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1.五四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和南大师生
  南开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学。南开大学一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大师生就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的伟大洪流之中。周恩来同志是天津五四运动的卓越領导者。
  运动初期，周恩来同志积极参加筹备天津各界联合会，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组织《觉悟社》。九月二十五日南大开学后，他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时间在校学习。十月一日，为声援山东人民反对济南镇守使马良残杀爱国同胞，天津、山东、上海、南京、湖南、武汉、河南七省区代表赴总统府请愿，周恩来率天津学联慰问队一同进京，一方面参加斗争，一方面在旅馆组织稿件，报道请愿情况。请愿代表被捕后，他立即回到天津，出席各界联合会评议会，参与筹备双十节天津国民庆祝大会。十月十日，天津各界数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大会，刚刚建校的南大师生，举着“南开大学”的门旗。高呼“推翻恶政府”、“誓杀卖国贼”、“均产主义出世”等口号参加大会。周恩来、南开大学庶务主任马千里、宜隶女子师范学生邓颖超等十四人为大会主席团。反动当局如临大敌，进行镇压。男女青年学生与武装军警英勇搏斗，并举行声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周恩来作为群众代表迳赴天津警察厅抗议军警暴行。会后，南大等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罢课，周恩来亲笔起草《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
  这时，周恩来肩负多种职务，把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反帝爱国斗争中，他除主编学联报、领导觉悟社外，又是天津学联执行科科长、天津学联出版委员会周刊股股长；在校内，还兼“南开出校学生通訊处”负责人，得暇在南大101号办公。周恩来同志一絲不苟，努力工作。赢得广大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称赞。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日本公然制造“福州惨案”。消息传来，天津立即掀起声援福建人民的斗争高潮，南大“福建同乡会”也发出通电，要求北京军阀政府迅速与日本交涉，催办“福州惨案”，挽救国难。反动当局决心扑灭爱国群众的斗争烈火，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逮捕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南大庶务主任马千里、学联代表南大学生马骏等十二人。第二天，又查封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取締救国十人团，二十六日逮捕在针市街散发传单的南大学生凌鈡（勉之）等4人。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写信给南大大学部主任凌冰，让他保释其弟凌鈡。凌冰同情学生的爱国行为，严辞拒绝，回信说：“吾弟若有罪，e就依法惩办；若无罪就放，吾没有具保的必要。”
  为了回击反动派的进攻，二十七日，南大爱国师生及天津各界三、四万人，聚集南开操场，愤怒声讨卖国政府的反动罪行，发出了“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的呼声，会后群众手执白旗遊行示威。与此同时，觉悟社和天津学联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等在維斯理堂地下室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并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提议，二十九日各校学生赴省公暑请愿，这天下午两点，各校学生齐集东马路，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声明要求省长曹銳代电中央催办福建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释效被捕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广大学生冲破军警层层阻拦，冒着凜冽的寒风，浩浩荡荡向省公暑进发。周恩来身穿一件单薄的棉袍，昂首阔步走在队伍最前面，反动当局武力镇压爱國学生，派出大批保安警察、马队，用大刀、水龙、皮鞭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酿成“九一念九惨案”，南大十三个学生受伤。反动派又逮捕进省公署去见曹銳的周恩来、于兰渚、郭隆舆和张若名，两人架一人，押往营务处。途中站崗警察早将走路的人赶在两旁，阻碍交通，街道肃靜，观者如堵。周恩来等沿路大呼“民國万岁”、“岡胞万岁”、“学生万岁”。
  从一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九日，反动当局先后拘捕各界代表27人，分别关押在天津警察厅的保安队及偵察队的兵棚中，各住一处，看管甚严。被捕代表在周恩来領导下，发扬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与反动当局展开尖銳的斗争，4月2日全体绝食，要求即日移送法院，这一消息传出后，輿论哗然，警察厅长扬以德在各方面严厉谴责下，极感恐慌，深恐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起来一齐反抗，最后只得让步，向大家声明保证在一、二日内移送法院，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四月七日拘押二月有余的各界代表被移迭天津地方检察厅。
