，民国初年一家人和土地才合二为一。1953年杨氏家族还派管家到三河县收地租，今天大龙庄附近的苏庄，当年是杨家的佃户村。两村虽相距3里地，却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原因是苏庄是大龙庄杨家的佃户村，杨家派苏姓庄头经管佃户立村，故名苏庄。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杨家还有旗田33顷另40亩。大部分由苏庄佃户耕种。出于这种历史渊源，从1958年至今，两个自然村一直并为一个行政村。
  南蔡村侯家（今南蔡村镇辖）明代挂过“千顷牌”，其祖上在四川做过知府。清初，圈地风起，与清朝上层勾结，全家“带地投旗”。
  丁家〓村吴家、定福庄陈家（今南蔡村镇辖）、东马房李家（今白古屯乡辖）、王庆坨曹家、张家、丁家亦都是带地投旗的大户。
  第七节 永定河治理及泛区村落的兴起
  一、康熙皇帝下诏治理永定河
  康熙七年，卢沟（永定河）水溢，滚滚洪涛夺凤河南下，直抵武清城，平地水深丈许。三座城门堵塞，水灌入城门不能排出。东城门楼塌圮，灾民数万。次年，康熙皇帝驾临武清城，召见知县曹际飞，问民疾苦。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圣祖玄烨视察永定河水情，宿于王庆坨曹家。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圣祖玄烨视察永定河下口三角淀，驻跸王庆坨，见到百姓捞水草充饥，很是怜悯，亲口尝之。遂决心治理浑河。在乘舟回杨村途中，咏诗一首：
  源从白马邑①，流转入桑干②。
  浑流推浊浪，平野变沙滩。
  廿载为民害，一时奏效难。
  岂辞宵旰③苦，须治此河安。
  清代第一次大规模治理永定河，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这年三月二十六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召见直隶巡抚于成龙，于成龙将浑河图形呈览，向康熙皇帝禀报他与比利时国的耶稣会士安多等水利专家勘察浑河、清河的情况。于成龙说：“微臣与安多等专家自霸州至郎城，履旧河形，细加丈量。由永清、固安至张协，有旧堤一道，约七十里，尚可帮修，水流亦在此处，可以挑浚。”
  康熙皇帝对他说：“朕经行水灾地方，见百姓以水藻为食，朕曾尝之，百姓艰苦，朕时牵念。命尔于雨季之前，浚河筑堤，使田亩得耕，百姓生计得遂。”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于成龙上奏：“霸州、永清、王庆坨等处挑浚新河已竣，乞赐河名，并敕建河神庙。”康熙皇帝赐名“永定”。这是永定河之名的来历。
  此后，康熙皇帝六次视察永定河，督察河务工程。每次带领皇长子、四子和十三子，凡到一处，皇帝总要详加询问，有时还将“豹尾枪立于冰上，亲自用仪器测量。遇到水浅，龙船不能进，皇上改乘小艇，留下大臣侍卫，带少数人前往巡视，亲临河工，对每段河形地貌十分熟悉。河道总督王新命呈上所绘河图，请皇帝阅览，康熙皇帝能准确指出图上河道“曲折阔狭与实际河形不符”之处，说王新命“皆意度之”，令其重新绘制。一次，康熙皇帝巡视治河工地，查验筑堤木桩，发现“俱短小，不符合规定”，斥责王新命失职。
  康熙年间对永定河治理取得很大成绩，采取了“引清冲浊”的措施，减缓了河底沙淤的速度，永定河大约平稳了三十年。永定河尾闾淤沙问题的解决是由雍正、乾隆两代皇帝完成的。
  乾隆皇帝巡视永定河大堤并题诗
  乾隆皇帝牢记祖训，治国先治水。于乾隆二年、四年、七年、十五年，连续治理永定河尾闾的淤沙问题，直到十五年才见到成效。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乾隆帝沿永定河新修筑的大堤，从安次县的冰窖村至王庆坨，骑马缓行三十余里，巡视大堤及下游尾闾工程，见如长龙般的大堤坚固，永定河入三角淀的尾闾通畅，遂作《重阅永定河》五言诗一首并跋。九月，刻石立碑。
  夜雪忽已收，朝雾未云敛。
  策马遵遥堤①，永定全势览。
  下口欲其畅，浑流利泛滥。
  前者叹行墙②，一线奚归坎③。
  无已筹下策，让地稍避险。
  中处徙流④移，向南停洳⑤渐。
  今来阅尾闾⑥，三载惊荏苒。
  舍陆命进舟，湉波春淰淰⑦。
  虽逊洪泽阔，微山已不减。
  荡漾有余地，沉浸乃澄澹⑧。
  慰兹忧即兹⑨，积高车鉴⑩俨。
  补偏⑪斯不无，永逸则岂敢。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皇帝阅视武清境内的淀河（三角淀）、永定河下口堤，见河务井然，沿途百姓辛勤劳作，衣食无忧，在轿舆中吟诗一首：
  取道阅河干⑫，浮桥度广滩。
  汛凌过竹箭⑬，水潦未桑干。
  四载由来仰，尾闾今度看。
  敬绳仁祖志⑭，永定亦安澜。
  永定河治理后，广袤的泛区出现新的村落：道沟子村、二王淀、三河罾、大柳子、张家地、蔡家地、郑家楼、尤张堡等。
  汊沽港附近的村庄也是清初发展起来的。康熙21年春，康熙帝视察永定河中泓故道，随驾的是河道总督于成龙，他向皇上禀告日程安排：第一天驻跸羊粪缸，第二天驻跸瘸梨树，第三天驻跸叉光，第四天驻跸鱼儿里。康熙皇帝大为不悦，问：“让朕驻跸的是何等村庄？羊粪缸，瘸梨树，叉光这些村庄听名字就不吉利。”令于成龙借开河之机将附近村名逐一更换。于是，于成龙将“羊粪缸”改为“杨芬港”；将“双沟港”改为“双港”；将“堂二埠”改为“堂二里”；将“瘸梨树”改为“阙里熟”；将“叉光”改为“汊沽港”，将“二光”改为“二沽港”，将“鱼儿里”改为“渔坝口”等。以上所述村名改变见乾隆二十四年河道总督方观承修《永定河续志》第四函卷二十：《沿河繁村记》。
  值得提出的是，二光改称二沽港后，当地人土音重，“二沽港”与“二光”难分清，还是习惯称“二光”了。
  明清时期王庆坨、汊沽港一带洼淀已被永定河泥沙淤平，成为膏腴之地，外地移民抢先在此立村。先后出现了冷家堡、苑家堡、北柳子、大刘堡、大王堡、东王堡、胡柳子等村落。
  第八节 三朝皇帝关注运河分洪坝
  明清两朝，依漕为命，对北运河治理最勤。尤其是康乾盛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对北运河的关注治理空前。康熙帝对治理后的北运河由衷加以赞美，题咏了《潞河三首》及《潞河发舟》等诗篇。
  潞河①三首
  一
  潋滟②春波散碧漪，白苹③初叶麦初歧④。
