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第一章：天津房屋建筑的历史槪况
  第一節：房屋建筑的形成和发展
  房屋建筑是城市人民进行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物質要素之一。天津的房屋建筑活动，在解放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對建城市时期（1404年～1860年）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时期（1860年～1948年）。由于这两个时期的經济基础不同，生产状况、技术条件不同，反映在建筑活动的规模、建筑質量等方面，也完全不同。
  封建时期的天津建筑活动（1404年～1860年）：天津虽然在金朝时己有戍兵直沽的記載，但是在明朝以前的200多年中，天津主要局限于三叉河口一隅（当时称直沽或小直沽），範围很小，建筑活动也很有限，现在留下来的建筑，只有天后宮一处（称天妃宮，俗称娘娘宮），据說初建于元太定三年（1320年），是天津现在保存下来的最古建筑之一。
  从1404年到1860年（明永乐二年到淸咸丰十年），是天津发展时期，在这一个时期內，天津的範围有一定的发展，天津的旧城即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周围九里，高三丈五尺，宽二丈五尺。除了旧城之外，在城北沿南运河的針市街、鍋店街、候家后、北大关及南运河以北的河北大街等，业己建設起来。不过，明、淸两代的建筑现在保存下来的也不多，这主要是由于八国联軍之役，帝国主义侵略軍队攻陷天津后进行严重破坏的結果。据“天津一月記”一書記載：“城內但見死人滿地，房屋无存”。另外，在帝国主义劊子手瓦德西（德人，联軍統帅）所著“拳乱笔記”里，也承認从大沽到天津以及天津的重要部分，己經成为一种不可描写的荒蕪破碎的景象。
  在明、淸两代虽然天津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当时正处存封建經济由衰落到崩潰阶段，同时加上對建社会技术条件落后，因此，当时建筑一般为平房，建筑簡陋，質量不高，城內住宅一般是三合院或四合院，临街建筑也多为前店后堂，具有中国古典對建城市的一般风格。当时天津唯一的高层建筑是位于城市中心的鼓楼（建于明弘治年間——1488年至1505年，解放后于1950年拆除），高三层四面穿心通四大街。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天津建筑活动（1860年～1948年）：在这个时期，市区範围迅速扩大，建筑活动較之以前更加頻繁，天津由一个北方重鎭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重要城市。
  天津最早开辟租界为英、法、美租界（按：后美租界合併与英租界）。英租界开辟系根据1860年10月24日中英續增条約（北京条約）第四款规定設立。法租界根据1858年中法天津条約及1860年10月25日中法天津續增条約规定設立。法租界东北至白河（海河）、西至大沽路，南至营口道与英租界相接。英租界在法租界之南，东至白河、西至大沽路、南至泰安道、北至营口道。美租界又在英租界之南，占地140市亩。
  1895年德国以“天津之于德国有密切之利害关系，有設定专管租界之必要”为理由，要求在天津設立租界，同年10月30日訂“天津条約港租界协定，”划美租界以南为德租界。
  1898年根据1896年中日通商航海条約附設議定書规定，設立租界在法租界西北。1900年八国联軍之役，帝俄、意、奧、比等相繼在天津开辟租界，至此，八国租界割据旧城以南海河两岸，租界总面积超过了旧城6倍。
  在八国租界相继設立之后，各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侵略上需要，以便进行軍事、政治、宗敎和商业活动，开始了在租界内的建筑活动。在1860年至1870年間，帝国主义在天津的經济势力还很薄弱，人数不过20余人，当时租界虽然开始建設，但質量不高，一般为一、二层砖木結构、洋鉄瓦頂。当时較好的建筑是1864年建的旧尤利翁敎堂（在大沽路法租界)。1870年天津敎案发生，帝国主份子紛紛逃出旧城，在1870年到1900年的20年中，英、法租界添了不少建筑，中街（解放路）即在这一时期首先建成。另外，法租界在1871年和1875年建筑了圣路易敎堂和紫竹林敎堂（在营口道靠海河附近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1880年左右建成海关大楼。而义品大楼建于1900年以前，是帝国主义在天津最早成立的經济侵略組織之一（义品放債銀行），建筑平面为长方形，立面分砖柱采用中国磨砖对縫手法，屋簷处理用希腊式瓦飾，但許多紋样模仿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在英租界这一时期較好的建筑是戈登堂（市人委大楼）和利順德飯店。戈登堂建于1839年，为砖木結构二层楼房，鉄瓦屋面，靑砖墙面，門窗多为尖券式，屋簷作蝶式簷墙，屬于英国中古时期的建筑手法。利順德飯店（天津飯店）建于1890年，是当时天津最高的建筑，1890年～1900年，英租界繼續修建了許多新建筑，如旧英国球场（1895年建），旧英国医院（1897年左右建）及具有高直式风格的新尤利翁敎堂和泰安道敎堂（1898年和1900年初建）。
  在这个时期，住宅建筑最考究的是1884年至1896年間建筑的德璀林大楼，基本上是英国中古时期的建筑手法，平面为长方形，为住宅房間組合，高三层，砖木結构，鉄瓦屋面，四角建平頂角楼。
  从1900年到1919年前后（庚子到五四前后），随着租界的扩张，帝国主义在天津經济势力的巩固与发展，以及帝国主义問的互相竟爭，建筑活动更加頻繁。1900年以前墙子河沿岸如南京路一带还是低洼沼澤之地，庚子之后，法国要求扩张租界至墙子河，日本要求扩张租界至南馬路，英国要求扩张租界至墙子河海光寺大道以西。随着租界的扩张，特別是帝国主义越界筑路，使墙子河一带逐漸繁华起来，老西开敎堂即建于1917年。这一时期租界內的建筑为帝国主义統治阶級服务的建筑居多，如領事舘、工部局、兵营及专供洋人亨受的高等住宅等，建筑質量較以前也有所提高，体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天津的进一步的发展。至于建筑外形，多半仍然是模仿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古老建筑風格。如1907年建成的德国俱乐部（政协），采取砖木石混合結构，具有日尔蔓罗蔓式造形；1915年建成的意大利領事舘，用拱門券窗，边具塔楼，屬于意大利罗蔓式风格：意大利兵营（1925年建），高三层，上具两层券廊，显示出古罗馬建筑特点。另外，在为帝国主义以及依靠帝国主义的官僚、軍閥、买办阶級服务的商业、住宅及遊乐建筑，也采取西洋建筑風格，像裕中飯店（1917年建），軍閥张彪住宅（俗称张园建于1911年），吳光新住宅（1916年建）及张勳、黎元洪等住宅，在造型上都采用了西洋古代建筑手法，极尽其富丽堂皇之能事。
  1919年以后，世界第一次大战結束，帝国主义租界內建筑又有新的发展。日租界道路在1919年前，只开辟到花园路（山东路）以北，至此，继續开辟南部道路，完成今和平路（当时称旭街）北段，使下权仙（今人民剧场）、卢庄子一带成为最繁华地区。
  法租界在1919年以后出现了許多商业性和大型住宅，像国民飯店（1922年～1923年建）、浙江兴业銀行（1925年建）、劝业场（1925年建）、惠中飯店（1928年建）、交通旅舘（1931年建）及市中心公园（旧法国公园）周围的高級住宅等，都是这一时期产物。
  英租界的墙子河以南，在“五四”以前还沒有什么建筑，到“五四”以后。由于軍閥、官僚、买办阶級借帝国主义势力在租界里建別墅、公寓、里弄及其他出租房屋，也漸漸繁华起来。而大沽路、解放路也增加了不少洋行企业和古典式銀行建筑。如先农公司大楼（1924年建）、兴隆洋行（1929年建）、汇丰銀行（1924年建），开灤大楼（1919年～1921年建）、东方汇理銀行（1925年建），解放路形成了帝国主义在天津經济統治的中心。
  在租界以外的天津旧地区，庚子以后由于受西方資本主义影响，有很大变化。八国联軍之后，洋务派袁世凱任直隶总督，大搞所謂“新政”。将河北区辟为大經路（今中山路）直抵北站（按北站建于1903年），全长6华里。同时又辟緯路与大經路垂直，以天、地、元、黃、宇、宙、日、月等字命名。直隶工艺总局，北洋鉄工厂、敎育品制造所和实习工厂，劝工陈例所，北洋法政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北洋高等女学堂等都設在大經路一带，使河北一带逐漸繁华起来。
  另外，在旧城以北沿南运河两岸及河北大街一带，虽然遭到八国联軍焚烧，由于这一带是內河貿易的中心，所以又发展起来，不过新建筑不再是前店后堂，而是模仿西洋建筑，如大胡同一带商业建筑尤为明显。
  綜上所述，可知自1860年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天津以后，彻底破坏了中国古典城市风格，形形色色的各国建筑造型，使整个城市的建筑混乱，深刻的反映了天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
  第二節：建筑行业的兴起与发展
  天津建筑业的产生是在帝国主叉侵入之后新兴起的为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資产阶級服务的一个行业。在1860年以后，随着租界的开辟，对外貿易的逐漸发展，市区面积的扩大及人口的日益增加，除了帝国主义为了滿足經济上、軍事上、宗敎上进行侵略的需要，大量进行建筑活动之外，一些下野的軍閥、失意的官僚、政客，把搜刮人民得来的財产，也投資于房地产买卖，建筑一些里弄、公寓、住宅，于是經营地皮公司或地产公司风起云湧，成为风行一吋最有利的投机行业。天津最早經营房产公司是美国人丁嘉利（当吋任直隶总督衙門翻譯），在1901年設立的先农房产公司（在英租界），其后法国海軍軍官卜布隆又在法租界設立仪品地产公司，奧那义設立义隆房产公司，到1920年左右，中外商人經营的房产公司，据不完全統計己有三四十家，其中較大的房产公司，在南市的有东兴、广益、振德、广兴等；在河北区的有宝兴、仁田、德基等；在南門外的有荣业；在南开区的有华兴等；存租界內为外人設立的有义品（法租界）、先农（英租界）、利津、德庆、日本建屋会社等，当时外商經营的房产公司，如义品、先农、利津、日本建屋会社等，都兼营建筑設計、施工，至于承办包工业务的建筑公司各区都有，如日租界有华卫、华胜、北京建筑公司；法租界有华洋、复兴工程公司；英租界有东方实业工程公司等。早期在天津搞建筑設計的建筑师，大部分是外国人，他們凭借帝国主义的势力及官僚、买办崇拜欧美的洋奴思想，在业务上进行垄断，以設計为奇貨可居。当时外国人承揽建筑設計任务，往往两人合作，一人搞結构，一人搞設計組成事务所。如同和工程司，就是由英国人爱潛克森，道拉斯合作，設計过开灤大楼；景明工程司，英国人赫明、拍尔克合作，設計过新平安电影院、麦加利銀行、干部俱乐部主楼等；东利工程司瑞士人陆普和英国人扬合作，設計过国民飯店、中国大戏院、陆安大楼、仁記洋行等；永和工程司法国人汉京、摩勒合作，設計过劝业？、交通旅舘、渤海大楼、利华大楼等。
  这些外籍建筑师，把持各該国租界內的設計业务。在設計思想上販卖本国当吋流行的折衷主义形式，或无原則的投业主之好，根本不考虑建筑群体的統一与周围环境取得配合，因而，造成建筑形式的混乱。
  1919年以后，中国到欧、美各資本主义国家学习建筑的留学生有一部分回国，开始在天津組織事务所，当时中国人自办的建筑設計事务所有：
  中国工程公司：由閻子享任經理兼工程师（閻曾在香港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設計的工程有：市立师範学校、南开中学范蓀楼、女师学院大礼堂、寿德大楼、岳阳里住宅等。
  华信工程公司：由沈理源于1931年左右組織，沈曾在欧州学习水利工程，对世界建筑史有研究，設計的建筑工程有：盐业銀行、浙江兴业銀行、新华信託銀行等。
  基泰工程司：成立于1919年左右，规模比較大，时間比較久，領导人是杨廷宝等在天津的設計有：河北省体育？、中原公司大楼和基泰大楼等。
  以后天津工商学院开办了土木科、北洋学院开办土木系，唐山交大开办土木建筑組，培养了一批学生，于是中国人自己承揽建筑設計的技术人員日漸增多，但一般规模小，只从事一般的建筑設計。
  从“五四”以后，虽然天津有中国自己的建筑师，打开了外国人垄断的局面，但是，这些中国建筑师都是直接或間接学习西方資本主义东西，有着浓厚的崇拜西方資本主义的建筑形式思想，因此，建筑物仍然带着西方色彩，幷且是专以盈利为目的，巧取豪夺，爭名夺利，进行商业上的投机。
  至于当时的建筑工人，則完全处于层层剝削之下，有所謂大包、二包，被封建把头所操縱。把头通过人市招工，組成“鍋伙兒”，工資低，工作时間长，同时建筑工人是季节工，一年最多只能做六、七个月工，雨季前后，建筑、修繕活比較多，入秋以后漸漸减少，到了冬天完全陷于失业状况，所以入冬以后有些工人拉胶皮、摆小摊，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
  第三節：建筑材料工业的兴起及演变
  我国对砖瓦和木材加工等建筑材料的生产有着优久的历史。远在公元前十二世紀的周朝，建筑上己經开始使用瓦，据考古学家发掘，在周京鎬（西安西南郊）故址，有伴随周代靑銅器出土的瓦片；到了汉朝砖瓦生产和使用己很广泛，幷且能生产空心砖和大块面砖。
  天津自1404年筑城設卫起，随着城市建設的开始，建筑材枓工业开始进行生产，如金家窑、西窑洼、吳家窑等都是早年生产砖瓦的地方。不过当时建筑材料的生产完全依靠手工操作，生产能力很低，迨至帝国主义侵入天津之后，外国資木家为了适应他們在中国进行經济掠夺的需要，于1900年左右，英商、法商首先在天津开办了祥太木行和3家木器厂，以后法商、比商在1905年又建立了3座紅砖輪窑，安裝制砖机器，从此开始了建筑材料用机器生产。不过当时由于建筑活动很多，机器生产有限，建設上所需要的大量砖瓦、成材，仍由中国商人以手工业进行生产。
  1914年帝国主义为了爭夺殖民地和世界市场，暴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四年战爭期間，由于帝国主义无暇东顧，法、比商人开办的窑厂先后倒閉，民族資本在建筑材料行业中得到发展。这时中国人开办的紅砖輪窑有广发、恒裕、兴善、裕丰四家，在木材行业中，除了以前設立的德和木行和生昌木器厂外，又新建了六、七家木箱厂和三家木器行。伛是，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建筑材料工业又有新的发展，总計从1919到1931年的20几年間，天津的窑厂共有75家，萁中紅砖輪窑厂29家，兰砖窑厂46家，年产紅砖1.5亿块，兰砖約3500万块，窑厂工人約2700余人。木材加工厂共有10余家，其中鋸材厂7家，胶合板厂2家，其余为木器厂約890余人。
  1937年抗日战爭暴发，天津淪陷。在日伪統治的8年間，日本法西斯根据以战养战的侵略方針，在天津投資設厂，作为侵略华北的經济基地。由于工业建筑的兴建，建筑材料工业继續发展，到1944年全市共有窑厂85家，其中紅砖輪窑厂50家，兰砖窑厂35家，年产量2.6亿块、瓦390万片，可以說是建筑材料工业发展的最高峯。此后不久，抗日战爭胜利，在国民党統治的3年多时間里，由于国民党的大肆搜刮，投机倒把之风盛行，建設事业陷于停頓，因而，建筑材料工业到1948年只剩下40家，年产紅兰砖3400余万块，較之1944年減少6倍以上。木材加工行业方面和窑厂相同，鋸材厂只剩18家，胶合板厂虽然还有两家，但营业不振，处于奄奄一息状态。
  关于建材工业工人，特別是窑业工人生活，在过去是极为悲惨的。資本家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待，每天10几个鐘头工作，披星戴月劳累不堪，而窑厂內溫度高，又沒有降溫設备，經常发生暈倒现象。当时資本家为了取得高額利潤，还招收大批童工，只管飯不給錢，在砖瓦厂出窑时就有很多未成年的童工参加出窑，燙伤、砸伤的事故不断发生。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期間，由于通貨恶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窑业工人生活更加困难，当吋工人工資一年只在春秋两季各发放一次，在工人发工資时并不是按原約定工价开支，而是由資本家任意压低，所得工資除扣除飯錢之外，离家远的还不够回家路費，但是，就这样也不是所有工人都能拿到工資，往往是在快开支工資时，把头故意找工人岔子，私設公堂，毒打工人，逼迫工人逃走。每年工人被逼逃走的很多，这样，資本家旣可免开工資，同时还賺了工人的行李。資本家及封建把头压迫工人手段是残酷的，但这样只能激起工人更深刻的阶級仇恨，所以工人們的反压迫斗爭始終沒有間断。在日伪統治吋期，工人斗爭方法主要是怠工、破坏工具和物資。在国民党統治时期，为爭取改善生活，1949年天津粘板公司工人提出增加工資，1948年春，各窑厂資本家在发工資时，把万块坯90斤玉米压低改为70斤，大陆瓦厂工人首先起来反对，其他各厂紛紛响应，虽然这次斗爭由于資本家勾結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工人代表，把斗爭暫时鎭压下去，但反压迫和要求改善生活的斗爭，此伏彼起不曾間断，直到天津解放。
  第四節：解放前劳动人民的居住状况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房屋是作为一种商品而存在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单純房租（即不包括地皮租金的房租）时曾經說过：“那是投在房屋上的資本的利息和偿还金”。天津在开港之后，随着对外貿易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經营城市房地产买卖，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于是在租界內帝国主义用低价收买，經过重新划分地段，确定街道后，再高价出售或出租，同时规定租界内土房必須按租界规定重建，如无力重建，必須遵章出售，这徉，实际上剝夺了劳动人民的居住权利。至于外商开設的房地产公司，大半都是白手起家，凭借帝国主义势力，勾結官府进行投机欺騙，巧取豪夺，因而发財致富。如英商先农公司，在1901年成立时为4000股，每股白銀100两，但是到1954年結束时发展到650万股，每股港市1元，資本50年中增加6倍以上。
  外商开办的房地产公司，最初絕大部分是以租界内土地作为投資，以后用发行債券、倒卖上地、抵押放款、借欵逾期无力偿还，以抵押品——房产折抵或“借地不拆屋”等等方法謀取暴利。如美国人馬格磊經租处，最初是在和平区滨江道取得22亩土地，分段出租給居民自建房屋，訂期10年，所建房屋无代价归馬格磊所有，靠这种方法他不費一文取得了131所房屋。据解放初期統計，有18个国家的外侨在天津占有房地产，总数共54613間（自然間）。有許多外国商人靠眷这些房地产坐地吃租，掠夺中国人民的財富，塡滿了他們的腰包。
