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达图书馆

第一节 支教助学
  一、捐助希望工程
  天津摩托罗拉广泛参与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社会公益事业，支持中国“两个文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积极为社会分忧解难。
  1995年9月，公司全员投身“希望工程”，开展“九月希望行”活动。在总裁率领下，39名员工带着助学金、图书和乐器，到江西省修水县溪口镇，出席其捐资35万元兴建修水县希望小学落成典礼，并访问贫困学生家庭。年末，公司向“希望工程”捐赠380万元，在全国兴建希望小学16所。从1996年起，公司每年向希望工程捐赠300万元，为所建希望小学改善办学条件，培养教师队伍，探索农、科、教结合办学的经验，建设全国希望小学规范校。
  公司将支持“希望工程”作为“以中国为家”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订出系统全面的持续资助计划，既保证援建希望小学数量递增，又注重小学高质量全面发展。2001年11月，再次向“希望工程”捐款300万元，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至此，连续向希望工程捐款7次，总额达2150万元。至2001年，在新疆、西藏、广西、湖南等13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希望小学39所，帮助失学儿童近万名重返校园。
  二、资助高等教育
  天津摩托罗拉公司成立以来，注重支持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至1995年，先后向清华、北邮、天大、南开、复旦等5所大学捐资设立奖学金及教师奖励基金，总额达170余万元。为清华、北邮订阅10余种国外优秀科技期刊，价值40多万元。向清华、天大、南开、北工大、北航、北方交大、郑州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等院校捐赠M68EBLPIIKIT性能评估板及说明书300余套。向北邮、广东中山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哈工大、杭州电信工程学院及北方交大捐赠M68HCIIEVM单片机开发板及芯片110套。公司积极支持院校各种学术活动，其中包括资助全国电子信息学科研究生教育研讨会，赞助国家教委、电子部发起的全国大学生设计竞争北京赛区的活动，并为一些院校科研管理人员海外学术活动提供无偿资助。公司设有高校合作计划委员会，专门负责上述活动统筹安排与落实。
  公司为电子通信行业学校提供实习场地，学生利用暑假和课余时间到公司实习，从实践中增长才干。摩托罗拉大学还定期邀请一些院校教师到公司为员工授课，以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
  1997年，公司向北大、清华、复旦、南开等8所高校捐款160万元，设立摩托罗拉奖学金，并赠送价值200万元的电脑，支持科研教学。同时，为北大、清华、复旦、南开、天大等高校提供科研活动经费5万美元。2001年11月，公司再次向中国8所高等院校捐款140万元。至此，公司先后向清华、北大等12所院校捐资1100万元，其中所设的奖学金和奖教金，使6800余名高才生、800余名优秀教师从中受益。
  第二节 救灾济困
  一、抗洪救灾
  1996年，天津市部分地区遭受洪涝灾害，天津摩托罗拉全体员工积极响应天津市和开发区的号召，先后两次向灾区捐款12.5万元，其中外方员工在1个小时内捐款达2万余元。
  1998年初，公司向河北张北地震灾区捐助100万元，手机和对讲机各50部，员工捐款6万元。公司积极参加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的抗洪救灾，捐赠物资和先进设备，价值3000万元。先后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吉林建起摩托罗拉抗洪希望小学11所。
  1999年，公司再次向洪涝灾区人民捐款2800万元。
  2000年5月，公司向天津市孤儿院捐赠价值6万元的钱物。多名员工领养了孤儿。
  二、支援西部开发
  中国西部大开发项目启动后，天津摩托罗拉以其独特方式加紧推行支援西部战略。除在四川投资办厂、建立分公司和研发中心外，还加紧在教育方面的投资。至2000年，在西部地区建立希望小学22所。为22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家企业，培训员工1300余人，其中西部企业员工近400人。是年，在全国妇联发起的为“西部缺水地区挖井活动”中，天津摩托罗拉捐款200万元。
  第三节 其他活动
  一、赞助体育事业
  1990～1996年，天津摩托罗拉先后为第11届亚运会、全国第7届运动会、远东及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参加亚特兰大百年奥运会的中国奥运记者团和中国奥委会新闻委员会进行资助和提供通讯器材。1998～2001年，为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联赛（每年一届）、中国羽毛球天王挑战赛（每年一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赛、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摩托罗拉世界名校赛艇对抗赛、全国第九届运动会等进行赞助。其中，为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捐助的专业指挥调度设备价值100万元。
  二、支持环保事业
  1992年，公司半导体厂投资20万美元，建成无渣废水处理厂1座。1994年8月，投资3万美元，安装国内第一套电镀废水循环系统，废水循环使用率逾95％。是年12月12日，摩托罗拉天津半导体厂荣获天津市环保局颁发的废水处理设施运转管理优秀单位称号，被天津市政府授予天津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奖。1995年11月，公司与天津环境保护局共同举办“环境保护讨论会”，与会者有环境政策制订者、管理者、学者和实际工作者。1996年，摩托罗拉天津工厂二期工程通过EHS审核。公司首先发起并组织“绿色中国”活动，在全国6大城市回收各种品牌的废旧手机和电池，此举获得中国政府积极支持。
