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我们后河淤大队，有一百二十九户，六百三十口人，一千一百亩土地，都在夹道洼里。过去，高岗沟坑，高低不平，有雨淹，无雨旱，不淹不旱怕盐碱，是个有名的穷地方。直到一九六〇年，还是吃粮靠国家，花钱靠贷款。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我们大队贫下中农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大寨道路，大干苦干，除涝治碱，平整土地，努力改变生产条件。一九六五年，粮食产量上了《纲要》。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我们党支部坚持以批林整风为纲，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党员，教育群众，带领贫下中农继续走艰苦奋斗的道路，坚持大干。一九七二年，粮食产量跨过了“长江”。今年，在旱、涝、风、雹、虫五灾俱全的情况下，亩产仍达到了八百一十一斤，向国家交售余粮三十二万斤，平均每人五百斤。林、牧、副各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十年学大寨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狠抓党的基本路线，坚决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吃大苦，流大汗，坚持大干，就能人变、地变、粮增产。
  学大寨，要大干，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
  我们大队，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必须首先解决涝的问题。要治涝就得建立扬水站。建扬水站资金怎么办？是伸手向国家要，还是自力更生？党支部讨论决定，发动群众自力更生，不当伸手派。经过广泛征求贫下中农意见，把社员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纺线打麻绳积攒的一万六千元做为建站资金。贫下中农听说建了扬水站可以除涝，可以丰收，都很高兴。可是，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却跳出来破坏，说什么“人不和水斗，猫不和狗斗，修扬水站顶不了事。”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伟大指示，立即组织贫下中农对阶级敌人进行了批斗。贫下中农说：“旧社会闹水灾，穷人四处逃荒讨饭，地主乘机放债放粮，大发横财；今天我们搞水利建设，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越破坏我们就非修不可！”这下子，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鼓舞了贫下中农的建站斗志，于一九六三年秋建成了一座小型扬水站。可是，由于设计和施工上有点毛病，受益还不大。要想扩大受益面积，就得重新修建。要重建，还得花一万六千元。这个信儿一传出，就出现了不同的反映。有的人只顾个人眼前利益，说：“前年花了一万六，这回还得花一万六，这些钱要是分给社员，一户就分二百多块。”也有的人只看小集体的利益，说：“别的地方修水站都是国家花钱，咱也向上级要求要求。”多数群众说：“一次没修好，再修第二次；自己能办，就不向国家伸手。”针对不同的反映，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教导，并讲明重新建站的目的、意义，统一了认识。思想一通，干劲就来了，经过一个月的苦战，胜利地完成了重建任务。当时，大队自力更生建扬水站，在我们县还是第一个。这座扬水站基本上解决了全大队的排涝问题。一九六七年夏天，连续下了二百八十毫米大雨，只用一天多时间就全部排完了，粮食亩产达到了四百八十斤。
  涝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土的矛盾又突出了。我们村还有十一个坑、四个岗、四条沟，涝了，洼处水排不出去，旱了，高处浇不上水。怎么办？根据贫下中农的意见，党支部对全村一千多亩土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改土计划。从一九六四年冬，开始了平整土地。贫下中农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一天四出工，早晨三、四点钟上工，晚上九、十点钟收工，刮北风下大雪也不停工。干累了，大家就坐在一块学《愚公移山》，越学劲越足，抄起家伙接着干。冬天天短，早晚天黑看不见，就拉上电灯干。天寒地冻刨不开，大家就用铁锤砸铁楔，用房柁、房檩撬。大家正在热火朝天地大搞平地时，一个地主分子害怕平地打乱地界，就领着孙子偷偷地去认地边。另一个地主分子把推土车往沟里扔。我们就批斗了这两个坏家伙。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教育了群众。党支部结合这件事大讲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提高了社员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激发了改天换地的斗志。社员群众说：“阶级敌人企图搞垮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咱们就要使大劲搞社会主义，叫他们的阴谋永远也不能得逞！”大家抡起大锤打冻方，越打越上劲。六十七岁的老贫农周万义，跟小伙子比高低，干得“三九”天里光着膀子还流汗。一次，几个人用房檩撬冻土块，由于用力过猛，房檩断了，把贫农社员徐井炎的腿砸得又青又肿，可是他咬着牙一声没吭。大家都围上来，心痛地劝他回去休息一会，他豪迈地说：“要想大变，就得豁出命来干，不改变后河淤的面貌，我决不下战场”。那时候，全村出现了许多这样的“硬骨头”、“铁肩膀”、“火车头”、“红大嫂”等先进人物。