  从“七七”事变到解放前夕，房荒日益严重，管理更加混乱，黑地手、縴手、二房东应运而生，劳动人民住房更加困难。七七事变之后，天津淪陷，一些軍閥、官僚、對建地主及富商大賈、买办等紛紛逃入租界依靠帝国主义庇护；同时，日本法西斯也向华北移民，天津人口驟然增加，房荒严重，投資房屋又成为一項有利可图的生意，于是又有一些資本家、流氓匪棍趁着房屋供不应求，进行房屋投机，建筑了一些質量很低房屋，同时日本人也修建了一些簡房，这些房屋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居住問題，但由于建筑时偷工減料，以次頂好，因而也給居住者带来了潛伏性危险。
  但是，投資建房也只是天津淪陷初期的暫时现象，在敌伪統治期間，由于物价不稳，伪币貶值，投資建房不如作投机买卖更为有利，所以住房困难随着人口不断增加，日甚一日。由于房荒严重，房屋“倒兌”成风，房主巧立名目对房客进行勒索，如倒底費、介紹費、运动費、預押金、搬家費、茶水費等名目很多，房租以黃金、面粉、“大五福”等实物計算，又有二房东、房縴从中把持，劳动人民想找一間房子，眞是比登天还难。
  “八一五”之后，日本法西斯投降，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了天津，当时有很多人幻想能从敌、伪霸占的逆产中，解决居住問題。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伪在本質上幷无区別。他們借处理敌伪財产之名，大肆搜刮，用巧买、套購、变卖、拆售、强占、隐匿等方法，将敌伪房地产轉移到四大家族和国民党官僚、党特分子手里。国民党反动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成立了“敌伪产业处理局”，对敌伪产业进行审理、接收，实际是对国家財产进行一次劫掠。
  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3年半吋期內，房屋管理混乱，可以說到了登峯造极的地步。房荒严重情况較敌伪統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別是在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軍队，为了作垂死掙扎，将城防周围300米以內房屋全部烧毁，天津周围70个村子无一倖免，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仅万德庄就有1300戶2960人的房屋被拆毁，宜兴埠2500多間房子，国民党反动軍队浇上汽油放火烧掉，致使2万多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解放前的天津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級的天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性質反映在人民生活居住方面，呈现出居住状况的极大悬殊。帝国主义分子、軍閥、官僚、买办阶級、把吸吮来的民脂民膏，在租界內建筑起华丽的公舘、別墅、高級住宅，占据城市的中心，而劳动人民却聚居在設备簡陋、环境卫生恶劣的市边緣区的破土草房里，或者根本連土草房也沒有，住在窝舖里，据解放初期調查，全市約有窝舖5000多个，約有25000多人常年生活在那里。至于連窝舖住也沒有的大有人在，住危房发生倒房咂死压伤的大有人在，这就是解放前劳动人民的居住状况。
  第二章：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的房屋建筑与管理
  第一節：建立組織，制止城市房地產管理工作混乱状况。
  淸理与接管敌、伪及国民党反动派房产：解放后天津市的房地产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質的变化，城市的房地产成为国家財产的一部分。天津市的房屋性質，在解放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公有房屋和私有房屋，所謂公有房屋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下，实質上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資产阶級少数人所私有的財产。这种房产是特权者假公济私和借以剝削、魚肉人民的工具。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之后，这些用人民血汗筑成的公有房屋，必須由人民政府全部予以接管（見1949年人民日報新华社信箱 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性質与政策）。
  天津解放之后，为了保障国家財产，迅速地接管了伪淸理处和伪地政处，建立起人民政权的房地产管理机构，淸查接管敌、伪軍、政、党、团占用过的房屋及逃亡的反革命分子的房屋。
  天津市敌伪产业情况非常复杂，大致划分起来有：敌产、逆产、战犯产、官僚資产阶級、反革命分子、伪軍、政、党、团、学校及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貪汚、盜卖、侵吞的公产房屋。
  在日本法西斯投降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敌、逆产处理了将近4年，不但沒有处理淸楚，而且借处理之名，乘火打劫，进行敲詐勒索，化公为私，通过拍卖、留購、发还等等形式将敌、逆产业轉移到私人手里。解放后为了有效地淸理国民党拖延几年的各种产业案件，迅速制訂了逆产淸理办法，对于国民党統治时期办理的一切己結未結案件全部重新审理；凡日伪統治时期一切征購、强購、强占、強租以及一切与日本人及其他不法外侨合营或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己結未結案件均重新审处。在重新审理过程中，如有任何不合淸理的情况，得按情节輕重、性質确定产杈发还、賠偿、追价或論罪。
  在淸理接管敌、伪、逆产中，以敌产案件为最多，約3600余件，这說明敌人的8年統治，对人民財产进行肆无惮忌的掠夺。在敌伪产业中，有一部分純屬敌伪所有，为国民党反动派接管；有一部分虽涉及敌伪但有产杈糾紛，如敌人強占、强租私人产业等，为了保障私人的合法利益，对这一部分房产即予发还。
  由于淸理、接管敌、伪、逆房产，正确的执行了党的城市房产政策，掌握了主动、密切的依靠群众，因而，使淸理和接管工作得以順利进行，到1949年底，共掌握淸理公产房屋65000余間，保障了公有財产不受損失，解决了国家政权机关及部分市民对房屋的需要。
  公佈私人房屋租賃条例，初步制止了房屋租賃关系的混乱状况：私人占有房屋，在城市来說一搬地不是封建性質，而是資本主义性質，这是因为房屋不是自然物，而是劳动的产品。在商品社会里，房屋就是一种商品。建筑房屋需要一定的投資，而且要經常出資加以修繕，当利用房屋收取租息时，它就成为一种字本（見1949年8月12日人民日報新华社信箱：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性質和政策）。天津由于解放前房屋缺乏，居住人口与实有房屋比例相差悬殊，所以租賃关系极端混乱，成为普遍而严重的社会問題。天津解放之后，一般市民对城市房屋性質缺乏正确的認識，許多房主以为房屋要被“共产”，不敢过問房产，也不敢收租；另外，也有些房主抱着捞一点是一点思想，破坏房屋，拆卖設备。而房客也有“住者有其房”思想，認为解放了，可以白住房子，不再向房主繳租。为了糾正这些錯誤認識，避免城市房屋遭受破坏，增加住房困难，黃敬市长于1949年5月15日对新华社天津分社記者发表了談話，詳尽地闡述了政府对解决城市房产問題的政策：除沒收首要战犯、官僚資本及汉汗房产外，对一般私人房产之所有权，不仅予以合法的保护，且需积极奖励房屋兴建与修繕，以适应城市发展与市民居住需要。黃市长指出：今后所有租賃房屋均由房主房客自由协議，訂立契約，旣不准許房主借訂契約强迫房客騰房，也不准許房客抗不交租。至于房租定額，应由双方公平协議，須使房主借房租收入，获得投資之利潤，以保养房产，同时亦应照顧目前市民一搬的生活水平、房产条件及使用状况，分別情形合理规定。
  自从黃敬市长談話发表之后，房主怕“共房”和房客“住者有其房”思想，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許多房主主动找房客議租或催交欠租，有的直接达成了协議，但有的因为双方各强調一面之詞，无法协議要求政府調解，房屋糾紛案件逐漸增多，这說明房屋問題确实是关系多数人生活居住的社会問題。另外，从糾紛案件的性質看，大都由于租金不正常，房主要增租或攆房客騰房借以提高租金或作投机活动，这又說明房尾私有制的存在，資本主义的唯利是图經营思想只要有机会就会氾滥。对于房屋糾紛案件的处理，主要是按照“以租养房”的精神和照顧房客的实际負担能力进行調解。对于二房东問題，主要是动員敎育房主、房客直接訂租，使二房东退出中間剝削。
  在黃敬市长談話之后，市、区政权机关作了很多工作，对党的城市房屋政策作了广泛宣传，私人房屋租賃关系混乱状况有很大扭轉，但租賃关系中仍然有不少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
  一，兌底費（主要指空房兌底）仍普遍存在，兌底费高者占房屋市价80％，一般占25％。兌底費的产生虽然由于房屋缺乏，但它是借貸資本一种坐本加息的高利盘剝行为，助长房屋的投机倒把，混淆产权关系。
  二、仍然存在二房东及其中間剝削，侵犯了房主产权，加重了房客負担。
  三、房租仍有偏高或偏低现象，高者每間房屋达200斤～400斤小米，房客无力負担；低者每間約4～5斤小米或低于房捐，房主无力养房。
  四、房屋修繕主客皆不負責，任其倒塌損坏。
  五、租賃关系不正常，正当的合法契約不能建立，无約、暗約、非法約定及虽然有約但不执行等现象普遍存在，房屋糾紛仍有加无減。
  根据上述情况，同时又考虑到私人房屋一般屬于資本主义性質，私人租賃关系是資本借貸的一种特殊形式，于是按照党的城市房屋政策精神，制訂了“天津市私人房屋租賃暫行条例”，經第三届各界代表会第一次会議通过于1951年3月正式公佈。“天津市私人房屋租賃暫行条例”是从全市人民的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是把私人房屋作为社会財富加以保护，是保障市民居住安全的有效措施。由于私人房屋租賃暫行条例在全市範围的貫彻，制止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租賃关系混乱现象，促进了房主对保护房屋的积极性，据統計1951年全市私房共修繕26万余間，保障了居戶安全，住戶反映：过去房主有三来，收租、涨租来，赶房客搬家来，卖房来，要不是共产党領导，根本就不能指望房主修房。也有的住戶在門上貼喜对，写着：“永不忘主席毛澤东，住新房感謝共产党”。
  取締房地产經紀人，房地产租賃、买卖、典当实行統一管理：房地产經紀人，又呌跑合或房縴，是一种专靠吃中間剝削飯的混混。天津最初当經紀人的是一些游手好閒、交游較广的人，他們为帮助亲友解决住房或經济上有困难需要买卖房屋，从中作“中”（即中人），賺吃喜酒或接受一些謝礼。从前有些“媒婆”也多兼营此业。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特別是从“七七”事变之后，天津市人口由130万人增加到将近200万人，而房屋建筑增加速度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房屋投机倒把之风盛行，有些人就以作經紀人为业。
  据解放初期了解，当吋天津充当房地产經紀人的有七、八千人，其中专业的有千余人，这些专业經紀人，有的独霸一方，下有百余“跑腿”的形成房地产交易的垄断。兼营的有六、七千人，成份很复杂，如烟摊、理髮店、商店、旅舘茶房、佣人、卖估衣的等等，只要有机会都兼做房地产經紀人，从中說合謀取利益。天津解放之后，房地产經紀人曾一度比較沉寂，但随着城市房屋政策的公佈，特別是生产恢复，各方面需房甚殷，于是經紀人又大肆活跃起来。1950年政府为了便利市民进行房地产买卖，幷代理政府机关、国家企业購买办公或生产用房，曾成立“天津市房地产交易所”，承办政府机关、公私团体、企业、市民委託办理房地交易。在市房地产交易所成立之后，对經紀人的活动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約束，但有許多人思想上有顧虑，怕政府压价，怕政府知道自己有錢受注意等，不愿意到交易所成交。同时，当时对經紀人也未命令取締，因而，这些人仍进行活动，幷且恶习不改，哄抬房价，欺騙或强迫房主以空房居奇，从事变相倒兌，投机倒把，套購倒卖房屋，破坏政府的房屋政策。
  由于經紀人的不法行为，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取締房地产經紀人，使房地产租賃、买卖、典当走向合理，成为广大市民的普遍要求，政府于1951年11月正式命令严励取締非法房地产經紀人，扩大“天津市房地产交易所”业务范围，各区成立交易所，統一管理房地产租賃、买卖、典当工作，从根本上消灭了制造房屋混乱的根子。为加強对房屋的管理，保障社会財富不受損坏，保障生产和人民生活居住安全，創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節：国营建筑企业的建立和对私营营造厂商的改造
  国、公营建筑企业的建立：解放前天津的建筑企业，长期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敌伪統治期間又完全为日本法西斯所独占。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反动派除了建筑了一些反人民的城防工程之外，几无建設可言，私人建筑企业处于奄奄一息的地步。解放后，私人建筑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仅仅依靠分散落后的私入营造厂商是不能适应新的建設需要的，同时，对于私人营造厂商也需要有国营建筑企业作为領导力量，因此，从1949年下半年，政府和部分国营企业就建立了国营建筑企业或合作社营建筑企业，其中主要有：
  天津营造服务社（后改为天津建筑公司）：成立于1949年7月，是天津成立最早的一个国营建筑企业。除接受公私建筑委託，幷且参加投标、比价，对私人营造厂商高抬标价、投机倒把活动起了一定限制作用。
  工人合作建筑公司：成立于1950年初，屬市总工会領导，主要是把分散的建筑工人組織起来，以便摆脫封建把头的把持和剝削。工人合作建筑公司采取集体包工制，由公司向业主包工，幷負責購料，工人由各区建筑工会組織施工，工資采取民主評定，取消私营厂商和封建把头层层剝削，受到工人普遍欢迎。
  工人建筑合作社：屬天津供銷合作社領导，是通过合作社方式把工人組織起来，凡入社者需交股金50斤小米，如无力交納，可由每月工資中扣除。
  中国建筑公司天津分公司、时代建筑公司、新华营造厂和公安营造厂：系各机关組織的建筑公司。公安营造厂只承担本部門工程，不接受外活。
  上述这些建筑企业不論是那种形式組成，都直接受国家領导，屬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質的企业，因此，对完成国家的建設任务和对私营建筑厂商的利用、限制、改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幷为建立与健全国家建筑企业，承担更为重大的建設任务打下了初步基础。
  扶助私营建筑材料工业恢复生产和国营建筑材料企业及供应机构的建立：天津的建筑材料工业，在解放前夕已經陷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解放后，为了保障生产建設需耍，除了接管敌伪和官僚資本开設的5个砖亙厂外，对于私营建材工业，采取了扶植政策，通过貸款、調拨材料等方式，使私营建材工业迅速恢复了生产，到1949年秋，全市砖瓦厂开业的达58家，較解放前夕（1948年）增加18家，共有工人2000余人，較1948年同期增加了2倍。
  1950年以后，国家实现了財政經济的統一管理，国民經济随着財政經济收支接近平衡和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議的貫彻，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基本建設投資逐年有所增加，建筑材料工业继續有所发展，据統計，到1951年砖生产量达到3.8亿块，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944年）的41％；砖瓦厂开业戶数增加到99家，其中国营砖瓦厂由5家增加到11家，生产能力占全市砖瓦厂总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木材加工行业方面：也由1949年的24家增加到900多家。
  关于建筑材料的供应，在解放初期（1949年）仍然是自由市场，各部門对所需建筑材料是直接到市？上采購，或以包工包料方式由私商承揽。由于在市场上搶購，影响建筑材料的合理供应和物价稳定，1949年全市建筑材料生产虽然較解放前夕有所增加，但仍不能滿足实际需要，因而，資本家高抬市价謀取暴利，手工紅砖售价一度抬高到每万块570余元，比成本高3倍左右。为了解决这一問題，杜絕資本家以建筑材料做为投机居奇手段，1950年4月成立了統一采購委員会，由市信託公司統一进行采購，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各单位到市场上搶購和商人中間剝削，同时便于政府更好的掌握市场，平稳物价，保証建設上的正当需要。
  从1950年4月实行建筑材料的統一采購之后，在調拨、供应以及稳定物价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建設任务的不断增加，市信託公司由于負担很多任务，在組織貨源，指导生产，保証建筑材料的及时供应等方面已无力胜任，有必要成立专門机构負責这一工作，所以在1952年8月在原市財政局工程建設財务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基本建設材料供应处，負責天津市基本建設所需要的大量建筑材料的供应及地方材料的生产工作。
  1952年天津的建設任务很重，基建投資較1950年增加了11.3倍，較1951年增加了3倍，特別是建筑5万間工人新村，对砖、瓦、灰、砂、石、葦子等地方材料，需要量大而时間紧，但由于市基本建設材料供应处的成立，大力組織生产加工，和各地建立購銷关系，办理采运工作，幷尽量把建筑材料直調工地，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1952年虽然是基建材料供应处成立的第一年，但已經显示出統一基建材料的領导与供应，具有很多优点，总計該年共組織供应各种建筑物資达130万吨，保証了基本建設工程对建筑材料的需要，幷为統一領导、管理建筑材料工业积累了許多宝貴經驗。
