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天津自聚落基点的建立直到今日成为华北重要的經济中心，其間旣經历了元、明、淸三个朝代的封建統治时期，又遭受了大約90年間帝国主义者侵入后的半殖民地时期，直到1949年1月，随着这一城市的解放，才开始进入一个完全嶄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新天津时期。在这几个不同时期内，天津城市的經济职能有着显著的改变。茲分別說明于后：
  第一个时期是：自十三世紀末叶的元代初年到十九世紀中叶的500多年。这一期間，它的經济职能以漕运和盐业为主，幷以内河航运特別是卫河起着主导作用。
  根据以上的論述，旧三汊口的“直沽”地方不但成为各河会口的早期的天然碼头，更是卫河下游的終点碼头。但是这一微小聚落之所以能够逐步扩大，幷且进一步地导致成为华北重要城市的規模，主要应归之于元、明、淸三代利用它的地理位置的优点而发展成为漕运和盐业的据点。
  元初建都北京，曾于至元二十年至三十年（1283—1293年）的十年中，先后开通今日山东省西部泗、卫两水之間的会通河（即今之山东运河）及北京、通州之間的通惠河，这样虽然一度促成了大运河全程通航，但由于会通河水淺岸窄不能通过重載，大部分漕粮不得不改取海道，因此采用了海运为主、河运为輔的办法，但无論如何两者都須經过天津，然后轉运京都。到了明初永乐即位后拟迁都北京，于是漕运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永乐九年至十三年（1411—1415年）間再度疏通元末以来已經淤廢了的山东运河，因而使南起杭州北迄通州的大运河全程航运暢通。直到十九世紀中叶，黃河再行北决（1855年）重回山东故道入海，运河堤岸冲毀，部分河道涸竭；加之这时沿海輪船航运逐漸兴起，运河漕运也就随之全吿停止。
  元明两代的南粮北运，在数量上虽不免时有消长，但大体每年总在300万至400万石之間，淸代漕运当然更会超过此数。单以这一巨大的漕粮运輸而言，自元代开始以后，无論以海运为主或以后长时期內全部經过运河，都必須道出天津，然后再行轉运北京，事实上各代都在天津設有海运来仓及接运厅等机构，或指定天津附近的軍粮城、北仓等地屯积部分漕粮。不难推想当时經年都有数以千百計的船只成批地絡繹停泊于津門水道，或就地交兌轉运，这样必然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繁盛情况；何况封建王朝对于人民的剝削，幷不限于漕粮一項，其他名目繁多的勒索，迫使全国各地的物产經常大量运集京都，供給統治阶級的消費和揮霍,这些物資的轉运,显然也是利用大运河作为主要孔道,这就更增大了天津在河运上的作用。伴随着如此巨大規模的运輸，天津地区人口的日益增多，聚落范圍的不断扩展，那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到了淸初，天津在以漕运为主的基础上逐漸发展成为北方的重要經济中心了。
  此外,盐业的兴起和发展，也対这一时期的天津城市經济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天津濱临海岸，加之地勢低洼，海潮可以上溯海河且曾直这五河会口以上，因此海河两岸地区的土壤所含盐分极大,甚至直到今天仍被称为“盐碱地”。元初文献就有“三汊之地，未霜而草枯，滩面寬平，盐卤涌出……受旨煎造”的記載。起初盐业生产規模幷不很大，接着，大量漕运和华北平原河道交通日益繁盛,推动了天津地区盐业的发展。我們从明代中叶天津兵备副使汪来的碑記文中所称“万灶沿河而居”的描述,不难看到当时天津地区的盐业显然已有相当的規模。到了淸初，天津又进一步地形成了附近沿海各盐場盐产的最大集散市場，而海河沿岸的煎造业亦随之轉变成为盐产堆积和运銷的中心，从而确立了以天津为中心的渤海西岸长蘆盐产成为黃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盐斤消費的主要来源。这样盐业就构成为天津經济职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个时期是：自1860年天津被迫开放为商埠直到解放前夕的近90年期間，它的主要經济职能是对外貿易以及密切依賴于对外貿易而发展起来的加工工业和若干輕工业部門的生产，因此海运代替了內河航运起着主导作用。