“后河淤大队没冬天，风雪无阻拚命干”，成了社员群众的誓言。虎口震裂了，肩膀压肿了，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在工地上烧水的苏大婶说：“心里想着毛主席，就总也不觉累”。苏大婶正是说出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心里话。就这样，坚持干了五个冬春，打了五个大战役，撬折房柁两根、房檩十八根，打坏铁锤十三把，砸坏铁楔七十个，使坏土篮子上千个，动土二十二万方，铲平了四个大土岗，填平十一个大坑、四条水沟，把一千多亩盐碱地改造成了旱能浇、涝能排的旱涝保收田，还造了九十亩耕地。一九六五年，粮食亩产上了《纲要》，一九六八年，粮食亩产上升到六百零九斤，对国家贡献也一年比一年多。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革命？有人说：“咱们后河淤这几年干得不含乎，岗也铲了，沟也平了，扬水站也建了，产量也上去了，粮食也够吃有余了，该喘口气了。”有人在干活时说：“什么时候才能到共产主义那一站！”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拌嘴，女的埋怨说：“嫁到后河淤倒霉，一年到头没闲时候。”党支部针对这些反映，认真地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和一九七〇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农业学大寨》的社论，经过学习、讨论，认识到，这些反映就是生产到顶、革命到头、贪图安逸、满足现状的思想。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伟大指示，组织贫下中农利用政治夜校和田间地头休息的时间反复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人民日报》《农业学大寨》的社论，开展“是艰苦奋斗，继续革命，还是贪图安逸，满足现状”的大讨论，批判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生产到顶论”。通过大学习、大讨论、大批判，社员群众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家说：“我们粮食够吃了不行，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不能只想几家几口，要放眼全球，为革命种田；经过几个冬春的奋战，生产条件有了改变，但比起大寨来还差得很远，我们的地大平小不平，还有一部分‘拉腿田’，我们不能歇口气，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大干”。认识水平提高了，干劲也就有了。党支部和贫下中农一起，对全队一千多亩土地又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制定了改土治碱，消灭“拉腿田”的规划。从一九七〇年冬开始，我们又打响了消灭“拉腿田”的大会战。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青年民兵做骨干，三人一辆小拉车，两人一个大抬筐，一人一副大土篮，拉的拉，抬的抬，担的担，从河里运沙土，拉河泥，有的远达八、九百米，来回小跑，你追我赶，干得热气腾腾，“三九”天穿着秋衣、单褂干。腿跑肿了，肩磨破了，手起了血泡，没有一个人下战场。就这样，苦战了两个冬春，把二百五十亩低洼的地块，平均垫高了半尺土；把三百亩粘土漏风地，铺上了近五千方沙土；一百二十亩重碱地，铺上了二千多方河泥、炕土，使这些“十年九不收”的“拉腿田”变成了稳产高产田。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达七百三十四斤。进入一九七二年以后，我们又重点抓了利用地下水的工作，打了十三眼锅锥井、三眼插管井，并重新调整了渠道网，全队一千一百亩地，基本上实现了地上地下水“双保险”。我们还狠抓了复种，把千亩粮田复种面积由原来百分之五十，扩大到百分之百。我们还实验推广了春苗移栽，为进一步创高产创造了条件。
  学大寨，抓路线，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几年来，我们队学大寨，坚持抓路线，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抓紧了林、牧、副业的发展，做到了纲举目张，农、林、牧、副业齐兴旺。
  在发展畜牧业方面，我们着重抓了猪和大牲畜的发展。在毛主席关于“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和“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的伟大指示指引下，几年来，我们队的猪只发展很快。但是，这个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斗争，走过一段弯路的。一九六五年，我们村仅有六十来头猪。党支部提出发展养猪，阶级敌人就跳出来破坏，说什么“大养大倒霉，小养小倒霉，不养不倒霉”。党支部组织社员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的重要指示，并带领部分干部、社员到北京顺义县陈各庄和文安县大郭庄等养猪先进单位参观学习，帮助大家认清养猪的重要意义，调动了大家养猪的积极性。到一九六八年，全队养猪达四百多头，平均每户四头，成为全县养猪的先进队。一九六九年，在林彪一伙鼓吹的“割私有制尾巴”的反动谬论影响下，我们大队党支部一度错误地规定了“三不养”，即不准社员养猪、养羊、养鸡。这样一来，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猪只显著下降，圈肥也少了。后来，群众尖锐地批评：“三不养”不符合“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党支部和社员一起愤怒声讨了林彪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提高了思想认识，纠正了“三不养”，并规定了鼓励社员养猪的办法。