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天津城市聚落的兴起和发展
  根据历史地理的硏究，天津城市聚落基点（或称最初居民点）的兴起，开始于今日旧城东北角外的獅子林桥西南面沿河地区的旧三汊口①；早在十二世紀的金时,这里已經有了“直沽”的名称。在地理位置上，直沽地方正当海河及其五大支流——白河、永定河、大淸河、子牙河和卫河的会口，而且由于在海河系統的五大支流中，又以自南汇流而来的卫河流域最广，經济开发最早，航运利用亦較盛，因此沿着卫河流注海河的会口河岸一带，很自然地形成为早期卫河航运的終点碼头，幷逐漸构成为直沽地区的最初聚落基点；同时，由于海河系統水文的特点，在五大支流汇注海河的沿岸一带地形低洼，最易遭受水患，只有在旧三汊口附近介于卫河和海河之間的沿岸三角地区地势最高，水患威胁較小，对于早期来此定居的人民，显然也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因素。
  元时建都北京（当时称为“大都”），但每年需要食用的大量漕粮，必須取給于江南。这时南粮北运,主要通过海上,然后进入海河（当时仍称为“界河”），而以直沽为其轉运的中心。除就地設置接运厅及海运米仓外，不久又改直沽为海津鎭。在元人詩中，甚至已有“曉日三汊口，連檣集万艘”之句，而且据載在今天津东北城外海河沿岸的天妃庙（后称天后宮，俗称娘娘庙），亦在元时建立，所有經过船只例須入庙祭禱，香火很盛。由此也可推想当时三汊口一带的漕运已相当繁盛。
  明初永乐二年（1404年）的建筑城墙和設置“天津卫”①，是天津聚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永乐筑城置“卫”的动机，是要在此建立一个軍事上的卫戍基地，因此除了派駐兵員外,幷調配官軍两籍前来居住。据天津县志載称“明之置卫也，录名官籍者三百有九”,又說“軍籍繁多,不便通載”。由此可見天津聚落人口，这时显然驟增，同时聚落的范圍已由旧三汊口的沿河地区，扩大到城区以內。接着，在天津筑城以后的十七年（1421年）永乐正式迁都北京，自此以后，天津成为京都通向广大南部的第一門戶，特別是这时大运河已吿暢通,南粮北上的巨大漕运，更是以天津为入京咽喉；由于粮漕的輸运，一般商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因此，不但流动性的行旅商賈日益繁多，各省人口移此者亦有不断的增加。
  到了淸初，除了全部漕粮取道运河北运外,南北之間的交通运輸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以天津为中心的长蘆盐产运銷已逐漸成为黃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盐斤消費的主要来源，这些都促使天津迅速成为北方經济的中心，无怪康熙年間重修的“天津卫志”序言中就已明白指出“名虽为卫，实則即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这一情况，在較早来华的西人記述中亦可获得佐証。如距今300多年前的淸初順治十二年（1655年）夏，第一个欧籍使节荷兰使臣高約和凱塞在前来北京途中經过天津时，就曾称道旧三汊口沿岸一带帆檣林立的盛况。十八世紀末（1793年）英使馬加特萊能来时，在其随員記載中更是盛称当时沿着运河和海河会口地区的繁盛景象。
  从天津聚落发展的規模及其扩展的范圍来看，直到十九世紀中叶淸代道光年間，在全部約20万人口中，城内居民将近半数，分布在东北城外狹长沿河地区的亦有8万人以上，至于西門外的居民則很稀少，南門外的居民更为寥寥。可見距今約100年前，天津聚落的发展基本上仍然只限于旧三汊口上下的沿河两岸以及旧城区以內。