  潞河三月桃花水，正是乘舟荐鲋⑤时。
  二
  画鹢⑥中流起棹歌，参差荇⑦藻漾晴波。
  泽梁⑧虽设曾无禁，斜日鱼罾⑨两岸多。
  三
  东风吹雨晓来晴，春水高低五闸声⑩。
  兰桨⑪乍移明镜里，绿杨深处坐闻莺。
  潞河发舟
  青翰⑫舟迎旭日升，官河⑬放溜始开冰。
  巡行每为求民瘼⑭，宁避春寒晓雾凝。
  康熙皇帝 康熙帝对武清境内的筐儿港运河分洪处尤为关注。曾四次驾临筐儿港。康熙六年（1667年）夏，筐儿港东堤险段决口，淹没东南数十个村庄及农田房舍，造成北运河航运中断。14岁的康熙皇帝，由河道总督靳辅等人护驾，视察水情，进村问民疾苦，驻跸筐儿港村。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连日大雨，北运河在筐儿港村、灰锅口村多处决口。康熙皇帝再次驾临，诏令在上游的北蔡村、夏庄、南蔡村三处挑河筑堤。翌年（1700年），康熙帝第三次阅视决口处，命治河大臣牛钮，建减水石坝二十丈。汛期洪峰来时，从石坝渲泄至引河，导流入海。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月，康熙皇帝第四次视察筐儿港石坝，经过洪峰后石坝安然无恙，龙颜大悦，咏诗一首：《看运河建坝处》——
  十月风霜幸①潞河，隔林疏叶尽寒柯②。
  岸边土薄难容水，堤外沙沉易涨波。
  春末浅夫③忙用力，秋深霖雨失时禾。
  往来踟蹰临渊叹④，何惜分流建坝多。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武清知县及乡贤百姓上奏朝廷，在运河建坝处，立御碑一通，颂扬皇恩浩荡。康熙帝恩准，御笔题写“导流济运”碑文，含导流洪峰归淀入海，接济漕运之义。
  雍正皇帝 子承父志，把“治河通漕”当成第一政务。雍正六年，派弟弟怡亲王允祥主持拓筐儿港减水石坝至六十丈，坝外引河拓宽加深，两岸加筑长堤，直通七里海。
  翌年，于北运河上游的土门楼村建减水坝四十丈，开挖王家务引河（今青龙湾）。从上游减少北运河汛期下泄的水量，保证北运河安澜通航。
  乾隆皇帝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视察筐儿港减水坝，发现石坝外面被历年下泄的洪水砸注成方圆二三里的大坑，石坝根基露在外面，有被洪水冲垮的危险，命治河总督方观承夯筑青石海墁，保护石坝；又命裁直石坝附近八里长的U形河道——八里湾。
  乾隆二十九年、疏浚筐儿港减水河，加固两堤。在筐儿港村南、保驾营村北，建行宫一座（今八孔闸光荣院、党校处）。乾隆皇帝数次驻跸行宫，先后题诗三首。
  《阅筐儿港工作》——
  减河制诚善①，日久注为坑②。
  前度命修筑③，今来阅接成。
  港春流则断④，涨夏杀其盈⑤。
  原始宣防意⑥，本因一篑营⑦。
  又
  北运殊⑧南运，中泓⑨沙底翻。
  赖斯方贮水，以彼少来源。
  夏潦⑩复需盛，涨波此泄屯⑪。
  功成亏一篑，深意视名存。
  《阅筐儿港减水坝作》——
  导流还济运①，圣训久昭垂②。
  夏备减涨用③，春来断港时④。
  酌中诚已善⑤，筹外小资治⑥。
  敢曰继绳凛⑦，安民意廑斯⑧。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驻跸宝稼营行宫的乾隆帝，见水营外围的席墙都用黄布遮上，表示对皇帝的迎接。乾隆帝不悦，指出：去夏河水泛滥，朕加恩从优赈恤百姓，不料尔等如此耗费，用布作围墙，若用此布匹做衣、被，不知救济多少小民。乾隆皇帝就此发出谕旨，令各州县官吏在灾荒之年，要体下情，承上德。不久，武清知县和乡贤，请求朝廷为皇上刻石立碑，颂扬皇上的功德，乾隆帝恩准，命将他题的三首诗刻在御碑上，故后人称御诗碑。
  耸立在北运河畔的康熙皇帝御碑、乾隆皇帝御诗碑，后人又增建了漂亮的六角碑亭，加之气势恢宏的行宫，参天的古槐、婆娑的垂柳，巍峨的分洪坝成了北运河畔一道靓丽的景观。如今行宫因水患已荡然无存，然古槐垂柳依在，两通御碑，保存完好，暂移到杨村小世界的御碑园中，供游人观光。
  道光三年秋，清淤张家湾至河西务段的北运河道，翌年疏浚河西务至天津三岔口的北运河道。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土门楼减水坝上建40孔分洪闸一座。1935年在筐儿港减水坝南端，建钢筋混凝土八孔分洪闸一座。此后，八孔闸便成了北运河上重要的水利枢纽。
  北运河经过康、雍、乾、道四代皇帝相继治理，水患得到了根治，水利工程奠定了今天的格局。两岸村落因河而兴，原有的村镇扩大，新兴小村增多。河西务、大孟庄、蒙村店、蔡村、杨村继续发展扩大外，还兴起了庄窠、路庄、北里庄、崔楼、小王甫、三里浅、小孟庄、兰家庄、刘五庄、兰家巷、尖嘴儿窝（河口处）、八间房、宝稼营、沙古堆、六合庄等村落。
  第九节 沿河两岸村落稳定增多
  一、筐儿港减河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皇帝命修筑筐儿港石坝的同时，命坝外开挖引河（后称筐儿港减河），洪峰从坝上泄下，导入减水河，向东南流经朱家码头、梅厂、郭罗庄、蔡庄、杨家河、韩盛庄，入塌河淀（今茶淀），全长125华里，两岸筑堤，河水安澜。至乾隆四十五年，河道淤塞，河水漫流，百姓自发筑土埝，北起高官口，（今曹子里乡辖的大高口村），南到上马台。河道多次决口，土埝被冲毁，减水河流域渐成沃壤，到同治十三年，开挖新减河，由知县蔡寿臻号召受益者捐银，组织村民开新河，疏故道，建闸涵。该河称“新开减洪河”。此后河道稳定，土地肥沃，两岸新村落逐年增多：前台、后台、肖店、小黄堡：小石庄、果汪庄、代庄子、东汪庄、小裕庄、北五村（陶庄、何庄、杨庄、任庄、九河印子）等。都是在清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村落。
  二、青龙湾
  辽代为萧太后运粮河，金元时期为北运河的一部分。清雍正七年，始在武清县与香河县的交界处（土门楼村北）建减水石坝40丈，开挖第二条减河百余里，两岸筑堤，为北运河上游分泄洪水、减少筐儿港分洪的压力起了重要作用。沿河村落得以稳定发展。如下伍旗镇辖的北褚庄、刘皮庄、新庄子、前段庄、后段庄、北朱庄、邵庄、何各庄、北齐庄、北白庄、神机马坊、马神庙、柴庄、丁庄、李胡庄、东王庄；河北屯镇所辖的杨家场、北口哨、南口哨；崔黄口镇所辖的东赵庄、前赵庄、狼尔窝等村落。
  三、凤河
