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张伯驹，在吴鼎昌攫得盐业银行后，第一次董事会会议，我被选为监事，其后被选为董事，又被任为总稽核。我以监察人和总稽核身份，曾于一九三三年到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各行视察业务和考核帐目。在我发现放款中的呆帐以及各行当权者的大批透支，曾建议吴鼎昌加以厘清，他虽表示接受，但终不肯实行。从此我对查帐只是当成例行公事，走个场面算了。我每次到上海、汉口等地去查帐时，只是受到招待，出席宴会，盖了图章，就算完成任务。 一九三三年我父亲张镇芳去世，遗有盐业股票五十万元，但那时股票已不如以前值钱，我以三十万元归天津家用，自己拿去二十万元作为北平家用。我以这些钱购进了我喜爱的宋元字画，以后陆续向盐业透支到四十万元收购字画(在日本投降后，币制贬值，我轻快地还了盐业的欠款)。其后物价上涨，生活日紧，我仍须支持家用，因而我在一九三五年出任南京盐业银行经理，两年后，我回到北平休养。日本军侵占上海，南京行迁往重庆，名义上虽然还是我任经理，但我未随行迁移，经理由方振民代理，内部仍是南京行的一班人马。 一九三九年春，我经香港乘飞机到河内，转到重庆，去贵阳访吴鼎昌。他这时任贵州省主席兼滇黔绥靖主任，我见到他时，他穿着陆军上将的军服。多年来我在盐业银行里见着他都是长袍马褂，脚穿双操鞋，今天他这样打扮，使我忍俊不已。他问了一些华北沦陷后的情况，随后谈到盐业银行今后的作法，他说现在原则上应该守，不要多做生意，保住已有基础；并要我回去后把这意思告诉任凤苞、王绍贤、岳乾斋等人。我住了两天，向他告辞，临行前他警告我三件事。他说：到重庆后，一、切不可说共产党好；二、不可说国民党会失败；三、不可说蒋介石不好。后来我到峨嵋、青城游山玩水，旅行了一些时候，到成都才转回上海。回到上海后方悉王绍贤把盐业银行的老家当已通通赔光，吴鼎昌要我转达的话已没有用处。我赶到北平与岳乾斋商量，决定把王绍贤接回北平。又到天津，把王绍贤在上海发生的事告知任凤苞，他以代理董事长身份写了一封信交给我，请我以董事名义照料总管理处的业务，于是我到上海定居下来。 一九四一年我家居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被匪徒绑架。组织这次绑架的是驻扎上海的伪军第十三师师长丁锡三(属汪伪政权的伪军刘培绪第三军)。被绑后，土匪把我估价过高，迁延了八个月。在此期间，任凤苞曾主张把我所存字画卖与大汉奸任援道、梁鸿志，可以得到现款；因过去我曾告诉我妻潘素，我所存的字画是不能动的，所以她不肯这样做。后来这件事闹得伪主席汪精卫都知道了，他们也调查出我没有钱，急欲结束这事，要潘素拿出四十万元中储券(这些中储券约合现在人民币三、四万元)，我家拿不出来，潘素只好求救于盐业银行。上海行打电报求援于平津两行，北平行表示没有钱，天津行有钱不肯拿，借口说日本人限制申汇，无法可想。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就要撕票，幸由友人上海市民银行总经理孙耀东借给中储券二十万元，盐业上海行经理萧彦和拿出十方元，再由河南同乡商人牛敬亭资助十万元，才把我赎出来。天津方面不肯援手，甚至撕票也在所不顾。旧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在沦陷区，看来已无法生活，因而于一九四二年，由王绍贤借给我三千元，再度挈眷转入后方，先避居蜀陇间，后定居于西安。日寇投降后，才回到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