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在飢餓里长大
  我从小就生长在靜海县独流鎭的一个貧农家庭里，弟兄四人，一个妹妹，加上父母共有七口人，住有三間土房，一瓏土地也沒有，只是依靠父母开小水鋪維持生活。一到冬天喝水人少时，卖錢也就必然要少，因此生活就更困难了，每天只喝兩頓带糠的稀粥。身上穿的是露着肉的破棉袄，下身穿着条夹褲。天冷时，都不敢出門。这样的苦难生活我过了十五年。
  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我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天津鬧大水那一年，种的庄稼全被水淹了，人們生活就更苦啦！我我們一家子連兩頓稀粥都喝不上了，整天的餓着，爸爸和媽媽看着我們，直掉眼泪。可是一点办法都沒有。就在这燃眉之急的时候，日本到我們这个地方来招华工。在挨餓的情况下，爸爸，弟弟和我都卖亍华工。日本知道我們这个地方鬧大水，人們都沒吃的，特意廉价收买劳动力，所以每个华工才給十二塊錢的安家費。日本当时收买了一批狗腿子吸血鬼，他們从中剋扣每个人兩塊錢，說这兩塊錢是“杂費”。有人不滿，質問：“为什么少發給兩塊錢，只發給我們十塊錢?”狗腿子們說：“这是捐錢。”
  这一年，爸爸已經五十多岁啦。弟弟十三岁我才十六岁，三个人都卖了华工，开始了牛馬不如的生活。一开始，爸爸、弟弟和我三个人在靑龙桥和宣化一带当苦力。整天开山、修桥，一点休息的时間都沒有。要是监工来了，見到不好好干活儿，就用木头棍子狠狠地打。晚上住在庙里，和土地爷在一起睡，那土地爷齜着牙，咧着嘴，眞叫人害怕。弟弟和我都不敢看。一到天黑，就吓的沒了魂。因为沒有灯，黑咕龙冬，遍地是山，就像瞎子进了迷魂陣似的。还有的时候，連庙都沒处住，我們就住在帳棚里，在那严寒的冬天里，西北風刮着，盖一个小破棉被，就像在冰窖一样，那睡的着覚啊！冻的混身直打哆索，兩个腿都团了起来，不敢伸腿，恨不得鑽到火爐里去，暖活一个够，永不受冷的威脇。从那时起，我的兩条腿，就落下了寒腿的病，一直到現在还沒有好。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給我造成的。
  这种牛馬不如的奴隶生活，我过了一年多的时間。后来要往东北調，我父子三人都沒棉袄，东北比西北更冷十分，我媽媽又得了重病，沒人照顧。如果走了，沒人卖水，一家子就无法生活。因此我父子三人都沒去，留在家里每天到車站作临时短工，有时就給地主扛小工子活儿，富余时間在家照料媽媽和卖水。就这样三天打魚兩天晒綱的，每天凑合着喝兩頓稀粥，連餑餑都吃不上。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我媽因病沒錢治，又吃不飽，就活活餓死了。媽媽死后，家里的生活就更凄惨了，小弟弟、小妹妹都沒人管。要吃的沒吃的，要穿的沒穿的，投亲沒亲，靠友沒友，眞是走投无路。正在这万分焦急的秋天，有一天，我們鄰居王宝淸，从天津回来，他是天津双喜紗厂的織布工人。我一見就連忙問道：“宝淸叔，你們工厂里用人嗎？”王宝淸唉了一声說：“傻家伙，怎么想起到工厂去作工来啦！那工厂簡直像个，活‘地獄’。”我一听像“活地獄”，不由的渾身打了一个寒噤。可还是說：“管吃的就行啊！”王宝淸低下头来，沉思了一会儿說：“那明天你跟我一塊去吧！”