  检察厅的牢房，依然是空气閉窒、潮湿、阴暗，臭虫、虱子、跳蚤、蚊蝇相佐伴，代表们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经过反锁门争取自由活动等一连串斗争，得以团聚一起集体生活。周恩来发挥卓越的领导才能，把二十几个年令悬殊、水平不一，信仰、出身各不相同但都具有爱国心的代表团结起来，把监獄当作既是对敌斗争战场又是学习的课堂。他们首先组织起读书团，由周恩来、马千里等人起草了公共读书法，组织了经济学、心理学、中文、历史、法律、数学、英文、日文等学习班，公推各有专长的代表领导学习，还成立了政治、学术和社会问题讨论会，并定期举办学术讲演、阅读心得报告、择业讨论会、勉励会等。代表们每天早晨在周恩来、马骏带领下作柔軟体操，晚上还常常组织多种多样的文娛浯动，如唱歌、曲艺、相声、京剧、话剧、灯谜、笑话等，代表们自编自演，自己紙糊道其，搞得生动活泼。这是斗争换得的“自由”，使代表们化郁憤为愉快，集愉快为力量，精神振奋，思想坚定，更加团结一致地共同对敌。周恩来在獄中是最受欢迎的“永久研究社会问题委办”，他经常给大家做时事报告，还多次在獄中宣讲马克思学说，《检厅日录》当时记载：
  “五月二十八日
  晚间全体会，……先开讲演会：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五月三十一日
   晚上全体会，……演讲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六月二日
  晚上聚会，演讲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六月四日
  晚间聚会，……先开讲演会，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六月七日
  晚上会议，……先开讲演会，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讲完了。”
  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记载啊！在敌人监獄中，这样积极，全面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充分表明，周恩来同志不仅是反帝、反封、反孔的英勇战士，而且是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代表之一。
  被拘代表转移到检察厅后，就进入訴訟阶段。但是当时反动司法机关黑暗腐敗，有案不问，问案不结。经代表们坚决斗争，终于在七月六日至八日开厅审判。这三天时间，南大爱国学生和各团体代表挤满了庭上的旁听席，甚至庭上和门外以及窗戶上、院内都挤满了旁听群众，公审开始，反动当局以周恩来等带领学生赴省公暑请愿为借口，当厅宣布“查周恩来、于兰渚、郭隆真、张若名犯騷扰罪，依刑律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提取公訴”，三天的公审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特别是第三天辩论开始，周恩来在“被告”席上，昂首挺立，以其犀利的言词，朴实的说理，巍然不可进袭的气势对起诉理由痛加駁斥，当众揭穿所举事实，纯系牵强附会，推测比拟，不足采为判罪根据。他说：“检察官以学生请愿为合法，而又依据刑律一百六十四条起诉，是检察官自相矛盾。去兌各省代表请愿总统数次，亦未闻有加以刑事处分者，以总统之尊严，尚且如此，况一行政官吏乎！若省署门外有骚扰行为，即宜捕获治罪，代表等彼时已在省署之内，焉知署外情形？”“被吿”律师刘崇佑、钱俊、兰兴周也依次起立发言，对起诉理由及拟邢根据，逐项加以反駁，剖析案情，使悬揣臆断，故入人罪的论据，完全站不住脚。周恩来等人的发言，词意生动，正气逼人，辩论庭顿时成了对法官公开审判。骗人的司法“尊严”为之扫地，反动当局和法庭的狼狈为奸，揭穿无余，庭上几个装腔作势的推、检法官已愧恧于中，面红耳赤，旁听大众皆喜形于外，不时以“嘘、嘘”之声和哈哈笑声对这邦反动军阀的应声虫表示蔑视和义愤。
  七月十七日开庭宣读天津地方审判厅刑事判决书：“被告人马千里，年三十七岁，天津县人，住西门内，南开大学校庶务主任。
  马骏，年二十六岁，吉林人，南开大学校学生”“……共犯私擅监禁罪，各处五等有期徒刑二月”
  “周思来，年二十三岁，淅江人，住元吉里南开大学校学生”
  “于兰渚，年二十一岁，宁河县人，官立中学校学生”“共犯骚扰罪，各处五等有期徒刑二月”
  “被告人等未决期内，羁押日数，均准折抵。当庭释放。
  这是反动政府自打园场的宣判，是其遮羞的故使。在正义的压力下不得不变相释放全体代表。斗争终于以敌人的彻底失敗而告终。周恩来、马骏、马千里等受到南大师生和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法院门前人山人海，欢声雷动。人们为出狱代表胸前佩戴大红绸花和鐫有“为国牺牲”的金字纪念章。九辆插有“欢迎出狱代表”的旗子的汽车，分载代表驰往欢迎大会的会场。
  半年之久的监狱斗争生活，使年青的周恩来同志受到严峻锻炼。此后，便中断学生生活，离开南开大学，完全投身到新的革命斗争中去。1920年11月初，在严范孙资助下，乘船西渡，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了新的征途。
  周恩来同志是天津五四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也是南开大学的杰出代表。他开创和培育了南开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激励着南开大学师生在斗争中继续前进。
  2.中共南大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民主运动的继续发展
  南大成立不久，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在土海成立。“中国产生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南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运动也更加高涨。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南大、南开中学学生1600余人，冒雨参加天津市反日大会。南大山东籍学生赵廷楷身披自衣，上写“中华民国孤哀子”到天津总商会、青年会门前讲演，声泪俱下，听众莫不感动。一九二二年初，为收回胶济铁路，南大师生展开集金运动。一九二三年寒假，南大师生组成慰劳团，携带大批生活日用品和现款，前往山东前线慰劳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战士。三月，日本要求“二十一条”生效，并继续霸占我国旅顺、大连，南大、南中学生闻讯，当即通电全国各界，表示要和全国人民誓死力争。
