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下午，我跟张家樞、徐明和几个人在合絲車間过磅的办公桌边硏究情况。头天我們都知道要出事儿了，一早布置了一些工人，盯住张树發、彭道三、刘芳淸、张振远等几个坏蛋，防备他們凶打，这时，鋼絲工人和急匆匆跑来說：
  不好了，张树發跑的飞快，从打棉科大門跑到鋼絲保全部去了。”
  我們一听，知道事儿要来了，鋼絲保全部里有彭道三和刘芳淸。我說：我去看看。正上保全部，半路上遇見刘芳淸一边飞跑一边大喊关車。鋼絲都关了車。
  我走过去問：“嘛事，你說呀！”
  “別說了，別說了。”刘芳淸支吾着穿过幷条車間經粗紗、細紗，往布場奔去了。
  自从进步工会成立后，这刘芳淸表面上也混在我們队伍里，可他背地跟那些反动的封建把头們勾搭，我們也知道，今儿他这么个神情，倒是什么緣故？我想着，就追上去。
  正扭头往外走，从打棉科那儿过来了几个人，手里提了浆糊桶，拿了标語紙，头上都結了白手巾，正往牆上刷标語。我問：“你們干嘛？”他們回答說：“沒你的事儿。”
  我走到鋼絲和幷条中間，問彭道三道：“你們这是干嘛？”
  “你干什么？”彭道三盛气凌人反問。
  我怒气上来了，我說：“你們要夺工会嗎?这是为工人办事嘛，你們說說！”
  說着，他身边有兩个打手都拿着刺儿毛棍，一下子围住了我。我問：“干嘛？好呀，胆子可眞大，你們想打架，敢摸我一下？”打手們把棍子扔下，彭道三說：“沒你的事，不是跟你，以后再細說吧。”說着，扭头就回打棉科。
  在这时，見刘芳淸又繞着我飞跑过去。我走到細紗間，张树發便带了伪軍迎面走来，一进門就指着我說：“有他！別动！”
  兩个伪軍急步走来，端着槍把我推了一下，押到車間門口的小屋子里。我一看，屋里已有好几个人：徐鳴和、孙士蘭……又一会儿，张家樞、刘世澤，好几个人都押来了。
  我对张家樞說：“坏了，上了他們的当了，他們跟伪軍勾結起来了。”
  一个伪軍走了进来，把我們押到厂长室門外的那間大屋子里。孔贊华从厂长室里走出来，我上前一把攔住他說：“孔厂长，你別走。”这家伙立时瞪圓了眼說：“怎么着？”我說：“你把女孩子們都放回去吧，我們几个代表都在嘛，你把小姑娘們放出去，天大的禍我們来頂着。”孔贊华不理，上办公室去了，接着見张树發也进了厂长室。
  第一天，沒打我們。张家樞对我們說：“大家要注意，他們如果問我們有沒有政治背景，不管怎么咋呼，誰也別承認，說不懂，什么都別說，只要抓不到証据，敌人沒法！”我說：“沒关系，他們要打就嚷，嚷起来他可以少打些，犯在他們手里了，死也沒关系，为工人啊！”张家樞又說：“他們要問孙世琚那儿去了，我們就說不知道。”一会儿，厂里的工人这个送东西来，那个送东西来。工人們說：外边儿都乱了，工人在設法保我們出去。
  第二天一早就过堂，吳排长在屋里喊：
  “王貴弟！”
  “有！”我走进了屋子，吳排长又說：
  “站着！”
  一个白班长又喊：“走，到外面站着！”
  我走到屋外，吳排长过来咬牙切齿的說：
  “王貴弟，这回你还駡我們吃私舞弊嗎？还唾我們一臉吐沫嗎？还打我們嗎？如今犯在我們手里了，沒說的了吧，这回你可明白了嗎？”
  我一直不言語。最后，我忍不住說：
  “这一百多斤肉都在你手里了，随便吧！”
  一群伪軍扑了上来，把我按倒，按住兩头，用棍子打了几十下，打罢，又拉我起来，跟着他們蹓，我咬着牙，忍住痛，蹓了又叫趴下打，又打了几十棍，再拉我出去时，血就从褲腿嘩嘩地朝下流了。我站都站不起来，伪軍，报吿：
  “已經打坏了！”
  排长一听，才說：“好了，拉下去！”
  接着叫李庆云，又听得吭吭的打。我已經疼得不大理会事儿了。
  我渾身起了大紫泡，屁股上肉也打爛了，女工們过来围着我哭。这之后；我不会走路了，人們拿来一碗鷄蛋淸倒在裂开的創口里，抖了半个来鐘点，把那些淤血抖了出来。就这样，还是走一步流一地血，从厂里又把我們押到团部，人們扶着我上的車。一到团部，那副团、长在我們夺刺刀那次，到厂里来过，就問：“王貴弟逮来了嗎？”