后来，我们在贯彻具体政策中，发现有的社员养猪多了，参加集体劳动少了；有的只注意养猪，不注意积肥。这一事实，引起了党支部的重视。经过调查，我们认识到，实行适当的奖励是必要的，但不能离开党的基本路线。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就会迷航转向。我们召开了社员大会，反复向社员群众讲为什么要养猪的道理，并通过社员群众广泛讨论，修改了奖励办法，进一步端正了养猪事业的方向，养猪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到目前，全队集体养猪三百多头，社员户养猪五百多头，实现了“一人一猪”。全队最近几年来，共向国家交售肥猪一千六百多头，为兄弟社队提供仔猪一千三百多头。除大力发展养猪以外，我们还发展了大牲畜。一九六三年以前，我们大队仅有七头小毛驴、五头老黄牛、三头骡子、两匹马。一九六三年冬，我们买了五匹母马。几年来，经过自繁自养，共发展骡马四十九头，除支援兄弟社队十七头外，现在还有三十二头。猪和大牲畜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肥料。去年实现了亩施万斤肥，相当于一九六四年施肥量的五倍。几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农业与副业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发展副业必须坚持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的正确方向，不然就会出现偏差。“四清”前，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我们一度重副轻农，副业收入也没有重点放在支农上，而是有了钱就分掉，结果是农业生产上不去，粮食不够吃，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过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了思想觉悟，纠正了重副轻农的倾向，把工副业生产引上了正确的轨道，支援了农业，促进了机械化。我们的工副业坚持为农业修理农机具，还自制了四行播种机、扬场机、脱粒机、砸夯机、打埂机等十四种农机具。另外我们还搞了些加工活，为农业生产积累了资金。为了满足农业劳力的需要，我们对工副业坚持农闲大搞，农忙小搞或不搞。每到“三夏”、“三秋”大忙季节，副业人员全部投入到农业第一线。为了给农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我们正确地处理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每年把副业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用于农业生产投资。从一九七一、一九七二、一九七三这三年看，全队副业收入为五十四万元，除留二十万元积累外，其余三十四万元都用于农业生产投资，没有给社员做过直接分配。在这三年间，我们用副业收入款打锅锥井十三眼，购买各种农用机械九十五台（件），其中大、小拖拉机三台，初步实现了排灌、耕种、脱粒、扬场、运输以及米面加工等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购买化肥二十四万斤、农药三万斤；还盖了畜棚十五间，建猪圈五十二间，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遵照毛主席关于“绿化祖国”和“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的伟大指示，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我们党支部注意抓紧林业发展，大队建起了林业小组，负责植树造林和林木管理。几年来，全队在村周围植榆树二万四千多棵，在路旁、渠旁植杨树一万二千多棵。这些树木在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效益，有的树木已长成建材。
  学大寨，靠班子，立党为公，继续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从总结过去这些年正反面的经验教训中，我们认识了一条规律：不是人不干，也不是地不产，关键在领导班子执行什么路线。
  几年来，我们大队党支部进行了多次开门整风，反复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大大提高了我们继续革命的觉悟，使领导班子的团结不断加强，立党为公、不谋私利的革命精神不断树立，党的三大作风不断发扬。在领导班子的建设方面，我们的主要作法是：
  （一）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实践中求统一，在群众中求智慧。
  我们遵照毛主席“团结起来，爭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教导，在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中，把落实团结、胜利路线作为重要问题来抓，针对过去领导班子一度出现的不团结，深入批判了林彪一类骗子分裂党的罪行，对待自己的同志以大局为重，不纠缠历史的旧帐，不计较个人恩怨。经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互谈心，提高了认识，解除了隔阂，进一步增强了党支部一班人的革命团结。我们大队的领导班子基本保持稳定。大队六名主要干部，都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干部。作业组的干部，也没有脱套撂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采取了注重于换思想而不是注重于换人的原则，对干部经常不断地进行阶级教育，忆苦思甜，不断提高继续革命觉悟。
