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 反抗提前开車
  薛新春
  自从进步工会被推翻以后，官僚資本家和伪工会流氓們对工人們的压迫更狠毒，总是想尽办法剝削工人，欺压工人。工人們对他們仇恨更深了，工人們团結得更密切了，常常想着法儿和資本家斗爭。可是官僚資本家們也想尽办法来鎭压工人，剝削工人。我們中紡五厂当时有一个靑年小伙子，名叫张怀海，个子不高也不矮，圓圓的臉，兩个大眼。当时：他有二十步岁，說話总是带着笑，无論办什么事情都和工人一条心，所以大家都尊敬他，拿他当自己亲兄弟一样看待，因为他关心大家的生活，給大家办好事。
  这事情發生在一九四六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們布場的工人們提前一、二分鐘跑出了車間，到飯房去領窩窩头，門里聚了二百多工人，等待領大眼窩窩头，可是伪警不讓工人們出去，工人們很气憤的說：“咱們一天干十二个鐘点的活，这还不算，資本家想出下流的办法来，利用吃飯时間提前十五分鐘开車干活来捉弄我們，白干十五分鐘的活，又不給錢，早出去一二分鐘就不行，眞是气人得很。”又一个工人說：“咱們二百多口人，挨个領大眼窩窩，每人三个窩窩头，不等領完也到点开車干活了，回去晩了被土头、狗腿子們看見，不挨駡就是挨打，如果不領窩窩头固車間干活，就得餓着肚子干一宿的活，簡直沒有咱工人活的路了。”
  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語的說着，张怀海从車間里出来了，大家像一窩蜂似的围上去說：
  “张怀海，张怀海，你看还差一、二分鐘，門崗就不讓我們出去領飯，現在又提前十五分鐘开車，不等領完窩头也到点开車了，回去晩了被工头、狗腿子們看見就得挨打受气，有心不領窩窩头回去吧，就得挨餓，你看怎么办？
  张怀海說：“工友們別忙，不到点咱們別出去領飯，不到点，咱們也不給資本家干活。哪有这么便益的事！工友們，記住，差一分鐘咱們也不干，我說的話行不行？”
  大伙齐声的的說：“行，不到点我們一定不开車！”这时，正巧紅灯着了，吃飯的鐘点到了。
  領飯回来，我和范仲軒、张怀海、陈恩祿四个人走在大伙后边。张怀海說：
  “咱們哥四个都是見过（即現在的拆布工），回車間去吿訴不知道的工人們一声，不到正式鐘点不許升車，幷且說明这一点，按鐘点吃飯、按鐘点干活，誰也不許提前开車，如果，有提前的，咱四个去把車給他关上。”我們三个齐声說：“对差半分鐘也不給他开。”回到車間里，还差十五分鐘，天軸轉了，可是全場三頁来工人站在布場大道上不开車，尽管天軸轉的快，布机可一声不响。这时，狗腿子們慌了，工头也發毛了，管理員也急了，工人队伍里有个敗类田玉良就偸偸的溜出了車間伪工会給送信去了。
  不一回儿，伪工会的代表来了，头一个走的是大高个，四方腦袋，兩只三角眼，好像一个丧門神，他的名字叫张振远。第二个，剛剛喝完猫尿，光着背，通紅的明珠子，身上臉上全是紅的，像个臭虫，他叫刘芳淸。第三个，細高条，一臉的連鬢鬍，黃臉皮，亞賽一个大烟鬼，他叫刘奎。后边跟着伪工会大头子张树發，还有十几个流氓打手也跟在后边。他們到大道中間一站，刘芳淸头一个說話：
  “你們为什么不干活？站在这干嘛？”
  工人們齐声說：“还不到鐘点哩，我們就不干活！”
  刘芳淸听了大家的，話，楞了一下，张振远就接着說：
  “他媽的，天軸都轉了，还說不到点咧，你們是成心搗蛋。”
  张怀海便对伪代表說：“你們几位看看表，現在是十二点二十分鐘，还差十分鐘呢！十二点三十分才是干活的时間。”
  刘奎接着說：“不是提前十五分鐘开車嗎？”
  张怀海說：“为嘛提前十五分鐘干活，不給我們加工錢？讓我們白干活，是嘛道理？你們代表也不替我們工人想想，工人們劳累了一天还要加班加点，于心何忍？”說着，张怀海又回轉身向大伙說：“工友們，咱們不能白干！”
  大家齐声应道：“不能！”
  刘芳淸一步过去照着张怀海臉上打了一个滿臉花，张怀海嘴和鼻子都流出了血。陈恩祿从工人队伍里站出来說：