  艰巨的斗争，严酷的现实，促使广大师生迅速觉醒。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党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同年，党的组织在天津成立，它有力地领导了天津人民的革命运动。革命的和进步的师生接受党的教育，逐步认识军阀、帝国主义的本质，更多的人拋弃了对它们的幻想，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广泛传播，向往社会主义’同情苏联日益深入人心。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学生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镇压。南大师生从“三一八”惨案中得到教育。《南大周刊》的《北京惨案痛言》一文指出：“欲望一般于人民痛痒不关之军阀政客，敬国家于危难，拯人民于水火，无异守株待兔，终身不可得。”军阀的横行，中国内战的频繁，完全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策略。《军阀火并中全武行之一幕》写道：“我们决不能当那些鹿豕般冤鬼。我们要联合全中国被军阀杀的群众，携起手来，作一个‘平民联合大革命’。”进而认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抵抗列强的经济侵略”，“推翻外人之一切在华权利”，“推翻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只要团结起来，这样浩大不可抵御的民众力量，任何人也抵挡不住！法兰酉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便是例子。”（《中国可算是个独立的国家吗？》）“现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囝结的势力如火如荼，各地劳工的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前途，何可限量！”，“社会主义世界，这是社会演进必到的阶段”（《中国家族制度之将来》）。发表在《南大周刊》上的这些文章和言论，反映了南大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师生政治思想水平的空前提高。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胁定》签订，列宁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公开宣布放弃前沙俄政府侵夺中国的一切叔益，给予中国人民很大鼓舞。七月，北京五十多个团体联合组成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天津学生联合会等26个团体成立反帝大同盟天津分会，南大师生种各界群众热烈展开开宣传活动，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
  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我爱国同胞，造成“五卅惨案”，立即激起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天津人民在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于方舟（即于兰渚，南开大学学生）等领导下，纷纷起来参加这次反帝斗争。南大师生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六月四日，学生会召集全体大会，讨论响应“沪案”办法，教师也自愿加入。大会决定暂行停课，由师生合组“南开大学沪案后援会”，以“促使国人通力援助浐案，作外交后盾”，并与天津学联取得一致行动。六日，教职员发出通电，要求与英、日经济绝交。后援会也进行调查英货、日货情况，并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将所募现款电汇给站在反帝前线的上海人民。
  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锻炼了南大革命师生。一九二六年，中共南大地下党支部建立，范文澜同志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一面教书，一面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培养革命骨干，发展党的组织。一九二十年，经范文澜同志介绍林枫同志在南大入党。党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南大的建立，是南开大学民主革命运动史上的里程碑。从此，南大进步师生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更如勇敢地投入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运动中去。
  3.“一二·九”运动与南下请愿示威
  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的的投降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抗日号召。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民主运动。南大师生组织了国难救济会，一面努力捐助工作，一面宣传、开展各种抗日活动。集会游行，发表演说，《南大周刊》并特刊——“对日问题专号”，揭露和谴责日本侵略罪行。南大校园还挂起“收复失土”的大旗。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日寇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迎击，南大学生会立即汇洋五百元慰劳十九路军。学生的爱国行动，影响教育了许多教员，政治态度更加明朗。
