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我今年53岁了,是鋼絲保养天軸組的工人，也是天軸学習小組的一名老学員。
  我从小就想念書識字，看有錢人家的孩子們整天背着書包去上学，自己就眼热，可是自己家里那么穷，哪有錢供我上学呢？我从十二岁就开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了，那时整天跟着父亲跑东跑西,到处寻找制硝的土，天天頂着星星伴着月亮一挑又一挑的往家担，全家就指着熬硝生活，但是一天累个七死八活，連頓飽飯还吃不上。
  十五岁那年,进了裕元紗場（現国棉二厂），在搖紗单徒,干了一年多，因得了伤寒病就失业了，为子生活，还沒等病好利索又进裕大（現国棉三厂）做天軸加油工作。1925年李培良先生在郑庄子庆元里成立了一所平民学校,白天敎穷人家的子弟，晩上敎工人，都不收学費，我听說这是专为咱工人办的学校，就参加了学習，上課时間是每星期一、三、五下班后兩个鐘头。头一天进課堂，就給我一种亲切的感覚，我們的老师李培良先生，待人是那样的热情、和气，就象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开始講課了，学員一个人發給一本油印的識字課本，还有一支鉛笔。“工人要做工厂主人”，“天下工人是一家”,“团結有力量”等課文，我們一遍又一遍的讀着，越讀越带劲，越想越有理，心里开了窍。“你們一定要記住：五一劳动节是咱們劳动人民的节日，是工人一拿鮮血換来的。”“工人必須团結起来，大家擰成一股繩，一定要組織自己的工会，有了自己的組識，就有人替咱們說話了，資本家欺負咱，咱就可以联合起来和他斗爭……。”李先生的講話都使我們听得入神了，虽然一天只学到几个字，可是我們工人們非常乐意去，学校就是工人的家，就是工人斗爭的指揮部，从那里不仅学会識字，更重要的是学会怎样生活，怎样和資本家、反动派进行斗爭。在他領导下，我們的工会很快就組織起来了，大家推选了項瑞芝等做代表，向厂方日本人提出了四个条件：一、要求給工会办公的房子。二、要求工会給工人增加工資。三、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四、要日本人签字，公开支援广州、上海日英紗厂工人罢工的斗爭。这些合理的要求都被拒絕了。为了爭取斗爭的胜利，工会組織了工人罢工。罢工的洪流推倒了大墙，冲进了厂房，和反动軍队展开了英勇的搏斗；裕大紗場被工人砸坏了，一直停了三个月才开工。这場革命的風暴过后；李培良先生离开了这里，我在平民学校的学習也就結束了，前后总共上了兩个礼拜的学，而且离現在已經过去三十三个年头了。但是在我的腦子里却仍然閃耀着永不消失的光輝。
  此后，悲惨的生活又繼續了二十几年，一天累个臭死，換来的只是挨打受气，餓断肚腸,那里还有心火念書？再說，在旧社会工人就和年馬一样，除去干活沒的事，誰还管你讖字不識字！
  啊！太阳出来啦！一九四九年共产党領导全国人民得到了解放，工厂再也不是吃人的活地獄了，也成了为国家創造財富、为人民創幸福的乐园。几十年来的理想实現了。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实行了劳保条例，工資普遍提高。我全家八口人，有四个人工作，我爱人也是国棉三厂的老工人，大儿子和儿媳妇在自行車厂工作，二孩子也上中学了，全家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眞是过去連做梦也想不到的事。1951年我得了腹膜炎,眼看就要完了，在紡織医焼住了兩个月零9天，国家給花了兩千多元的医疗費。这个病如果是得在解放前，我还能活下去嗎？我用什么来报答亲爱的党呢？就得苦干!發揮工人阶級忘我的劳动精神和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解放前，資本家拿我們当牛馬，我們不給他好好干活是对的，他来了就干会儿，不来就泡会儿，可是这一套用在今天就不对头了，我們今天干活是为了給全国人民造福啊！所以，解放这么多年来，我就是有多大劲儿使出多大劲儿，保証了車聞安全生产，沒給国家耽誤过一分鐘，沒有坏过一次螺絲。
  党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使工人在文化上也来个大翻身，成立了工人业余学校。以后又連績發动了几次群众扫盲运动,有很多同志都先后摘掉了文盲帽子，进入了中学、大学，学習，可是我在这方面却落后了，自然我也知道有文化好，可是又覚得这么大年紀啦，腦子也慢了，眼睛也不給使換了，老来老来还上什么学呢！不識字不是也照样干了这么好几十年嗎？心想,不管怎么样，也得把孩子們培养起来，讓他們都掌握了文化，不再象我不会写不会算的，当一輩子睜眼瞎子，也就心滿意足了，几年来我一直没有参加学習。