  “有理好好講，为什么打人？”
  这时，伪工会大头子张树發見工人队伍强大，風色不好，便回头对狗腿子們道：“給我把这兩人带走！”
  上来六、七个人拉张怀海和陈恩祿。张怀海把他們一推，說：“走就走，到那里我也有理，何必拉拉扯扯！”
  这时，我和范仲軒站在工人队伍前边，領着工人們想营救他二人，就向前冲。張树發獰眉笑臉的用手攔住大家說：
  “工友們，別跟这兩个人学，他兩人成心搗蛋，和八路軍通气，赶快干活吧！”
  大家恨得齐声說：“快把张怀海、陈恩祿放回来，不放我們不开車。”
  张树發退退縮縮的說：“工友們，現在已經把张怀海、陈恩祿带到工会去了，我們回去劝劝他倆，別上八路軍共产党的当，馬上讓他倆回来干活。你們看，現在一点多了，赶快干活吧。”大家又齐声說：“吿訴厂里，不能提前十五分鐘开車，不許随便加班加点。”张树發朝伪工会的代表們向外一呶嘴，又向工人点头哈腰的說：“照办，照办！”說完就溜了。
  我們的斗爭胜利了，再也不加班加点了，更不提前十五分鐘开車了。可是，张怀海、陈恩祿被捕入獄了。我們大伙想办法营救他們，幷且暗地里和厂方斗爭。我們的斗爭方法方式很多：消極怠工啦，甩梭子啦，砸机器啦，割断經軸啦，往粪坑底扔緯紗啦。忽然間，霹靂一声，天空的黑云散了，太阳出来，天津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国民党完旦了，帝国主又赶跑了，流氓特务們斗倒了，厂里过去被捕被开除的上工来了，张怀海也上工了。在鎭压反革命时，张怀海出力不小，支部吸收他成为带国共产党党員。以后，在每次运动中，张怀海覚也睡不着，又找干部又找群众，搜集材料，找証据，講道理，喊口号，場場有他，天天有他，把反革命、封建把头、流氓特务斗倒了。不久，上級便把他調到国棉四厂去当支部書記了。
  〔附〕厂长在张怀海、陈恩祿拒絶提前开車被捕后給南区稽查处的文
  敬启者 案于本月三十日夜八时二十分，敝厂織布場內忽然秩序大乱，当由工会代表张树發随同駐厂稽查处王翼廷先生入厂視察获悉，系陈恩祿、张怀海二人所煽动，当經王先生将該陈恩祿、张怀海逮捕，幷曉諭其他工人安心工作，秩序始吿恢复。經詢据該陈恩祿、張怀海等二人称，系因电台开車鐘点不同，經伊二人詢問鐘点，不意引起工人嘩噪，幷无其他企圖。同时，幷探知在陈恩祿家中住有未报戶口来历不明一人，复經逮捕，經詢据称名廖义海，在九十四軍补充团当号兵，現請病假，因与陈恩祿原在一起当兵，故住他家等語。惟查伊，等所称多有不符之点，事关厂方安全，除該陈思祿、张怀海、廖义海三名由王先生押送訊办外，相应将經过情形函請查照为荷。此致
  警备司令部南区稽查所
  厂長陈毅德
  二 失业工人要求复工
  陶景海 口述
  进步工会代表被捕以后，不几天就无故开除了紗場工人号称“四大金剛”的孙士荣、孙士蘭、苗玉珍、田保珍和布場的宋栋、高象彬、刘金泉等三十多名进步工人。但是伪工会的工賊們幷不死心，黑夜白天还到处搜寻进步工人。
  六月的一天，早晨七点，布机“挂答挂答”的震响，我正在修布机，我班噴露工陈鳳岐（陈是伪工会代表刘魁的朋友）对我說：“噯！陶麻子，吿訴你，昨天晚上我到茅房小便去，听人說：有你和张广成。”我一听，什么事有我，就楞啦！紧跟着我就問他：“什么事，快說吧！”陈鳳岐繼續說：“在茅房外边我听人您和张广成一定得弄出布場，不弄出你們主是禍害。还說你們如果不走，就打跑你們，一个也不留。咱倆不錯才吿訴你的，你好好琢磨琢磨吧！”我立时就停止了工作，心想：不走，看你們能把我怎么样。于是我一边干活，一边琢磨，一定是刘奎叫陈鳳岐吿訴我，术是在茅房听的。正在这个时候，工賊头子张树發、刘芳淸、张振远等人，还有几个流氓打手围上我了，大眼珠子直瞪着我，在我的工作范围轉了兩个圈，又不言而去。我又想，于文起是被他們打完后开除的，胳臂擰不过大腿，光棍不吃眼前亏，可是走也不能不淸不白地走。于是我就放下搬子，去找譚錫藩，将伪工会头子和流氓打手要迫害我的事情吿訴他。当时伪工会的代表郑大福正在場，兩个牛旦子眼一瞪說：“你个人想想吧！是走好，还是打走好，你个人决定。这时譚才慢騰騰的說：“你到人事群去吧”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从工程师室出来，就向人事課走去。我一进人事課門口，人事課一个职員就看見我了，拉开抽屜，拿出早已算好了的工資，往桌子上一放：“这是你的最后一次工資，”二句話沒，說。