  十九世紀中叶，以英法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开始侵入北方沿海，幷于咸丰十年（1860年）借端挑衅，自海上攻陷天津和大沽，迫使淸廷签訂条約幷强迫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同时英、法、美三国首先在天津划占地区設立“租界”（不久美租界幷入英租界之內）。接着德、日、意、奧、比和帝俄等六国也先后强划“租界”，幷对“租界”的范圍一再随意扩展，以致在津各国租界的面积最大时这2万亩以上，超过旧城面积（約2,700亩）的7倍多。这些“租界”的位置，全部在旧城东南的海河两岸,形成了这一时期天津聚落扩展的主要地区；不过随着鉄道的修筑和工业的建立，除了海河沿岸地区以外，在旧城北部和东北部（即今日的河北区和紅桥区一带）的广大地区，也逐漸从荒郊田野开始形成市区的組成部分。这时，由于1855年黃河改道和运河淤塞,运河漕运被迫停止，沿海航运則开始不断扩大，加以帝国主义經济势力的入侵日益强化，原以内河航运为基础的旧三汊口地区，逐漸丧失了經济上的优势地位，相反地在紫竹林①上下海河两岸以海运为基础的新兴商业地区則日益繁盛，这种情况一直延續到解放前夕,大体上未再发生其他变化。
  （二）天津城市聚落經济职能的变化
  天津自聚落基点的建立直到今日成为华北重要的經济中心，其間旣經历了元、明、淸三个朝代的封建統治时期，又遭受了大約90年間帝国主义者侵入后的半殖民地时期，直到1949年1月，随着这一城市的解放，才开始进入一个完全嶄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新天津时期。在这几个不同时期内，天津城市的經济职能有着显著的改变。茲分別說明于后：
  第一个时期是：自十三世紀末叶的元代初年到十九世紀中叶的500多年。这一期間，它的經济职能以漕运和盐业为主，幷以内河航运特別是卫河起着主导作用。
  根据以上的論述，旧三汊口的“直沽”地方不但成为各河会口的早期的天然碼头，更是卫河下游的終点碼头。但是这一微小聚落之所以能够逐步扩大，幷且进一步地导致成为华北重要城市的規模，主要应归之于元、明、淸三代利用它的地理位置的优点而发展成为漕运和盐业的据点。
  元初建都北京，曾于至元二十年至三十年（1283—1293年）的十年中，先后开通今日山东省西部泗、卫两水之間的会通河（即今之山东运河）及北京、通州之間的通惠河，这样虽然一度促成了大运河全程通航，但由于会通河水淺岸窄不能通过重載，大部分漕粮不得不改取海道，因此采用了海运为主、河运为輔的办法，但无論如何两者都須經过天津，然后轉运京都。到了明初永乐即位后拟迁都北京，于是漕运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永乐九年至十三年（1411—1415年）間再度疏通元末以来已經淤廢了的山东运河，因而使南起杭州北迄通州的大运河全程航运暢通。直到十九世紀中叶，黃河再行北决（1855年）重回山东故道入海，运河堤岸冲毀，部分河道涸竭；加之这时沿海輪船航运逐漸兴起，运河漕运也就随之全吿停止。
  元明两代的南粮北运，在数量上虽不免时有消长，但大体每年总在300万至400万石之間，淸代漕运当然更会超过此数。单以这一巨大的漕粮运輸而言，自元代开始以后，无論以海运为主或以后长时期內全部經过运河，都必須道出天津，然后再行轉运北京，事实上各代都在天津設有海运来仓及接运厅等机构，或指定天津附近的軍粮城、北仓等地屯积部分漕粮。不难推想当时經年都有数以千百計的船只成批地絡繹停泊于津門水道，或就地交兌轉运，这样必然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繁盛情况；何况封建王朝对于人民的剝削，幷不限于漕粮一項，其他名目繁多的勒索，迫使全国各地的物产經常大量运集京都，供給統治阶級的消費和揮霍,这些物資的轉运,显然也是利用大运河作为主要孔道,这就更增大了天津在河运上的作用。伴随着如此巨大規模的运輸，天津地区人口的日益增多，聚落范圍的不断扩展，那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到了淸初，天津在以漕运为主的基础上逐漸发展成为北方的重要經济中心了。