  在工作中，领导班子有了分歧，我们就在实践中求统一，到群众中求智慧。比如：一九七○年春，有一名支委去静海县杨家园参观，看到人家采取排、灌、路、林综合治理的经验很好，很受启发，回来后决心很大，热情很高，对照我们大队渠道灌排不分家的具体情况，立即组织群众，按照杨家园的经验，深挖排渠，修建田间工作路。但是，由于当时领导班子思想不统一，有的同志说：“这么搞占地太多”。这个支委一气之下，把已经挖完的一部分排水渠道又平了。结果当年秋季，由于渠道不配套，排水不畅通，淹了四百亩地。实践教育了我们，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求得了统一。一九七〇年种麦时，村东有三十亩新平整的土地，垫土多的地方墒情很不好。在播种的时候，有的主张先浇水，然后种，不能有侥幸心理；有的主张抓紧农时，先种上，不行再浇。意见分歧怎么办？我们就请了几位老贫农，和我们一起到这块地上进行墒情分析。老贫农对我们说：“早和晚是比较来的，墒情不好，种上以后苗出不好再浇，看上去早。实际是晚，如果浇好水，保好墒，种的时间是晚几天，但是能够按时出全苗，这样反而是早，咱们可不能打没有把握的仗啊！”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决定当天晚上就安装好机器和水泵，连夜浇水。群众看到我们这样认真，高兴地说：“咱们领导班子有事就和咱们商量，看法不一致就调查研究，全村一个劲，不愁后河淤不变样。”
  （二）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我们大队党支部经常用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教导要求和教育支部的每一个成员。当干部只有做人民勤务员的义务，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正象周总理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党支部书记徐景树同志的大儿子东旺，初中毕业后，回村参加了劳动，几年来一直表现很好，去年上级要从我们大队选拔一名知识青年上高中，社员一致推荐他去，东旺听了很高兴。可是，徐景树同志坚决不同意，并对东旺进行了耐心地说服教育，让别的贫下中农子弟去。从一九六二年大队党支部成立以来，支部的所有成员，没一个吃过请，喝过酒，接受过社员一件礼物，向大队予支过一分钱的。
  在几年大干苦干、改变生产条件的斗争中，我们大队干部都是站在第一线，带头苦干。我们经常学习大寨、沙石峪、何横城等大队干部的先进事迹，对照自己找差距，引导大家不忘记吸取“四清”前有的干部懒、馋、占、贪、变的深刻教训。今年，我们大队干部平均每人劳动二百九十多天，最高的达三百二十天。我们干部，每次从外边开会回来，那怕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也要到地里干一会。副书记丁绍起，每年都累病几次，但总是顶着干。一九七一年麦秋，三十多亩河滩小麦刚拔完，还没来得及往场上运，夜里突然下起了暴雨，河水猛涨，漂了麦个子。他不顾一天的劳累，连夜组织群众，带头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奋战一个多小时，把小麦抢上岸。副书记李洪林，五十多岁了，但人老心红干劲大，一心为集体。一九七一年冬，队上急需一台铡草机，要到安次县北旺去拉，当时队里的牲口、大车都忙着运井管，他就自己拉着千斤车，一天来回跑了一百二十多里地，把铡草机拉了回来。贫下中农满意地说：“干部的汗水和社员流得一样多，手上的老茧和社员磨得一样厚，我们就喜欢这样的泥腿子干部。”
  （三）看全局，想长远，艰苦奋斗。
  生产条件好了，生活水平高了，党支部不忘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不忘树立一辈子艰苦奋斗、继续革命的思想。头几年我们就提出学习大寨，“先治坡，后治窝，粮食不过江，就不盖新房”的口号。首先从干部做起，带头不盖房。支委周玉川，房盖塌了好几次，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也坚持不盖房。副书记丁绍起多年的土坯房，雨季堆了后檐，断了房檩，找几根木头支巴支巴，修理修理继续住。在干部带动下，八年来全大队除了三户因住房困难盖了新房外，其他户都没有盖新房。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依靠广大社员群众，大干苦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和兄弟单位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离党的要求差得更远，主要是我们的路线觉悟还不高，我们园田化的标准还很低，还有六十亩“拉腿田”，作物的配置不太合理，除治病虫害不及时，所以前进的步子迈得还不大。我们决心借这次大会的强劲东风，虚心学习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以批林整风为纲，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大干苦干，加速农业大上的步伐。
  我们计划：今冬明春对六十亩“拉腿田”，普遍进行铺沙垫土，精细整平，彻底进行改造；对现有的排灌渠道，普遍进行清淤深挖，同时再开挖两条六百米长的大排渠，进一步提高除涝洗碱能力；挖掘地下水源，在现有十三眼锅锥井的基础上，本着深浅结合的精神，再打一眼深机井，提高地上地下水“双保险”的系数；广开肥源，大搞积肥，一九七四年实现一亩一猪，亩施肥万斤以上；加强小麦越冬管理，力争夏季保七百争八百，以夏促秋；认真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在作物配置上要达到合理，在种植上要达到高、严、密，在管理上要达到精益求精。一九七四年我们决心闯过“千斤关”，力争一千二，以实际行动落实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