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位美国著名学者在其所著《》（《美国与中國》）一书中指出：“日本于一九三七年以轰炸作为中国民族主义一个象征的天津南开大学来开始侵略并不是偶然的”。日本人在天津深知南大的地位和影响，更知道南开大学是抗日爱国的中坚力量。因此，日本对南大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还在“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军人、浪人、妓女、尼姑，各色人等如蝗而至，不断来南大捣乱。学校虽向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交涉也无效果。事变后，日本对南大使用监视与扰乱的伎俩，手段花样，层出不穷。三天一来参观，五天一来拜访，伪虚张惶，诈情必露。七月下旬的一天，三个日本特务竟然携带武器驾驶汽车来南大绑架一个姓马的学生会成员。幸好到韩柳墅军训的同学回校，才把这个同学夺回。敌人寻衅，局势危在旦夕。
  七月甘四日，杨石先从南方回校。秘书长黄钰生商约杨石先，研究校务以应事变。首先将署假留校学生五十余人尽量疏散。女学生全部离校。其余难以它归者，统令移住秀山堂地下室。这样剩在学校的师生员工组织起来，分为采访组、治安组，分管探听消息，抄录广播，值班打更，巡防护校。同时，组织师生全力疏散学校图书仪器。从达茂汽车行雇来两辆汽车向校外拉运、但车经海光寺日本兵营就不放行。以后只得趁天未明搬运。经过几昼夜奋战，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东西转移。大批财物尚待运出。但是，日寇武裝占领天津的罪恶行动开始了。七月廿九日午夜一点，日军开炮，首先轰击河北省政府和南开大学。凌晨，敌机起飞，炮声复作，弹如雨下。黄、杨两先生速率留校人员结队赴教员宿舍32号旁乘小船，向青龙潭一带暂避。船经日本飞机场旁，被日军发现，敌人炮火随船射击，并有日机一架尾隨飞行。船到王顶堤小村，只得躲在稻田之中。但黄钰生、杨石先惦念学校，第二天清早，便不顾个人安危带教员三人、学生五人毅然回校，巡检校舍。到校不久，枪声又起，飞动并向南大丟下红旗一面，为炮兵指引轰炸目标。师生只得避入秀山堂地下室，后两次突围，才从思源堂停舢处到八里台村，然后出五窑、进佟楼、登马场道，暂住法租界绿牌电车道24号焰时办公处。
  杨石先、黄钰生等人是南大罹难前最后一批光荣的坚守者。他们刚离险境，秀山堂便中弹起火，日本坦兗、汽车也开入学校，劫走大批珍贵图书之后，便用煤油将木斋图书馆付之一炬。日寇廿九、三十两天的肆意破坏，使南大建筑六毁其四；秀山堂、图书馆、第一、二宿舍夷为平地。国民党中央社三十日天津电稿云：“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廿九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部毀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为二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火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己。（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31日）南大被日滥炸，这是中国文化教育机关被毁的第一声，中外人士，莫不震愤！
  七月川一日，黄炎培先生在天津《大公报》著文《吊南开大学……》：“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甘九日下午，我拥有四十年文化先驱历史的南开大学，竟牺牲于‘九·一八’散下的‘不抵抗’种子所发荣长养出来的凶恶的敌方飞机大炮之下……我敢正告敌人，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宿舍，而不能毀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张伯苓在南京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迫于全国舆论，蒋介石也大言不惭地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这真是莫大的讽谕。南大的被毁，正是蒋介石卖国投降、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
  严酷的现实教育着人们。广大师生对日寇暴行无比愤怒，对國民党的腐败切齿痛恨。
  一九三七年九月，教育部命令南大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十月一日开学，于是广大师生辗转跋涉云集长沙城。
  临时大学设在韭菜园圣经学校。由三校校长具体领导，另有教育部代表杨振声总负其责。
  当时，局势不稳，交通不便，延以时日，三校到长沙的师生共达1500人。十一月正式开学。理、工、法科在长沙，文科在南岳，都是三校合班上课。临时大学设备简陋，生活困难。开课两个月以后，南京沦陷，长沙不稳，学校决定迁往昆明，并由南大杨石先种北大、清华各一先行赴滇，作各方面的筹备。师生家属分三路启程：一路乘船从香港经越南海防、河内绕道而行；一路乘车走镇南关；一路步行。
  时值抗日战争初期，举国振奋，抗日的热潮激荡着每一个人。富有革命传统的爱国师生再也坐不住乎静的书斋，纷纷要求实行战时教育。国民党对同学们的迫切要求不予理睬。许多同学就自动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到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有的回家乡去作抗日救亡工作。
  一九三八年初，春寒料峭，南大学生三百人在黄钰生等人带领下和闻一多、曾昭伦等清华、北大师生，踏上了漫长的征途，从长沙出发，渡过号称八百里洞庭水乡泽国，到常德舍舟步行。一路上，大家按军队組织编队，过着集体生活。每天三角钱伙食，教师学生互勉互助，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歇》，情绪高昴。特别是闻一多先生，总是那么坚定、乐观，与大家一样步行，每到一处休息下来，就与他的两个助教背诵唐诗，激励和鼓舞着师生们前进。沿途师生们亲眼看到国民党统治区土匪横行，鸦片泛滥，民不寥生。大家一边走，一边向劳苦人民宣传抗日道理，到贵州时还举行了苗族、汉族联欢会，增进了感情。经过六十八个日日夜夜，行走了三千五百里路程，克服了无数困难，从长沙、历贵州、蒙自，四月到达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