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那一年，我才十四岁，就进了双喜紗厂（今天棉紡五厂）作童工，个子比炕沿高一点儿，立起脚尖还够不上机器面，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儿。工头像吃人精似的到处打人，我哥哥就是挨工头的打以后死去的。我哥哥那年才十七岁，也在双喜紗厂做工。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哥哥被日本鬼子的狗腿子用木棍打倒在車間的地板上，沒有一个人敢上前看一眼。我畏畏縮縮地走到离哥哥不远的地方，看見他的臉蒼白得可怕，眼睛紧閉着，凸出的顧骨和嘴巴上沾滿了油汚和棉絨，我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不敢上前。哥哥不省人事了，几个人把他抬到大工房里。大工房里躺着几个体弱多病的工人在呻吟，簡直像活地獄呀！那时候，我父亲也住在大工房里，我上工就由老人照料哥哥，可是吃的是嘛呀?豆餅渣、杂合面、糠面窩窩头，好人吃了連巴巴都拉不下来，甭說病人了，不过几天的功夫，把哥哥送到塘沽老家，天口吐血死去了。
  人死了，怎么办呀？爸爸哭的泣不成声，棺材錢是小事，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錢从那里来？东摘西借也凑不上一口棺材錢。沒有办法，只得用席头卷起来把哥哥埋葬了。
  哥哥死了以后，生活更像掉在油鍋里一样，熬着吧。我和爸爸，住在阴森寂靜的大工房里，爸爸枯瘦的身軀，三九天依然穿着那件补丁罗补丁的破夾褲，冻的四肢顫抖，渾身哆嗦。有个工人看到爸爸这种情况，把自己的一条破棉褲送給爸爸。那时我們对这个工人十分感激。第二年，我十七岁时，由于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殘酷地燒杀搶掠，我們工人的生活連牛馬都不如，一頓飯只給一个糠面窩头。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坏，冻的牙齿嗒嗒地响，肚子餓的咕嚕叫。就在这一年，我爸爸死在大工房里。
  那时，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办哪？死了人又到了鬼門关，發愁的事仍然是棺材錢。有几个好心的工人打算募集几个錢給买一口棺材，可是，那时工人兄弟的生活也是飢寒交迫呀！吃了这頓沒那頓，他們的心是有余的，但力量达不到啊！有一个工人給我出了一个主意，叫我找人事課的“大褂李”要求給一个盛机器的木箱子。我一进人事課的門，忙喊“先生”、“老爷”，“大褂李”是日本的忠实走狗，見了工人他的一双綠豆般的狗眼带着紅血絲，像要吃人。他一听說我要箱子，霍地一声从沙發上站起来，血絲的狗眼瞪的鷄蛋大，說：“不行！木箱子还卖錢呢，滾蛋。”我一个劲地磕头，仍是不頂事儿。他連說：“滾蛋、滾蛋。”多么恨心哪，“大褂李”的心都黑了。我一連拜了三个管事先生，他們都是似虎如狼般地吼叫，沒人理我这个碴儿。旧社会里，穷人死了还不如死个狗呢！唉！沒有办法，父亲的尸体，只得仍然走哥哥那条道儿。三九天，雪花紛飞，天气奇寒，地冻的硬棒棒的借来一个鉄鎬强掘了一个一尺多深的坑，把父亲硬僵的尸体用破席头卷起来，强塞了进去。
  就这样，父亲、哥哥被旧社会給折磨死了，兩张破席是代替他爷倆的棺材。
  哥哥的蒼白臉，爸爸枯瘦的身軀，兩張破席。这些，我一想起来，心里就不能平靜，痛恨那吃人的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