  加强对私人营造厂商及私人建筑材料工业的改造，“三、五反”运动及“反霸”斗爭的胜利：天津市的建筑企业，在解放后（1949年至1952年上半年），基本上仍然操縱在分散的私商手里，他們的經营方式。也还是沿着旧的道路，即資本主义式的經营，封建性的管理和手工业式的生产方法。当时承包工程主要是采取投标、比价的竞爭方式。在接受工程之后，用层层轉包办法，即所謂“大柜投〓、二柜承包；大头监工、小头招工、工人作工”。所謂大柜就是私人营造厂，俗称大包，有一定的資金、設备和技术力量（但也有所謂皮包公司，靠投机倒把謀取暴利）；二柜是些小营造厂，俗称二包。大头是大把头，多少有点經驗和技术能力，承包淸工，找些有关系的瓦、木、油、电等各工种小把头分包出去，从中漁利，小头一般都有专門技术，带領一些徒弟或招募一些工人，小头在工資上拿大份，同时也从中漁利工人。
  天津在解放后虽然建立了国营或公营建筑企业，但由于經驗不足，力量小，不能完全滿足建設需要，按照“利用、限制、改造”方針，充分发揮私人建筑工业作用，限制他們的冒名頂替、偷工減料，以次頂好等非法活动。政府曾公佈了“私人营造广商管理规則”，“审查营造厂商工程經营暫行办法”、“登記建筑师、测繪員办法”等一系列法令，幷且政府有关部門通过工程管理和市场管理等措施，监督私人建筑企业的生产，限制了他們的非法活动。
  1951年10月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員会召开了第三次会議，毛主席提出：“增加生产，励行节約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軍”的伟大号召，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但是增产节约的大敌是貪汚、浪費；官僚主义又是貪汚、浪費的溫床。天津解放之后，由于我們对建設和管理城市还缺乏經驗，同时机美、企业中的旧工作人員未經过很好改造，特別是国营建筑企业部門主要是依靠旧的私人营造厂和接受敌伪砖瓦厂建立起来的，因而貪汚午弊、鋪张浪費、勾結私商出卖标底、偷工減料等现象极为严重，使国家蒙受很大損失。
  1951年12月天津市建筑部門在市委領导下开展了反貪汚、反浪費、反官僚主义的群众性三反运动，从国家机关、企业里揪出来一小撮貪汚、腐化、堕落子和打入国家机关、企业充当坐探的資产阶級份子。
  从三反运动所揭发的材料中，充分的看出国家机关、企业干部的貪汚腐份化，是由于資产阶級的猖狂进攻，因此，在进行三反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了五反及反把头斗爭。
  天津解放以后，在短短的3年間，私人建筑业在党的扶植下有很大发展。如以营造厂为例，就由解放初的30家增加到240家。有許多私人营造厂，过去亏累不堪，业不抵債，但解放后成了建筑业的“四大家族”，获得了解放前所未有的利益，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气象。但是資本家在工人阶級領导下去掉了长期压在头上的三块大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不是以德報德而是以德報怨，进行偷稅漏税、行賄、盜窃国家資財、偷工減料和盜窃国家情報，大量施放“五毒”，不惜用各种手段拉干部下水或派坐探、串标抬轎、投机倒把，无所不为，据統計，3年来全市私人莒造厂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共盜窃国家資財达1000万左右。建筑材料工业方面的私营厂商与营造厂完全相同，也是“五毒”俱全。如木材行业的恒裕木行，曾賄賂了60多个单位100多个干部，并且伙同祥森、大来、等8家木行进行合标，操縱市场，同时在加工时以次頂好，偷騙国家資財。仅据42家砖瓦厂統計，資本家行賄现金为22000余元（傢俱实物未計），而通过行賄所窃取国家資財达74万元。
  “三反”和“五反”运动，是解放后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第一次較量，是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資本主义道路的斗爭。“三、五反”运动表明，解放后的資产阶級仍然是有两面性，对資产阶級改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三、五反”运动的胜利，从思想上、政治上、經济上迸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級的領导权，为国营經济在国民經济中的領导作用，为社会主义大规糢建設扫淸了障碍，准备了条件。
  天津解放后，由于封建把头制度沒有彻底废除，国营建筑企业只負責工程設計，招收工人，进行施工基本上仍沿用过去层层轉包的包工制形式，因此，包工头仍然从中剝削工人，剋扣伙食，侵吞工資，无限制的延长工作时間，在政治上阻挠工人参加工会，幷且与私人营造厂商互相勾結，在工程中进行偷工减料，欺騙业主，大量盜窃国家資財，成为营造业奸商的帮凶，因此，按照“除恶务尽”的精神，在“五反”的同时又进行了反霸斗爭，以各区为单位对大小把头进行了围剿。
  “五反”及“反霸”斗爭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建筑业中具有历史性的偷工減料，盜窃国家資財的恶习，建筑工人搬掉了压在头上的把头，就为加强国家对建筑业的領导，統一建筑业的組織，扩大国营建筑业的陣地，迎接大规模經济建設高潮作了必要的准备。
  第三節：工人新村的兴建
  建筑工人新村的意义：居住建筑的缺乏，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統治遺留下来的恶果之一。1951年2月3日杨振亚同志在天津市第三届各界代表会議第一次会議上“关于房屋問題的報告”上說：全市人口約为176万至180万，全市房屋共1055000間（标准間，按10平米为一間計算），其中作为居住用者601000間（包括厨房、厕所、杂房等），平均每間房屋須住3人以上，每人合3.3平米，而实际情况是住房很不平均，少数資产阶級占房很多，居住条件很好，而广大市民、职員、每間平均六、七人或十人。据1951年在部份工厂的調查材料看，工人缺房情况是严重的，当时全市工人有40万人，其中只有20％有房住，国营天津自行車厂有工人630多人，只有97間宿舍，只能供給14个单身57个带家屬的工人居住，其余500多人有的在厂外租私人房子，租賃費高，工人負担重，常鬧租賃糾紛；有的根本找不到房子，一家人分成几下，实行分散睡觉，集中吃飯。国棉三厂是个較大的厂子，比一般中、小企业还是条件好的单位，可是在6200多个工人中，也只有1000多間宿舍，平均每10平米要住四、五口人，其中最严重的有老少三輩住一間房，住不开只好塔吊楼分班睡觉。
  由于居住房屋的缺乏，市內普遍发展了违章建筑，住在那些低矮、破漏、潮湿、阴暗的簡单建筑里，不仅由于休息不好，妨碍生产，同时也严重影响工人的健康，特別是遇到雨季，上漏下泡，成为工人生活中最大的負担。但是如何解决房荒問題呢？靠私人投資嗎？解放前經营房产的主要是帝国主义分子、軍閥、官僚和投机商人，解放后这些人已失去了社会条件，根本沒有可能，因此，解决城市房屋問題就落到政府的肩上，幷且成为与恢复，发展生产密切相关的一个重大問題。
  工人新村的布置与规模：天津居住建筑的缺乏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問題，解放后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由于經济上还有很多困难，首要任务是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安定社会秩序，因此工人宿舍的修建少了一些，但是这种状况，随着全国財政經济統一，生产的恢复已有所变化，于是在1952年初党和政府就将建筑工人新村，解决工人住房問題列为当年市政建設两大基本任务之一，专門成立了天津市建筑管理委員会負責領导这一工作。幷且吸收党、政、工、企业等各方面参加，从3月初开始办理公、私企业单位建房登記工作，总計申請建房单位共96个，51221間，計619107平米，就其规模来說，在天津建筑史上是空前的。为了妥善的安排这一工作，同时考虑到当时国家的經济情况，在国家財政还有一定困难的时候，建筑工人宿舍应根据节約原則，从解决大多数工人实际住宿問題出发，“反对鋪张浪費”（見1952年3月21日天津日報黃敬市长講話）。根据上述精神，工人宿舍設計采取葦箔草泥、靑灰頂、硬山木檩平房。建筑工人新村的位置，选在距离工厂較近的中山門、西南楼、吳家窑、丁字沽、王串场、唐家口等处，新村布置为了达到节約土地、經济、适用，設計为若干房簇（单元），每个房簇按照人氏习慣，采取坐北向南，以使阳光充足，幷以每10間或12間为一排，每排中間留有适当的通道作为庭院，每个房簇中心留出400平米空地作为公共庭院供兒童活动。另外，在每个新村的中心留有較大的空地，作为公园、文化、医疗福利設施。总之，不出新村可以基本上解决工人生活上的一切需要，給予工人以极大便利。
  为了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見，天津市建筑管理委員会，先在河西区伟夫路按設計图建筑了10間，邀請工人代表及工人家屬代表参观审查，幷且根据工人意見修改了設計图。修改后的工人宿舍标准图为：工人眷屬宿舍淨空长4米，淨空宽3.35米，淨空面积13.4平米，淨空高2.85米，屋脊距地面3.8米；工人单身宿舍，淨空长6米，宽4米，面积24平米，高3.35米屋脊距地面4.6米。各工人宿舍正面按玻璃門窗，若是南房則加后窗，同时为了照顧单身宿舍工人在上班后門窗关閉，室內空气不易流通，在門窗上边添設了窗亮子（小窗子）。由于广泛地征求了群众意見，幷做了修改，因而受到工人們的热列欢迎，解决了实际需要，許多工人家眷代表反映“政府給我們盖房，还这么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征求我們意見，眞使我們感动。住这样房子多舒服多豁亮呀”！
  大批的修建工人新村，体现了党对劳动人民的关怀：修建工人新村經过細緻地充分地准备之后，于4月19日首先在中山門开工了，为了庆祝首批工人宿舍的开工，在中山門新村的工地上举行了庆祝大会，黃敬市长向参加大会的工人、家眷講了話，他說“解放后工人的工資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房子問題还沒有解决。党和毛主席时时关心着工人的生活。虽然国家財政还不富裕，可是听說天津工人住房有困难，就指示我們一定要給工人多盖房子。今我們决定給工人盖房子之后，毛主席还常問我們給工人盖房工作进行的情况，他要我把咱盖的房子大小在他屋里比給他看，他鼓励我們一定要多盖房子。毛主席就是如此的关怀着我們”。黃市长的講話使工人和工人家屬受到很大感动，紛紛表示要努力增产，励行节約。自行車厂鉗工組技工刘某的父亲說：“我打十六岁做油漆工，干了一輩子淨給人家油門刷墙，盖的房子淨是人家的，现在我赶上好日子了。人民政府給咱們工人盖房子，咱門住了三輩子窝舖，这回算熬出来了，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給咱們的好处”。
  給工人盖房的消息传到各个工厂企业之后，工人和工人家屬紛紛要求参加义务劳动，平正场地，他們是这样述說新社会的变化：
  过去工人沒人管，住房好比上靑天；
  六七口半間破草屋，又潮又湿不安全。
  进門脫鞋先上坑，爐灶放在門外边；
  若逢刮风下大雨，上漏下泡苦难言。
  解放后生活大改变，日子愈过愈美滿；
  政府想的眞周到，要盖新房五万間；
  为了感謝共产党，俺要参加勞动加油干。
  1952年給工人盖5万間宿舍，无論是工程规模、技术条件、施工条件都有一定困难，如建房仅需要土地即达7千多亩，而所需的建筑材料数量很大，但是經过了伟大的“三、五反”运动和“反霸”斗爭，工人的觉悟大大提高，如有的工人說“在旧社会工人盖房，是由提着棍子的工头监視着你、打着你盖，盖好了給別人住；现在是咱們自己动手給自已盖，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咱們那有这个日子”。
  由于工人們的热情很高，各方面給予很大支援，各施工现场开展了劳动竞赛，創造和推行了鋪灰器，分段流水砌砖法和循环流水砌砖法，木工推广了流水作业法，大大加快了施工速度，到1952年10月各新村陆續完工，年底全部完成。 1952年修建的5万間工人新村，虽然一般說标准低（全部平房），这是由于当时国家还处在恢复阶段，抗美援朝还在进行，标准高了，房子就盖的少，不能解决多数人問題。因此，当时采取盖平房办法，是符合当时国家的經济情况和工人的利益的。由于5万間工人宿舍的迅速完成，解决了約17万工人及其家屬的住房問題，体现了党对劳动人民的无比关怀。
  第三章：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天津建筑企业的巨大变化
  第一節：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的建筑任务
  国民經济恢复时期的胜利結束，为大规模經济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础：1949年天津解放之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領导之下，由于国家財政收支和物价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土地改革后农村購买力迅速提高，城市貿易日益活跃以及全市人民的不懈努力，使天津市的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据統計，到1952年即我国結束經济恢复阶段的最后一年，天津市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152％，許多工业产品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作了許多工作，迸行了許多重大的市政建設，大力发展了文敎卫生、社会福利事业，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也有了显著地提高。所有这些情况，就为进一步发展国民經济实行第一个五年計划鋪平了道路。
  第一个五年計划的方針与任务：1952年当国民經济恢复阶段即将結束，肃淸封建残余势力基本完成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的制訂了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內，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幷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綫，我国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这是一个引导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使我国摆脫落后走上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道路的伟大建設計划。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建設规模是很大的，国民經济各部門发展的速度也是很快的，五年內至国經济建設和文教卫生建設的支出总数达766.4亿元，折合黃金7万万两以上。
  天津是全国现有主要工业城市之一，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国家第一个五年計划的要求及天津市的基本情况，制訂了天津市第一个五年計划。天津市第一个五年計划的方針是：“在全国平衡的基础上，尽量利用现有設备能力，积极稳步地对資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支援国家建設，供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幷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相应地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根据笫一个五年計划的规定：在工业方面，地方工业产值增长1.17倍，即平均每年递增16.8％。农业方面耕地面积扩大到11.6万亩，較1952年增加13.4％，粮食总产量1957年将比1952年增加16100万斤（即增加49.1％）。 商业方面，社会商品零售总額五年內增长20.16％。城市商业社会零售总額增长24.5％。
  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的基本建設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工农业生产都有迅速的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也有相应的提高，因而，天津基本建設任务也空前繁重。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天津地方基本建設計划投資共23220万元（按：以后削減为19200.9万元），其中建筑面积为965594平米（按：以上均为計划內投資）。
  五年內限額以上的工程項目，共有13个，限額以下的工程項目有76个。未列入国家計划的基建投資共有4569万元。
  通过上述投資，工业、市政建設、文敎卫生都有很大的发展，由此可見，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艰巨的，要求我們从思想上、組織上作好准备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節：国家大规模經济建設的开始，促进了建筑业的迅速发展
  建立与健全国家的建筑管理机构，扩大基建队伍：1952年当国民經济恢复阶段即将結束的吋候，党已予見到“新的大规模的建設即将开始，基本建設在正个工作中的比重，已經起了根本的变化，基本建設工作在正个国家工作中，就被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当时基本建設工作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是“基本建設任务十分重大，而基本建設力量十分薄弱”（以上所引見1952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天津的情况和全国情况基本相同，特別是“三、五反”之后，私营建筑业已經大大削弱，須要扩大国营建筑企业来占領这个陣地，以适应大规模經济建設的需要。为此，在1952年7月根据市委的决定首先成立了天津市建筑工程局，邡强天津市建筑管理工作。
