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根据历史地理的硏究，天津城市聚落基点（或称最初居民点）的兴起，开始于今日旧城东北角外的獅子林桥西南面沿河地区的旧三汊口①；早在十二世紀的金时,这里已經有了“直沽”的名称。在地理位置上，直沽地方正当海河及其五大支流——白河、永定河、大淸河、子牙河和卫河的会口，而且由于在海河系統的五大支流中，又以自南汇流而来的卫河流域最广，經济开发最早，航运利用亦較盛，因此沿着卫河流注海河的会口河岸一带，很自然地形成为早期卫河航运的終点碼头，幷逐漸构成为直沽地区的最初聚落基点；同时，由于海河系統水文的特点，在五大支流汇注海河的沿岸一带地形低洼，最易遭受水患，只有在旧三汊口附近介于卫河和海河之間的沿岸三角地区地势最高，水患威胁較小，对于早期来此定居的人民，显然也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因素。
  元时建都北京（当时称为“大都”），但每年需要食用的大量漕粮，必須取給于江南。这时南粮北运,主要通过海上,然后进入海河（当时仍称为“界河”），而以直沽为其轉运的中心。除就地設置接运厅及海运米仓外，不久又改直沽为海津鎭。在元人詩中，甚至已有“曉日三汊口，連檣集万艘”之句，而且据載在今天津东北城外海河沿岸的天妃庙（后称天后宮，俗称娘娘庙），亦在元时建立，所有經过船只例須入庙祭禱，香火很盛。由此也可推想当时三汊口一带的漕运已相当繁盛。
  明初永乐二年（1404年）的建筑城墙和設置“天津卫”①，是天津聚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永乐筑城置“卫”的动机，是要在此建立一个軍事上的卫戍基地，因此除了派駐兵員外,幷調配官軍两籍前来居住。据天津县志載称“明之置卫也，录名官籍者三百有九”,又說“軍籍繁多,不便通載”。由此可見天津聚落人口，这时显然驟增，同时聚落的范圍已由旧三汊口的沿河地区，扩大到城区以內。接着，在天津筑城以后的十七年（1421年）永乐正式迁都北京，自此以后，天津成为京都通向广大南部的第一門戶，特別是这时大运河已吿暢通,南粮北上的巨大漕运，更是以天津为入京咽喉；由于粮漕的輸运，一般商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因此，不但流动性的行旅商賈日益繁多，各省人口移此者亦有不断的增加。
  到了淸初，除了全部漕粮取道运河北运外,南北之間的交通运輸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以天津为中心的长蘆盐产运銷已逐漸成为黃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盐斤消費的主要来源，这些都促使天津迅速成为北方經济的中心，无怪康熙年間重修的“天津卫志”序言中就已明白指出“名虽为卫，实則即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这一情况，在較早来华的西人記述中亦可获得佐証。如距今300多年前的淸初順治十二年（1655年）夏，第一个欧籍使节荷兰使臣高約和凱塞在前来北京途中經过天津时，就曾称道旧三汊口沿岸一带帆檣林立的盛况。十八世紀末（1793年）英使馬加特萊能来时，在其随員記載中更是盛称当时沿着运河和海河会口地区的繁盛景象。
  从天津聚落发展的規模及其扩展的范圍来看，直到十九世紀中叶淸代道光年間，在全部約20万人口中，城内居民将近半数，分布在东北城外狹长沿河地区的亦有8万人以上，至于西門外的居民則很稀少，南門外的居民更为寥寥。可見距今約100年前，天津聚落的发展基本上仍然只限于旧三汊口上下的沿河两岸以及旧城区以內。
  十九世紀中叶，以英法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开始侵入北方沿海，幷于咸丰十年（1860年）借端挑衅，自海上攻陷天津和大沽，迫使淸廷签訂条約幷强迫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同时英、法、美三国首先在天津划占地区設立“租界”（不久美租界幷入英租界之內）。接着德、日、意、奧、比和帝俄等六国也先后强划“租界”，幷对“租界”的范圍一再随意扩展，以致在津各国租界的面积最大时这2万亩以上，超过旧城面积（約2,700亩）的7倍多。这些“租界”的位置，全部在旧城东南的海河两岸,形成了这一时期天津聚落扩展的主要地区；不过随着鉄道的修筑和工业的建立，除了海河沿岸地区以外，在旧城北部和东北部（即今日的河北区和紅桥区一带）的广大地区，也逐漸从荒郊田野开始形成市区的組成部分。这时，由于1855年黃河改道和运河淤塞,运河漕运被迫停止，沿海航运則开始不断扩大，加以帝国主义經济势力的入侵日益强化，原以内河航运为基础的旧三汊口地区，逐漸丧失了經济上的优势地位，相反地在紫竹林①上下海河两岸以海运为基础的新兴商业地区則日益繁盛，这种情况一直延續到解放前夕,大体上未再发生其他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