  辽、金、元时期曾是运粮河道，称萧太后运粮河，亦称桑干河故道。其形似凤，故名。“源自北京南苑黄村门东约3公里的海子东泉”（《畿辅通志》载）。明朝初年，由堤上营村北经南营村西入武清境内。经陈各庄南、丁辛庄与韩指挥营之间、张桐营南、大桃园西、仓上西、太子务西、南下至二光入三角淀，后下达青光。多年行洪，河床淤积，河道东移。
  雍正四年以后，主要流经侯尚村、扶头、三间房、杨店、泗村店、大南宫、西柳行、东洲、城上、庞各庄、东肖庄、丁平庄入刘家淀、南苇淀，至双口入叶家淀，再入天津界归大清河。怡亲王爱新觉罗·允祥引凉水河汇入，水量充沛。朝廷在桐林、韩村等村引水营田，始得其利。乾隆五年，知县吴翀于柳巷北、南宫南的河两岸筑堤数百丈，使两岸数村得到保障。乾隆二十一年，清淤从东柏（今安次县）至桐林河道全长50里。
  凤河两岸村落减少了水患的威胁，农业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沿河旧有村落扩大、人口增多，又新增新房子、小陈庄、西南行等村落。
  第十节 洼淀开发与村落的激增
  清室入关后，持续20年的满洲王宫贵族和八旗官兵在京畿地区大规模的圈地活动，迫使大批京畿汉民失去土地家园，离乡背井，有的逃往山东、河南，有的逃往太行山、燕山深处。为避汉人逃匿，清廷实行极其严密的户口管理制度：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记所往，入则稽所来。……如同天罗地网，逃者难以藏匿。只有那些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深山沟壑或是水泊芦荡，才是较易安身的地方。武清县，河流纵横，洼淀参列，苇草丛生之地多处，为逃难迁徙者提供了隐匿的场所。他们一家或几家聚在一处，搭窝铺、建草屋，靠捕鱼捉蟹维持生计。干旱年景开荒种地或放牧牛羊。洼淀、水塘渐渐得到了开发，人口繁衍，村落增多。
  崔黄口镇所辖的东高坑、西高坑、甸子村、十三窝窝（汪汪），今称十三村，即是洼淀开发形成的村落，加大了这一地区村落的密度。
  面积近100平方公里的大黄堡洼，是北运河分洪区，全县最大的洼淀。其间先后出现的四高庄，前、后蒲棒，东、西丝窝，忠心台、东汪庄、果汪庄等二十多个小村落，虽然在明代就有山西移民在此搭窝铺定居，但发育成村落还是在清代中后期。
  夹道洼——位于杨村以西，东蒲洼以东，京山铁路以北，北运河与龙凤河交汇的狭长洼淀，面积60平方公里。出现的大、小张庄，大、小吴场，小辛房子，谭庄、畦疃、后辛庄、胡台子也是开发洼淀后形成的村落。
  永定河泛区内的王庆坨、汊沽港、六道口、敖子嘴、陈家嘴、渔坝口、艾蒲庄、庞庄子、来家庄、茨洲、西洲、东洲等村落，虽多是明代形成的村落，但是清代中后期，村中外来户增多、人口猛增，村落变大。
  据《北京史纲》载，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人口为24621324人，北京地区州县人口为89.5万人，武清县为8.14万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圣祖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亩并未加广。应将现今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日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只将实数查明奏报廷议……”。这种“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收到了鼓励生育的效果。此后，全国人口出现了激增的势头。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间，生齿（人）日繁，康熙六十年（1721年），全国人口为29148359人，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增到296960545人，增加10.2倍，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达301260545人，突破三亿大关。武清县村落已发展到850多个，比明朝增加了近300个。乾隆四十六年，武清县人口达461058人，创历史最高纪录。
  第十一节 经济发展 集市繁荣
  京畿地区的农业，自圈地之后，85％的土地属于皇庄、王庄、旗地。王公大臣和八旗子弟并没有种地，他们在京城，养尊处优，游手好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土地仍由汉族大地主经管。只是苦了种地的佃户。他们大批逃亡或聚众抗租抗赋。朝廷不得不改变政策，实行土地租佃制。这样，解放大批家奴变成佃农，租种地主的田地，每年交足粮赋，剩余归己。生产关系的改变，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再加上朝廷、地方官员连年治河，兴修水利，生产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减少了水旱灾害，农业、牧业、渔业等比明朝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手工业在传统制作的基础上，发展到一个繁盛时期。宫廷、官办手工业与民间手工业的交流，促进了农村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中出现了铁匠铺，制作各种农具。瓦匠、木匠、铁匠、石匠、小炉匠等行业分工更加明确，行业竞争力增强。如宫廷内，旗、汉妇女戴花蔚为风尚，传到民间后，做花行业兴起。有的村很多农户以做花为业，如曹子里、梅厂一带村庄，做花户很多，他们做的花又多又好，有的生产大户到宫廷去卖，有的小贩走街串巷，集市上出现了花店和卖花的摊点。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朝廷库银成倍增加。
  康熙六年（1667年），朝廷户部库里存银248.84万两有奇，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增至7894万两有奇，104年间增长30倍，出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经济发展的高峰。乾隆皇帝在京城内大兴土木，重建扩建皇家园林、北京十景，还另拨帑银支持各州府县衙扩建城池衙署。武清县城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朝廷户部拨帑银，派军机大臣刘墉监工重修的。
