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南大、北大、清华到昆明后，奉令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广大爱国青年从抗战前线，从国民党统治区，从美国以及南洋各地荟萃于联大，坚持学习和抗日反顽斗争。抗战的神圣火焰燃烧着每一个人的心。他们在盘龙江边。翠湖岸旁，高唱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別。绝缴移裁桢榦质，九洲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南大、北大、清华三校从此开始了八年之久的西南联大时期。
  （1）艰难发展的教育事业
  这一时期，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大校长张伯苓分任校委，共同负贲联大行政，并首行教授治校制。三校师生按系合并，组成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和师范学院。陈序经任法商学院院长、黄钰生任师范学院院长、冯文潜任文学院哲学系主任杨石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1943年又被推荐兼西南联大教务长。初到昆明，居住条件较差。文科、法商开始偏居蒙自，几个月后才迁到昆明，理学院在昆明城北门外，工学院在昆明城外西南的迤西会馆。
  当时，张伯苓并不住在昆明，而是住在陪都重庆。还在抗战以前张伯苓鉴于北方局势不稳，就在重庆沙汗坝建立了南开的分校——重庆南渝中学（1938年改名重庆南开中学）。张伯苓就住在中学里的津南村教员住宅。他每年数次飞往昆明，与蒋、梅会议，共决联大方针大计。在他缺席昆明期间，就把平时的一般校务委之于杨石先、黄钰生、陈序经等人和南大设在昆明的办事处。
  此时的张伯苓已经跻身于政界。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开幕，张伯苓当选为参政会付议长。蒋介石要搞“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总要找一些社会名流作他的政治点缀。张伯苓与蒋介石在重庆开始了更多的往还。蒋介石恭维张伯苓：“要推广南开教育精神和方法”。张伯苓也念起“蒋先生最爱国”之类的话。津南村车水马龙起来，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多所出入，甚至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都亲赴津南村张宅，送来特字国民党证。
  抗日战争期间，周总理作为党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重庆山城战斗了八年。此间，他常常亲往沙坪坝看故南开故旧，说天下，论时政，拨雾指迷，宣传党的抗日民族战争路线和统一战线政策。特别对张伯苓开导劝喻，丹心照人。张伯苓执迷于蒋介石所说“有中国就有南开”。周总理指出：“真正抗日取得胜利才有中国，才有南开，不抗日中国就没有了”，“照这样下去就没有中国了”，并详细说明党的抗战方针，指引胜利的光明前程，给予身处大后方的南大师生极大的信心和力量。
  抗战前期，西南联大朝气蓬勃。教职员由于三校联合，阵容强大，人材济济，大多属于国外训练的一代。教授会多达二百个教授，其中170多个教授曾在国外受过高深教育，这170多个教授中，又有100多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许多教师是中国第一流的专家，也有不少著名的民主运动的斗士，如闻一多、张奚若、楚图南、吴晗等人，受到广大同学的尊敬种愛戴。
  国民党是根本不关心教育的。1938年c·c头子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教育更加陷入艰难困顿的泥淖。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指出：“曾经与战时流亡期间的中国各大学有过接触的一切观察家，都看出了教育部纸面上辉煌记录的真实意义。教学的课本大部分均告缺如。除了最简陋的校舍以外，其他一切也都如此。实验室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仅存的少数珍贵图书，为了保存起见，经常封藏在图书馆里。教学大部分用口授，有时侯用打印的材料，这些都是由热心的教师凭着记忆或从儿本能够到手的书上拼凑来的。学生们普遍患着营养不息。教职员的孩子有患肺病而死的。中国的自由主义教育已经山穷永尽。教育水平的下降比入学学生人数的增加更快得多。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经过五年的战争之后，法币的购买力几乎抵不上它在1937年时的百分之一，往往上午发了工资，下午就值不了几个钱。国民党政府虽然对师生有所谓“米贴”，但“这种米贴大约相当于集中营的标准：。广大师生挣扎在饥饿线上。闻一多拿了教授工资也难维持他八口之家的生活，只得在昆华中学兼课，并在百忙中再挤出时间刻图章以糊口。朱自清得了严重胃病无钱医治，只得“挟行军床到永安行寄售”，或托人代卖碑帖。制不起御寒的大衣，就买一件最便宜的赶马人用的毡披风裹身，冒着风寒，每天从乡下进城上课。杨石先生活无着，只好让孩子卖衣物换钱，聊以卒岁。邱宗岳生活困难到交不出房租。他因严重胃病时常吐血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在任教之余到大街摆设地摊。一般教师薪资更低，捉襟见肘，常处艰难竭蹶之中，不得不另谋生活。学生们的生活更苦，营养不良。有的学生往往在上课时或考试时就昏倒过去。