  “来了。”又問：‘孙世琚’逮来了嗎”回說“沒有。”团长駡道：“混蛋！好！把你們可逮来了；你們都鬧翻了天了，一人打五十棍子，先打王貴弟。”
  从这儿又把我們送到了警备司令部軍法处，关了四十多天才釋放。
  我們出獄后，在南市一家住着。一天，张家樞把我找到跟前說：“特务跟我跟得挺厉害，敌人把我們放出来是想察看我們，說不定过些日子又要把我們抓回去，組織上命令我离开天津，我不能不走了。”
  我急了，說：“你可不能走，你走了誰領导我們干呢？你不能走！”
  “不能，組織上要我走了，不走我还得进去。你要多照管些，多接近孙士荣、翟淑珍，要注意加强联系，搞好团結，不准分散。你們好好干吧！”
  “旣然是組織的命令，那快走吧！”我說，这事情發生前，我就知道张家樞准是共产党員，現在果眞証实了，我感到又兴奋又难受，党領导我們斗爭了一陣，現在快要离开領导，心里覚得挺空的，有些不忍离开。
  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下了傳票，又把我逮进去了，原来是和我們一起斗爭过的工人程德庆，王玉泉等又打了伪工会的腿子們，狗腿子上吿說是我的主謀。敌人拷問我：
  “孙世琚、张家樞、左振玉那儿去了？快說，张家桐那儿去了？”
  我不言語，他們就狠狠的打我，一連过了好几次堂，都是問这个，我咬着牙忍着痛，什么也沒說。打得最厉害的那天，一共打了我三次，用大板子使劲打，一边还問：
  “张家樞那儿去了？”
  “不知道！”
  “你們組織了什么活动？有那些人跟你們联系了？”
  我說“沒活动，都是些工人們看我們来了。”
  “說，张家樞究竟那去了？說出来沒你的事，她不是跟你們住在一塊儿的嗎？”敌人又逼問。
  我說：“她是个姑娘，怎么会老跟我一塊儿？”
  “她以前是干嘛的？”
  “我怎么会知道！”
  “前天还跟你們一起，昨天就不見了。打！”
  說着，又使劲打，我說：“不知道！”敌人吼叫道：“你要再說不知道，我槍斃了你！”
  我說：“我眞不知道，要是吿訴你假的，不是沒用嗎，何必呢！”
  敌人怎么拷問，我也沒有說出张家樞和孙世琚去的地方。沒有法子，敌人又把我放了出来，我沒有办法生活，就背着小箱卖冰棍儿了。
  有一天，走在路上遇見翟淑珍，她問：“你干嘛呢？”我說：“卖冰棍儿。”她很自然地說道：“我到你那儿去坐会儿！”我心里捉摸，也許有什么事要告訴我呢，就領她到屋里坐了一陣，我們扯了一陣子厂里的旧事，說这个人到那去了，那个人上那儿去了，說起孙世琚和张家樞来，我說：“他們还不回来呀！”翟淑珍看了我一眼，就輕声說：“有个人要来找你，张大姐有下落了，她派人来找你了。”我一听乐得什么似的，孙世琚临走前曾經叮囑我好好干，将来有人来找我，帮助我們好好干起来。我这时忙問：“人在哪呢？”
  翟淑珍稳稳当当地說：“你要去的話，明天在国民飯店汽車站上，有个人，他穿一身深港靠衣服，手里拿一把黑折扇。你呢，还是穿你身上这件淺港靠的夏威夷襯衫，还騎着你那輛自行車，穿靑緞鞋，藍褲子，靑麻絲袜子，你見到那人就这么問：‘你是不是张先生’一問，他就認得你了。”
  第二天我去了，果眞有那么个人，我們就联系上了。他提醒我：“你要注意，現在，特务总跟着你。”第四次見面，他說：“事由不好找，你願不願意到解放区去？”我說：“我很願意去。”他又問：“家里会不叫你走吧！”我說：“我不跟他們說聲走了，可以吿訴他們說我出外找事由。”他說：“好吧，下次我来吿訴你由誰来接你。”約定下次十二点在法国花园門前見面。凑巧，我在这天十二点前到朋友陈福順家去吃飯，我好一陣子在这家人家請他們找事由，这天正巧就吿訴我在这生紗厂帮我找到工作了。我十二点和姓张的那人碰了头，我說：“有个朋友帮我找到事，你給我出个主意。”他說：“要上工。因为你要找不到事由特务就会怀疑你，找到了事由，你可以不必走，但是有任务給你，在最近，你不能活动，以后听信吧。”隔了很久，再也見不到这人。我在达生紗厂上了工，我很后悔，我想：坏了，可能他怀疑我了，以为我不願意出去，不可靠了吧，以后再也見不到他，再也接不上党的关系了，可怎么办?这是一九四七年五六月里發生的事。
