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在裕大紗厂里，有一个連鬢胡、和尙头、嘴下有一撮长毛的家伙，他就是杀人不用刀、吃人不张嘴的工头赵奎高。在搖紗工作的工人,大多数都受到他的勒索，每逢年节都得給他送礼，不然，你这碗飯就不用吃了。
  在一九三六年七月里，有一个名叫郑从存的搖紗工人，住裕大独身工房。他每天下工躺在屋里說：“中国人叫外国人管着，这口气我就田不来，不定哪天我一定想办法出这口气！”他在厂里找了一根一尺多长的小鉄棍，用紗袋子把它纏好，放在搖紗車的車板上，有人問他弄这个干嗎，他就說：“玩。”有一天，他上夜班，听說工厂的日本經理植松到厂里来，心里很高兴。到晩上九点多鐘，他拿着小鉄棍，跑到前楼，一看沒人，扑了个空，低着头回来了。剛到厂房楼梯門口，一眼看見日本紗場主任小伊藤，他紧走几步来到小伊藤的面前，然后放稳脚步，把鉄棍藏在背后，叫一声伊藤先生，猫腰鞠了一个躬，小伊藤也給他点了点头，郑从存見小伊藤低头，回过手就是一鉄棍，打在小伊的头上，当时小伊藤倒在地上，郑从存低头一看沒死，又举起鉄棍向下打，忽然有人抱住他的后腰，鉄棍沒有打下去，回头一看正是走狗赵奎高。兩人掙扎半天，日本人小伊藤趁此机会爬起来就跑了，赵奎高看小伊藤跑了，放了手也跑,一直跑到前面，找到副官王国祥,王副官立刻派了几个警察来逮郑从存。这时郑从存正向前楼追来，被警察孙廷貴抓住,交給王副官，当时把他鎖在一間小黑屋里,第二天早晨送到白帽衙門，工厂开除充公，他的被窩用品，都被王国祥沒收了。
  七七事变后，日本进天津，砸了西獄所，郑从存从那里跑出来，到了工房找自己的被窩和东西，已一扫而空，他想这一定是王国祥和赵奎高作的。有些人不叫他要了，他不听，还說：“少一点也不行!”回头就走，来到工厂大門口，警察不叫他进厂？他連理都不理，一直找到王国祥，王国祥見他，吓了一跳，問他：“你干嗎来了？”郑从存說：“干嗎来了，要被窩。”王国祥說：“不能給你，快走吧!”郑从存說：“不給不行!”王国祥說：“不走就叫人把你逮起来。”郑从存說：”您吓唬誰，我什么也不怕。”这时赵奎高正要到这交日报表，听警察說郑从存来了，吓的他日报表也沒交，急忙报吿日本人小伊藤。小伊藤得信后，連忙叫了五六个日本鬼子兵，带着大槍赶到王国祥屋里。沒等郑从存說話便用绳子捆了起来，先用槍托子搗，皮鞭子抽，然后捆在前楼門口小树上来回的打。不管誰打他，郑从存不是用口唾，就是嘴里駡；虽被捆着，誰到跟前他就用脚踢，就这样从早到黑一点也不含糊。当天夜里日本人用一个麻袋，把郑从存腦瓜冲下裝在口袋里,扔在大河里淹死了。赵奎高为討日本人的喜欢，就这样把中国人出卖了。后来赵奎高被提升为白帽（职員），和小伊藤拜了把兄弟。
  一四三年，赵奎高变得更加凶恶了。当时工人生活沒法維持，只能“偸”点綫到外面操兩个錢来糊口；可是赵奎高每天吃飯时？別的工头走他也走，可是他假走，他趴在地上爬,眞象条大黑狗。工人們就吃飯时才能“上点貨”,赵奎高就是那样裝着狗来逮你。若是被他逮着，先打你一頓，然后再送給日本。輕者打一頓，开除充公，重了就得送到日本衙門。有一次，我推紗回来等电梯，恰巧赵奎高看見我在那里，等我坐着电梯下了楼，剛到粗紗，赵奎高跑过来，抓住我的前襟說：“快把紗拿出来！”当时我不知怎么回事，我說:“嘛紗?”赵奎高說：“嘛紗？別裝傻，快拿来。”我說：“我甚么也沒有哇！”他举起手来就是兩个嘴巴子，接着又把我捺在地上用脚踢，当时我剛十六岁，兩嘴巴就把我打蒙了，鼻、口都是血，躺，地上只哭。他拉我走，我不敢走，他就打，这时粗紗邦头权煥臣跑来，向赵奎高說几句話，我沒有听淸,只听了一句：“他不偸东西。”赵奎高点点头，权煥臣回过头来，叫我起来干活去，我才站起来，权煥臣打我一个耳光子，說：“快走吧！”我哭着走了。赵奎高尚权煥臣笑了笑，象一个大瘋狗夹着尾巴一摆一晃的走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赵奎高又当上了一貫道的坛主，每天仗他的职員名誉，拉厂里很多工人、职員参加一貫道，害的工人加厉害，工人每逢关錢都得到他那去上供，你沒錢上供，得想办法带兩个人入道，有一不人入道，赵奎高就得兩塊錢。他三关兩头道友們要錢，不是买法宝就是造法船。有的工友叫他迷住了，关錢就給他送去,家中沒飯吃，卖了家俱也得給他送錢。老粗紗工人邓喜参加一貫道被迷住了，把家中的东西都卖空，后来患了精神病。有次，邓喜在工房大門口看見一只狗在臥着，他跑过去拉着狗尾巴，手里拿着一把扇子，振着狗的嘴里嘟念着：“上天；上天。”有很多人在旁边看他这情况,都感到痛心。另外还有个工人邢可权，他参加一貫道后，有病了也不請医生治辽，而去找赵奎高求佛，結果，一不聪明伶俐的靑年就这样被耽誤死了。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我們政府替我們除了这个禍害，不然我們工人不知还有多少被这杀人不用刀、吃人不睁眼的赵奎高害死。我們感謝党和毛主席替我們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