  教育经费很缺乏。每次去重庆要求多拨些经费种代金，总难如愿，以致文科无钱买书，理科无钱买仪器。虽然如此，联大的学习空气还是很浓厚的。即便生活困难，又经常遭受敌机轰炸，教学仍未中断。教师们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展教学活动。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和情况开辟新的教学领域。中文系利用昆明的有利条件开设了“汉藏语调查”、“汉越语调查”；地理地质气象学系，建不起气象台，就用残破不全的碉堡改装成气象台；理工科各系经经费不足，仪器缺乏，多半是采用同企业部门合作的方式解决教学和实习的困难。工学院有附属工厂的系，则利用生产利润补助教学经费；化学系自制泥炉烧炭，代替煤气和电炉。
  科研方面困难更大。特别是理工科。药品、仪器、资料都很缺乏。象烧碱、硫酸一类最普通的化学药品也得靠从香港进口，很难从事科学研究。那时只能是看到有哪些药品，能做哪些方面的研究工作，就作那些研究工作，有那些设备，能作那些工作，就作那些工作。不能在一个题目上作下去。文科的活动比较活跃些。联大有定期科学的报告会。从1942年开始，历史系和中文系共同组织了文史讲演会，达五十多次，邀请学者专家轮流主讲，内容包括文史哲各方面，形式多样，很受同学欢迎。
  当时南大还继续设有经济研究所。南大内迁时，经研所也随同迁移。到昆明后，教育部允许各大学恢复研究院所。于是1939年夏在重庆南开中学內迅速恢复，同时设办事处于昆明等地。此时经研所虽挂名西南联大研究院南开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但大部经费，仍需自筹。除美国罗氏基金团继续补助外，裕华、豫丰、庆新三纱厂，久大、永利及天府煤矿公司等都给过捐助。经研所的研究工作，有些是继续战前的研究项目，有些是针对战时、战后我国的需要，对通货膨胀、战后经济加以研究。统计工作也即行恢复，编制了重庆市批发物价指数、重庆市公教人员、商人、地主及工人的生活费指数，恢复了南开统计日报，并培养了大批研究生，据统计，从1939年开始到1945年招收研究生共35名。1942年7月还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主要对云贵边区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地理情况进行实地调查研究。邢公畹、黎国彬等人克服重重困难，深入贵州的惠水、云南新平、西驭版纳等地，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寨，从事工作。从1941—1945年作出调查报告17.8种，1943年在昆明出刊《边疆人文》杂志，复校前共出版三卷十八期，又专刊三种，这些工作，推动了对我国边疆地区及少数兄桨民族的调查研究，很得学术界重视和赞许。
  （2）蓬勃开展的爱国民主运动
  八年联大，是广大师生坚持抗日民主斗争的八年。
  联大一开始，爱国民主运动就很活跃。联大地下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抗日方针，在学校内以长沙步行到昆明去的部分同学为基础，通过“群社”组织了各种社团，协助党组织同反动派进行斗争。
  当时联大的学生，经常出版“群声”、“热风”、“腊月”等壁报，并且经常召开辩论会、时事座谈会，组织学习小组，旅行，到农村、街头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的罪恶面目。由于这些活动的开展，联大最初三年，政治空气活跃，气氛浓厚，广大学生政治上逐渐进步。
  1941年1月，蒋介石阴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迫害进步人士。联大的许多进步学生被迫离校，一些进步社团被解散，政治空气顿时沉寂下来。1941年冬，爆发了日本进攻英、美的太平洋战争，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迅速占領香港。香港的广大同胞被困孤岛，无法撤向内地。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却垄断交通工具，用飞机抢运私产，甚至把数只洋狗也坐上飞机由港飞渝。消息传来，立刻引起联大师生义愤。联大出现了大规模的“倒孔运动”。吴晗教授在课堂上大讲“南宋之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算媲美”。学生们举行了浩大的游行。
  这次声讨“飞狗院长”是“皖南事变”以来点燃的第一支民主革命火花，它预示着，联大师生的革命潜流，终将再次爆发成冲击蒋介不反动统治的怒涛。
  盛大的“五四”纪念：
  抗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和解放区军民的转入反攻，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國民主运动迅速高潮。
  1944年“五四”，是“联大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
  五月三日晚上，党通过历史系学生的系会组织——历史学会，举办了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会议在联大新校舍南区十号举行，会议由中共党员李晓同志主持，很多进步教授被邀出席这次纪念。闻一多、吴晗都在会上发言。会议冲破了特务分子和某些反动教授的干扰和破坏，学生纷纷发言，要求一致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争取民主。