  这一期間天津城市經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势力极端广泛而深刻的侵入,表現出强烈的半殖民地性。在各个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消长中，初期(1860-1914年)以英国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占有絕对的优势，抗日战爭胜利后又几乎是美国独占的形势。它們所采取的侵略方式虽不尽相同，但实貭上都是一丘之貉。単就經济方面来說，帝国主义者凭借不平等条約为护符，不但操縱着天津金融事业的大权，控制着天津港口的对外貿易，而且更以之作为根据地不断扩展它們侵略的范圍。
  首先，就对外貿易来看，根据海关的报吿，自1868—1937年的70年間，天津对外貿易的总値，历年平均占全国对外貿易总値的10％以上；就天津港口貿易数値以及进出口輪船吨位的統計，都一直表現逐年增加的趋势，幷且保持着全国第二大港和华北最大港口的地位。但是由于帝国主义者的肆意压榨和实行不等价交換，出口物資的数量虽多，总値却不大，相反从国外进口的商品量虽小，总値却极大，因而形成了长期的巨額入超現象。其次，进出口貨物的种类及所占总値的比重，历年变化虽大，但总的情况是出口以华北及附近地区的农畜产品为主，而进口却以量小价昂的奢侈品和輕工业消費品（如棉織物、五金等）为主；而且对外貿易业务如汇兌、仓儲、海运等方面的經营，絕大部分都操在外商手中；尤其是海关大权为帝国主义所掌握,它們更可以为所欲为，尽量利用天津港口的条件，大量掠夺我国的各种物資，傾銷它們的工业产品。
  其次，随着对外貿易的发展，自十九世紀末叶起，天津开始出現不少种类的新式工业，但主要只限于一些进出口原料的加工工业和以供給本市或华北地区消費为主的若干輕工业部門，而且其中又多半为外資所經营。直到抗日战爭前夕，天津工业的总产値中輕工业占84％以上。而在全市占首要地位的棉紡織工业的全部紗綻中，日商紡織厂竟占三分之二，华商紡織厂仅占三分之一；又如卷烟工业中，无論就投資数額或生产能力言，都以英商的頤中和日商的东亚两个公司占有絕对优势；甚至天津市内的电灯、电車、自来水等公用企业，也完全控制在英、法、比三国商人手中。
  抗日战爭以前，帝国主义者以“租界”为根据地，操縱着天津金融和对外貿易的大权，它是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傾銷商品的据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期間，虽然曾經发展了一些为侵略战爭服务的工业，但主要还是利用天津作为掠夺华北物資的港口；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勾結美帝国主义,更其严重地破坏了天津的經济，当时只有商业投机是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所謂“經济活动”。因此,解放以前的数十年間，天津基本上是一个一直以商业活动为主的消費城市。
  再就城乡关系来說，解放前的天津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农村进行經济剝削的重要据点之一。据1936年統計，河北省农产品有20.2％集中在天津，主要产品象棉花、烟草等的价格經常受日本棉紡織业資本家及英美烟草托拉斯的操縱，而外国商品則通过天津源源侵蝕着广大的农村市場。又如华北虽是我国主要的小麦产地，但当时天津不但不为其提供消費市場,反而大量地向农村及中小城市傾銷进口面粉。
  綜上所述，虽然天津向来被称为华北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但是解放以前这个所謂“繁荣”的“商埠”，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是帝国主义勾結旧中国的各种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进行殘酷压迫和剝削的据点。解放前夕，这座号称有180万人口、数百家大小工厂、百来家銀行錢庄和更多的商店的城市，只是帝国主义分子、反动官僚和大投机商人的乐园，但却是广大城乡劳気人民的愁城苦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