  另外，在1952年以前，天津的建筑設計力量也是很薄弱的，当时除了国、公营建筑公司有一部分設計力量之外，設計工作还操縱在私人开业的“建筑事务所”手里，这完全不能适应大规模建設的需要，所以，在五反之后，即建立了国家的設計机构——天津建筑設計公司。在施工方面：虽然較設計方面好一些，但原有的国、公营建筑公司，如天津建筑公司、工人合作建筑公两、建筑合作社、华北后勤直屬第二工程公司、新华工程部等总計也只有固定工人1000多人，临时工占的比重很大，因此，根据华北建筑工作会議精神在市委的統一領导下，由各机关、企业抽調了大批干部、技术人員輸送到基本建設部門，幷从建筑工人中固定了近两万名作为长期工人，迅速壮大了基本建設队伍，使国营建筑公司由原来的3个扩大为8个。
  总之，从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初，由于認眞的执行了党的正确方針政策，迅速扩大了基建队伍，建立与健全了基建領导机构，从而在思想上、組織上为迎接大规模經济建設作好了准备。
  正頓队伍和建立責任制运动：1953年我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随着大规模經济建設的开始，天津的基本建設任务空前繁重。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要，在1952年7月以后建立了国家的建筑管理机构，扩大了国营建筑力量，形成了一支拥有干部5524人，长期固定工人19316人的生产大軍，使建筑业由分散开始走向集中。但是，建筑队伍是在很短时間壮大起来的，質量不高，成份复杂，所以在1953年开工之后，施工现？出现了严重的混乱情况。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在干部当中，虽然有部分是从机关、企业抽調的优秀干部成为建筑业的骨干，但是大部分是来自社会劳动就业、私人营造厂商和公安部門轉訓人員；在工人中，有70％～80％屬于半工半农和城市貧民，15％左右出身于反动阶級，血統工人占的比重很小。这样一种状况，必然会造成不負責任、无人負責和工人劳动紀律松弛的现象。
  針对这种情况，在1953年5～6月开展了以加强政治思想敎育为中心的正頓队伍工作，在干部中通过检查总結，初步揭发与批判了施工中不負責任和无人負責的混乱现象。在工人中也进行了关于加强劳动紀律的敎育，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对混入工人中的坏份子进行了适当地处理，同时調整了基层組織，精簡了一部分不称职的干部，通过正頓队伍工作，提高了职工的政治觉悟，扶植了正气，打下了邪气，扭轉了劳动紀律松弛，不服从干部指揮，謾罵干部、迟到、早退、曠工缺勤现象，初步扭轉了工地上的严重混乱局面。
  建筑部門的干部、工人来自四面八方，这就反映了两个問題：①大部分干部业务生疏，技术水平不高，对基本建設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正确認識，必須加强对基本建設部門中的領导骨干、技术人員的思想敎育工作；②只要加强政治思想敎育工作，尽管組織不純、技术水平不高，混乱现象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任何借口工人成份复杂、思想落后，不相信群众，忽視政治工作，就无法提高基本建設队伍的質量。因此，正頓队伍实質上就是加强政治思想敎育。
  另外，在正頓队伍工作中，也揭发了許多施工中間的浪費与无人負責现象。为了克服施工中浪費与无人負責现象，从1953年7月又开展了“反浪費、反无人負責与建立責任制”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揭发了許多浪費严重无人負責的现象，建立了施工作业計划，技术管理和質量責任制。
  建立責任制运动，实际上是正頓队伍工作的继續，通过一个半月的正頓队伍和两个月的建立責任制运动，使广大的建筑业职工提高了阶級觉悟，初步树立了主人翁思想，为完成1953年施工計划創造了有利条件。
  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在1952年以前，天津市的建筑业主要还停留在分散經营、自由承揽业务的阶段，虽然已經建立了国营建筑企业，但由于私营建筑业的存在，而国营建筑企业力量薄弱，缺乏經驗，在經营管理方面，还沿袭着旧的資本主义残余制度，作为劳动产品分配形式的工資制度，也是多种多样极不統一，因此，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无論是在經营方式和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缺点，为此，从1953年以后，随着第一个五年計划的执行和建筑队伍的扩大，相应地按照社会主义的經济规律，彻底改变建筑企业的經营管理的落后面貌。
  一、統一分配基建任务，使建筑业納入国家計划軌道：从1953年以后，随着大规模經济建設的开始，建筑业承担的任务，以1953年和1952年比較，几乎增加一倍，为了加速基本建設工程的进行，除了成立基建任务分配小組，全面登記各个系統的基建任务，幷帮助各单位解决編制計划所遇到的困难問題之外，建筑业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还进行了一系列生产改革，建立了施工財务計划和作业計划等一正套計划管理制度，幷且建立了技术监督、劳动保护、安全、卫生、財务等制度。
  施工財务計划是建筑企业的計划，是国家計划的具体化。作业計划是将国家計划具体分配到基层生产单位，同时将规定的施工进度和資源条件作进一步安排，保証計划的实现。
  1956年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基本建設又有新的发展，而基本建設力量由于在1955年大部分抽調出来支援重点建設，形成任务与力量严重的不平衡现象。但由于建筑部門，根据党的指示，按照“先工业、后文敎再一般”的精神，迸行全面地計划排队，同时建立了月度生产平衡会議，切实安排月、旬作业計划，实行生产指标层层控制，层层保証，胜利完成了1956年施工計划。
  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由于不断地与分散和无計划的管理企业进行斗爭，逐步建立与健全企业的計划管理和生产管理，从而使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建筑任务，能够在1957年11月20日提前41天完成。对支援工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改变旧城市面貌，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实行經济核算制，克服干部中資本主义經营思想，树立社会主义經营思想：經济核算制是有計划管理社会主义企业最基本的方法。解放初期国营建筑工业已开始实行不完全的經济核算制，幷利用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压低标价与私人营造厂迸行斗爭。1953年以后，国营建筑企业大大发展，国家拨給企业一部分資金作为独立經济核算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但是由于經营思想不够明确，在工程中采取“宽打窄用”、“高估工料”，“提高单价”等等方法，謀取盈利。有些干部甚至公开說：“别看領导批評資本主义思想，反正賺了比不賺强”，就因为干部中有这种思想，使施工现场存在着許多浪費现象。1954年5月17日人民日報社論“端正国营建筑企业的經营思想”一文中指出：这是受了資本主义經营思想的影响。幷且說“資本主义經营思想是和国营建筑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質根本不相容的，是和国家对国营建筑企业的要求相违背的”。国营建筑企业的資本主义經营思想，主要是由于大部分国营建筑企业是在“三、五反”之后成长起来的。它的成員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或間接来自私人营造业，还沒有完全摆脫他們过去的資本主义营造业的一套方法。在工程中高估造价，宽打窄用，使国家蒙受損失。为了彻底糾正这种不正确的思想，通过对施工现场的检查，从1955年以后把經济核算制进一步推广到工人队、組，使各工人队、組按照下达的各項指标，研究措施，挖掘潛力，幷将各項指标完成情况，作为社会主义竞賽的主要內容之一，这样对降低工程造价，节約国家建設資金起了很大作用。
  三、实行八級工資制，推行劳动定額和計件工資，貫彻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則：解放前生产資料掌握在剝削阶級手里，建筑工人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
  卖給資本家和封建把头，受着資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层层剝削，过着飢寒交迫的日子。由于当吋工資制实际上是作为剝削工人的工具，工人工資很低，在1948年技工每天所得工資仅能購买三、四斤玉米面，所以生产效率很低，瓦工每天砌一二百块砖，木工三天作不好一个門窗扇的情况非常普遍。解放后党非常重視工人工資問題，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产和工人的生活。社会主义的工資制度原則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根据这一方針，对旧社会不合理的工資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先是在1949年将貨币工資改为实物工資，这在当吋物价还不够稳定，沒有完全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遺留下来的通貨膨涨的情况下，保証了工人生活。1953年国家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随着有計划地經济建設开始，开始实行正规化的工資等級制——八級工資制，統一了过去多等級的工資标准，初步貫彻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工資原則。1954年在八級工資制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发揮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創造性，国家公佈統一的劳动定額，通过对統一劳动定額的推行，幷开始实行計件工資制，彻底貫彻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則——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由于正确的执行了党的工資制度，幷且使之不断完善，因而大大鼓舞了建筑工人的生产热情。使工程进度和工程質量不断提高。据統計，在1953年每个建筑工人年产值为3054元，到1958年提高到5988元。由于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保証按期或提前完成国家建設計划。
  反对建筑設計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傾向及“适用、經济幷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社会主义設計思想的建立：“設計工作是基本建設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当国家建設計划确定以后，每一項工程質量是合乎要求，造价是否經济，建筑是否合理，設計通常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見1955年1月2日人民日報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同志的广播摘要）。由于設計工作在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設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党对于設計工作給予极大关切和重視，幷在第一个五年計划开始执行的第一年，就适时的提出了正确的“适用、經济、幷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設計方針。
  天津市建筑設計公司成立于1952年7月。成立之后，为了加强对設計人員的政治思想敎育，在1952年和1957年，曾經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工程大检查运动及学习苏联的設計經驗运动，通过苏联設計結构計算方法与英、美設計結构計算方法的比較，認識到社会主义科学的先进性，树立了技术上一边倒思想，并初步批判了单純技术观点和对国家建設事业缺乏負責精神，使設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天津設計公司在不到3年时間（1952年7月～1954年底）內完成了价值1亿元的設計任务。但是，設計人員多半来自私人建筑事务所，过去长期接受資产阶級敎育，把設計作为个人取得名利的手段，因此也逐漸滋长着一种鋪张浪費忽視經济的傾向。特別是在1953年以后，建筑界在批判了世界主义、結构主义，学习采用民族形式之后，由于对民族形式缺乏正确的理解，于是在設計工作中走上了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狹道，为鋪张浪費、追求豪华大开方便之門。許多設計人把建筑艺术形式放在首要地位，說什么“建筑就是艺术”幷在“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內容”的借口下，不加批判地把古代建筑形式盲目照抄、搬用，幷認为古代建筑——宮殿、庙宇等已經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这种錯誤思想的发展，就使得从1954年以后在天津的建筑設計中，出现了“宮殿”式的办公楼，“庙宇”式的学校、疗养院；四合院的工厂以及建筑上五顏六色的油漆彩画等，在一些建筑物上增添了許多不必要的豪华裝飾和純粹为了裝璜用的虛假結构，如設計了不能种花的花池子，見不着阳光的日光室，不能上人的楼台等，大大提高了工程造价幷造成施工上的許多困难。这种盲目搬用古代建筑形式，旣不适用，浪費国家的建設資金，同时幷不一定美观。如华北搪瓷厂，由于追求民族形式，不考虑生产作业綫的合理布置，把建筑排成四合院，用长廊連接，使生产很不方便。在美观方面，群众幷不承認搬用古代建筑就是美观，相反的把工人疗养院呌“中国庙”，总工会干部学校呌“日本庙”，第二文化宮图書舘呌“鴿子窝”（按：該建筑屋脊上裝有96个和平鴿以代替五脊六兽）。
  薄一波同志在“反对鋪张浪費现象，保証基本建設工程又好又省又快地完成”的講話中說“宮殿式、庙宇式的建筑，毫无疑义是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和前輩建筑师們的智慧和技术才能的，我們把它当作古代艺术品来研究和借鉴，在某些必要的公共建筑物里适当地加以采用，有时是可以的，但絕不可以忽視，宮殿式庙宇式的建筑物，其中的某些結构和裝飾，也反映了封建时代統治阶級供少数人享用和欣尝的特殊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設的今天，显然不应該无批判地在实际建設中加以提倡和推广”（見1955年7月2日人民日報）。另外，人民日報在1955年3月28日的“反对建筑中的浪費现象”的社論中反复闡述了“适用、經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設計方針的辯証关系。幷且强調指出：“建筑中忽視經济原則的傾向必須迅速克服，使建筑事业眞正符合国家的計划，用有限的財力最合理最有效地为經济建設为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服务”。为了消灭設計中的浪費现象，党指示首先在設計人員中开展一次深刻的思想批判运动，揭发設計中的浪費现象，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提高設計人員的思想水平，提高設計的質量。按照党的指示，从1955年5月开展了反对浪費、励行节約运动，在設計人員中根据揭发的大量事实，开展了一次辯論，許多工程設計人員檢查了自己的資产阶級設計思想，認識到形式主义与复古主义实际上是資产阶級唯心主义思想在建筑上的反映。通过对設計上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批判和貫彻中央提出的“坚决降低非生产性建筑标准”的号召，在市委領导下对全市非生产性建筑进行了一次审查，幷规定：①凡6月份以前已經开工的工程，应根据工程进度，在节約精神下把不必要的工程項目，虛华的裝飾和标准过高的設备，尽量予以削減，要求降低原造价10％——15％；②凡6月底技术設計未完或已完，但未交付施工，在不影响施工原則下，应按照国家新的經济指标設計，或在原設計基础上进行修改；③在6月底尚未进行設計，应根据国家新标准进行設計。
  由于設計人負經过批判复古主义形式主义之后政治思想有很大提高，积极主动地采取了許多措施和新的营造作法，大大降低了非生产建筑的造价。据該年截至10月底統計，天津設計公司在完成的40多万平米的建筑設計中，共修改了90多項工程設計，节約470余万元，如体育舘工程，修改之后仅土建部份由于取消了硫璃瓦及室內一些不必要的裝飾，如浮雕、石膏花飾、藻井等，簡化了山墙帽，节約了15万元，占原預算7.5％。
  反对浪費、励行节約运动，实际上是建筑思想上两条路綫的斗爭，是一个改造阶級立场，改造世界观运动。通过这一运动：
  一、广大的設計人員从思想上明确了“适用、經济、幷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設計方針是社会主义設計思想的具体化。建筑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使用，是为了人民进行生产活动和生活上的需要。其次設計必須符合国家的經济状况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最大限度地节省国家的建設資金，要少用錢多办事，更多的滿足生产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質文化上的需要。再次才是美观。在不提高造价、增加建設投資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設計得好看些。1955年以后进行的設計，基本都能够貫彻“适用、經济、美观”的設計方針，基本上克服了鋪张浪費、虛誇浮华的資本主义設計思想的不良傾向。