  附：摩托罗拉的泰达缘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造就了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而摩托罗拉在中国也改变了历史，创造了奇迹。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对外开放。1987年夏天，时任中国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李铁映出访美国，特地到摩托罗拉公司总部，向摩托罗拉总裁老高尔文表示，希望摩托罗拉到中国投资。老高尔文是个很有战略眼光的人，他早已看到中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当即表示愿意到中国投资，但只能建独资企业。为此，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中国当时还未有允许外商搞独资企业的政策，只能搞合资。李铁映打电话给天津开发区的叶迪生，询问天津开发区有没有特殊政策，可不可以搞独资企业。叶迪生在组建天津开发区的过程中，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是全面的开放，而与摩托罗拉这样的大企业谈判，必然需要时间和耐心，到时候政策一定会有变化。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问题。”
  1987年10月，摩托罗拉执行副总裁林宏姆和副总裁赖其森带队到天津开发区考察。
  开发区那时还是一片荒地，没有几家工厂，更没有宾馆。路边的一座小平房就是开发区管委会的大本营，管委会主任叶迪生在这里接待了摩托罗拉考察团。当时考察团的公司执行副总裁林宏姆已考察了中国很多地方，可一提摩托罗拉知之不多，而天津开发区对摩托罗拉却很熟悉。林很有眼光，他认为天津开发区与摩托罗拉很有合作的基础，心灵上能沟通，答应回去以后认真研究。
  1988年3月，叶迪生出访，前往摩托罗拉美国总部，见到了老高尔文先生和摩托罗拉很多高层领导人。会见中，桌子上摆着一个大块头的东西吸引了叶迪生的目光。听说这是移动电话，叶迪生拿起来就拨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没想到很快就通了。叶迪生受到很大震动：摩托罗拉有了移动通讯了！他当场对老高尔文介绍了当时中国通讯产业的现状。当时中国安一部家庭电话要等上3个月，还要交几千块钱。如果摩托罗拉能到中国发展移动通讯，市场前景非常可观。叶迪生的到来，增强了老高尔文投资中国的信心，从此双方开始频繁往来。时隔不久，林宏姆又带着摩托罗拉董事会成员一行13人到天津和全国考察。后来任摩托罗拉亚太地区总裁的谭宗定先生作为成员之一同行，他和叶迪生是老相识，两人见面非常亲切。经过对上海、北京、深圳、厦门、天津等地的考察，天津开发区以两个绝对优势，全力说服摩托罗拉选择天津。一个优势是天津对摩托罗拉很熟悉，有共同语言，能够在心灵上沟通；二是当时电力不足的中国，只有天津开发区可以保证没有停电日。这一软一硬两个条件，引起了摩托罗拉对天津开发区的重视。
  当时，天津引滦入津工程和三环建设闻名全国。市长李瑞环对大家说：我买了那么好的冰箱回来，里面不能净装土豆，要把好东西装进来。摩托罗拉这么好的项目，谁放走了，谁就要摘乌纱帽。他亲自出面会见摩托罗拉董事会成员一行。
  经过反复比较，摩托罗拉董事会成员在天津开发区和厦门的选择之间出现两派意见，最终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投资地点。投票结果是7:6，天津开发区仅以一票优势取胜。
  从此，双方开始进入正式谈判期。可这一谈就是4年，对双方都是痛苦的抉择。中国在想：面向中国的通讯产业能不能开放？而摩托罗拉的决策层意见分歧也很大：有人认为到中国投资风险太大。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国掀起新一轮大开放的热潮，同时正式宣布：外企在中国可以独资了。
  1992年3月，与天津谈判了4年的林宏姆先生退休了，摩托罗拉亚太地区总裁杨茨接替他谈判。双方经过诚恳交谈，摩托罗拉终于决定，正式向天津递交了投资表，并做出一套完整的投资方案，其中一期投资1.2亿美元。数额之大，前所未有，也因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这么大的项目会不会影响民族工业自身的发展？经过激烈的争论，得出的结论是：以国外先进的技术带动民族产业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但国家也对摩托罗拉提出了限量生产的要求。当时的条件是BP机年产量不超过3万部，手机年产量不超过1.7万部，而且70％外销。经过谈判，摩托罗拉终于同意，投资报告也通过了国家电子部和国家计委的审批。
  最后一关，要由李鹏总理审批。考虑到李鹏总理一天批阅文件之多，管委会想方设法把摩托罗拉的文件放在了第一页，并非常顺利地得到李鹏总理的批复。就这样，摩托罗拉被批准在中国成立独资企业。
  1988年，天津开发区划出一块土地，立上一块牌子：摩托罗拉用地。这块地足足等了摩托罗拉4年。1992年3月25日，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终于正式成立了。奠基那天，非常热闹，天津市长来了，美国大使也来了。摩托罗拉副总裁谭宗定，带着摩托罗拉的员工以祭祖的方式拜天拜地。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不仅在开业仪式上采用了中国的传统礼仪，而且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认认真真地穿起“唐装”，并立志要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公司。