  清代京师号称天下货物总汇之区，商业的繁荣远胜于历朝。京畿武清各集镇的商品多种多样。除当地的土特产品以外，还有经大运河运来的“南货”、“广货”、“洋货”、“川货”。东北的皮货、人参、粮豆、烟草不但在京师销售，还转销到各集镇交易。据《北京通史》记载，由山海关进入关内的运粮车每日可达五六百辆。山西商队以牛载货，联数百辆为一行，昼则放牛吃草，夜始行路，铃声朗朗，远闻数十里。武清县各集市店铺林立，商品齐全。从日用百货到珠宝首饰，从普通食品到风味特产，从刀剪器皿到家具陈设，无所不有。酒楼茶肆、旅店货栈也纷纷涌现。
  武清经济的繁荣集中表现在集市贸易和庙会上。据光绪七年（1881年）《武清县志》载，武清县的集市已发展到十三个。
  武清县城集市：每逢一日县治前，三日西街，六日南街，八日大角。
  东柏集市：在县城西北二十里，每旬二、四、七、九日集。
  皇后店集市：在县城南四十里，每旬二、四、七、九日集。
  北旺集市：在县城西十二里，每旬二、四、七、九日集。
  崔黄口集市：在县东六十里，每旬二、四、七、九日集。
  杨村集市：在县东南五十里，每旬三、五、八、十日集。
  南蔡村集市：在县东南三十里，每旬二、七日集。
  北蔡村集市：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每旬四、九日集。
  河西务集市：在县东北三十里，每旬二、四、六、九日集。
  汊沽港集市：每逢一、六日。
  王庆坨集市：每逢三、八日。
  梅厂集市：每逢一、四、六、八日。
  大良集市：每逢一、三、六、八日
  太子务集、蒙村集、小营集已废，东柏集、北旺集新中国成立后，划归安次区。
  全县除了集市以外，各大村镇每年还举办庙会，庙会具有祈神赐福、文化娱乐、物资交流等多种功能。据1991年《武清县志》载：清末，全县477个村，有庙宇927座，其中河西务建庙宇50多座。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庙会的日期、地点有：
  正月初八 太子务龙泉寺庙会；
  正月十九 城关南关厢玉皇庙庙会；
  二月初一 中汉村太阳庙庙会（今高村乡）；
  二月十八 甄营元通寺庙会（今黄花店镇）；
  二月十九 眷兹兴隆寺庙会；敖嘴观音寺庙会；杨村河东菩萨庙庙会；瓦屋兴隆寺庙会（今河西务镇）；安子上菩萨庵庙会（今大孟庄镇）；河西务镇西仓元通寺庙会；
  三月二十八 旧县天齐庙庙会、周家务关帝庙庙会、杨村河西天齐庙庙会；
  四月初八 泗村店天宁寺庙会、大南宫千佛庙庙会、黄花店金华寺庙会；
  四月十一 杨村河西北阁里大娘娘庙庙会；
  四月十八 汊沽港娘娘庙庙会、渔坝口娘娘庙庙会、大道张庄娘娘庙庙会、六百户娘娘庙庙会、崔黄口关帝庙庙会、北商村娘娘庙庙会、南蔡村兴善寺庙会、泗村店娘娘庙庙会；
  四月二十八 （药王孙思邈生日）汊沽港药王庙庙会、小王村朝阳寺庙会、杨村河东药王庙庙会、崔黄口药王庙庙会、安标垡药王庙庙会、大碱厂药王庙庙会、王庆坨药王庙庙会；
  六月初六 冰雹节，兰城村兰城寺庙会。
  六月二十四 （关公磨刀的日子）耿庄关帝庙庙会、邱古庄三义庙庙会、杨村河东南小楼关帝庙庙会、杨村河西关帝庙庙会。
  ……
  第十二节 教育、文化发展胜前朝
  清朝文化政策的基础，是在顺治、康熙两朝奠定的。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皇帝提出：“帝王敷（fū）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后又概括为“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康熙亲政后，继承这一国策，很快恢复日讲和春、秋经筵制度，身体力行攻读儒学。康熙九年（1670年），颁布了《圣谕十六条》，进一步确定了“教化为先”，儒学治国的方针。
  康熙二十一年，朝廷向各州县颁发御书匾额，尊崇孔子为“万世师表”；雍正三年，颁发御书匾额尊崇孔子为“生民未有”；乾隆三年，颁发御书匾额尊崇孔子为“与天地参”。同时，朝廷实行科目取士，三年大比。各省州府县经考试、荐举、选拔“贡生”、“监生”。
  武清较大村庄设私塾，小村办“冬仨月”，有的富家办“专馆”。教材为《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千字文》等，随学生年龄增长，继读《千家诗》、《四书》、《五经》等。
  县城建有义学，全县较有名气的义学有六处。县城义学，康熙年间曾做过山东巡抚的李炜（邱古庄人）兴办，邑人赵之符捐资协办，李炜父亲李可桢捐田百亩供“学馆开销”；大旺村义学，咸丰三年（1853年），石祯等人兴办；汊沽港义学，咸丰年间建；蔡村义学，同治八年（1869年）建于蔡村碧霞宫；杨村义学，光绪元年（1875年）本镇郝庆澜等八人捐资兴办；河西务义学，乾隆初年由本镇陈家创办。
  比义学高一级的是官办县学，亦称书院，一般由乡绅举办。全县书院有四处：明代隆庆六年创建的河西务白河书院、清雍正二年创办的王庆坨庆成书院、清乾隆五十一年创办的梨园、西娄庄雍阳书院以及清道光年间由武清知县刘体仁创办的奎文书院。
  县学的生员额数，据乾隆七年县志载：武清县每年科考两次，每次录取20名，由地方官府出资学费和膳食费的学生，称贡生，即准备贡献给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生员，所以又称监生或贡监。另取20名监生，由捐银纳粮而取得入学资格的学生，也是准备考入国子监的。故又称捐生或例监。每年还在县里考取武秀才15名。据乾隆七年《武清县志》载，从明代至清初，武清县考中文武进士27名，文武举人98名，贡监323名。武清县王庆坨曹氏家族被康熙皇帝恩准，可挑选本族优秀学生直接到北京中南海万年殿与皇亲国戚的孩子们一起（国子监前身）读书。曹家出现的“兄弟同榜举人”、“叔侄同榜进士”，一时传为佳话。