  二、端正了对标准設計的看法，認識到标准設計是实现建筑业广泛采用工业化的前提。如果不采用标准設計就无法摆脫建筑上落后的手工业操作的状态，不能加速設計进度，滿足大规模經济建設的需要。由于对标准設計有了正确的認識，批評了过去認为搞标准設計沒出息不能发揮个人才能和限制了个人艺术創造等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加强了标准設計力量，因此，仅在1955年在宿舍、住宅、食堂、学校等工程上，推行通用图及重复使用图紙的数量占全年完成設計面积的45％。滿足了建筑上对設計的要求。
  为提高工程質量而斗爭：刘少奇主席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報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观在我們的經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須表现在它的質量上面”。天津的建筑工程从一开始党就十分重視質量，在第一个五年計划的第一年就提出了“百年大計、質量第一”口号，把工程質量放在首要地位。1954年党提出了“好、快、省、安全”的生产方針，幷且反复說明保証工程質量（好）是实现“快、省”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工程質量低劣不仅浪費国家建設資金，同时必然延緩工程进度。旧的私人营造业是专以营利为目的，根本不顧工程質量好坏，“三、五反”之后，打垮了私人营造业，建立与扩大了国营建筑企业，但是国营建筑企业的人員大部来自私人营造业，因而在第一个五年計划初期（1953年～1954年），虽然他們在口头上承認“百年大計、質量第一”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未認眞貫彻，不断发生单純追求数量忽視質量现象，甚至有些工程人員对質量事故采取隐瞞的态度。党对于这种忽視質量现象：
  首先是不断地在群众中深入宣传“百年大計、質量第一”方針，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敎育，經常組織質量检查，通过生动事实，敎育工程技术人員和管理干部，使逐漸树立了“質量第一”的思想。
  其次从組織上和制度上采取措施，使工程質量确实得到保証。建筑业的特点是：手工操作占比重很大，而手工操作主要是凭个人經驗，熟練程度，由于每个人的操作方法和技术水平不同，对質量不容易迸行考核。为了把实际操作方法和国家对工程質量要求統一起来，在1954年初編制了施工驗收暫行技术规范，开始实行材料試驗工作，对容易出質量事故的混凝土工程实行重量比，使混凝土配合比完全根据設計要求迸行施工，保証了混凝土工程質量。在制訂操作规程同时，必須有必要的制度作为保証，因此，从1954年以后建立了技术监督制度和检查制度，設置了专門技术监督人員和建立群众性的小組自检制度。通过技术监督工作的开展和質量检查制度的执行，基本上杜絕了可能产生質量事故的漏洞。
  第三、工程質量的提高，除了加强質量敎育，建立必要的制度之外，职工的技术水平高低也是一个关鍵問題。解放前天津建筑工程很少，技术人員和工人缺乏实践的机会，技术水平和設計、施工經驗不足，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特別是第一个五年計划之后，工业建筑增加，技术复杂，同时对工程要求較高，必須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問，曾多次开办各种技术訓練班，培訓各种技术职工，幷且不断用組織参观学习、观模表演、传授經驗等等方式，提高建筑业职工的技术水平，使国家交給建筑部門的基建任务，能够按質保量的完成。
  总之，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由于党对質量的重視，采取許多积极有效的措施，使工程質量不断提高，特别是在1955年开展反对浪費、励行节約运动之后，成績更为显著。如混凝土工程中的蜂窝、麻面、露筋；砌墙工程中橫不平、竪不直、蛇腰、鼓肚、对縫、透风等现象在1953年、1954年的工程中很普遍，經过采取措施之后，混凝土工程保証了密实程度、规格、尺寸符合設計要求；抹灰工程达到表面光滑、平正、不裂紋、不离面。而砌墙工程，在1958年中央建筑工程部召开的砌墙表演大会上天津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建筑工程質量的全面提高，保障了生产和人民生活居住的安全。
  大力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广泛組織貨源，改革供应，統一調拨物資：随着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到来，建筑材料的生产与供应也空前繁重，为了保証完成天津基本建設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加强对建筑材料工业的領导与管理。在1953年12月首先改組了建筑材料部門的体制，将原由市財政局領导的基本建設材料处，改为直接由市人民政府領导的基本建設材料供应处，統一領导和管理天津市建筑材料的生产、供应工作。
  建筑材料大致可分为两大部类：国家分配的物資，如鋼材、木材、水泥等；地方物資如砖、瓦、灰、砂、石等。国家分配物資，主要由計委負責組織向国家申請訂貨，統一交材料供应处根据計委分配計划进行供应。地方物資，由于种类很多，同时又受自然条件限制，除砖、土及一部分瓦由天津市生产外，灰、砂、石等材料和一部分瓦，必須向外地采購。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建筑材料的供需之間始終存在着矛盾（按：地方建筑材料除1955年以前有剩余，矛盾表现为供过于求外，其他各年均为供不应求）。为了解决矛盾，保証基本建設工程的順利进行，建筑材料部門作了如下工作：
  一、对資源的安排：从1953年起为了加强建筑材料生产的計划性，在砖、瓦生产方面，实行了“以銷定产”办法，分春、秋两季安排生产。但是，当时基建計划下达晚，变动大，用料单位報送計划存在一定程度的虛假，以致使某些地方材料出现积压现象。为此，在1954年先后公佈了“1954年砖、瓦、灰、砂、石統一管理办法”及“天津市人民政府基本建設材料供应处供料暫行办法”，对組織生产及資源的安排，平衡供需起了积极作用。1956年～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計划的最后两年，基本建設任务随着生产的发展又有很大发展。特別是1956年4月毛主席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上所作的“十大关系”的報告中指出“必須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沿海工业基地”之后，天津基本建設有很大发展，物質供应出现新的不平衡现象。为了适应新的需要，除在1956年成立建筑材料工业公司和木材加工工业公司，以加强对建筑材料工业的領导之外：①迅速恢复砖、瓦生产。天津的砖瓦业在1955年基建任务大量削减之后大部分停产，公私窑厂工人有80％以上回农村生产，同时1956年初又沒有打土方，为生产做好准备，这就为恢复生产增加了很大困难。但是由于党的正确領导，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約竞賽，打破常规，进行冬季生产，因而，1956年仍然超額完成了砖21199万块，瓦287万片的生产任务（不包括新生窑厂产量）。而1957年又超額完成砖35315万块，瓦332万片，基本上保証了建設上的需要。②木材加工T_业方面：由1952年起即由材料处进行加工，供应成材。它的优点主要是：能提高木材的利用率，做到“优材不劣用，大材不小用”，对加工的付产品能充分利用；可以节約管理費用和加工費用，幷能減少运輪量三分之－左右。另外，供应成材可以做到专用，避免施工单位随便挪用木材。由于統一加工供应木材具有很多好处，所以以1953年之后就取銷了原木供应。到1954年統一加工原木达到5万余立米，原木出材率由70％提高到75％以上。1956年以后，天津基建任务增加，所需木材供应量亦随之增加，統一加工不能完全滿足施工上需要，各施工公司为了保証及时供应，成立原木加工厂，木料加工由統一走向分散，木材加工工业有一定程度的扩大。1957年除各施工公司自己加工生产之外，仅木材加工工业公司供应的成材較1955年增加70％，天津木材加工工业有了很大发展。
  二、供应形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由轉站供应、直达供应到送貨上門。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基木建設任务的增加，建筑材料的供应任务也是十分繁重的，总計从1953年～1957年共完成建筑材料和生产物資的供应达1157方吨，基本上保証了需要。
  天津对建筑材料供应，在第个五年計划开始的第一年，差不多全部采取轉站供应形式，这种形式，对天津工地分散，无条件大量儲备材料等特点，是有很大的优点的。但是，轉站供应也有很多缺点，这就是容易造成損失，特別是在运力紧张的情形下，往返搬运，会造成运力的浪費，因此，在实行轉站供应的同时，又推行了直接調动办法。在推行直調期間，也遇到了一些思想障碍，如工地怕造成小搬运不愿直調，但經过事实敎育，大認識到要加速材料的运轉，降低成本，节約运力，必須大力推行直調供应，幷且规定厂取与直調两种不同供应价格，灰、砂、石每立米和水泥每吨直調价格較厂取低13％～20％。这样大大剌激了用料部門对直調的兴趣，使直調成为主要供应形式。据統計，1955年灰、砂、石、水泥等主要材料直調量相当1953年的3.5倍节約資金77万余元。1955年在直調供应基础上，又試行了送貨制，按各个用料单位分布情况和各个車站、材料厂位置，本着就地取材精神，把材料直接保送到用料单位。送貨制的实行，可以节約搬运、归垜費用，如大直沽材料厂，由于实行送貨制，1955年仅节約搬运、归垜費用即达5万余元。1956年根据試行保送制度，制訂了送貨暫行办法，同时，为了配合这一制度的推行，按照車站、碼头、材料的分布，划分供应区，制訂分区供应办法，減少了相向运輸，节約了运力。保送制是建筑材料供应形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具有以下优点：①可以保証質量，減少轉站損失，节省人力，便利用料单位，幷給財务結算創造了託收承付的有利条件；②便于全面安排供应計划（包括运輸計划），减少物資儲备，加速資金周轉；③砖瓦实行統一运价，解决了各工地运費負担不均的现象，对基本建設預算投資提供了統一标准。
  第三節：加強房屋建筑的管理与养护
  加强房屋管理的意义：城市的房屋建筑，无論是屬于全民所有（公产），或屬于私人所有（私产），都是人民的財富之一，都是劳动人民通过勞动所創造的物資。
  天津市的房屋管理工作，是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烂摊子上建立起来的。作为維护三大敌人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房屋管机构，虽然标榜着保护人民財产，“私人財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实質上保护的只是官僚、买办及帝国主义分子的利益，因此，在国民党統治的3年間，房屋管理混乱損毀严重，使人民財产遭受很大損失。
  天津解放后，党在領导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同时，非常重視城市的房屋管理工作，特別是城市房荒严重，房屋供需之間存在着很大矛盾的情况下，加强对现有房屋的管理，減少人为的損坏，延长现有房屋的使用年限有着很大意义。党曾經一再提出，解决城市房屋矛盾，有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增加房屋建設投資，这一种方法虽然比較簡单易行，但是，不符合我們国家一穷二白情况，不能把有限的資金用到房屋建設上去。第二种方法，新建与养护幷重，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一方面适当增加一批新房，同时保护现有房屋不受損坏。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我們房屋管理部門，采取了第二种方法，認眞貫彻了新建与养护併重的两条腿走路方針，在增加新的居住建筑同时，加强了房屋管理工作，大力推动危房修繕，从而保証了公用和民用房屋的需要和安全，节約了国家的建設資金。
  私产房屋的管理：在1956年以前，当私人房产还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加强对私人房屋的管理，是保护现有房屋不受損失，保証人民居住安全的重要措施。天津解放之后，由于正确的执行了党的城市房屋政策，在195〓年3月針对天津市的具体情况制訂了“私人房屋租賃暫行条例”，初步解决了房主、房客之間的矛盾，剌激了房主保护房屋的积极性，但是，天津市的房屋問題是有历史性的、长时期积累的恶习，不是經过一两次运动就可以完全解决的。特別是私有制的存在，租賃关系还不十分正常的情况下，有些私人房主認为經营房屋旣无大利可图，又要負担修房，于是“先卖点吃点，房屋早晚免不了归公”的思想非常普遍。当时房地产交易所虽然成立，但是房产交易允許私人自行协商成交，房产交易基本上还是自由市场，所以投机居奇、賎价拋售危房，零星分割裁卖房屋，索要搬家費，住戶利用留購进行投机套購，造成房屋交易混
  乱，使社会財富遭受損失。伪了糾正这种破坏城市房屋政策现象，保証人民居住安全，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根据党的城市房屋政策和中央內务部、城市服务部的历次指示：
  一、限制楼房及正体性建筑分割裁卖。从1951年以后，天津房屋占有情况，逐漸向分散发展，楼房及正体性建筑用分割裁卖的办法，达到投机取利的目的。但是楼房及正体性建筑，在建筑結构上是无法分开的，分割裁卖实际上是一种破坏建筑的行为。特別是在分割裁卖之后，一所房屋有許多个房主，在修繕保养房屋方面，互相观望无人負責，势必減少房屋使用年限。因此，从1954年10月，政府制訂了限制房主分割裁卖办法，广泛的进行宣传，說明分割裁卖的坏处，适时地制止了分割裁卖房屋的蔓延。
  二、限制住戶留买倒卖，进行投机。天津解放之后，政府虽然一再說明保障私人的正当产权，但是部分房主总是有顧虑，認为“房子迟早是要归公的”，希望卖房“捞一点是一点”，所以賤价卖給房客，而部分住戶留購之后，又轉手倒卖一部或全部。由于房客套購倒卖房屋可以取得暴利，有些房客有意欠租或拒絕合理的調正租金，破坏房屋租賃政策，影响房屋經常养护工作。为此，在限制楼房及正体性建筑分割裁卖时，规定限制住戶留購倒卖。对于已經留購的新房主规定不准轉卖或以其他方式进行謀利。
  三、限制买卖危房及违章建筑。房主为了逃避修房責任或怕违章建筑拆除，造成个人損失，将危房或违章建筑賤价出卖，在1953年前后，也非常普遍，这样不仅对市民住房极不安全，同时由于违章建筑是政府规定严格取締的房屋，买卖双方很容易造成糾紛，所以在1954年以后，严格禁止买卖危房及违章建筑。对于要求出卖危房的房主，必須先将危房修好才准出卖，或者購买者有修繕能力，在买房后能够修房方准成交。违章建筑根据城市建設规划，須拆除的由区交易所严加控制，逐步予以消灭。
  四、限制拆卖房屋設备、指房借錢和索取搬家費用。設备是正体建筑的一部分，拆卖設备，实际上就是对房屋进行破坏，因此，群众对房主拆卖設备的行为非常气憤，要求政府加以限制。1954年二区首屆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就有代表提出：“我們在进行建設，他們却在进行破坏”，但是，限制拆卖房屋設备，必須首先从限制私商購买入手，因为当时房主拆卖設备多由私商（主要是拍卖行）收买包拆。为此现定凡要拆卖設备，必須經区建設科批准，私商不得自行拆卸設备，杜絕私人拆卖設备漏洞。
  本市居住房屋比較紧张，租房比較困难，有些房主在房屋倒底取締之后，采取指房借錢办法，进行勒索。另外，过去房主因急需收房自用或出卖，房客又有房可迁，房主酌予搬家費以补房客搬家时損失，这个习慣我們虽然未承認合法，但也未加限制，因而愈演愈多，成为一种恶习。有些房主为了高价卖房，謀取暴利，即以搬家賽誘攆房客，而有些房客，也故意以搬家費多少做为勒索条件，有的房主反映：“房屋一出租，就等于产权丟了一半”。所以生活富裕的房主，宁愿将房屋空着，也不愿出租。影响了现有房屋的合理使用。但是，对搬家費問題，情况比較普遍，而且习以成风，不是规定一个办法所能解决，主要采取宣传敎育、批評方法，使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协議。
  五、取締非法房屋經紀人的活动。1951年10月政府决定取締房地产經紀人，各区成立房地产交易所。但由于房屋买卖仍存在着自由市场，允許私人成交后再到房地产交易所办理手績，这样就給一部分旧經紀人以可乘之机，暗中进行活动，哄抬房价、欺騙訛詐房客。对于非法經紀人的活动，政府采取坚决态度，根据情节輕重予以处理，严重的或屡敎不改的送法院处理，打击了非法經紀人的活动。
  六、关于危房修繕工作：“天津旧有房屋的状况，基本上是老、旧、残、破，市民得不到适当住所，妨碍生产，影响人民健康，妨碍市民正常工作”（見杨振亚同志1951年2月3日在天津市三屆各界代表会第一次会議上報告）。天津现有房屋，大都是1936年以前（七七事变以前）建筑的，有許多房屋超过了保固期限。一般建筑有20～30年的历史；最早的有70～80年的历史。如旧日租界的房子，大部分是1910年～1930年建筑；南市一带的房子多系1910年～1920年建筑；河北一带的房子多系1910年左右建筑；城廂一带建筑年代更远，有的有百年历史。由于天津现有建筑年代久，加上过去租賃关系混乱，人民收入菲薄，房客不交租，房东不修房成为普遍现象，許多房屋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据1950年調查，天津市原有建筑全部完好的只占30％，普遍破漏的占58％，严重破漏有倒塌危险的約占10％左右。由于危房多，所以在解放前每到雨季經常发生塌房伤人事故。如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匪联勤被服厂子弟学校，楼板突然塌下，200多个学生受到輕重不同的跌伤和砸伤。解放后党非常重視房屋的修繕工作，特別是1951年房屋租賃条例公布之后，由于貫彻了“以租养房”的方針，在政府大力推动，群众监督之下，仅在1951年、1952年修繕了危房32万余間，全市約有一半住房得到程度不同的修繕。但是，天津市房屋年久失修的情况是严重的，虽然在恢复时期修繕了不少房屋，但在私人經营的情况下，或因房主限于經济能力，修繕不彻底，或因房主的敷衍搪塞，修房質量不高，再加上天津原有房屋一般是老、旧、残、破，年年修年年破，旧的危房还沒有修完，又发现一批新的危房，所以推动修繕危房，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是一个經常性的任务，每年都动員了很大一部分力量进行这一工作。