  轉天，我扛着一个小破棉被，上身穿着小破棉袄，下身穿着一条夹褲，跟着王宝淸一起来到了天津。头一天，他到厂里領来窩窩头和咸菜，我們倆一起吃晚飯。当我咬下一口窩头往下咽的时候，不禁的笑了，說：“王大叔，一年多沒吃餑餑啦。”这时王宝淸微笑的臉，刷一下就沉淀了下来。我的眼睛目不轉睛的看着他，他带着憂虑的情景說：“家祥，不要过于高兴，痛苦还在后头哪！”我怕勾起他內心的苦事，因此也沒进一步深問。吃完晚飯后，王宝淸幷給我找好了睡覚的地方，待我眞如亲兄弟一样。当我睡在床上时，不由的回忆起幼年时代和王宝淸在一起玩的时候，幷不像这样亲密，如今却比亲兄弟还要亲。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了好久也沒想通。
  对待工人們还很好。他敎給我燒火，看汽压、水压、水路、暖气等等（楊头是工人出身，体会工人的痛苦，所以对人很好：現在已退休），我心想：遇見工人出身的头儿眞幸福，要是遇見狗腿子工头，还不知受多大罪呢！虽然工作上順利，干活也不冷啦，可是仍然吃不飽，每天十二小时的抬煤工作，比在瓦工部干活更累，虽然活更累，可是窩窩头一个也不讓吃多。每天餓的肚子直个劲的叫，眼直冒金花。
  为了吃的飽，为了活下去，白天在厂里干十二小时的活儿，晚上就到新中山（現在的鋼厂）去推軲轆馬，这样連軸轉，可以多賺一个工錢，才吃上飽飯。但是白天干十二小时，晚上再干一个班，人又不是机器，怎么能受的了呢？困的我睜不开眼。后来所有推軲輔馬的工人，都联合起来，由一个人站崗，看着日本人，一部分人睡覚，一部分人干活。但这幷不是公开的，心里总是提心吊胆，有的时候被日本人發現了，就是一頓毒打。后来日本人监視的愈来愈紧啦！不能睡覚了，所以也就不干啦。
  因“偸”被捕
  工人們內心的怒火总是要燃燒的，为了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当时我們斗爭的办法就是“偸”。开始的时候，我特別胆小，因为剛来到厂不久，人生地不熟。但是我們采取了集体的办法，我胆子也就大啦！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三号那天晚上，九点多鐘，天气漆黑，对面看不見人，靜情情的，我們鍋爐房有三、四个人下班沒走（宿舍沒暖气，特別冷，所以下班后都不回宿舍，一直玩到睡覚才回宿舍）。在“电气”玩。这时布厂工人李建藻急忙走了进来，小声說：“兄弟們，帮帮忙吧！今天紗厂小包沒有夜班，九至十二点巡邏的日本人，已經回去睡覚啦，門倒鎖着呢，咱們一起干吧！”我和楊洪彬等四人就一起去啦！不到十分鐘，我們都上了房，有在房上的，有在屋子里头的，就用縄于往房上一包一包的系，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搬走十来包紗。我头一个下的房，剛下来，薛麻子一把手就把我給抓住了，当时把我吓环了，不知怎么好。我就央吿他說：“咱們都是中国人，还能白的了你嗎？”薛麻子非但不听，拿着手槍对准我說：“你再說，我槍斃你。”說着，就吹起笛儿来啦！这是他和日本人的暗号。日本人和伪警察狗腿子們，从四面八方赶来，大槍上着刺刀，硬逼着我們下了房。然后就把我們捆綁起来，弄到人事課。不問三七二十一，上年就是頓劈柴棍子毒打。然后审問工作开始了。日本人問：“誰讓你們偸的？你們的主子是誰？还有哪些人偸来？”我們說：“因为吃不飽才偸的，我們都是头儿。”为了不連累穷哥們，誰也沒有拉人，就是我們五个人偸来。日本人一看，誰都不說，又是一頓毒打。打完后，就灌凉水，随后就鎖在小黑屋子里。在人事課折磨了五天，在十二月十九号带上手銬子，脚鐐子，就送到軍用倉庫一八二〇部队（当时日本人的宪宾队）又是审問，还是那一套：“誰讓你們偸的？你們的头子是誰？还有哪些人偸？”我們說：“已經說过了！”誰也沒哼声。气的日本人直喊：“八格牙路”，当下旁边拴的那个狼狗就向我咬来，剛到我們身边，就像什么东西把它釘住一样，原来是它脖子上的鉄煉，拴在鉄棍上，吓了我們一跳。日本人沒出气，拿棍子就打，打完了鎖在一間小屋子里。轉天就把我們送到了东車站劳工协会（是个特务机关），只許进，不許出。呆了沒有兩个鐘头，就把我們裝上了悶子，車，送日本当苦力。