  此外,盐业的兴起和发展，也対这一时期的天津城市經济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天津濱临海岸，加之地勢低洼，海潮可以上溯海河且曾直这五河会口以上，因此海河两岸地区的土壤所含盐分极大,甚至直到今天仍被称为“盐碱地”。元初文献就有“三汊之地，未霜而草枯，滩面寬平，盐卤涌出……受旨煎造”的記載。起初盐业生产規模幷不很大，接着，大量漕运和华北平原河道交通日益繁盛,推动了天津地区盐业的发展。我們从明代中叶天津兵备副使汪来的碑記文中所称“万灶沿河而居”的描述,不难看到当时天津地区的盐业显然已有相当的規模。到了淸初，天津又进一步地形成了附近沿海各盐場盐产的最大集散市場，而海河沿岸的煎造业亦随之轉变成为盐产堆积和运銷的中心，从而确立了以天津为中心的渤海西岸长蘆盐产成为黃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盐斤消費的主要来源。这样盐业就构成为天津經济职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个时期是：自1860年天津被迫开放为商埠直到解放前夕的近90年期間，它的主要經济职能是对外貿易以及密切依賴于对外貿易而发展起来的加工工业和若干輕工业部門的生产，因此海运代替了內河航运起着主导作用。
  这一期間天津城市經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势力极端广泛而深刻的侵入,表現出强烈的半殖民地性。在各个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消长中，初期(1860-1914年)以英国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占有絕对的优势，抗日战爭胜利后又几乎是美国独占的形势。它們所采取的侵略方式虽不尽相同，但实貭上都是一丘之貉。単就經济方面来說，帝国主义者凭借不平等条約为护符，不但操縱着天津金融事业的大权，控制着天津港口的对外貿易，而且更以之作为根据地不断扩展它們侵略的范圍。
  首先，就对外貿易来看，根据海关的报吿，自1868—1937年的70年間，天津对外貿易的总値，历年平均占全国对外貿易总値的10％以上；就天津港口貿易数値以及进出口輪船吨位的統計，都一直表現逐年增加的趋势，幷且保持着全国第二大港和华北最大港口的地位。但是由于帝国主义者的肆意压榨和实行不等价交換，出口物資的数量虽多，总値却不大，相反从国外进口的商品量虽小，总値却极大，因而形成了长期的巨額入超現象。其次，进出口貨物的种类及所占总値的比重，历年变化虽大，但总的情况是出口以华北及附近地区的农畜产品为主，而进口却以量小价昂的奢侈品和輕工业消費品（如棉織物、五金等）为主；而且对外貿易业务如汇兌、仓儲、海运等方面的經营，絕大部分都操在外商手中；尤其是海关大权为帝国主义所掌握,它們更可以为所欲为，尽量利用天津港口的条件，大量掠夺我国的各种物資，傾銷它們的工业产品。
  其次，随着对外貿易的发展，自十九世紀末叶起，天津开始出現不少种类的新式工业，但主要只限于一些进出口原料的加工工业和以供給本市或华北地区消費为主的若干輕工业部門，而且其中又多半为外資所經营。直到抗日战爭前夕，天津工业的总产値中輕工业占84％以上。而在全市占首要地位的棉紡織工业的全部紗綻中，日商紡織厂竟占三分之二，华商紡織厂仅占三分之一；又如卷烟工业中，无論就投資数額或生产能力言，都以英商的頤中和日商的东亚两个公司占有絕对优势；甚至天津市内的电灯、电車、自来水等公用企业，也完全控制在英、法、比三国商人手中。
  抗日战爭以前，帝国主义者以“租界”为根据地，操縱着天津金融和对外貿易的大权，它是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傾銷商品的据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期間，虽然曾經发展了一些为侵略战爭服务的工业，但主要还是利用天津作为掠夺华北物資的港口；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勾結美帝国主义,更其严重地破坏了天津的經济，当时只有商业投机是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所謂“經济活动”。因此,解放以前的数十年間，天津基本上是一个一直以商业活动为主的消費城市。