  1944年五四纪念以后，联大师生政治热情普遍提高，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强烈。闻一多和吴晗这两位在党的影响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坚强民主战士，和广大学生一起站在斗争最前列。
  1945年初，“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成立。“民青”是党的外围组织。它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团结各种民主力量，“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民青”的建立，成为党带领全校青年前进的进步核心组织，推动了联大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在一九四五年“五四”纪念周和“一二·一”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骨干作用。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主席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号召金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五四前后，“七大”召开的消息传到昆明。联大师生受到极大鼓舞，决定举行盛大的“五四”纪念周。面对正在勃兴的民主潮流，反动派如临大敌，国民党政府急忙向各学校下达命令：“查昆明‘奸党’及民主政团同盟，将于五月一日到七日止，煽动西南联大学生，举行五四周，并于五月三日作大规模学生运动，扩大所谓民主座谈会，五月四日举行火炬竞走，作变相示威游行，其余各日昆明有不轨言行发生可能……”饬令各校严加防范。
  但是，青年民主的热潮汹涌而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住。五月一日，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召开音乐晚会，“怒吼吧黄河”响彻云霄。五月三日晚举行“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结讨论会”。学生、青年工人纷纷发言，群情激昂，高呼：“我们行动起来啊！”第二天，昆明市青年进行了盛大的游行，闻一多和青年们一起，雄纠纠地在街上行进。高呼“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组织！”等口号。游行队伍从青云街经武成路、福照街、光华街……正义路、金碧路、护国路、华山南路回到云大，一路上，各界群众勇跃参如，最后竟达两万余人。队伍高唱着：“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雄壮的歌声冲破了初夏的沉闷，显示了人民群众争取民主，争取光明，迎接新中国的钢铁意志。
  联大师生的积极行动，推动了昆明各界抗日反蒋斗争的蓬勃发展，昆明成了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
  “一二·一”运动。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胜利了。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要加激烈起来。蒋介石决心把内战加在全国人民头上。在党的领导下，联大师生种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一个反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高潮、国民党反动派以法西斯残暴手段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
  11月25日晚，联大学生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联合举行时事晚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昆明各大，中学学生及各界人士六千余人参如。会上，联大教授钱端升、费孝通等讲演。国民党特务混入会场进行捣乱。反动军警在联大周围施放机关枪、小炮，进行恐吓，并断绝交通。26日，昆明三万学生为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
  12月1日，大批军警、特务、国民党党棍在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和云南省主席李宗黄指挥下，分途围攻西南联大，云大、联大师范学院等地，毒打学生和教师。联大师生在党组织领导下，奋起抵抗。他们把桌椅、黑板堆在校门门口，不准特务进校。特务们豺狼成性，竟然掷出手榴弹，轰击联大师生，炸死路过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攻击联大师范学院的特务，更是大打韶手，用手榴弹、刺刀凶狠地攻打学生，致使很多同学流血受伤。联大师院女同学潘琰受伤很重，暴徒苏振德（1958年被捕）还用大石块猛击潘琰头部，并用刺刀向腹部连剌三刀。潘琰当即身死。这次遇害的还有英勇抗击特务的联大师院学生李鲁连和昆明工业学校学生张华昌。李鲁连18岁、张华昌17岁，刚刚踏上黄金的青年时代，就被反动派的魔掌扼杀了。