  文化活动比较普遍。京剧、曲艺、宫廷音乐等已从京城传播到农村，促进了民间文化活动的普遍开展。大王古庄镇的大营村、出现了京戏班；崔黄口镇周家务成立了宫廷音乐会；王庆坨著名评剧演员李金顺、石各庄镇敖子嘴村评剧女皇刘翠霞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天津享有盛誉。很多村庄出现了走街串巷的说唱艺人。民间花会——高跷、小车、狮子、龙灯等在大村镇兴起，为各地庙会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明清科举制度，凡入国学者通常称之监生；举人曰举监；生员曰贡监，官员子弟曰荫监（福荫子孙之意），靠捐资而取的监生资格的称例监（援例）。贡士，经考试，选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意思贡献给皇帝派到各地做官的人才。
  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乡试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考中者称举人，举人，顾名思义，应当举荐的人士。考中举人第一名者称解元；会试，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各省举人均可应试，考中者称贡士，贡士第一名者称会元；殿试由皇帝主考，分三甲录取。一甲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等甲；二甲取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也取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旧时所谓连中三元，即是上面提到的解元、会元、状元。
  第十三节 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的暴行
  清朝中叶后，鸦片战争爆发，因朝政腐败，国力衰竭，外国列强欲瓜分中国。村落凋敝，民不聊生。中国大地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无数贫苦农民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还我河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哪怕皇帝服了外，不杀洋人心不甘！
  山东、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已连成一片。武清县几乎村村设坛口，青少年人人习拳棒。姑娘组成红灯照，男人建起义和团。他们互请教师，互发揭帖（传单、公告），打仗相互支持。攻打天津紫竹林外国租界、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均有武清义和团参加。
  1900年6月，北京外国使馆被义和团包围，请求天津各国驻军救援。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西摩尔连夜组织八国联军，乘火车进京。武清、安次两县义和团闻讯，联合起来阻击八国联军北上，先在杨村夜袭火车站，接着在东马圈（落垡）围攻万喜栈。铁路沿线义和团，拆铁道、砍电杆，火车难行。耗时半个月联军也未到达北京。在廊坊，联村义和团同清兵把八国联军打得抱头鼠窜，取得大捷。联军只得退回天津休整，两个月后，增加三万兵力才沿北运河步行进京。
  请看王猩酋先生记录王庆坨义和团活动的情况：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花朝（二月十二），本镇南阁（关帝庙）设坛，竖旗上书“红巾教”，半月后，又改“义和团”或“义和拳”。又有名“红灯照”者，皆妇人，以于二嫂为首，每日游街示威，四乡拳民云集，南阁多至二千余人，辕门（贴）斗大紫红联曰：“奉旨练拳御外侮 严惩赃官除内奸”。对如火如荼的练拳场面，王猩酋先生咏竹之词四首：
  义和团
  绝无仅有此奇观，红巾为号义和团。
  坛外立旗书奉旨，衙中仗剑骂赃官。
  扬威大作平洋势，上法休叫左道看。
  每日三餐得胜饼，众夷一见胆生寒。
  红巾教
  村有团民二百三，头包红巾袒胸肩。
  洋枪洋炮皆能避，雪刃钢刀手中端。
  红灯照
  红灯照内小姑娘，身穿绯红短衣裳。
  曹氏家祠为坛址，指示云渡大西洋。
  黑灯照
  黑灯照内九妇人，自称仙女下凡尘。
  上法咒语骂毛子，闻声丧胆吓掉魂。
  由于清政府妥协投降，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的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1900年8月，八国联军途经杨村、蔡村、河西务等村镇向北京进犯，义和团顽强阻击，终因寡不敌众而惨败。沿途村落遭到严重破坏，商铺被砸抢，民房遭焚毁，人民遭杀害。河西务义和团民的尸体堵塞了北运河水，木厂村一口井里打捞上三十多具妇孺尸体，东马圈小谋屯村南的龙河桥头，十几名义和团民及大师兄、大师姐被官府杀害，头颅挂在桥头，尸体抛入龙河。后人称“义和团民殉难处”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见黑白插图24页①）
  第十四节 村落经济缓慢发展时期
  清末，连年的战争损耗和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再也无力优抚供养八旗兵丁，而旗人又不善谋生，故大批旗人陷入生计维艰的窘境，甚至沦为乞丐。为了给贫困化的旗人一条生路，朝廷不得不弛宽原来对旗人的一些禁约，“八旗子弟准出外贸易及在外寄籍”，“准与地方民人互相嫁娶”等。这样“使他们各习四民之业，以资其生”。清末有许多旗人离开京城，到各州县学艺务农，从而加大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亲和力度。
  武清村落的居民中，有数量不等的满人、蒙人、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民和睦相处，有的少数民族单独形成自然村，也有的和汉民杂居。例如：下伍旗村，南蔡村镇达子村，大孟庄镇蒙村店，大良镇蒙村、蒙辛庄，白古屯乡骚子营村、骆驼圈村，豆张庄乡蛮子营等。