  再就城乡关系来說，解放前的天津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农村进行經济剝削的重要据点之一。据1936年統計，河北省农产品有20.2％集中在天津，主要产品象棉花、烟草等的价格經常受日本棉紡織业資本家及英美烟草托拉斯的操縱，而外国商品則通过天津源源侵蝕着广大的农村市場。又如华北虽是我国主要的小麦产地，但当时天津不但不为其提供消費市場,反而大量地向农村及中小城市傾銷进口面粉。
  綜上所述，虽然天津向来被称为华北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但是解放以前这个所謂“繁荣”的“商埠”，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是帝国主义勾結旧中国的各种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进行殘酷压迫和剝削的据点。解放前夕，这座号称有180万人口、数百家大小工厂、百来家銀行錢庄和更多的商店的城市，只是帝国主义分子、反动官僚和大投机商人的乐园，但却是广大城乡劳気人民的愁城苦獄。
  （三）天津城市物质外貌的历史痕迹
  任何一个城市，它和其他社会經济現象一样总是历史的产物，也总是刻划着鮮明的历史痕迹，天津自然也不例外。
  先从旧城說起。天津旧城的修筑，开始于十五世紀初叶明代永乐年間的筑城置“卫”，其后又經万曆以及淸代雍正、乾隆等年間的几次重修。根据有关文献的記載,远自元、明两代以迄十九世紀中叶淸代的400多年中，天津聚落的范圍,一直以城东北两面的沿河一带以及城区以內的地区为主，因此这里是現在天津市区中一个最为古老的部分，从物貭外貌来說，基本上属于封建时代的产物。到了今天，旧城城墙虽已拆除，幷在原有方形城基上修筑了行駛电車的环城馬路（即东、西、南、北馬路），最近又兴建了穿行城內的四条大道，然而一个古典式的天津旧城的規模和布局以及城內街道、房屋的建筑形式，还是相当完整地保存着。同时，天津早期所遺留下来的名胜古迹中，比較古老的庙宇楼閣，大多也在城內或城东北两面沿河地区，例如位于今日旧城东門外迤北的海河西岸的天妃庙，建于十四世紀初年的元代，明初又曾一度加以修葺,至今不但原有的殿宇庭院大致如旧，而且“宮南”“宮北”一带的狹窄街道以及若干专以經营本地手工艺产品为主的古老店鋪，仍然是今日天津人民所喜爱游逛的地区之一，只是庙里的香火已經逐漸稀少，附近沿河一带旧日漕运时期“帆檣林立”的盛况，也已不复存在了。此外，帝国主义侵入以前，天津聚落的对外經济联系，主要建筑在內河航运，特別是卫河航运基础之上，因此位于今日旧城北門以外的沿河一带，曾是商业和手工业最为繁盛的地区，至今我們依然可以从針市街、鍋店街、估衣街、粮食街以及牛行、馿市、布店、鉄舖、豆腐房等胡同的名称，不难約略看出封建时期天津行会式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痕迹及其分布的大槪。
  近百年来入侵的帝国主义勢力給予天津城市物貭外貌的影响，那就更为广泛而深刻了。十九世紀中叶，以英法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沿着海河开来了炮艦和商輪，不但迫使天津在1860年开放为商埠，而且英、法、德、日、奧、意、比和帝俄等八个国家又先后在旧城东南以紫竹林为中心的海河两岸地区，强行划定“租界”，以此作为根据地来进行各种形式的侵略。为了配合經济上的掠夺，帝国主义沿着海河两岸兴修了許多碼头、仓庫、銀行和其他各种建筑；在文化侵略方面，它們不但設敎堂、办学校、出版报刋，甚至設立許多荒淫的或經营賭博的所謂俱乐部以及跑馬場（現已改为全市干部俱乐部）、回力球場（現已改为第一工人文化宮）等。而在各“租界”地区以內，由于立法不一、制度不同，在市政設施上各不相謀，道路系統互不联貫、混乱不堪。自来水、电灯等公用設施也是各自为政，市內交通車輛也要上好几次捐，不然就通行不了“租界地”,形成了在一个市区以內极端支离破碎的杂乱局面。
  由于长期以来的封建統治、特別是近百年間帝国主义者盘踞下直接或間接所造成的結果,直到解放以前，天津城市在物貭外貌上成为一幅充滿矛盾和不規則、不調和的图画。