  推动私房修繕，直接关系着生产、关系着人民生活居住安全，任务旣繁重而又复杂，因此，必須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1953年全市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普查和修繕危房运动，通过報紙、电台及其他各种形式宣传党的城市房屋政策，掀起了一个群众性修房，貫彻租賃条例运动，結果收获很大，到7月底全市修房37185間。
  大力推动私人修房，必須与調整租賃关系結起来，解决低租、欠租問題。使房主、房客双方互相协作，互相监督，房主修房，房客交租；房主把一部分租金存入銀行，作为修房儲蓄，这个办法群众一般反映很好，解决了不少糾紛。
  大力推动修房，实际上也是对群众进行爱护国家財产、提高群众社会主义思想工作。在几千年来私有制观念的影响下，許多人抱着这样思想：“房子是我的，想修就修，不想修就不想修”。另外，也有些房主，对社会主义有抵触情緒，抱着“倒一間房，卖三根檩”的态度，因此，对房主必須反复地进行敎育，說明房屋虽然屬于私人所有，但也是社会財产一部分，不是爱修就修，不爱修就不修，特別是举办修房展览会，处理拒不修房砸伤房客，对房主敎育很大，推动了一部分房主修房积极性。
  另外，在推动修房工作中，貫彻了拥軍、优屬和照顧无力修房者的困难，优先进行补助或进行貸欵。修房时特別注意隐蔽性危房，強調普查要细，修要彻底。正因为在房屋管理中，貫彻了一切从保护原有房屋不受損坏的方針，采取了許多积极有力的措施，所以到1956年，全市推动私房修繕达58万余間，其中由政府貸款191万余元，修房9万余間，补助費16万余元，修房7千余間。天津市園有房屋差不多都經过程度不同維护，对于保护社会財产，保障生产和居住安全起了很大作用。
  七、对私人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天津市的房屋状况，根据1955年11月份的調查，共有156万余間，其中屬于私营房地产企业或私人占有的房屋为81.7万余間，占全市房屋总数的52.27％。而在私人占有的房屋中，又有一半以上即47.5万余間为出租房屋。解放后，为了保障社会財富免受損失和人民居住的安全和安宁，采取了許多积极有效措施，加强了对私房的管理，制止了解放前长期存在的混乱现象。但是，房屋掌握在私人手里，采取資本主义的經营方式，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的居住和使用是有矛盾的。中央城市服务部张永励付部长在第二次全国厅局长会議上“关于城市房产管理工作的報告”中对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提出了三点：①房主抱着“得过且过，得一点化一点”的态度，只收租不修房，使房屋得不到正常保养；②租賃关系混乱，房主任意抬高房租，索取額外費用，加重职工負担，影响职工生活；③出租条件过苛，甚至有的宁愿把房屋閑置，不肯出租，妨碍房屋的合理利用。
  从天津的情况看，和全国各城市基本相同。由于房屋为私人所占有，首先就使得房屋使用不合理，不能充分发揮房屋的作用。天津市的居住房屋缺乏，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問題，但是有些房主宁愿把自己住不了的房屋空起来，也不肯出租，影响劳动人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从1956年1～4月份在房地产交易所登記出卖的7240間房屋看，絕大部分是空房或可以騰空的房屋，这說明私人房屋中潛力很大，就因为房屋私有制的存在，不能合理地調剂使用，以有余补不足，使现有房屋不能充分发揮作用；其次，房主中大部分抱着消极經营思想，“得过且过”，“得一点化一点”，不能很好养护房屋，虽經政府大力推动私房修繕也是敷衍了事，修繕极不彻底；再次，租賃关系不正常，存在着偏高或偏低情况，虽然租賃条例公布之后，历年解决了不少糾紛，但由于房屋性質未变，根本矛盾仍然仔在，新的糾紛仍然还会出现。
  私有房屋的租賃是資本借貸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以租賃的方式获得一定利潤的資本主义經营性質。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全面地完成經济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消灭剝削制度，就必須对城市私人占有房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城市房屋置于国家的直接管理之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1956年初，当全国出现了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时，天津市开始准备对私人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人出租房屋和私人工商业一样，同屬于資本主义性質，也是按照贖买政策，但在改造的方式上不是采取“公私合营”，而是“国营定租”，即按照房主在一定时期的实收租金，減去各項开支后的盈余部分核算定租。房屋完全由政府經营，无論經营情况如何，均不影响房主租金。
  为什么对私人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采取“公私合营”而采取“国营定租”方式呢？这是由于实行“公私合营，以产定息”，首先必須进行估值工作，但私人房屋在估值上存在着很多困难。如建筑結构、建筑年代不同，有的房屋在建筑时偷工減枓，外表虽好，質量很低，有的虽然超过保固期，但保养好，所有这些情况使估值很难合理，同时，在技术上也有困难，因此，采取“国营定租”方式，一方面适合私人出租房屋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能达到改造的目的。
  1956年8月，市人氏委員会通过了天津市私有房屋社会主义改造方案，开始了第一批私改工作。当时整个形勢是很好的，对私人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已取得巨大的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心所向，私人房地企业的职工也紛紛要求改造，房主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感到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大部分房主表示愿意接受改造，提出申請。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形式势的需要，第一批私改，首先是对占有300間以上的大房产者进行改造（包括私营房产公司）。定租的办法是按1955年或一定时期內房主的实收租金，扣除开支部分（房地产稅、修繕費、經营費等），以实际盈余作为定租标准。对于經营亏累戶，按实收租金2％～5％定租以示照顧。对房地产企业的职工和专职經营房产的房主，政府采取包下来的办法：对依靠房租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房主，根据党的逐步改变剝削者为自食其力的勞动者的政策，愿意工作的可以酌情吸收安置工作。
  第一批私改工作，在党的正确領导下，由于广大群众的支持，进行的很順利，到11月份已胜利完成，共計改造了260戶，房屋64690間。
  在第一批私改取得經驗之后，1958年又开始第二批私房改造，改造范围为150平米（約合納税間11間）。由于第二批多数是中、小房主，房屋数量大、質量次、分散，所以定租首先考虑房屋的維修問題；其次照顧房主的生活。通过1958年对中、小房主的改造，天津市私人房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总計两批共改造房屋294690間。在私改之后，房主能够按期拿租金，收入固定，普遍感到滿意，而房租偏高的略有降低，对危房及时进行了修繕，解除了危险，保障了人民居住安全。
  另外，天津的各宗敎团体也有不少出租房屋，据1956年調查，共計为18107間。其中天主敎占有房屋最多，为15459間。敎会出租房屋和私人房屋一样，經营管理混乱、房租偏高、房屋得不到正常养护，房主、房客之間矛盾很大，群众要求对敎会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在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敎会也感到經营房屋利潤少，在对第一批私房进行改造时要求对出租房屋进行改造。根据敎会要求，1956年底首先接受了天主教出租房屋。产权性質不变，房屋由政府統一管理，付給敎会一定的租金（占房租收入的2.3％)。幷且专門設立天津市天主敎房产联合經营处，負責敎会房屋的改造和管理工作。1958年在第二批私改中，又接管了基督敎、佛敎、道敎的出租房屋，至此，敎会房屋也納入了国营軌道。
  通过1956年和1958年两批私房改造，私人房屋在全市房屋中所占比重，已由1955年的52.27％下降到20％；国营公产由1955年的47.33％上升到80％。由于私人房屋在改造之后，是在国家統一管理之下，解决了私人占有制与社会主义建設之間的矛盾，大大有利于房屋的养护与合理使用，充分发揮了城市现有房屋的作用。
  公产房屋的管理：天津市的公产房屋管理，是在市房地产管理局統一領导之下，根据房屋的所屬系統，单位性質及財政来源，采取以下几种管理形式：
  ①直接管理：市屬行政单位使用公房，統一由市房管局直接管理，规划調配，幷由市財政拨款修繕。市行政单位所屬企业費开支的公司，由于性質不同，交房产公司經租修繕。
  ②委託管理：市屬文敎卫生部門使用公房，因为使用性質不同于一般机关，設备、修繕要求也有所不同，另外，使用上变动不大，所以委託由使用单位自行管理，責責修繕。
  ③系統管理：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中央及外地駐津单位使用的房屋；第二种是部队自建自購房屋；第三种是1956年私人工商业合营以后的房屋。但是，不論那种情况都是在市房地产管理机构的統一領导之下，市房管局有权进行监督检查对房屋养护及使用情况。
  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公产房屋的管理工作，着重貫彻节約用房，重点調整，合理使用及加强公房养护工作。天津市公产房屋，在1949年底一共只有65000間，但到1957年增加到1059000余間（包括代管产及私改房屋），公产房屋增长速度很快，随之而来的管理修繕任务也逐年加大。特别是在接管的房屋中，很大一部分屬于破旧簡陋房屋，必須加强养护，才能保証生产和居住安全。对于公产房屋的养护，在恢复时期，根据当时的財政情况，主要是“搶危补漏”，解决危险。1953年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执行了“好房好修、坏房簡修与一般养护”方針，修繕范围逐漸扩大，同时，对于超过保固期的危房，采取大修和落地重建办法，仅1953年就对河北区焦家花园，和平区的信昌里，河西区的三合里，三德里，紅桥区的兴仁里等处858間严重危险房屋进行了落地重建，解决了这些地区劳动人民长期住危房的問題，从1954年以后，由于公房在前几年普遍进行了养护，基本上結束了搶危补漏，轉入了經常維护阶段，幷且对高級房屋，实行“分級养护，按年輪流”办法，加强了高級房屋的养护工作。
  天津市房屋在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虽然新建很多房屋，但缺房情况幷沒有解决：有些机关、企业、团体在房屋使用上也存在着过宽过窄现象。为了貫彻节約用房方針，在1957年对中央及外地駐津30多个单位，工商业系統90个专业公司，市屬行政机关及文敎系統的用房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通过普查制訂了使用公房的标准（平均尔每人4～7平米），有力的推动了节約用房工作，总計在1957年一年內，节約了建筑面积87000多平米，解决了一部分机关办公用房及职工居住用房間題。
  在天津的旧有大型建筑中，有些由于建筑时偷工減料，存在着濳在的危险，有些是解放前使用不合理，建筑反复移手，随意拆改，造成人为的破坏。解放后，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对一些大型建筑提出新的使用要求，但拆改原有建筑，必須首先迸行鑑定，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計划初期，即由天津設計公司抽調一部分力量負責大型建筑的鑑定工作，1954年为使房屋鑑定与修繕結合起来，将鑑定工作移交房管局領导。几年来由于对鑑定工作的重視，如对解放前有名的危楼——世界大楼进行了全面地鑑定、拆修；对劝业场、天祥市场、大光明影院等建筑內部改建的鑑定設計，一方面延长了旧有大型建筑的使用年限，同时也滿足了生产发展和人民文化生活对建筑上提出的新的需要。
  开展統一建房，“多、快、好、省”地解决职工住房問題：解放后在解决职工住房問題上基本上是由各单位分散进行，自己委託設計、施工、申請建筑材料，申請基建用地，这样不仅在人力上浪費很大，同时，由于分散建房，缺乏統一规划、安排，一切公共建筑、服务性建筑与住宅建筑互相脫节，因而，造成一些新的混乱现象，增加城市房屋管理工作上麻煩。为此，从1956年11月起开始实行統一建房，由市房管局为总甲方，負責全面的統建工作。統建的范围包括：市屬行政部門的办公用房、职工宿舍、住宅；地方工业、业商、文敎、卫生、建設、交通、手工业系統及中央、外地駐津行政单位的职工住宿用房。
  在政府决定实行統一建房之后，受到各单位的普遍欢迎和拥护，在1957年和1958年两年中，房管局接受了中央及地方103个单位的委託，建成了495977平米，进一步緩和了缺房的情况。
  两年的經驗証明，統一建房具有很多的优越性：
  ①便于統一調配物資，以有余补不足，挖掘建房潛力。在沒有实行統一建房之前，各投資单位自己申請材料，常常发生过多或过少现象。材料有富余的单位把材料移作別用，而少的或沒有申請到材料的单位，常常虽有投資但不能建房。这种情况，在实行統一建房后，材料由統建办公室掌握，可以进行全面平衡，完全解决了这个問題。如1957年統建投資中，有700多万元的自筹欵沒有材料，但經过平衡，幷采取統一改变結构、降低用料定额等办法，使无料单位也能建筑了房屋。
  ②便于統一进行规划，节約城市基建用地。分散建房，由于投資分散，某些地区虽然规划为住宅区，但由于地势低洼，塡土费用大或地上物处理較比困难，因而废棄不用。实行統建之后，可以集中力量处理地上物，統一先行垫土工程，所需費用平均分摊，这样就解决了大家爭用高地，废棄洼地现象，同时，統一垫土能节約土方成本，降低建筑造价。
  ③便利职工居住，統筹安排服务性建筑。分散建房，一个单位不好考虑也无力修建服务性建筑，往往职工迁入新房之后，小孩上学、購买生活日用品，感到非常不便。統一建房是按照城市规划街坊布置，在建职工宿舍（住宅）时，同时考虑到服务性建筑和公共設施，因此解决了建房与正个城市建設的脫节問題。
  ④統一建房只有一个甲方（房管局），一切由房管局負責，这样无論是申請土地、申報建筑、委託設計、委託施工等工作都由房管局負責办理，旣避免了多头，同时又可以节約一定的人力和时間。
  ⑤統一建房，由于設計、施工統一安排，在設計方面便于使用标准图或通用图，施工上因为是大面积生产，便于实行流水作业，节約临时設施，省工、省时和工程管理人員。
  实行統一建房虽然是一項新的工作，还缺乏經驗，管理制度上还不够健全，但事实証明它比分散建房具有很多优点，因此，从1957年以后，統一建房形成制度，統建办公室轉为房管局內部常設机构。
  第四節：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成就
  从1953年～1957年是我国实现发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在此时期內，由于中央及市委的正确領导，認眞貫彻了“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針，幷在各个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措施，因而，在1957年11月20日提前41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設任务，通过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实现：
  一、城市面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总計在五年內共完成各种不同使用性質的建筑达421万余平米，其中厂房建筑50.1万余平米，仓儲建筑55.9万余平米，职工住宅1757万余平米，文敎卫生64.4万余平米，办公用房25万余平米，其他建筑49.6万余平米。通过第一个五年建設的完成，在工业方面：由于許多厂房，仓儲建筑按期完成，交付使用，有力支援了生产发展。在文敎卫生方面，增加学生席位10方余个（包括：大专、中专、普通中、小学），医疗床位2200个，影剧院席位4071个。特別是像大型体育舘、第二中心医院、兒童医院的兴建，对提高人氏的文化生活活、健康水平起了一定作用。在住宅方面：5年內新建175.7万平米，解决了近30万人的居住問題，建筑标准較1952年新建的工人新村有很大提高，如尖山住宅区、团結里、德才里及中山門、王串？、丁字沽等处，53年以后新建住宅均为三层或三层以上建筑，这充分說明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居住条件又有一定的改善。
  二、建筑力量的壮大，生产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天津建筑力量，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是由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在1953年以前，无論是設
  計、施工基本上都操縦在私人营造业手里。从1952年起，扩大了国营建筑业力量，經过几年努力，到1957年，建筑安装队伍已增加到19739人（另外，建筑材料工业职工增加到9514人，較1952年增加1.4倍），而这支基建队伍，通过冬訓学习、肃反、正风反右运动，技术培养和业务实践，无論是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从下列几个統計數字中即可看出由于职工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的提高，建筑业的面貌同样发生了巨大发化。
  第一个五年計划各項指标完成情况：
  建筑造价（㎡）：1953年128元.1957年72.87元．降低造价42.3％。
  建筑工人平均年产值: 1953年3054元.1957年5428元．提高产值77.73％。