  1993年3月，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的临时厂房内投入生产，首批生产数字式寻呼机。到年底就实现销售收入8.15亿元，出口1830万美元。首战告捷，为摩托罗拉未来的发展增强了信心。是年，摩托罗拉首次在中国召开董事会，提出“继续扩大在华投资和加速技术转让；实现本地采购；实现管理本土化；加快合资合作”四大战略。全面启动本土化发展战略，为摩托罗拉的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1994年，摩托罗拉蜂窝电话产品部正式投产，其手机产品经历了从模拟数字，再到双频、三频及WAP、GPRS、CDMA手机的发展过程，其生产技术及开发设计能力始终处于世界前列。手机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并在全国市场上畅销。到1998年，中国人使用的寻呼机中，每10个就有8个是摩托罗拉的产品；手机每3个就有1个是摩托罗拉所产。2000年，摩托罗拉决定增资40亿元在天津开发区建设亚洲通讯产品生产基地，扩大其现有的生产规模，使摩托罗拉成为生产手机、对讲机、无线通讯设备、半导体、汽车电子等通讯产品的“集中营”，产品销售到中国和亚洲其它市场。此项增资使该生产基地成为21世纪摩托罗拉最先进的、产量最高的通信设备生产基地。
  2001年，公司移动电话产量超过了1300万部，占全国手机市场的31％；公司以312.89亿元的年度销售额，取代连续9年名列榜首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为在华外商投资企业500强的新科状元。这不仅是摩托罗拉的骄傲，也是天津的骄傲。
  在天津摩托罗拉辐射带动下，天津和天津开发区具备了最为完整的手机生产及配套厂家和基础设施，在天津及周边地区形成庞大的移动电话零部件配套产业群。天津作为全国电子信息产业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其良好的投资环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日本三洋、韩国三星集团先后在天津投资设立手机生产厂，台湾大霸手机厂也从上海迁至天津。在摩托罗拉的引领下，天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手机之都”。
  2000年8月21日，摩托罗拉董事会又决定在天津增资160亿元，建设世界最大的半导体集成生产中心和亚洲最大的通信产品生产基地。此次增资使其在华投资总额达到285.6亿元（34亿美元），一跃成为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外商企业。消息一出，立刻震惊全球，引起轰动。
  2000年，天津市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拿到摩托罗拉增资报告时，首先到国家信息产业部报批。当时信息产业部部长正在扬州开会，叶迪生和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带队赶到现场作汇报。到南京时已是半夜11点，正准备过长江赶赴扬州，那边传来消息说，部长有事马上要回北京。为务必见到部长，两位市级领导就在渡口边路灯底下等候着。部长赶到时已是凌晨1点多钟。部长被他们的精神深深打动，不禁感叹说，真是辛苦你们了。是年，当摩托罗拉宣布在天津增资时，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向摩托罗拉首席执行官小高尔文提问：“根据我所知道的，天津并不是很好的投资地，摩托罗拉为什么投资天津而且一再增资？”小高尔文十分明确地回答说：“根据我们投资的经验，天津有最好的投资环境，摩托罗拉跟天津的合作是坚定不移的。”
  2001年11月7日，摩托罗拉全球董事会在北京召开，再次做出重大决定：5年内要在中国实现“三个百亿美元”计划：即实现产值100亿美元，累计投资100亿美元，实现本地采购100亿美元。要把天津建成摩托罗拉全球性生产基地之一，培养半导体、数字集群通信和宽带业务三个经济增长点。这一消息再次震惊了全世界，也显示了摩托罗拉扎根中国的决心。
  中国各级政府对摩托罗拉在中国的投资建厂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天津市政府和摩托罗拉公司共同组建了合作委员会，解决天津摩托罗拉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摩托罗拉最初的生产过程中，天津市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不断为天津摩托罗拉扩大生产规模争取尽快审批。天津市政府和开发区的领导克服许多困难，为天津摩托罗拉的发展创造条件。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高尔文时指出：“摩托罗拉与天津的合作，是与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是因为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摩托罗拉才到中国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典型。摩托罗拉对中国做出了很大贡献，与天津的合作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业，我们要全力扶持这项合作。”江泽民、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到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参观考察。
  2001年，国家决定对CDMA手机实行定点生产，摩托罗拉立刻提出申请。天津市常务副市长杨新城、市委常委皮黔生、副市长王述祖、原副市长叶迪生一起来到国家计委请求批准，摩托罗拉终于通过审批，成为中国惟一一家被批准生产CDMA手机的外商独资企业。
  摩托罗拉与天津合作的成功，不只是经济上的双赢，而且是摩托罗拉与天津开发区的缘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