  张伯苓有民族思想，对日本侵华很有感触。他常在“修身”课上对学生讲，“非赶走日本，中国不能富强”。早在一九二七年他去东北，目睹日本对东北的優略，刺激很深。回校后即派何亷、张彭春、付恩龄等去东北考察，并成立东北研究会，由付恩龄主持，该会对东北经济、日人侵略情况作实际研究与调查，写成报告，还编为东北地理课本在南开中学讲授。张学良对此深为佩服。张伯苓同情朝鲜爱国主义者抗日爱国的斗争，经常有朝鲜学生在南开学习。中学有二、三十个，大学十几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谋进热河。黃炎培、朱庆澜等在北京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一九三二年春，参加协进会的爱国人士六、七十人在北京外交大楼举行成立大会，张伯苓积极参加，并推为大会主席。他对学生的爱國行动，也取支持态度。一次南大学生生华北运动会上搞啦啦队，摆出大标语“勿志国耻”，大长中国人志气，引起日本领事的抗议。张伯苓当场答应，回去要训诫学生。他对学生大声说：“人家提抗议啦！”然后小声又说：“下回还这么干！”所以，当时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南大是半公开的，很为活跃。南大每年都搞“五·七”、“五卅”、“五三”（济南惨案）纪念，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一九三二年“九一八”周年纪念。当天晚上，学生会召集全体同学在运动场举行纪念大会。大家站成一个大圈，中间点燃一堆篝火。火光熠熠，秋风飒飒。学校上课大钟緩缓地敲了十八下。大家在火光之下，钟声之中，默默致哀，悼念死难的东北同胞，场面庄严、肃穆，一种抗日救亡的伟大力量，如大海汶涛在爱国师生的心头滚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侵略的触角，伸向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学生们悲愤地喊出“华北虽大，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号召全民总动员，一致抗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一万余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英勇的抗日救國大示威。“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各界人民纷纷响应。南大师生也迅速投入了这一抗日爱国运动，学生会多次举行大会。十二月十八日，南大南中召开联合大会，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决议全体去南京请愿：“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会后，参加了全市学生的大示威。游行队伍经过南马路、东南角、东马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沿途向群众散发传单，在街上贴标语。在马路上遇到几个日本人坐着小汽车，一个同学把一迭传单投进车里。臥伍游行到金钢桥，一队气勢汹汹的警察排成人墙挡住去路。同学们就地展开宣传，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爱国警士们和我们一致要求抗日”。大家肩并肩，臂挽着臂，紧紧地拉在一起，和警察们僵持着。这时，北洋工学院、法商学院、工业学院、女师学院等校学生赶来，两支队伍在这里会师，于是折向官银号召开群众大会。会上群情激昂，高呼口号，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有些学生分头向市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大队继续游行，最后在南开操场集合，各校派代表组成主席团，决议发表宣言、通电，要求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要求集会结社自由。
  十二月甘日，南大二百五十多个爱国学生动身南下去南京请愿。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学生们热血填胸，不畏风寒，斗志弥坚。火车开到沧州，反动派禁止火车继续南行，广大爱国学生毫不动摇，坚持在沧州交涉、等待。
  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许多教员的同情，但学校看到学生绝大部分南下请愿，不能上课，深恐事情闹大，不可收拾。所以，学生出发后，学校召开教授会议，商讨如何把学生召回。廿日晚上便派四个敬师去沧州劝告学生，并带去大批食品、药物、御寒衣服，廿二日又派去四个教师，廿三日，南京行政院也派两名人员驰往沧州，“劝阻”学生南下，当此之际，既无交通工具，又无粮无衣，坚持南下已无可能。甘三日，一行二百五十余学生返归南大。一月廿日学校提前放寒假，以防学运漫延。但是，广大字生的澎湃爱国热情是阻抑不住的。天津学联为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广大学生下乡宣传。一九三六年初，南大学生首先来到津郊黎园头一带，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在街头演唱救亡歌曲和短剧，动员抵制日货。这年暑假，党通过学联又组织了义务教学团，再到黎园头一带，提出“农民大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田园”、“讨伐冀东，收复察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进一步深入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并留下我校学生共产党员慕湘等人在王兰庄村成立识字班。以后，又派了于唐苞、陆平等三个党员继续进行发动群众抗日工作，把革命的种子更广泛更深地在群众中撒下。
  3.日本轰炸校园和学校南迁