  每平米用工数：1953年9.17日.1957年3.68日降低用工将近2倍。
  工程成本降低率：1953年1.31％，1957年7.74％。
  三、建筑业职工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建筑工人一般都是露天作业或高空作业，安全保护工作非常重要，但在旧社会里，工人不是人，根本沒有安全技术这一課題，因此，高空建筑沒有馬道，工人都是从脚手上爬上爬下，称为“猴爬杆”；也沒有防护設备，經信发生死亡或重伤事故。从1952年国营建筑业扩大之后，党非常重視工人安全生产，从1953年起就建立了技术安全专設机构，制訂了各項安全管理制度，广泛地向工人进行安全敎育，同时根据工程特点和季节变化采取不同安全措施施工现场都設置防护、保险和信号裝置，有效的保护工人生产中的安全，使工伤事故率逐年下降，如建工局系統1953年全年共发生工伤事故1622件，重伤30件，死亡3件，到1957年減少到570件，其中重伤13件，完全銷灭了死亡事故。解放前工人劳动时間不固定，資本家可以任意廷长工作吋間，实行所謂“星星制”（星星未落上工，星星出来下工），解放后在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計划初期，建筑工人即实行9小时大礼拜工作制度，1956年以后，又改为8小时小礼拜工作制，使工人們有更多的休息、学习和文化娛乐活动时間。
  在生活方面：建筑工人（包括建筑材料工人）在解放前过着啼飢号寒的生活，1952年后建筑工人参加了国营建筑企业，收入固定，生活有了确实保障，到1957年建筑工人平均工資达787元，較解放初提高了6倍以上。另外，从1953年起国家公布了劳动保护条例，工人的生、老、病、残、死都由国家負責。同时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专門为建筑工人开办了文化业余学校，各公司都建立了业余文工团，所有这一切大大丰富了工人业余文化生活。使建筑工人在政治上、經济上彻底翻了身，在物質生活和精神面貌起了根本性变化。
  第四章：第二个五年計劃开始的头两年，天津建筑业出现了全面持續大跃进的新局面
  第一節：第二个五年計劃的开始給天津建筑业带来了光荣而繁重的任务
  第二个五年計划的远景：第一个五年計划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在經济战綫，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所取得的决定性的胜利，为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經济实现第二个五年計划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制訂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幷向全党全民发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
  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制訂，更加鼓午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干劲。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波瀾壮濶的大跃进的形式。
  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設的報告”中，着重指出：“我們必須充分地利用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我們在內地迸行工业建設所需要的許多原材料設备、資金和技术人材，都需要近海城市原有工业来供应和支援。可以說，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地，是我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天津是我国近海的工业基地之一，根据中央提出的“充分利用幷合理发展近海各原有工业基地”的方針，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天津負有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大力发展机电工业、化学工业和鋼鉄工业，以支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积极地发展紡織工业和輕工业，滿足国內和出口的需要；相应地发展手工业，以补大工业生产的不足；同时要增加新品种，大力提高产品質量，向大型的、高級的、精密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个方針，在机电工业方面，农业机械、农业动力机械、化工机械、发电設备、煉鋼及軋鋼設备、矿山机械及有关的控制仪表装置……要大大发展，使天津成为供应机电工业設备的一个基地。在化学工业方面，主要是大力发展塑料加工、合成纖維、化肥、合成橡胶……等新兴工业和新产品（按以上所引，均見李耕涛副市长1958年4月在河北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議上的发言）。
  1958年基本建設空前繁重，給建筑业提出光荣而艰巨任务：1958年是发展国民經济第二个五年計划的第一年，根据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的精神，在基本建設方面，1958年天津的基本建設任务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李耕涛副市长1958年6月在天津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上的“天津市人民委員会的工作報告”上指出：1958年中央下达的基本建設投資总額为2.05亿元，根据需要和財力、物力可能，已实际安排到3.14亿元，比1951年增加了227％，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計划投資总額的80.2％，其中地方工业投資占总額投資的68.5％，而用于发展高級、精密、大型产品的投資比重，約占70％以上。地方工业的建設項目，包括1957年未完工程，共有450个，限額以上的有10个，100万元以上的新建、改建单位78个，包括鋼厂轉爐車間、化肥厂、硫酸厂、輪胎厂、手表厂、电子仪表厂、摄影器材厂、变压器厂等。由于1958年天津基本建設投資很大，特別是工业方面的基本建設投資很大，因此，給天津市建筑业带来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1957年以前，天津的建筑业一直是搞民用建筑为主。1957年建筑任务中，工业建筑的比重只占18％，但1958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工业建筑的比重突然增加到62％，鋼筋混凝土結构工程1957年只占4.5％，1958年增加到28.12％，特別是1958年下半年，由于对鋼鉄、机械工业的大发展，突击任务陆續增加，新上馬的工业建筑任务工期要求紧，全年任务呈现“先小后大，后来者居上”，就更要求建筑部門的全体职工，千方百計地克服困难，迅速由搞民用建筑为主轉向搞工业建筑为主，迎头赶上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節：以快速施工为綱，大搞群众运动，大鬧技术革命，胜利完成1958年建筑任务，实现了建筑业大跃进
  政治掛帅，全年大搞群众运动，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1958年建筑部門在党的統一領导下，連續开展了5次群众性生产运动，每次运动开展的及时，指标訂的先进，任务要求提的具体，口号鮮明有力，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前进。
  1958年开展的5次群众性生产运动，首先是在年初的反保守、反浪費、深入止改的基础上，制訂跃进計划。从而掀起了一个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运动，使生产指标一跃再跃，据統計1953年設計方面的生产指标先后跃进了6次，施工計划修訂了3次。
  其次是在3月初开展的以消灭材料工具管理方面的“丟、埋、压、拿、偷、坏、費”等七害为中心的“挖宝献宝”运动。这一运动实質上是“双反”运动的一部份。在“挖宝献宝”运动中，工程技术人員还从技术上提出“五挖五献”倡議。所謂五挖是从，設計图紙予算上挖（修改不合理的設計、予算）；从使用材料上挖（在保証質量的前提下节省、代用材料）；从組織措施上挖；从现场布置上挖；从操作技术上挖。所謂五献：献合理化建議、献技术措施、献代用材枓、献勤俭施工方案，献新工具通过“挖宝献宝”运动改进了企业管理，树立了勤俭节約风气，同时进一步推动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工作。
  第三、从4月中旬开展的扫除生产障碍，力爭超額完成上半年跃进計划的生产运动，在“三年看头年，头年看春天”的响亮口号下，經过两个多月的努力，胜利地实现了上半年跃迸計划。
  第四、与4月份力爭超額完成上半年跃进計划同时，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幷将这一运动貫彻到全年的生产工作中去，使三分之一工人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和新工具操作。
  第五、以鋼为綱，全面推行快速施工，大大发揮了群众的敢想、敢說、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劳动力、材料、运輸力都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提前40多天完成了全年計划，有力的支援了鋼鉄元帅升帐。
  大搞快速施工，大鬧技术革命：天津市建筑业在1956年就曾經推行过快速施工，幷且曾以36个工作日建成了三层混合結构的宿舍工程；以24天建成了200张病床的綜合医院的主体結构工程。但是，由于当时对快速施工缺乏正确的認識，沒有能够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
  1958年建筑任务空前繁重，工期要求紧，这就要求建筑业以革命精神，創造新的施工方法。而快速施工也正是“我国建筑业的一个重大創举，是十年来施工經驗的大成，是建筑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主要标帜，也是建筑业貫彻党的总路綫的集中表现”（引建筑杂誌十八期刘秀峰部长高速度地进行建設一文）。
  天津建筑业大搞快速施工，是在第二季度的群众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通过快速施工，13000平米的冷藏庫大楼，只用了89天时間，比原計划工期提前了两个多月；6.5立米的6个小高爐工程，只用了15天时間。当时虽然搞了快速施工，但还沒有摆脫战線长，力量分散的缺点，所以，沒有全面推广。从9月份以后，开展了快速施工的第一个战役，共25处工程，其中24处，20789平米工程都提前完成了任务。幷且在工程質量上大部份良好，降低成本一般在20％以上。其中三建鋼厂工地，以25天速度完成了7893平米装配式鋼筋混凝土結构，大型轉爐車間主厂房工程；一建新兴鋼厂工地以5天零22小时完成了3314平米砖柱装配式鋼筋混凝土結构，中型轉爐車間主体工程；而六建負責施工的耐火器材厂新建56座立窑，共6000多平米（包括厂房和宿舍），只用了7天时間就全部建成。
  在9月份第一个快速施工战役之后，紧接着又組織了第二个战役，安排了62处工程，25235平米，在规模上比第一次扩大了，在施工技术和組織管理上也都有进一步的提高，成績更加显著。
  1958年出现的以快速施工为綱，大搞群众运动，大鬧技术革命决不是偶然的现象，他是在以下条件下形成的波瀾壮濶的群众运动，这些条件就是：
  一、“正风”、“反右”以后，广大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总路綫公布以后，更鼓午了群众的革命干劲，新的思想基础必然带来新的生产面貌，工人們說：大搞快速施工是“思想工作破迷信，正風运动賽千斤”的成果。
  二、“双反”运动以后，建筑业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結合”，領导干部深入基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及时扫除生产上的障碍，密切了領导与群众关系，管理工作也有許多改进，为快速施工創造了条件。
  三、以鋼为綱，为鋼而战，这一严重的政治任务，要求建筑部門集中主要力量，提前完成重点工程，逼人的形式，要求我們必須大搞快速施工。
  正由于大搞快速施工具有上述条件，所以快速施工才能形成群众运动，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施工速度。
  快速施工带动了建筑业的全面大跃进：快速施工是大跃进的产物，推行快速施工的經驗証明，他可以大大縮短施工期限，保証重点工程按期或提前交付使用，促进工业生产的大跃进；同时，他还要求有高度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高度的协作精神和負責态度，充分发揮机械設备的作用。因此，快速施工，可以說是建筑部門实现社会主义总路綫的一項革命措施，抓住快速施工这一綱，就可以做到綱举目张，带动建筑业的全面跃进。所以如此，这是由于推行快速施工，首先必須实行工程排队，縮短战綫，集中人力物力，分批分期組織战役，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天津实行工程排队，是按照“必保、爭取、暫停”三类統筹安排。为了保証重点工程，必須貫彻集中优势兵力，完成一批再上一批。事实証明，如果不是这样，分散兵力、全面开花、打消耗战，就无法实现快速施工，古語說的好：“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也正是这个意思。
  其次必須按照快速施工的要求，改进施工管理，加强組織領导，要做到快設計、快准备、快施工、快安装、快收尾，任何一环跟不上去，就会影响全局。过去設計跟不上施工，停工待图现象經常发生，1958年为了配合快速施工，設計单位創造性的推行了快速設計，用重复使用图紙，推广定型設計，簡化設計手續，实行现场設計等等方法，大大提高了設計速度，据統計1958年市建筑工程局設計处，在下放干部25％的情况下，完成設計任务比1957年增加了5倍以上。
  在快速施工中，准备工作非常重要。而准备工作中，现场布置，包括运輪道路，材枓堆放及予制构件的布置必須作好，否則，会因为现场布置混乱，影响施工速度。另外，对施工組織也必須事先配备好，减少中間調动，免得临时力量不足，手忙脚乱。
  在快速施工中，經常会发生不平衡现象，这就要求，領导深入第一綫，帮助工地克服施工中的薄弱环节；加强調度工作，打破公司、工地界限；改进管理制度。所有这一些新的措施，大大改变了施工管理面貌，出现了施工管理中新秩序。
  第三、提高建筑物构件的予制装配程度，实行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以主体工程为主导，使各工种齐头幷进，减少和消灭間歇时間。提高建筑物构件予制面是实行快速施工必备条件，1958年建筑部門在提高予制面方面，混凝土造了前所未有的施工速度。
  快速施工带动了建筑业的全面大跃进：快速施工是大跃进的产物，推行快速施工的經驗証明，他可以大大縮短施工期限，保証重点工程按期或提前交付使用，促进工业生产的大跃进；同时，他还要求有高度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高度的协作精神和負責态度，充分发揮机械設备的作用。因此，快速施工，可以說是建筑部門实现社会主义总路綫的一項革命措施，抓住快速施工这一綱，就可以做到綱举目张，带动建筑业的全面跃进。所以如此，这是由于推行快速施工，首先必須实行工程排队，縮短战綫，集中人力物力，分批分期組織战役，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天津实行工程排队，是按照“必保、爭取、暫停”三类統筹安排。为了保証重点工程，必須貫彻集中优势兵力，完成一批再上一批。事实証明，如果不是这样，分散兵力、全面开花、打消耗战，就无法实现快速施工，古語說的好：“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也正是这个意思。
  其次必須按照快速施工的要求，改进施工管理，加强組織領导，要做到快設計、快准备、快施工、快安装、快收尾，任何一环跟不上去，就会影响全局。过去設計跟不上施工，停工待图现象經常发生，1958年为了配合快速施工，設計单位創造性的推行了快速設計，用重复使用图紙，推广定型設計，簡化設計手續，实行现场設計等等方法，大大提高了設計速度，据統計1958年市建筑工程局設計处，在下放干部25％的情况下，完成設計任务比1957年增加了5倍以上。
  在快速施工中，准备工作非常重要。而准备工作中，现场布置，包括运輪道路，材枓堆放及予制构件的布置必須作好，否則，会因为现场布置混乱，影响施工速度。另外，对施工組織也必須事先配备好，减少中間調动，免得临时力量不足，手忙脚乱。
  在快速施工中，經常会发生不平衡现象，这就要求，領导深入第一綫，帮助工地克服施工中的薄弱环节；加强調度工作，打破公司、工地界限；改进管理制度。所有这一些新的措施，大大改变了施工管理面貌，出现了施工管理中新秩序。
  第三、提高建筑物构件的予制装配程度，实行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以主体工程为主导，使各工种齐头幷进，减少和消灭間歇时間。提高建筑物构件予制面是实行快速施工必备条件，1958年建筑部門在提高予制面方面，混凝土造了前所未有的施工速度。
  快速施工带动了建筑业的全面大跃进：快速施工是大跃进的产物，推行快速施工的經驗証明，他可以大大縮短施工期限，保証重点工程按期或提前交付使用，促进工业生产的大跃进；同时，他还要求有高度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高度的协作精神和負責态度，充分发揮机械設备的作用。因此，快速施工，可以說是建筑部門实现社会主义总路綫的一項革命措施，抓住快速施工这一綱，就可以做到綱举目张，带动建筑业的全面跃进。所以如此，这是由于推行快速施工，首先必須实行工程排队，縮短战綫，集中人力物力，分批分期組織战役，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天津实行工程排队，是按照“必保、爭取、暫停”三类統筹安排。为了保証重点工程，必須貫彻集中优势兵力，完成一批再上一批。事实証明，如果不是这样，分散兵力、全面开花、打消耗战，就无法实现快速施工，古語說的好：“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也正是这个意思。