  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仍根深蒂固，土地兼并愈加激烈：据1888年《亚洲学会会报》报道：武清县各类农户的比重，自耕农占70％，佃农占30％；各类地主比重，土地百亩者占60％，土地万亩者占10％强，其余30％在百亩至万亩之间，此外尚有占地10万亩以上的大地主一二户。这使得农业生产力受到摧残，使得低下的农业生产呈现萎缩和衰落，农民贫困化加深。农业生产力衰退，农具、耕畜质量差，数量少，生产工具是千年不变的铁、木手工工具——镰、锄、镐等。
  河渠失修，水利设施破坏，是导致农业生产衰退的又一重要因素。乾隆年间厘定的修河费用，至道光、咸丰年间，层叠折减。1871年（同治十年）前后，凡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北运河、南运河五大系及60多条支流，原有闸、坝、堤、埝无一不被损坏；减水河、引河无一不堵塞。水旱灾害平均二年一次。
  随着外国资本和外国产品的大量涌入，京津两大城市近代工业的兴起，大批破产的农民流入城市做苦工。城市人口的膨胀，壮大了产业工人的队伍。另一方面，加大了城市工商业人口对农村农副产品的依赖。受到城市人口消费的刺激，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和促进了农村自然经济的缓慢发展。
  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及棉花、花生、肉蛋、蔬菜等经济作物需求猛增，促使农民多生产，多卖钱，从而加强了行业竞争。武清县生产的北（运）河玉米、高粱、黑豆；运河鲤鱼、毛夹紫蟹；河西务蔬菜；大黄堡芦苇；拾棉庄、梅厂绢花等均在京津地区畅销；各村镇手工业如柳编、织席、竹木业、榨油、花炮加工业及砖瓦、陶瓷、酿酒、药材、制盐、地毯、土布等五行八作的产品，在与同行业、洋货竞争中，得到长足发展。外国商品的倾销，虽然对家庭手工业、小手工业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但外国商品输入量必定有限，而民间手工业与老百姓的传统习俗紧密相关，为百姓生活所必需。加之原料就地取材、技术传承分门派等的特殊性，外国商品一时难以取代，反之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和竞争力。
  农产品加工、手工业、制造业的活跃，带动了商业发展，全县十几个大集镇原有的集市贸易和庙会继续扩大。城关、河西务、南蔡村、崔黄口、大良、下伍旗、河北屯、梅厂、杨村、黄花店、王庆坨等每个集镇都店铺林立，招幌蔽日，商品繁多，行当齐全。
  食品类：粮店（行）、切面铺、挂面铺、煎饼铺、饽饽铺、糕点铺、醋酱坊、香油坊、油盐店、海鲜店、烟店、茶庄等；
  服饰类：布铺、绸缎庄、棉花铺、皮货庄、成衣铺、裁缝铺、鞋铺、老袜店、帽店、草帽店、包头布铺等；
  日用百货类：烟袋铺、针铺、绒线铺、梳篦店、线麻店、挂镜店、油布店、香烛店、纸张店、席铺、竹帘铺、笼屉铺、油篓铺、筐铺、木桶铺、风箱铺、油漆铺、鞭炮铺、颜料店等；
  财宝、金融及手工业：珠宝店、金店、银号、首饰楼、钱铺、古玩铺、当铺、眼镜铺、铜器铺、刀剪铺、毯毡铺、掸子铺、玻璃玩具店、火镰铺、弓箭铺、响器铺、龙灯铺等；
  文具、医药及其它：笔墨店、书铺、扇面铺、裱画铺、药店、剃头铺、客店、澡堂、估衣铺、马缨铺、冥衣铺、杠房、官车铺、棺材铺等；
  武清各大集镇都涌现出一批老字号，名牌产品，如河西务镇的内联升鞋店享誉京津地区。第十五节 赵廷创办北京老字号——内联升
  京津地区曾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头戴马聚源（帽）、身穿瑞蚨祥（衣）、脚蹬内联升（鞋）、腰缠四大恒（银）。这里说的“脚蹬内联升”，是说能够穿上内联升做的鞋，在当时是时髦和有身份的象征。而内连升的创业者就是河西务人赵廷。
  赵家祖居河西务大龙庄，务农为主。赵廷从十几岁在北京东西牌楼一家鞋店学徒。他心灵手巧，能吃苦耐劳，在三年零一节的学徒期间，学得一手好技术，积累了不少的经营管理经验。后来，因不愿永远寄人篱下，遂萌生了自己开店铺的念头，不久，跟亲友借些银两，创办了“内联升”鞋店。
  一、准确定位，掺股经营
  据赵廷的曾孙、现住大龙庄的赵光藻老人讲，赵廷鞋店办起之前，他总好站在大街上仔细观察过往行人脚上的鞋，回家后认真琢磨，确定了自己的经营方向——打坐轿人的主意。当时北京的鞋店很多，制作乘轿高官的朝靴鞋店却很少，如果办个朝靴店，专为皇亲国戚、朝廷文武百官制作朝靴，前景肯定很好。一天，赵廷巧遇朝廷丁大将军，大将军愿出八千两白银，与其合伙经营。这样，连同赵廷本人和家族凑来的两千两白银，共集得一万两。咸丰三年（1853年）冬，赵廷的鞋店在东江米巷（东交民巷，今台基厂）开张了，取名“内联升”。“内”指宫廷大内，“联升”意在穿上此店制作的朝靴，可以“连升三级”、“平步青云”。
  二、真材实料，精工细作
  开张后的内联升，采取前店后厂、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所制朝靴，真材实料，做工考究。当时的面料以南京生产的黑贡缎最好，厚实黑亮，经久耐穿，沾了尘土，用干绒布轻轻一擦，干净如新。赵廷不怕费钱，专从南京进料。其加工工艺也与众不同，仅千层底制作，就要经过七道工序。纳底，要求每平方寸用麻绳纳九九八十一针，一双40码的布鞋要手工纳32400针以上，针孔细密，针码均匀。锤底，将纳好的鞋底经热水浸泡及热闷后，用铁锤锤平，不能走样。这样的鞋底坚固耐用，柔软舒适、不变形，汗脚的人穿用，鞋底也不会湿。绱鞋技术要求更严，必须做到紧绷鞋楦、平整服贴、针码齐整、吃帮均匀。朝靴底厚达32层，却厚而不重。这种朝靴穿着舒适、轻巧、走路无声，显得既稳重又气派。朝中的文官武将都到内联升定做或购买。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穿的就是在内联升定做的龙靴。
  三、履中备载，服务周到
  内联升做朝廷的买卖，一般的小官吏，都要亲自来店定做购买；而那些朝廷重臣高官，则需内联升去人为其量活定样。为了跟买鞋的官员保持沟通，赵廷一开始就把在店里做过或买过朝靴的人姓名、年龄、住址、靴子尺寸、特殊爱好等记录在册，编辑成一部商业备忘录——《履中备载》。很多官员免去了来往选购的麻烦，鞋店招徕了越来越多的客户。内联升开业不久，便名噪京城，财源滚滚而至。此时，赵廷又想到：要伺候好坐轿子的，就得想到抬轿子的。为此，内联升开始生产双脸带“筋”、外观显得虎势的“轿夫靸（sǎ）鞋”。这种鞋很实惠，既跟脚又结实，柔软吸汗、走路无声。习武的人也很喜欢穿，闪展腾挪，随心所欲，称得上是中国式的运动鞋。赵廷被称为“鞋王”。