  我气憤地說：“我不是来关錢的。”他漫不經心的說：
  我們不管这些，你現在，已經被开除啦。”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工人沒有說理地方，从此我就失了业。第二天修車工张广成也被开除了。連續好几天，文开除所謂有八路軍嫌疑的工人二十多名。
  我們失业后，伪工会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通知各棉紡織厂，不許我們这些人上工，开除的工人一律赶出工房，不准再进。尽管伪工会毒辣，幷沒有削弱我們的斗爭意志。
  一天，“四大金剛”孙士荣等，还有徐明和、王文汉、王小秋，我們二十来人硏究如何向伪工会进行斗爭。决定保持力量，幷找王小秋的师傅靑帮头子刘广海帮助。为了集中力量，我們都住在刘广海家的小楼上，大伙在一起吃飯，住了有半个来月八什么消息也听不見。后来我們才知道刘广海是国民党中統特务，和伪工会是一个鼻眼出气的人，那能給工人办事呢？过了几天，王老五和张家樞被釋放出来了，大伙都非常高兴，滿以为可以向伪工会进行斗爭啦！可是不几天，王老五又被警备司令部逮捕了，斗爭困难就更多啦。于是我們二十来人分別硏究，認为如果呆下去，錢花光了，就会造成生活上的困难，同时也容易暴露目标。于是决定孙士蘭、孙士荣、苗玉珍、田宝珍等女同志，在二广、三厂、四厂，由王小秋的师兄弟联系上了工。还剩下男同志十几人，沒办法上工，徐明和卖糖豆罗卜，剩下王文汉、刘金泉、孙文义，我們四个人回到郑庄子卖柴禾，晚上住到秦家胡同刘金泉家里，仍想办法向伪工会进行斗爭。后来刘金泉托人到警备司令部去活动想办法，可是沒錢怎么办呢？錢又从那里来呢？我們都是失业工人，連生活都保不住，那里来錢？因此，当时决定嫌疑小能够上班的，赶快想办法上工。我和孙文义、张宝順、孙学桐四个人就到中紡三厂去驗工。那时人事課負責驗工的是李玉海。李兩个大眼珠子瞪的圓圓地，直看我的臉，（因为我臉气麻子）說：“你姓陶吧！你是陶麻子，陶金海。”“不，我叫陶金財”。他因为平常不認識我，又沒有根据說我是陶金海，沒办法就領我們去驗工。我們几个人都驗上啦！
  上工后，每月关的錢，每个人都拿出一部分积攢起来，凑在一起，好煩人忙到警备司令部活动，向伪工会进行斗爭。过了几个月，我們积攢了一些錢，就由刘金泉和王文汉去联系，确定利用一天傳訊伪工会代表到警备司令部問話的机会，带紅箍进厂，要求复工。大伙听了，非常高兴，幷准备了紅箍，写上失业工人要求复工的字样。在九月的一天，王文汉、刘金泉、沙維民、孙学桐、孙文义我們十几个人，吃完飯就准备着，幷由孙学桐在二道門看着伪工会的代表几时走。不到半小时，伪工会代表就坐汽車去警备司令部了。这时我們每个人都带上了紅箍，向厂門口走去。値勤警衞問我們是干嘛的，我們說：“失业工人，找厂长要求复工。”警衞沒办法，只好打电話找厂长。后来从厂长室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說：“要求复工，厂长不在，明天再說吧！”想支吾过去，我們就追問：“不在干嘛去啦？”他不理采就走了。不一会儿，又出来一个人，說：“等一会儿吧！一会儿出来。”我們在大門口等了下来，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見厂长出来。可是二道門却有很多大槍队。不一会，伪工会的代表坐着汽車也在二道門下車了。我們一看風头不对，才知上了当。警备司令部怎么会給我們工人办事呢？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时伪工会的代表和一群伪軍手持着槍已經向我們扑上来，不問靑紅皂白，拿大槍托子搗我們，随后就将我們捆了起来，把我們关进了傳达室。