  第一，全市各地区之間的房屋、街道、公用設施和卫生条件等方面，呈現着极端悬殊的現象。一方面是西头、河北、道外等地区，特別是城东北郊的金鐘河两岸、城南門外的赤龙河一带以及城西南角外的南开汚水池附近，一般都是房屋矮小，街道狹窄泥濘，完全沒有自来水和下水道，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但这里的居民却是异常密集而且全是劳动人民；另一方面是“租界“区內的所謂高等住宅区，房屋寬敞舒适,道路寬闊平整，卫生条件比較完善，可是居民却很稀少，除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商人、敎士、軍队以外，就是旧中国的官僚、軍閥和地主豪富以及新兴的民族資产阶級。
  第二,在广大市区內，公园和綠化面积狭小,其中設在“租界”区內的公园甚至无理地限制我国人民进入。同时全市沒有一所比較完善的医院和公共图書館，当时天津在人口数量上虽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但是广大居民的保健、文化和游憩条件的貧乏，可說这到了极点；可是对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商人和中国买办資产阶級等分子，天津却又是他們的乐园,例如一个会員人数不过100左右的所謂“馬場俱乐部”，竟拥有大片草地和高尔夫球場以及室內游泳池、跳舞厅等奢华設备。
  第三，由于各个“租界”的各自为政和盲目发展，形成了全市区內道路系統的杂乱无章，寬度旣不相同，工程标准也不一致，路名更是混乱不堪，尤其在“租界”区内，同是采用数字（如八号路或六十四号路等）为路名，彼此却不联貫，有的甚至任意采用外国地名（如倫敦道）或人名（如戈登道）作为街道的名称。另一奇特的例子是，当时位于全市最繁盛商业中心的劝业場、交通旅館和国民飯店（現改为天津飯店）等高大建筑物之間，却有一块所謂“洋人墓地“（解放后坟墓已迁往別处，原址改为全市最大的一个公共汽車站——和平站）。
  这些都說明了这一期間天津城市在外貌上充滿着半殖民地的特色，甚至直到今天，在市区內，特別是过去的“租界”地区，依然不难看到半殖民地时期所遺留下来的痕迹。
  （四）解放后天津的改造
  1949年1月天津的解放，使这个城市从此获得了永久的新生,幷从而促使了它的經济职能、城乡关系以及城市面貌等方面的根本变化。
  解放后的天津，在經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特別是由于在解放初期就进行了对原来支离破碎的工业的改組和扩建，1955年底和1956年初又完成了資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工作，从而使工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統計，天津市1956年工业总产値已这解放后第一年（1949年）的5.38倍。天津的国内外貿易也有了空前的发展，使天津从原来以商业活动为主的城市轉变为一个已陆續建立起具有相当規模的工业基础和具有发这的貿易經济的社会主义工商业城市。
  在城乡关系上，解放前的天津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农村进行經济剝削的重要据点之一。解放后这种不正常的城乡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目前天津不但以工业产品包括各种日用品、农具、肥料、运輸器材等供应着农村的需要，同时也在文敎、卫生、科学、技术等方面給予农村以具体的帮助；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村也为天津提供了粮食、副食品、輕工业原料和一些对外貿易商品，这对滿足不断增加中的天津城市人口的需要以及工业和对外貿易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和郊区面貌的改变就更大了。在帝国主义盘踞天津时期，整个城市被分割为互相割裂的所謂“租界”区域和“中国地”，到处呈現着极端悬殊和不合理、不协調的現象。解放以后，人民政府迅速地进行了对旧城市的改建工作，在“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針指导下，每年以大量資金从事市政建設。