  一位美国著名学者在其所著《》（《美国与中國》）一书中指出：“日本于一九三七年以轰炸作为中国民族主义一个象征的天津南开大学来开始侵略并不是偶然的”。日本人在天津深知南大的地位和影响，更知道南开大学是抗日爱国的中坚力量。因此，日本对南大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还在“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军人、浪人、妓女、尼姑，各色人等如蝗而至，不断来南大捣乱。学校虽向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交涉也无效果。事变后，日本对南大使用监视与扰乱的伎俩，手段花样，层出不穷。三天一来参观，五天一来拜访，伪虚张惶，诈情必露。七月下旬的一天，三个日本特务竟然携带武器驾驶汽车来南大绑架一个姓马的学生会成员。幸好到韩柳墅军训的同学回校，才把这个同学夺回。敌人寻衅，局势危在旦夕。
  七月甘四日，杨石先从南方回校。秘书长黄钰生商约杨石先，研究校务以应事变。首先将署假留校学生五十余人尽量疏散。女学生全部离校。其余难以它归者，统令移住秀山堂地下室。这样剩在学校的师生员工组织起来，分为采访组、治安组，分管探听消息，抄录广播，值班打更，巡防护校。同时，组织师生全力疏散学校图书仪器。从达茂汽车行雇来两辆汽车向校外拉运、但车经海光寺日本兵营就不放行。以后只得趁天未明搬运。经过几昼夜奋战，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东西转移。大批财物尚待运出。但是，日寇武裝占领天津的罪恶行动开始了。七月廿九日午夜一点，日军开炮，首先轰击河北省政府和南开大学。凌晨，敌机起飞，炮声复作，弹如雨下。黄、杨两先生速率留校人员结队赴教员宿舍32号旁乘小船，向青龙潭一带暂避。船经日本飞机场旁，被日军发现，敌人炮火随船射击，并有日机一架尾隨飞行。船到王顶堤小村，只得躲在稻田之中。但黄钰生、杨石先惦念学校，第二天清早，便不顾个人安危带教员三人、学生五人毅然回校，巡检校舍。到校不久，枪声又起，飞动并向南大丟下红旗一面，为炮兵指引轰炸目标。师生只得避入秀山堂地下室，后两次突围，才从思源堂停舢处到八里台村，然后出五窑、进佟楼、登马场道，暂住法租界绿牌电车道24号焰时办公处。
  杨石先、黄钰生等人是南大罹难前最后一批光荣的坚守者。他们刚离险境，秀山堂便中弹起火，日本坦兗、汽车也开入学校，劫走大批珍贵图书之后，便用煤油将木斋图书馆付之一炬。日寇廿九、三十两天的肆意破坏，使南大建筑六毁其四；秀山堂、图书馆、第一、二宿舍夷为平地。国民党中央社三十日天津电稿云：“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廿九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部毀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为二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火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己。（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31日）南大被日滥炸，这是中国文化教育机关被毁的第一声，中外人士，莫不震愤！
  七月川一日，黄炎培先生在天津《大公报》著文《吊南开大学……》：“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甘九日下午，我拥有四十年文化先驱历史的南开大学，竟牺牲于‘九·一八’散下的‘不抵抗’种子所发荣长养出来的凶恶的敌方飞机大炮之下……我敢正告敌人，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宿舍，而不能毀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张伯苓在南京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迫于全国舆论，蒋介石也大言不惭地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这真是莫大的讽谕。南大的被毁，正是蒋介石卖国投降、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
  严酷的现实教育着人们。广大师生对日寇暴行无比愤怒，对國民党的腐败切齿痛恨。
  一九三七年九月，教育部命令南大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十月一日开学，于是广大师生辗转跋涉云集长沙城。
  临时大学设在韭菜园圣经学校。由三校校长具体领导，另有教育部代表杨振声总负其责。
  当时，局势不稳，交通不便，延以时日，三校到长沙的师生共达1500人。十一月正式开学。理、工、法科在长沙，文科在南岳，都是三校合班上课。临时大学设备简陋，生活困难。开课两个月以后，南京沦陷，长沙不稳，学校决定迁往昆明，并由南大杨石先种北大、清华各一先行赴滇，作各方面的筹备。师生家属分三路启程：一路乘船从香港经越南海防、河内绕道而行；一路乘车走镇南关；一路步行。
  时值抗日战争初期，举国振奋，抗日的热潮激荡着每一个人。富有革命传统的爱国师生再也坐不住乎静的书斋，纷纷要求实行战时教育。国民党对同学们的迫切要求不予理睬。许多同学就自动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到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有的回家乡去作抗日救亡工作。
  一九三八年初，春寒料峭，南大学生三百人在黄钰生等人带领下和闻一多、曾昭伦等清华、北大师生，踏上了漫长的征途，从长沙出发，渡过号称八百里洞庭水乡泽国，到常德舍舟步行。一路上，大家按军队組织编队，过着集体生活。每天三角钱伙食，教师学生互勉互助，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歇》，情绪高昴。特别是闻一多先生，总是那么坚定、乐观，与大家一样步行，每到一处休息下来，就与他的两个助教背诵唐诗，激励和鼓舞着师生们前进。沿途师生们亲眼看到国民党统治区土匪横行，鸦片泛滥，民不寥生。大家一边走，一边向劳苦人民宣传抗日道理，到贵州时还举行了苗族、汉族联欢会，增进了感情。经过六十八个日日夜夜，行走了三千五百里路程，克服了无数困难，从长沙、历贵州、蒙自，四月到达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