伪工会和警备司令部的头子們都上厂长室去啦。大槍队把我們看管起来。不到半个多小时，就把我們带上了汽車。这时，伪工会的头子彭道三从厂长室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面袋（据說是錢）和警备司令部的大官們一起上了小汽車。宪兵端着大槍，踏上了我們坐的汽車，一起开向警备司令部，把我們押到一間屋子里。屋子里有一个光着头，穿着軍裝的軍官，还有一个宪兵，在屋里走来走去，看样子是早有准备审訊啦。我們一进去，他就站在一张桌子的中央，故作鎭靜，兩眼向上一翻，仰着头問道：“你們是共产党八路軍吧！”我們回答說：“不懂什么叫共产党八路軍。”“你們带紅箍，带紅箍的就是共产党八路軍。”我們說：“我們是失业工人要求复工的，紅箍是我們的記号。”这位軍官理亏詞穷，沒办法，就向我們耍起熊来咧，說：“混蛋，
  你們一定是共产党。”这时旁边站的那个宪兵沒精打采地走了。軍官“毛古”起来啦！一边問，一边溜，不敢安定的坐在那里，随后就大声的喊：“来人，把他們带走。”我們被带到禁閉所时，有一个軍官，兩个眼睛直看张怀海，随后过去就是一个嘴巴。张怀海的臉立时就肿啦，原因是张怀海不久以前因拒絕提前开車被押过。我們十几个人分，押在五个小屋子里。在第二天的晚上，对我們开始了审訊。审完后，几个屋子就串通消息，誰也沒有暴露什么，都是一問三不知。在提問我和王文汉时，一上来就問：誰是共产党？”我們說：“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他还說我們拿着刀到张振远家里去行刺。我們說：“連工房都不讓我进，怎么刺的他呢？”軍官沒話說，故意找岔儿，看王文汉穿着二道棉袄，光着头，不順眼，用木板子照身子就是几下子，还說王文汉是共产党，随后又問：
  “孙世琚那去了？”我們說：“不知道。”其实我們知道
  孙世琚在北京，因为我去看过他。这个軍官一直問了半个来小时，一个字也沒問出来，不得不讓我們回去。回到禁閉所一搖头，證明沒說。这次申訊完以后，一直有半个月
  也沒有进行审問。一天上午，又提出我們七个人，什么也沒說，挨个点名，随后就讓我們領褲腰带，叫我們取保釋放。王文汉等四人沒被釋放。我們被釋放后，不久就去接济王文汉他們四个人，送的大餅和錢。这时才知道他們四
  个人在我們釋放后就弄到西獄所去啦。我們釋放后，三厂就把我們开除啦！沒办法生活，就每天到鋼厂作散工活，賺的錢除自己生活外就去接济他們。不到三个月的时間，他們四个人也被釋放出来。
  我們第二次从警备司令部出来，厂里的进步工人都不敢接近我們啦！因伪工会对进步工人监視的更厉害。有一个工人因到小秋家去看小秋，后来就被伪工会开除了。在伪工会的严密监視下，活动愈来愈困难，同时又在生活的逼迫下，我們就分散开来，自求生活，但是我們每个人的心，时刻不忘斗爭。
  （楊进信 整理）
  三黑夜里
  王金芳
  1949年的冬天，天津正处在被解放軍包围最紧張的时候，外边的炮声和机槍声不断的送进耳朵里来。炮弹不断从头頂上嗡嗡的飞过，工友們都躱进了地洞。可是大工房男单身的工友三一伙倆一群正在談着：八路軍进来了。我走进了男单身四号时，在大門口旁边站着一个人，我仔細一看，原来是小张。“你在这里干嘛啦？”小张說：“我在这里放哨啦！你到里边去吧。”我到里边一看，他們正在收听唐山广播电台播音。那时唐山已經解放了。我也与他們在一塊听起来了。
  大家正在听的高兴，突然外边傳来了咳嗽的声音，我赶紧把电門关了，大家都躺在炕上裝睡着了，有的还裝着打呼嚕。就听外边大皮靴子的声音咯支咯支的进了屋門，有人在說：“他媽的，小兎崽子們都睡着了。”說話的是一大个儿，手里拿着电筒，走进屋門里边来。挨着他后边，紧跟着一个小个，手里端着美制最新式的卡宾槍，嘴里还說：“小王八旦不好好的睡覚，拿槍把你們一个一个的都打死。”說完了，回头一脚把門踢的光当一声就走了。大家好半天也不敢說話。后来外边皮鞋声音听不見了，大伙这才把电門开开，你看我，我看你的看好半天，都說：“咱們还是接着听。”就这样，一夜不知鬧了多少次，可是我們那管它这些，还是想听，因为我們大伙都等着解放，心里早等急了，听到唐山的播音，大伙就像眼前也解放了一样高兴，虽是在黑夜，也好像見到了太阳一样光明。