  其次必須按照快速施工的要求，改进施工管理，加强組織領导，要做到快設計、快准备、快施工、快安装、快收尾，任何一环跟不上去，就会影响全局。过去設計跟不上施工，停工待图现象經常发生，1958年为了配合快速施工，設計单位創造性的推行了快速設計，用重复使用图紙，推广定型設計，簡化設計手續，实行现场設計等等方法，大大提高了設計速度，据統計1958年市建筑工程局設計处，在下放干部25％的情况下，完成設計任务比1957年增加了5倍以上。
  在快速施工中，准备工作非常重要。而准备工作中，现场布置，包括运輪道路，材枓堆放及予制构件的布置必須作好，否則，会因为现场布置混乱，影响施工速度。另外，对施工組織也必須事先配备好，减少中間調动，免得临时力量不足，手忙脚乱。
  在快速施工中，經常会发生不平衡现象，这就要求，領导深入第一綫，帮助工地克服施工中的薄弱环节；加强調度工作，打破公司、工地界限；改进管理制度。所有这一些新的措施，大大改变了施工管理面貌，出现了施工管理中新秩序。
  第三、提高建筑物构件的予制装配程度，实行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以主体工程为主导，使各工种齐头幷进，减少和消灭間歇时間。提高建筑物构件予制面是实行快速施工必备条件，1958年建筑部門在提高予制面方面，混凝土工程予制率平均达到44％，幷且各工地尽量压縮短主要工序，扩大予制面，如作板条頂棚，先按房間釘好，再拚湊安装，使效率提高3倍；风簷板、簷头望板、露明椽子等都予先刷好交活油。通过予制，門窗工厂化程度达到82％。
  在施工方法上，为了充分利用时間和空間，实行堅向多层、橫向多头、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方法，使多道工序同时进行，紧密搭接，減少和消灭了工序之間的間歇时間，如六建机械厂鑄工車間，在施工过程中，同时交叉进行施工的有14項工程，20几个項目，由于实行交叉平行流水作业，不讓一个工序等人，結果3895平米的装配式鋼筋混凝土厂房，仅用18天时間就建成了。
  第四、大鬧技术輩命，实行机械化、半机械化和改良工具相結合的施工方法，为力爭高速度創造条件。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是实现大面积的快速施工，多、快、好、省地完成基本建設任务的主要方法。天津建筑业几年来的基本状况是机械化程度很低，手工业操作占的比重大，劳动量很重而效率很低。这种状况远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因此，在推行快速施工中，按照“自立更生的原則和土洋幷举、高低結合、提高与普及結合、購置与自制結合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大搞工具改革，发展多面手，学习和掌握尖端技术，从而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
  天津建筑业的技术革命运动，是从1958年4月份开始的，經过6月份的放下扁担运动和8月份的技术革新比武大会，提出了几万件革新建議。通过这一轉动，在工具改革方面，除了用机具代替肩挑，使工人基本上放下扁担，減輕了体力劳动之外，在灰士、瓦工、木工、油工、抹灰、水暖、鋼筋……等10个工种中有60％的工人使用了新工具。如灰土工放下了笨重的夯、硪，代之以电动、風动、人力等打夯机；油工用噴油、噴浆机代替了排笔；抹灰工用立墙抹灰器、踢脚抹灰器、人力空气压縮抹灰器等，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据統計，使用新工具之后，一般的提高效率一倍，有的甚至提高4～5倍。在发展多面手方面，有2.8万余建筑工人掌握了两种以上的施工技术，有的精一兼五，个別工人还学会10种或10种以上技术。由于建筑工人絕大多数成为多面手，这就打破了工种专业的界限，基本上扭轉了工种的不平衡状况，消灭了因等工序或因某些工种缺乏而造成的停工现象。
  在大搞技术革命运动中，还开展了多种經营，建筑部門办起了100多个工厂，能够自制揽拌机、电焊机、电动机、打夯机、少先式起重机、捲扬机、振搗器……等，自己装备自己，为克服設备購置困难，自立更生的提高建筑业机械化程度創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大搞多种經营中，强調了大搞三大材料，用产、代、找、挖、新、省等办法解决了材料不足問題。
  第五、推行快速施工，必須是政治掛帅，解放思想，大搞群众运动，快速施工是生产上的速决战，是建筑业的一項創举，因此，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种种障碍。如有一种人对快速施工抱着怀疑态度，对快速施工不說不搞，但也不肯大搞，是一边走一边瞧，另外，还有一种人根本反对快速施工，一提快速施工就摆出一大堆困难，說什么机具缺乏，人力不足，怕材料供应不上，怕工程复杂出了事故要負責任。总之，必須按照老的施工方法才能动工。对于解决这些右傾保守思想，必須是政治掛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来进行解决。
  所謂政治掛帅，就是加强党的領导作用，各級党委亲临第一線，坐鎭指揮，实行现场統一領导，講明势形和实行快速施工的意义，进行战前动員。同时用大鳴、大放、大字報等形式統一思想。例如有一个工程，要求三天完成，工地有一部份人認为不可能，經过辯論、出主意、想措施，結果用47个小时就完成了，与合同工期比較，速度提高了30倍。
  一年完成过去两年或数年建筑任务，体现了建筑設計、施工、材料生产的全面跃进：1958年天津基本建設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但由于加强了党的領导，实行了政治掛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快速施工，大搞技术革命，大搞多种多样經营，全年完成設計任务703.55万平米，相当于1957年的808％。完成施工任务233.5万平米，超过1957年1倍以上，其中工业建筑86.9万平米，仓儲建筑34.4万平米，住宅建筑66.3万平米，文敎卫生18.5万平米，办公用房6.6万平米，其他21.9万平米。
  在1958年工业建筑中，新建、扩建項目共有400个，年內已全部或部份投入生产的有291个，平均一天多时間就有一个新建或扩建的工厂投入生产。
  在文敎卫生方面，新建扩建中学39所，小学126所。可容納中学生11900人，小学生20650人。新建扩建影剧院8个，增加座位6600个，新建扩建医院15座，每日可增門診2350人次，增加病床125张。
  另外，关于天津市建筑材料的生产供应，1958年也是历年最繁重的一年。年初計划640万吨，以后随着全市生产建設的不断跃进，建筑材料需要量不断增加，特別是6月初天津市委和市人委决定从7月1日起对海河改造工程提前动工，8月底全市大搞鋼鉄工程，使建筑材料的生产供应任务更加繁重。但是为了保証生产建設的大跃进，材料部門在一手抓資源、一手抓运輸，实行政治掛帅，大搞群众运动，实现了物資供应工作的大跃进，总計全年物資供应处共供应各种物資918万吨，較1957年增长92.8％，其中地方建筑材料819万吨，較1957年增长102％。同时为了爭取水泥自立更生，筹建了6个水泥厂（其中有年产10万吨机械化立窑2个，年产3200吨立窑2个及年产1000吨立窑2个）。对全市木材加工工业进行了全面规划，在陈塘庄、南仓、邵公庄、大直沽兴建了4个大型木材联合加工厂；新建年产8000万块砖瓦厂一座。所有这些建筑材料厂建成以后，将使天津建筑材枓工业出现新的面貌。
  第三節：持續跃进的1959年及連續两年大跃进的基本經驗
  持續跃进的1959年：1959年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持續跃进的一年。从全年的发展形势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季度根据国家建委召开的杭州会議精神，总結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績和經驗，重点检查了1958年工程質量，通过总結、检查坚定了1959年继續跃进信心，幷推动了生产，使1959年第一季度完成的工作量，由1958年的6％（占年产总工作量）上升到13％，出现了特續跃进的新形势。
  二、从4月份以后，按照市委工业会議精神，結合基本建設具体情况，进行正頓企业的生产管理和劳动組織，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但是，在6～7月份，由于在部份干部中間存在着右傾保守思想，生产上暫时出现下降趋势，所以在7月召开了基建部門党員領导同志干部会議，对党的領导、企业管理、技术革命及領导干部的思想作风等問題，进行了討論，基本上統一了領导思想，扭轉了生产下降趋势。
  三、大干八、九月为完成50方平米而斗爭。八月份以后，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一方面深入开展反对右傾思想斗爭，另一方面按照中央提出的进一步縮短基本建設战綫的指示，在检查基本建設計划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开展了大干八、九月，为完成50方平米向国庆节献礼的施工高潮，使生产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四、在大干八、九月之后，紧接着又开展了决战第四季度为完成60万平米的新的战斗。通过上述的群众运动，1959年基本建設工程又获得了新的成就，說明大跃进幷不是偶然的、暫时的现象，只要認眞貫彻党的总路綫，坚持政治掛帅，思想領先，大搞群众运动，就能連續不断的跃进。
  在完成1959年基本建設任务同时，建筑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都有新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平均达到定額的135％；工程質量优質品达到95％，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又有新的增长，木工、鋼筋、混凝土、抹灰、垂直、水平运輸等9个工种的机械和新工具已組織成套；动力系数由1958年每人平均0.64瓩提高到1瓩；吊装能力提高50％以上；予制混凝土工作量較1958年提高1倍；幷且能生产20～50吨予应力吊車梁和18～24米跨度的焊件拚装屋架等先进技术。
  在材料方面，1959年大力試制和推广新材料，建立了年产1.5万立米的矽酸盐制品，20万平米以草代木，50吨树脂塑料等新材料基地，大大节約了建筑材枓，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材料紧张状况。
  两年大跃进的基本經驗：总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1958年在基本建設工作上，正如其他各項工作一样，是大跃进的一年，而1959年又超过了1958年，出现了持續跃进的局面。經过連續两年的大跃进，不仅完成了更加繁重的建設任务，支援了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同时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摸索到了一些符合基本建設特点，能够多、快、好、省地完成建設任务的道路。
  一、高举总路綫的紅旗，坚持政治掛帅，不断地批判各种右傾保守思想。事实証明，生产大跃进的过程，也就是和各种右傾保守思想进行斗爭的过程，即两条道路斗爭的过程。我們和右傾保守思想的根本分岐在于：①生产能不能打破常规实现跃进的問題，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总是怕破坏常规，对大跃进抱怀疑态度，只看到不利因素，看不到有利因素，只强調物資条件，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②当生产遇到因难时就产生畏难情緒，散布悲观、埋怨言論、强調前进中的困难，洩群众之气；③对待新鮮事物的态度，是旣不相信，也不支持，甚至百般挑剔、压制、阻挠新鮮事物的成长；④对大跃进中的缺点，有意誇大，看不到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
  我們認为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建設社会主义的三面紅旗，而右傾机会主义反对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因此，与右傾机会主义份子的斗爭是两条道路的斗爭。由于我們在中央、省、市委的正确領导下，坚持党的領导，政治掛帅，放手发动群众，同一切右傾活动开展斗爭，彻底揭发幷粉碎了右傾机会主义份子的进攻，批判了一般的右傾保守思想，鼓午了士气，因而，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特別是在認眞貫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指示以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更快，从8月到年底的后5个月中，較1～7月平均增长了29.8％。这充分說明只要加强党的領导，实行政治掛帅，不断的反右傾鼓干劲，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二、坚持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群众的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調动起来，就能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的建設任务。所以能够連續两年大跃进，就是大搞群众运动的結果。两年的經驗証明，在大搞群众运动中：①必須放手发动群众，全面交底，使群众作到心中有数，方向明确，这样就能使群众的智慧充分发揮出来；②不断的組織社会主义劳动竞賽，用各种各样形式，如对口賽，一条龙掛勾賽，对手賽等，用“学、赶、超、帮”方法，組織参观、訪問、现场表演等活动，使先进队伍不断扩大，生产水平不断提高；③苦干与巧干結合。在群众运动中，只凭苦干是不能持久的，必須通过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把群众引导向巧干上去，才能保証群众运动持續不断的发展。在大搞技术革命中，首先是要不断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說、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大搞技术革命的过程，也是先进思想与右傾保守思想斗爭的过程，两年来正由于在党的領导下，能够根据基本建設部門特点，抓住关鍵，从減輕笨重体力劳动入手，按照土洋幷举，先士后洋方針，发动群众鬧放下扁担，放下落后工具，选定型，配套成龙，使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大大改善了建筑业落后而貌。
  三、認眞执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方針。这是在新形势下，能不能多、快、好、省地完成繁重的建設任务的关鍵問題。但是集中优势兵力說来容易，作起来就比較困难，我們两年的經驗是，要想眞正做到集中兵力，首先要作好工程排队，有計划的讓那个先上馬，那个后上馬，使力量能够集中，突击一批再搞一批，这样表面看起来，某些工程是晚了一些，但实标上由于工程速度加快，比分散使用兵力，做做停停要快得多。1958年和1959年完成的建筑任务所以够够大大超过以前住何一年，基本原因就是貫彻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其次在工程排队时，对設計、施工、材料、劳动力等工作要統筹安排，全面平衡。凡是列入重点和計划項目，必須要求各部門同心协力，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充分認識有先就有后，有重就有輕的道理，主动讓路，保証“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方針的实现。再次貫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方針，必須正确地处理产值和部位，速度和質量的关系問題，批判重产值輕部位思想，要求将竣工面和产值計划同时作为国家計划，幷且要經常抓部位、抓进度、抓产值，三者幷重，1958年和1959两年正是由于这样，所以不仅产值任务完成的很好，而且竣工面大大扩大，許多工程能够按期或提前交付使用，迅速发揮基建投資效用。另外，关于速度和質量問題，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总認为“快了好不了，好了快不了”。經驗証明，速度和質量是完全可以統一的，特別是經过1959年質量大检查之后，貫彻了一手抓进度，一手抓質量，結果1959年的工程質量又有进一步提高，作到了施工愈紧，質量愈高。因此，对于产值和部位，速度和質量的关系，归根結底是一个思想問題，如果思想問題解决了，关系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四、坚持“两参、一改、三結合”是集中統一領导和群众民主管理相結合，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根本方法。从1958年3月开展的“双反”动运，批判了“三风”，“五气”，实行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进工作制度，領导，技术人員与工人密切結合，完全改变了企业的面貌，使領导同志，技术人員与工人之間建立了眞正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群众向領导說了心里話，过去听不到看不到的問題也能听到看到了，許多領导認为不容易解决的問題，經过群众討論也解决了。这一些都說明，“两参、一改、三結合”是改进企业管理，貫彻民主集中制的好方法，只要广泛的实行这一制度，眞正做到領导与群众結合，政治与經济結合，科学理論知識与群众的生产实践相結合，就能够調动企业內部的一切积积因素，解决設計、施工、生产管理上的問題，促进生产的不断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