  新港集中营
  在天津上悶子車，到新港下車候船，我們住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偏僻地方。四周一片荒凉，一望无际。这个偏僻的地方，有几十間房子，四周围有兩層电網，中間夹有一道小河。我們住的房子每間有十来丈长，二丈来寬。屋子里兩边是木板床鋪，住人用，中間是走道，最后边是三个大水缸，缸上放有木板，是作大小便用的。屋子一个窗戶都沒有，出口入口就是一个門。吃的是：每天發給三个杂合面窩头，連塊咸菜都不給，只讓喝点白水。另外还有非人道的报吿制度：吃飯、上厠所、睡覚等都要向日本人报吿。如果不喊报吿，日本人就說：“你心坏啦坏啦的有”。怀疑你要跑，就用皮鞭子狠狠地毒打一頓。为了容易监視人們，我們到了之后，馬上就發給每个人一身灰色的“苦力服”和一条灰色的棉毯子。把自己穿来的衣服扒下来交給日本。黑夜白天有日本人和狗腿子們，拿着大槍监視着我們。因此人們都叫它“活地獄”或“集中营”。我自从进到这里，腦袋就好像带上鉄箍一样，眞是有翅难展，过着非人的生活。
  到集中营的头一天，楊洪彬就沒有吃东西，我們几个人就更想家啦！第二天一起床，×××就不見了，也不知弄到那去啦！再看楊洪彬呢，混身都發肿了，發冷發燒，直打哆嗦。我把我盖的毯子就給他盖上啦，我領到的水也給他喝啦，他哀声的說：“我光剩燒了，不冷啦，”于是就又吟呻起来了，断断續續地說：“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轉天我起来就去看他，連啃声都沒有，我再一看时，他死啦！我的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失去了伙伴，失去了忠实的朋友，失去了难友，是多么讓我伤心啊！联想到自己的前途，眞是渺茫。病死，餓死，牽挂父母、想妻子儿郞而死，以及受着各种折磨死去的人，大膠皮輪車每天都拉出三大車？我們看了以后，都眼暈，心里特別难受。这样的生活我們过了二十多天。
  煤矿生活
  一天的早晨，还沒有出太阳，我們就踏上了开往日本去的輪船。我們一上船，心里就凉了半截子。心想：完啦！回不了家啦！走了十几天后，李建藻因为想家，想起父母早日去世，惦記着三个妹妹无人照顧，东想想，西想想，眼前漆黑一团，再加上終日吃不飽，就死啦。我含着眼泪，但是不敢上前过問，因为要是过問，扣上个逃跑嫌疑犯，就有被扔到大海里去的危险。李建藻死后，身上給綁了一塊鉄，就拽到大海里去咧。这时候我們一起来的五个人，就剩下姓郑的和我倆啦。心里就更加焦急。但又想，光怕也是沒用，活下去，生存下去，就得斗爭。于是复仇的心抑制住了內心的酸疼。船走二十六天，到达了日本的函館，在函館下了船，日本人拿我們当兽类看待，对每个人进行消毒。消完毒，就又上車送往北海道。在将要到北海道的时候，我突然得了病，起不来啦。到北海道，住在小坪村（当时矿工們居住的地方），我一直又病了五个多月，起不来炕，长了一身膿疱大疥，也沒有人給治疗。