  四 护厂斗争
  范伸軒、靳昌耀口述
  一九四八年八月間，东北各大城市都已經解放了，黎明前的炮声逼近华北平原，京、津、唐的国民党匪軍們个个狼狽不堪，縮着脖子在街道上慌张的走着，那些国民党的官太太們也显出十分惊惶的样子，手提皮箱，乘上火車、飞机在逃命，他們要完蛋了。有一天，在北宁花园的小河岸旁，站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中等身材，身穿藍布大褂，黃皮鞋，戴着眼鏡。这人三十多岁，从外表上看像一个小学敎員，其实他是我們党的地下領导者刘同志。其余兩个人是中紡五厂工人、地下党員靳昌耀和范仲軒。老靳和老范来到北宁花园，是接受党的重要任务的。刘同志詳尽的叙述了东北解放的情形，幷說：因为敌人要完蛋了，他們必定要破坏工厂，压榨工人，所以我們必須組織工人保护好工厂，安定工人的心，幷监視敌人的一举一动，随时向党彙报。
  地下党員靳昌耀接受了党的任务以后，馬上进厂进行工作，他一方面秘密的組織曾参加过地下党領导斗爭的老工人和进步工人，一方面把东北解放的情况进行宣傳，当即在中紡五广国术館（老靳經常在这儿練国术）里召开了积極分子会議，硏究和布置保护工厂組織糾察队的問題。积極分子們个个精神煥發，表示一定要保住工厂。地下党員范仲軒用自己的錢买了一匹紅市布，叫他老婆放着哨，便和老靳在屋里将布撕成布条做成臂章，写上“工人糾察队”的字样。
  一九四八年年底，国民党快完蛋了，厂里的伪工会打手們和匪警們到处对工人进行监視，他們經常到国术館去巡邏。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員靳昌耀分別給伪工会理事张树發、张振远、刘魁写了三封警吿信，吿訴他們要保障工人和工厂的安全，不得有任何損失，否則要負完全責任。在这个时候，各个車間里的糾察队已經組織起来了。糾察員們手持木棒，臂带紅臂章，监視着敌人一行一动。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糾察队成立以后，天津市区炮声隆隆，人們心里的喜悅是难以形容的。地下党員在这时召开了糾察队員和党員大会。老靳激动的向大家說：“咱們的亲人快来了，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我們厂孙世琚张家樞都要来了。我們一定要保护好工厂，絕对不能叫敌人破坏。工厂是我們工人的命根子，飯碗子，要随时注意流氓坏蛋們的一举一动。”会剛散，厂里的伪警丁队长和薛振江，巡夜走到国术
  館，見里面点着灯，进来就瞪着賊眼問：“你們干么，还不睡覚？”靳昌耀、张福德等十几个小伙子，一边翻着土（国术館里練武的土）一边回答你看我們干么啦？！”
  薛振江围着屋子在四处检查一番，沒有發現什么，就狼狽的走开了。就在这时，天津郊外大炮轟隆隆的連天响，地下党員們和糾察队員們日夜不离工厂巡視着工厂和机器設备的安全。地下党員靳昌耀半个多月都沒有脫衣睡覚。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晚上，解放軍进入了天津郑庄子的中紡五厂，糾察队員們不顧多日的疲劳，火速向各个家屬和职工傳遞大喜訊：解放軍来啦！共产党来啦！中紡五厂的工人們个个喜气洋洋，在郑庄子欢迎自己盼望已久的亲人——解放軍。解放軍进入中紡五厂以后，地下党組織将已經調查好的匪警槍支淸单交給了解放軍。
  不久，工厂党組纖召集了奖励护厂有功人員的庆祝大会。在会上，这些不顧个人生命保护工厂的工人們都受到了奖励，党員靳昌耀将面庫打开，給糾察員們做了一頓雪白的大饅头吃，工人阶級受压迫、飢寒交迫的日子眞正的結束了。
  （王恕岩、王文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