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任何一个城市，它和其他社会經济現象一样总是历史的产物，也总是刻划着鮮明的历史痕迹，天津自然也不例外。
  先从旧城說起。天津旧城的修筑，开始于十五世紀初叶明代永乐年間的筑城置“卫”，其后又經万曆以及淸代雍正、乾隆等年間的几次重修。根据有关文献的記載,远自元、明两代以迄十九世紀中叶淸代的400多年中，天津聚落的范圍,一直以城东北两面的沿河一带以及城区以內的地区为主，因此这里是現在天津市区中一个最为古老的部分，从物貭外貌来說，基本上属于封建时代的产物。到了今天，旧城城墙虽已拆除，幷在原有方形城基上修筑了行駛电車的环城馬路（即东、西、南、北馬路），最近又兴建了穿行城內的四条大道，然而一个古典式的天津旧城的規模和布局以及城內街道、房屋的建筑形式，还是相当完整地保存着。同时，天津早期所遺留下来的名胜古迹中，比較古老的庙宇楼閣，大多也在城內或城东北两面沿河地区，例如位于今日旧城东門外迤北的海河西岸的天妃庙，建于十四世紀初年的元代，明初又曾一度加以修葺,至今不但原有的殿宇庭院大致如旧，而且“宮南”“宮北”一带的狹窄街道以及若干专以經营本地手工艺产品为主的古老店鋪，仍然是今日天津人民所喜爱游逛的地区之一，只是庙里的香火已經逐漸稀少，附近沿河一带旧日漕运时期“帆檣林立”的盛况，也已不复存在了。此外，帝国主义侵入以前，天津聚落的对外經济联系，主要建筑在內河航运，特別是卫河航运基础之上，因此位于今日旧城北門以外的沿河一带，曾是商业和手工业最为繁盛的地区，至今我們依然可以从針市街、鍋店街、估衣街、粮食街以及牛行、馿市、布店、鉄舖、豆腐房等胡同的名称，不难約略看出封建时期天津行会式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痕迹及其分布的大槪。
  近百年来入侵的帝国主义勢力給予天津城市物貭外貌的影响，那就更为广泛而深刻了。十九世紀中叶，以英法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沿着海河开来了炮艦和商輪，不但迫使天津在1860年开放为商埠，而且英、法、德、日、奧、意、比和帝俄等八个国家又先后在旧城东南以紫竹林为中心的海河两岸地区，强行划定“租界”，以此作为根据地来进行各种形式的侵略。为了配合經济上的掠夺，帝国主义沿着海河两岸兴修了許多碼头、仓庫、銀行和其他各种建筑；在文化侵略方面，它們不但設敎堂、办学校、出版报刋，甚至設立許多荒淫的或經营賭博的所謂俱乐部以及跑馬場（現已改为全市干部俱乐部）、回力球場（現已改为第一工人文化宮）等。而在各“租界”地区以內，由于立法不一、制度不同，在市政設施上各不相謀，道路系統互不联貫、混乱不堪。自来水、电灯等公用設施也是各自为政，市內交通車輛也要上好几次捐，不然就通行不了“租界地”,形成了在一个市区以內极端支离破碎的杂乱局面。
  由于长期以来的封建統治、特別是近百年間帝国主义者盘踞下直接或間接所造成的結果,直到解放以前，天津城市在物貭外貌上成为一幅充滿矛盾和不規則、不調和的图画。
  第一，全市各地区之間的房屋、街道、公用設施和卫生条件等方面，呈現着极端悬殊的現象。一方面是西头、河北、道外等地区，特別是城东北郊的金鐘河两岸、城南門外的赤龙河一带以及城西南角外的南开汚水池附近，一般都是房屋矮小，街道狹窄泥濘，完全沒有自来水和下水道，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但这里的居民却是异常密集而且全是劳动人民；另一方面是“租界“区內的所謂高等住宅区，房屋寬敞舒适,道路寬闊平整，卫生条件比較完善，可是居民却很稀少，除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商人、敎士、軍队以外，就是旧中国的官僚、軍閥和地主豪富以及新兴的民族資产阶級。
  第二,在广大市区內，公园和綠化面积狭小,其中設在“租界”区內的公园甚至无理地限制我国人民进入。同时全市沒有一所比較完善的医院和公共图書館，当时天津在人口数量上虽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但是广大居民的保健、文化和游憩条件的貧乏，可說这到了极点；可是对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商人和中国买办資产阶級等分子，天津却又是他們的乐园,例如一个会員人数不过100左右的所謂“馬場俱乐部”，竟拥有大片草地和高尔夫球場以及室內游泳池、跳舞厅等奢华設备。
  第三，由于各个“租界”的各自为政和盲目发展，形成了全市区內道路系統的杂乱无章，寬度旣不相同，工程标准也不一致，路名更是混乱不堪，尤其在“租界”区内，同是采用数字（如八号路或六十四号路等）为路名，彼此却不联貫，有的甚至任意采用外国地名（如倫敦道）或人名（如戈登道）作为街道的名称。另一奇特的例子是，当时位于全市最繁盛商业中心的劝业場、交通旅館和国民飯店（現改为天津飯店）等高大建筑物之間，却有一块所謂“洋人墓地“（解放后坟墓已迁往別处，原址改为全市最大的一个公共汽車站——和平站）。
  这些都說明了这一期間天津城市在外貌上充滿着半殖民地的特色，甚至直到今天，在市区內，特別是过去的“租界”地区，依然不难看到半殖民地时期所遺留下来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