  四、命运多舛，今更胜昔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东交民巷成了一片火海，内联升成了一片瓦砾。赵廷找丁大将军商议重新开业，对方借故推辞了。后来，赵廷将鞋店搬到灯市口西奶子府重新开业。不到两年，即1912年，又被袁世凯制造的兵变所殃及，内联升被洗劫一空。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赵廷急火攻心，加之年事已高，一代鞋王不久含恨辞世。
  妻子赵云书接手营业，在族人赵云芝等人的帮助下，把店铺迁至前门外廊房头条。1956年公私合营后，内联升迁到大栅栏原达仁堂药店旧址。1988年，翻建成四层楼房，有了几千平方米的店堂，也可算是连升三级了。如今生产的品种不仅有传统的布鞋，还增加了各式男女皮鞋及群众喜爱的运动鞋、休闲鞋。内联升的工人也从原来的5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每年生产布鞋和皮鞋几十万双。内联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真材实料、精工细作的规矩，以诚相待、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和精湛的制作工艺。
  （摘自陈景山主编的《漫话河西务》，马金东撰稿。）
  第十六节 清代武清村落发展的特点
  清代260多年间，武清村落缓慢增加近300个，据《武清县志》记载，雍正初年，将武清县东南部村落划出143村归天津县。纵观清代武清县村落的发展，呈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旗庄旗地的出现。清王朝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京畿地区大批前明朝的官地和汉民族的田园皆被圈为旗地。旗人设立旗庄（包括皇庄、王庄、官庄），这是清代突出的村落特点。
  第二、河流两岸、洼淀周边村落增多。前面章节对永定河、北运河、筐儿港减河、青龙湾、凤河两岸的村庄和大黄堡洼、夹道洼等周边村庄已经作了介绍。这些地方地广人稀，经移民入住开发，村落人口急剧增多。
  第三、城镇辐射，小村增多。大集镇经济繁荣，辐射周边，有的富户迁到城镇，有的穷户迁到集镇周边立村。于是，大城镇集市周边的小村增多。最典型的是河西务镇，在元、明、清三代漕运的影响下，周边激增了三十几个小村，有的相距几里，有的只隔一个道口。百姓将各村名编成了顺口溜：高（庄）、索（庄）、白（庄）、唐（庄）、岳（yào）（庄），香（庄）、沙（庄）、金（庄）、陈庄；……下伍旗镇北部的几个小村称：齐（庄）、白（庄）、段（庄）邵（庄）；……城关镇、杨村镇、王庆坨镇、崔黄口镇、梅厂镇等大村镇周边也都激增一批小村。
  清朝末年，全县村落已达850多个，比康乾盛世增加一百多个，人口却减少到36万左右，比康乾盛世减少了10万人。
  第十七节 乡贤采撷
  一、迎驾康熙皇帝的曹传
  曹，字书言，王庆坨人，曹化雨之孙，曹文度之子。聪慧颖悟，异于常人。工诗绘画，擅长书法，自成一家。早年丧父，对母倍加孝道。性慷慨仗义，乐善好施。明朝末年，曹化雨捐资为村中创办第一所义学，经办40载。雍正二年，曹传捐地300亩，扩建义学建“庆成书院”。
  康熙二十四年（1865年），圣祖玄烨到武清王庆坨巡视永定河水情，驻跸曹家，康熙帝见曹传知书达礼，诗词书画造诣很深，欣然为他家题写匾额，赐他进内廷供奉官职。曹传以母亲年迈、自己身体多病谢辞。皇帝应允选其家族中优秀子弟去北京中南海万寿殿（国子监）读书。曹传挑选族中四个子弟进京，其中曹传之子曹涵中进士。朝廷以曹传子贵，封曹传为文林郎，翰林院检讨加二级，赠儒林郎。
  二、出任山东巡抚的李炜
  李炜 字竣公，邱古庄人，康熙年间考中举人。初任饶州同知，后升任户部员外郎、兵部郎中。当年，康熙帝南巡，途经山东黄泛区各县，李炜时任知州，治理河湖、奖励农桑、安定百姓、政绩突出，被擢升广东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山东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每到一地，李炜都严整纲纪、拒绝贿赂、振兴文教、德威兼敷。晚年回到故里邱古庄，颐养天年。他热心公益，捐资修缮武清城中圣庙、尊经阁；捐园地，建义学，乡民有口皆碑。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皇帝驾临武清视察北运河水情，传旨召见，李炜以布衣迎驾，皇帝驻跸其家。
  三、捐修“波力坟”的杨九有
  康熙初年，印度国使节波力带领使团到中国向康熙皇帝朝贡，受到康熙皇帝的隆重接待。双方互赠礼物。回程中，波力特使不幸染病，按今天说属毒性痢疾，使节船沿北运河行至河西务，不幸病逝。河西务地方官上报到朝廷，康熙皇帝降下圣旨，派钦差到河西务，命本镇的九千户杨家负责装殓发丧，捐地建坟茔。此时杨清第六代传人杨九有正在朝中做官，感到荣幸备至，赶回故里，亲自料理此事，按照钦差的指点依据朝廷的礼制隆重发丧，杨家捐出运河岸边5亩良田，建造壮观的陵墓，备石桌、立碑刻，看守灵寝的房舍，四周围以苍松翠柏，象征中印友谊万古长青。一时成为河西务的一道景观，乡民俗称“玻璃坟”。每年清明节，朝廷指示武清县、河西务地方官员进行祭扫。每当印度使节来华进京途中，也要到此吊唁，如今，波力坟的遗址犹存。
  四、乐善好施的刘佐
  刘佐 河西务人，精通医术，乐善好施。雍正三年大旱，刘佐主动减免他家的地租和房租价钱，打开自家粮仓，救济百姓，使一百多户穷人得以活命。皇帝派钦差大臣查访，百姓齐呼“刘善人”。钦差上奏皇帝，皇帝表彰他“广施仁德”。刘佐在乡间行医，对穷人免费针灸，馈赠草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深得乡民赞颂。
  五、武林名宿李瑞东