  开始一到日本国时，讓吃大米粥和饅头。但好景不长，过了十来天，就讓我們吃开了麸子面和杂合面啦。可是还不管够，每頓飯給兩个餑餑，連咸菜都不給吃，每人給一碗蘿卜湯。据說这是日本人的手段：“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先給你来个甜头，然后拿你当牛馬使喚。因为这些人送到日本国，很不容易，要是都死了，豈不是更大的損失嗎；果然如此，我一連病了五个多月，病还沒有完全好，日本人一看我光白吃飯，不干活，就火啦，大喊：“你的，下井得了。”于是就强迫我下煤窑，干活儿去。那时煤窑眞是万丈深淵，到井下干活时，都是坐小火車去（因井深），下边有沒膝盖的水。当时規定每人一天扛五十根木头，我病还沒有好，那干的了这么重的活儿。請假又不許可，因此我干了兩天，只好要求去干輕便活儿。当时輕便活，一天讓，推六十吨煤，我吃不飽！又有病，实在干不了。有一次，餓的直心慌，兩眼直冒金花，后边运煤車是一輛跟着一輛。我心里眞是着急，日本人还拿着木棒滿地轉，心里一害怕，脚底下一滑，就摔倒在小鉄道上，腦袋給摔破了。和我在一起干活的人們，一看我的腦袋破啦，馬上就跑来把我弄出窑口，給上了点藥。日本人就讓回去干活儿，一会也不讓休息。
  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的一天？我下夜班，六点都过了还不見接班的人来，往常都是五点一过就接班来，窑里的日本人一个也看不見了，眞是奇怪。这时我們都不干活啦，就回宿舍啦。剛走不远，六点鐘接班的人們都迎了上来，說：“咱們快回国啦，日本完蛋，投降啦！”这个消息，很快的傳开了，振奋着每个人的心。立刻把苦臉变成了笑臉，于是大家欢欣鼓舞地向宿舍冲去。
  第二天吃完早飯，大家都不下窑干活啦，聚在一起欢乐，歌唱。每个人內心的喜悅，眞是說也說不完。大家正在尽情欢笑的时刻，天空中忽然出現了一架銀灰色的飞机，这架飞机只飞有十米丈高，在上空盤旋。大家仔細一看，是中国飞机，于是都喊了起来：“中国飞机来啦！万岁！”每个人的心都沸騰起来啦！跳着，笑着，有病的人也沒病啦！日本人在一边站着也不敢过問。不一会儿，飞机投下来大米、白面、大桶、武器等。我們有了武器以后，馬上成立了糾察队（据說是被俘的八路軍战士带头組織起来的），拿着大槍自己站崗。同时把日本人吃的稻米接收一部分，日本养的牛也給宰了，生活改善了。后来我們又去解放其他矿的难友住的地方。一进門口就說：“我西那軍”，向难友作中国胜利的宣傳工作。我們剛出国时，是三百零二人，这时只剩下一百五十六人。我們每个人都怀着复仇的心情。“为死难者报仇，不怕牺牲！”这是我們的行动口号。就在这一年十二月份的一天，我們終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幻想破灭了
  一九四六年初，我从日本回到了祖国，有很多老工人都来看我，又是喜，又是憂。喜的是，死里逃生終于回到祖国，憂的是不知受了多少苦难。我上工以后，为了报仇就到法院吿薛麻子，結果吿了多次，也沒吿动。后来連堂也沒过，就石沉大海了。薛麻子挎着手槍仍然是在厂里晃晃蕩蕩，吃的开，說一不二。我非常气憤，国民党政府不給人民作主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我报仇的心情，慢慢地压了下去。心想：“死里逃生，好容易回来啦，再鬧出了事来，說不定……。”因此就不敢鬧了，忍气吞声，闷头干活。一直到解放，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領导下，我报了仇，把那逮捕和杀害我們工人的創子手薛麻子捉拿法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