  我們天軸組总共三个人，都是文盲，老沙同志比我大兩岁，他連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刘元平同志比我倆年靑些，文化程度和我一样，过去識几个字有限。1958年4月党委發出爭取提早实現无盲厂的号召。車間在党支部的領导下开展了扫盲工作，鋼絲保养靑年工人王子昆（共青团員）积極响应了党的号召，来动員我們上学，他說、“扫盲也是党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务,工人沒有文化，革新技术、提高生产就有很大困难。将来工厂实現了自动化，不識字就更不行了，你們都是老工人，过去受剝削和压迫，沒有学習的机会。現在党号召我們向文化进軍，为什么还不赶快行动起来呢？”我們听了覚得很对，我想我們在生产上从来也沒有盘过后，在文化战綫上能甘居下游嗎？不，得干！可是学習时間怎么解决？王子昆同志說：“你們三个人組織一个小組，我包敎你們！利用早晨上班前和中午飯后休息时間学習，学習地点就在天軸組。”“好！你把文化都送上了門，我們还有什么說的，干！我們保証学好，爭取早日摘掉帽子！”我們說，“业校發給課本，就是缺塊黑板。”“有了！这不是一塊很好的黑板嗎？老师就在这上边敎不是満好嗎？”我指着洋灰地說。“哎！你們三个人的練習本也有了!”老师望着地上高兴地說。
  4月29日，学習开始了，老师从保全部找了一些粉笔头在洋灰地上写字，敎我們認，然后我們也用粉笔头在地上練習写，地上写滿了，潑点水擦干净，不大会儿就又写滿了，口袋里总不离粉笔，不管走到那儿，抽空就写写。十个字里头有兩个字記不起来就急得要命，有时为一个字就憋一身汗。三个人互敎互学，遇到三个人全不認識时，我就把字的笔画記在腦子里，到車間去遇到熟人就問。有一次“鑼”字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到車間找人一問，才知是鋼絲鑼底的“鑼”，心里感到有說不出来的那么痛快。下班回到家里也是手不离書本，就象入了迷一样，有的字不認識就問我的小孩，有时問得次数太多了，他就不耐煩了：“您这么大岁数啦，还总問我們，我們的功課还完不成呢！”我想，干脆还是自己憋吧！別和他們斗这个气了，可是有些字不問就是不会，如果当天不解决，簡直連覚也睡不着,閙来閙去还是得求他們帮助。
  在学習中，我們的老师那种热心敎学的精神，眞是讓人佩服，他每天中午急忙的吃完飯，利用剩余半小时的休息时間来敎我們，有时他到外边去开会、参覌，回来晚了就不去吃飯，餓着肚子敎我們，得了病也不停課。有一次、他得闌尾炎住院了，就布置我們作全面复習,剛一出院病还沒完全好，就来給我們上課了。为了帮助我們早日脫盲，他采取了大量突击：分敎复習的高速与敎学方法。从每天敎二、三十字逐步增加到五十字、八十字，为了爭取在“八一”以前脫盲，每天突击一百五十至二百个字，由每天敎一、二次增加到三次，就这样苦战了三个月，我們的文盲帽子就都被摘掉了。当我們获得河东区扫盲协会“扫除文盲先进集体”的奖励时,我兴奋的說不出話来。我想这都是党給我們带来了文化，使我們不一仅在政治上、經济上翻了身，而且在文化上也翻了身，我要永远听党的話，繼續干下去！
  以前一字不識，厂里貼了布吿和大字报，大家都围着看，我連边也不敢沾，現在摘了文盲帽子以后眼睛竟多了，胆子也大了，每天上下班都要留神看看有沒有新貼出的大字报。厂里工人写的詩歌、編的快报都能讀了。眼前的字也能写个差不多了。記得有一件挺有趣的事：我們天軸組的屋子，原来是原动部的倉庫，我們搬到这里来不过几个月，記得剛往这屋搬时，老沙認識字还很少，他見到一面白粉墙上用色笔写着一些大字：“注意：移动馬达时要按次序排好，”另一面砖墙上用粉笔写的“鳥羽”、“中央”等几个大字，他就惊慌失措起来：“哎！这是嘛？是誰写的？別是反动标語吧！咱可得赶紧向領导去报吿啊！”我当时比他多識了几个字，覚得他很可笑，連忙把兩面墙上的字都念給他听：“注意……”“鳥羽、中央”还不都是电滾的名字嗎？”他这才平靜下来。我心想，如果再早几天搬进来，我和老沙还不是一样嗎？此后，我們学習的劲头就更大了。
  識了几百个字以后，我們的热情更高漲了，光讀課本，覚得不能滿足了,我們三个人又訂了份天津工日报，天天讀报、看大字报，学与用就結合起来了，心里也豁亮了，干劲更足了，工作上比过去有了飞躍的發展。作机物料予算，过去只是凭腦子記，凭嘴說,’有时忘了一項，利用时还得追补，給工作造成損失。学習后,作予算时三人合計好写个单子交給材料員，工作上显得特別便利。过去，因为我們不会写不会算，馬达輪都是技术人員掌握，生产高速化后，我們也識了字，記記尺碼也不成問題，这項工作就由我們包下来了。
  有一次,我們讀了工人日报上介紹的浆紗不用面粉的經驗，得到很大启發，我联想到天軸加油利用廢油代替新油的問題。过去用过的油都只好擦地极，經过硏究，采用廢油过滤的方法，向領导提出9个月不領新油的建議。6月份作了試驗，效果很好，8月份領导上批准了这項措施，为国家节約机油1000多斤（合一千多元）。
  我們在高速化中，还硏究了鋼絲电动斬刀問題，三个大老粗硬搞起科学硏究来了。若不是通过这次学習，树立了敢想敢干的風格，那里敢同这些东西打交道啊！我們首先研究了电鈴的原理，拆开电話机，研究它的構造，經过4个月的苦战，已經制成电动斬刀小模型，效果很好；可是制成大的电动斬刀就有問題了，究竟关鍵在那里？我們还在研究，决心要找出完滿的答案来。在硏究过程中，党給了我們極大的支持和鼓励，領导上給我們找到一些重要的参考材料，不过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文化水平不够用，不会計算，不懂得电学方面的理論知識。从这里我更深深地体会到学習文化絕不是单純識几本字的問題，也絕不是个人的私事,它对提高政治覚悟、發展生产、革新技术有極其重大的意义，所以我們下定决心要乘胜前进，在摘掉識字盲帽子的基础上，力爭在三、五年內或更短的时間內再摘掉文化盲和科学盲的帽子，使自己迅速地成为一个又紅又专的工人阶級知識分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貢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