  李瑞东 原名李树勋，号瑞东，字文侯。武清城关镇人，因鼻梁塌陷，胎记明显，人送外号鼻子李。李瑞东生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卒于民国六年（1917年）。自幼癖好拳术，先拜东马房韩老道为师，习练少林拳三年，后拜饶阳戳脚门李老遂为师，习练戳脚弹腿九载。光绪六年四月，与京师端王府总管王兰亭习杨氏太极，二人结为金兰之好，后为端王府护院拳师。此后，又结交八卦掌大师董海川、轻功术泰斗龙禅法师，广交英雄豪杰。将少林、太极、戳脚、弹腿、铁砂掌、轻功术等各门派之精髓集于一身，创立自成一体的李氏太极拳、太极枪、太极剑，名传遐迩。一次，慈禧皇太后生日，诏令他赴太和殿比武，他表演完一套拳术后，忽然，一跺脚飞上太和殿顶，慈禧惊叹，赐名“神鹰”。后担任后宫四品带刀侍卫。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李瑞东与洋人进行殊死搏斗。敌人把他围攻到一口井旁，他乘机跳下井去，靠轻功术贴在井壁，洋人朝井中连放数枪，他安然无恙。民国元年（1912年），李瑞东出任京城拱卫军武术总教长，主持第一届“天下武术英雄会”；不久，在天津创立“中华武术会”，李瑞东任会长，为弘扬中华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李瑞东一生行侠仗义，惩恶扬善，教了众多弟子，民间流传着他许多传奇故事。
  六、通臂拳大师张策
  张策（1866年～1934年）字秀麟，下伍旗镇马神庙村人。通臂拳名家，为清末民初“京东三杰”之一。生于武林世家。幼时家贫，身体瘦弱，七八岁时随父辈练武。后从师王占春学“五行通臂拳”。继遇奇人韩老道指点，苦练磋磨，历经数载，深得其拳精妙。又拜陈庆、杨健侯为师习太极拳，持恒不辍。壮年时，武艺超群，声望突起。光绪三十一年在香河县各村教练拳术。1914年在北京电话东局和南分局教练武术。1923年在先农坛四面钟和南城新世界附近设场授徒。1925年在北京体育学校（后改为国术馆）任武术教师。1930年去奉天在张大帅（张作霖）部任国术教官。“九一八”事变后返回北平。后又赴沈阳开设武馆，广授徒弟，弘扬国术。在东北武林界影响很大。1932年应邀赴南京国术馆与杨澄普、吴剑泉、吴图南研讨太极拳。其间，与南京国术馆教官孙露堂较量武功，只一招孙即败北。张策虽武艺高强，但从不轻易伤人。迫于无奈，也只是点到而已，不伤皮肉。宣统三年初夏，自称“花刀王”的李四执意与张比武。比赛中，李的长衫背部被刀尖挑得支离破碎，未损伤皮肉，李四竟全然不知。
  张策不畏强暴，见义勇为。清末，河南一“封疆大吏”倚仗权势，自恃武功高强，凌辱武林众家。应武林盟友之邀，张策赴河南将其斗败，为武林弟兄伸张正义。1923年，东北马戏班姐妹俩在北京天桥设场卖艺，几个法国兵言行不轨。张策见此，发气功挥拳狠狠教训了洋毛子，随后飞身单脚立于兵器架上，又一连打几个旋风脚，吓得洋人目瞪口呆，悄悄溜走。
  张策晚年，吸食鸦片，身心日衰，患腹泻，医治无效，1934年11月14日辞世。当月17日《民生报》报道：“通臂拳大师张策辞世。他一生精于技击，初有声于燕赵之间，常北走关外，南至齐鲁。踪迹所至，声誉大振。”
  张策一生教了很多徒弟，最有声望的是他的弟弟张赭、表弟张月，被武林誉为“京东三杰。”他的弟弟张赭在天津办武术馆，弘扬通臂拳武艺，至今传人有数百之多。其中张赭之子张宝珍、门徒张春玉武艺最优秀。如今武清区拜张春玉为师的弟子就有五六十人。
  2006年张策的弟子们在马神庙为他立了石碑。每年清明节，来自全国各地的通臂拳传人络绎不绝前来拜祭。

注释： ①白马邑：永定河源出山西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马邑、雷山之阳，故名。 ②桑干：即桑干河，永定河的别称。 ③宵旰：宵，夜；旰，晚。 注释： ①遥堤：永定河南北两堤相距四十里，称南遥堤、北遥堤，遥远之意。 ②行墙：浑水浊流像堵墙。 ③奚、坎：奚，为何，如何；坎，低洼的地方，坑。 ④徙流：迁移河道。 ⑤洳（rù）：由腐烂植物埋在地下而形成的泥沼。 ⑥尾闾：江河入海的一段。 ⑦淰：淰淰（shěn），指水散而不定貌。 ⑧澄澹：水澄清而宁静。 ⑨兹：这，这个。 ⑩鉴：儆戒或教训。 ⑪补偏：即补偏救弊，补救偏差疏漏，纠正缺点错误。 ⑫河干：河道、河床。 ⑬竹箭：指汛期的河水流速比射出的竹箭还要快，形容水势极其迅猛。 ⑭敬绳：绳，木匠打直线的规矩准绳，比喻规矩或法度。敬绳，即敬重圣祖定下的规矩和法度。 注释： ①潞河：北运河的别称。汉代通县称潞县，故流经的河流称潞河。 ②潋滟：形容水势浩大，水波流动状，全句大意是春天船在运河中行进，河水泛起绿色的波浪及涟漪。 ③白苹：开白色小花的苹草。 ④歧：岔，指麦苗分蘖。 ⑤荐鲋：荐，敬献之意；鲋：鲫鱼。 ⑥画鹢：鹢，水鸟名，常画于船头，此借指船。 ⑦荇：荇，水草，茎白，叶紫红色，浮于水面。 ⑧泽梁：沼泽中，如桥梁一般的捕鱼设施。 ⑨鱼罾：罾，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 ⑩五闸：潞河上游，为控制水位，建很多闸口，形成高低错落的梯形船闸。船经过时闭闸蓄水，过后开闸放水，五闸声，指几个闸口放水时发出的声音。 ⑪兰桨：兰，指乔木兰，质地坚硬，有香味儿。明镜里，指清澈明净的河水。 ⑫青翰：船名，翰，龙船上刻饰的大鸟，涂以青色。 ⑬官河：指运河，即官家的运河。 ⑩民瘼：瘼，百姓的疾苦。 注释： ①幸：巡幸，指皇帝出巡。《旧唐书·玄宗纪上》，巡幸所至，有贤才未闻者，举之。本句指皇帝冒着寒冷的风霜巡幸北运河。 ②柯：草木的枝茎。 ③浅夫：疏通河道的民夫，亦同纤夫。 ④踟蹰：心里迟疑。 注释： ①减河制诚善：减河的开挖和加筑堤防是件善事。 ②注为坑：减水坝连年泄水，使坝外注成很大很深的坑。 ③前度命修筑：前年命令修筑海墁。 ④港春流则断：港，河。指春天河水断流。 ⑤杀其盈：指石坝起到减杀洪水的作用。 ⑥宣防：预防宣泄的洪水。 ⑦篑：盛土的竹筐，意为不能因缺少一筐土，使大坝毁坏。 注释： ⑧殊：不同，有差异。大意是北运河与南运河有很大的差异。 ⑨中泓：泓，水深。中泓，河的中流。意为中泓的河底沙子很多。 ⑩潦：水清而深。 ⑪泄屯：洪水下泄和聚集。 注释： ①导流还济运：重复爷爷康熙帝的碑文，意为疏导洪流入海，接济漕运。 ②久昭垂：垂，流传；昭，明显昭示。久昭垂：即圣祖的训导，永远流传，昭示后代。 ③减涨用：意为修筑的减水石坝，洪峰到来时，起到减杀涨溢洪水的作用。 ④断港：春天，河水断流。 ⑤酌中诚已善：酌定修建减水石坝是件善事、好事。 ⑥小资治：朝廷小的资助。 ⑦绳凛：绳，规矩；凛，严肃。意为严肃认真地按祖宗规矩去做。 ⑧廑斯：廑，勤；斯，这个。勤政安民之意。 注释： ※敷治：布；施。意为施政治理国家。 ※国子监：中国封建时代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