  一九四八年春天来了，我吃过午飯正在达生紗厂院里玩，傳达室的人走过来对我說：“老王，有个人找你。”我走岀門一看，是个年靑人，留着分头，穿一身藍制服，圓口便鞋，头上梳得溜光，可我幷不認識他。
  “你是王喜奎嗎？”他問，这时，我已經改了一个名字，我說：“是。”他一步上前摟着我，热情地說：“我跟王庆弟是莫逆之交，你們在仁立毛呢厂不是有个亲戚嗎？我托你哥哥在仁立买的毛絨，錢不够，昨天說好叫你給送回去，你是不是能到那边路口等我一下，我到那儿拿錢去？”王庆弟是我哥，可从来也沒听說过这个人呢，我說：“我得跟工会理事长請一下假。”我請假出来，那人扶着我肩膀离开了达生紗厂，走了一回，就突然說：“我不認得你哥，你認得孙世琚嗎？認得张家樞嗎？”
  我一惊，朝他打量了一回，心想，难道是国民党的特务嗎？是要想套弄我逮我嗎？我又不能說不認識，說道：
  “認識。”那人又說：“孙世琚和我是莫逆之交，你們很好吧？”我提高警惕道：“很好，跟孙世琚磕过头，张家樞是同事。“那人見我态度冷淡，一就毫不避諱的說：“不要怀疑我，我是从解放区来的，我絕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你放心，国民党的特务不做人事，我可是完全眞誠的，我很佩服你，我已經了解了你好多日子，你正在等他們，我吿訴你，张家樞和孙世琚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张家樞叫我来找你，你有事就吿訴我。”我还是不放心，我淡淡地說：“我們沒什么关系，在一起做过事儿嘛，他們眞心为工人办事，是好弟兄，可没別的什么关系。”他不管，还是接着說：“他們在解放区有了小孩，张家樞到了石門了，她現在的名字叫苏更，孙世琚也改名叫周雨亭了。”他的話說得具体又詳細，我曾經在姓联的那人那儿听說过孙世琚和张家樞已經結了婚，所以想到不是瞎話，他又提起四厂的左振玉的情况，又問起厂里一些进步工人的情况，說到最后，他約我礼拜天到海关上的一个机关附近碰而，約好了他穿什么我穿什么，在哪个茶攤上坐着等我。我慢慢儿在心里琢磨，是眞的来了呢，还是假的呢？要是眞的，我好容易才熬到了这一天，要是我一个劲儿的蹦他走，他要不再来了呢？我就拉他一下，說：“你別走！”
  “什么事？”
  “张家樞有了小孩，这件事还有誰知道？”
  “沒有誰！”他有些摸不着头腦。
  我說：“好些人都知道，請你以后注意。”說这話的意思，我是暗示他，我跟外边解放区的人已有联系，也願意同他們联系的意思，不过不明說罢了。
  他說：“好吧。”就走了。
  結果，第一个礼拜日，沒有找到他，我就愈發怀疑了，礼拜一那天，家里突然来了个老朋友，这人是裕大紗厂的老工头×××，他来了，就跟我扯东說西，說起了当时五厂間工潮的事儿，又說誰好誰坏，他問：“这些人都哪儿去了？”我說：“不知道。”他又問：“孙世琚是不是八路軍?”我又說个不知道。他还是問：“是不是上解放区去了？”我还是还他个不知道，他說：“你別蒙我了，他是。”我心里嘀咕起来，怨不得那个姓张的人說有特务到处跟着我呢；要不，怎么×××也来問这些个事呢？
  停了一会，他突然說：“有个朋友带了信給你，他約你会面，你怎么不去了呢？他等你等了好几个鐘头，后来，他怕特务要逮他才离开了。說着，我就明白这是那人托他来探自己的，我急忙道：“我也去了，我也等了他很长时間呢，沒找到他。”他扯了些閑話走了，隔了几天，他又找我来了，說：“上回你找的地方不对。”接着又把接头的地点詳細給我說了一番，我再去时，打扮成个流氓样，头髮攏得高高的一朵花，穿一身靑，緞子鞋，騎了車子在約定地点打了兩个来回，突然，就見到了那人，他坐在茶攤上呢，我就推車上前招呼： “吃了吧？”
  “少見了啊！”他說。这天，他穿了藍呢子上身，皮鞋，像个跑买卖的人打扮，这个人就是李克簡。
  从此，我們就常接头，我被吸收入党了，在沒入党前，我像个沒娘的野孩子，入了党，我就干得更有了劲儿。从此，我又开始参加了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