自天津解放到1956年这八年間，共修建了各种道路300余公里，而解放前四十余年中总共仅修建了270余公里，解放后平均每年修建道路的长度，相当于解放前每年的5倍以上，許多条新修的道路連貫着新建工业区中心的工厂、仓庫和工人住宅区，这对城市工业建設有重要的意义；主要市郊公路如京津公路、邵公庄路、大沽南路、津沽公路等也經过了整修，便利了通向四面八方的城乡交通和活跃了城乡物資的交流。解放前約有50万劳动人民飮用汚浊的河水、坑水或带有咸味的井水,那时全市的自来水管道仅有244公里，解放后即新修了252公里，使全市区所有的居民和近郊一些村庄都能用到自来水。解放前全市只有下水道190余公里，解放后新修建了280余公里，解决了广大劳动人民居住区排除汚水和雨季积水的問題。値得特別指出的是，过去天津居民把蜿蜒在市区內的墙子河、金鐘河、赤龙河以及长期停积汚水的南开蓄水池合称为“四大害”,解放后不过短短几年，橫亘市区中部的墙子河經疏浚后已經变汚水沟为淸流；介于海河岸边和王串場之間的金鐘河和南門外大街西側的赤龙河一带，向来是劳动人民的居住区，但“河”里終年积聚着汚浊发臭的泥浆，对居民的卫生和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解放后敷設了下水道，已把这些“河”和“沟”塡舖成寬广洁净的市街；至于位于旧城西南面积約有130亩的死水坑——南开蓄水池，已經从地图上完全消除,改建为一座美丽的公园了。
  在市区周圍的丁字沽、王串場、中山門、西南楼、吳家窑等新兴工业区附近，許多处大面积的工人新村已經建筑起来。据統計，从天津解放到1956年底为止，全市共建各种房屋560余万平方公尺，其中宿舍和住房即占260余万平方公尺，相当于旧有居住建筑面积的33.6％,成千上万的工人和职員及其家属都已从原来的“窩舖”、土房迁进了磚木結构的新居。
  解放前天津市內只有七个公园，至1956年底已增加到二十七个；其中象水上公园、鉄路工人文化宮、人民公园等都有大面积的湖沼和綠地，大大改变了过去天津市“只見房屋，不見树木”的情况。
  市区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也是很迅速的。公共汽車路綫长度已由解放前的35公里增加到現在的155公里，这些干綫联系着天津的东、北、西三个火車站，幷直接通这各处工人住宅区和文敎区；另外，在主要商业区的干綫上行駛着有軌电車，在新扩展的河东工业区奔馳着解放后天津自制的无軌电車。过去市区与郊区間沒有現代交通工具相联系，現在已有公共汽車从市区中心站出发，东南到距市中心約12公里的灰堆，西北到距市中心約14公里的北仓，西南到距市中心約9公里的李七庄；在全市許多条交通新綫中，大都是为工业人口服务的，因而天津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对这个城市的工业建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天津市在解放前幷无显著的功能分区，各大小工厂、仓庫与住宅、公共建筑等混在一起，分布极不合理。解放后已根据經济发展方向和区域自然特点拟定了城市建設的初步規划，我們可以預期在不久的将来，天津城市的物貭外貌将一定会有更新的更合理的改变。——天津正在被改造成为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城市。

①旧三汊口在今城东北角外的獅子林桥西端的沿河地区。1918年旧順直委員会曾于今城北門外的金华桥以东，将南运河裁弯取直，而在金鋼桥以上和北运河相会，幷又自会口处裁弯取直这旧三汊口的海河，因此目前的三汊口已北移至金銅桥以上的金鋼公园河边。 ①自明初設置天津卫后，“卫”字长期成为天津的簡称。几百年来天津附近地区的居民一直习慣于用“卫里”两字称呼天津。 ①“紫竹林”原为天津旧城东南6里海河西岸的一个村落,其地約在今解放桥之下的海河西岸狹长地区，亦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法、美三国强划租界的原址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