  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的这次血腥镇压，使四人致死，六十余人受伤，其中重伤十三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这样残暴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师生是前所未有的。郭沫若在为責“一二·一”作的《进步頌》中说：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的很慢？ ‘一二·九’已经进步为“一二·一”了，
  不信，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了机关枪，
  板刀已经进步成了手榴弹，
  超度青年笨拙的刽子手们，
  已经进步成了机械化的好汉。
  ……”
  烈士的惨死，特务的暴行，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使更多的人清醒起来，奋起斗争。12月2日联大教授一致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并向报界发表声明，控告凶手关、李，愤怒指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12月3日,联大罢委会决定举行四烈士入殓仪式。灵堂设在联大图书馆。墙上写着“不要流泪，要恨”；一张桌子放着四烈士的血衣，上面写着：“我们要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进”。每天，从清晨到黄昏，师生、职员、工人、军官、士兵、农民和各文化团体，从四面八方湖水般涌来，带着花圈、輓联和祭文在烈士遗像前默哀、宣誓。
  对死难烈士的追悼变成了对反动派的强大示威。半月之内，来灵堂吊唁的达十万多人，有五百多个团体组织了集体公祭。“一二·一”惨案的稟象，冲破了反动派的新闻封锁。传遍全國，立刻在全国各地引起广泛的同情和声援。重庆、成都、遵义、上海等地都以集会、游行示威、通电抗议等形式援助昆明学生。
  在延安各界青年隆重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大会上，为“一二·一”死难烈士致哀，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作报告，高度评价“一二·一”运动：
  “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一二·九’‘五四’青年学生运动所没有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青年是和平民主的先锋队。”
  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殡葬典礼。
  这一天，全昆明市真是万人空巷。各个街道站满了人的长河。几万人的送葬队伍上午八时出发了，闻一多和其他民主人士，不顾任何危险，走在队伍最前面。殡仪队没有口号，没有标语，人们把仇恨埋在心里，抬着烈士的灵柩缓缓前进。沿途设满了路祭。祭文和輓歌，通过广播器，向四面八方传扬：“天在哭，地在嚎，风唱着摧心的悲歌，英勇的烈士啊！你们被谁陷害了？你们被谁惨杀了？……那是中国的法西斯，那是中国的反动者……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反动势力消灭掉！”为了让老百姓听得更明白，历史系同学还用云南话读祭文。
  殡仪队走遍昆明的大街，最后回到西南联大校园内的“一二·一”烈士墓地，在悲壮的歌声中开始公祭。闻一多愤激地说：“杀死烈士的凶手没有惩办，我们追他们到地角天涯……血债是要血来偿还的！”接着三万人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
  “安眠吧！勇士！我们知道人民的道路是艰苦曲折的。我们将以更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力量向反动派法西斯余孽痛击！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喊出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进军方向：民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联大学生的斗争是英勇的。运动一直坚持了几个月，给美蒋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它以血的事实教育了各阶层人民，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堡垒”的联大，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不容联大再存在下去。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期中，汉等对各大学多方防范，幸少喧嚷。转瞬国民大会开会，似宜促令联大于四月迁校，限五月间清华、北大、南开分立。”半年之后，国民党特务又在昆明杀害了“联大进步教授闻一多和爱国民主人士李么朴，这激起了联大广大师生的无比悲愤和仇恨。
  一九四六年五月，西南联大三校开始复员。
  西南联合大学，是我国抗战对期久负盛名的大学。八年期间，三校以不同的历史，各异的作风，团结合作，历久不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校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共体时艰，共衰盛年，培养了大批科学文化人材，推动了抗日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在我国的教育史和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