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我是天津市曲艺杂技团的“顶碗”演员，今年二十三岁。我从六岁开始学杂技，原来表演的是其它节目， “顶碗”这个节目是后来才学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虽然只能表演单人“顶碗”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但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影响下，也沾染了为名为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加之多年来，整天埋头练功，长期 “三脱离”，因此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思想觉悟和路线觉悟都是很低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经过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和向革命样板戏学习，使我懂得了“要演革命戏，先做革命人”。于是我利用到六九八五工地、驻地部队、去农村为工农兵演出和参加劳动的机会，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思想收获很大。一九六九年夏天，我们全团同志去宝坻县支农，参加了拔麦子的劳动。拔了几天麦子，累得我腰酸腿痛，晚上睡觉时都上不去炕，当时真有点受不了啦！但当我想到，贫下中农顶风雨冒严寒，为夺取粮食高产，长期坚持在农田劳动，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喊苦叫累，我觉得我和他们的差距太大了。毛主席说过，知识分子的改造要经过痛苦的磨练，对我来说，这痛苦正是对我的磨练，说明我的立足点还没有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想到这里，我下决心好好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因自小练功，腰只能后弯，不能前倾，腰弯不下，我就跪着拔麦子。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干劲大了，身体也不觉得那么累了。在劳动过程中，我和贫下中农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再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导，就更觉得亲切了。我们在农村，一边劳动，一边向贫下中农学习，还抽空给贫下中农演出。贫下中农非常热爱杂技艺术，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到劳动结束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大家都是难舍难分。这次劳动给我的教育很深，以后我练功和演出时，脑子里就常常出现宝坻县贫下中农的形象，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我是为工农兵，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而决不是为了什么个人的名利。
  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特别是经过批林整风运动，我还认识到，政治和业务是不能脱离的，革命的政治内容要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要演好革命戏，就要练好基本功。
  几年来，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在同志们的热心帮助下，我坚持苦练基本功，在“顶碗”的艺术技巧方面，不仅恢复了单人“顶碗”的动作，而且练出了一些难度较大的双人“顶碗”技巧，受到了工农兵观众和国际友人的欢迎，为革命作出了一点贡献。
  “顶碗”，是我国民间的一种传统杂技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下，这门艺术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由于“顶碗”节目道具简单，什么场地都可以演出，艺术造型健康优美，已成为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节目之一。“顶碗”技巧，是杂技几个主要基本功的综合。腿功、腰功、顶功、翻筋斗，那一功不过硬都会给演出带来影响。因此，做一个“顶碗”演员，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下苦功夫，用大气力，熟练地掌握各项基本功，才能演好这个节目。
  我十五岁开始学“顶碗”时，把这门技巧看得很简单，心想：我有各项基本功的基础，学“顶碗”还不容易！没想到真的练起来，困难可大啦。首先是碗顶不稳，碗底是平的，脑袋是圆的，放上一摞大花瓷碗，别说做动作，就是走几步台步也丁丁当当地直摇晃，稍不小心就会掉下来。其次是头上一旦放了碗：整个身体就受了限制，做起动作来感到特别吃力，原有的功夫已不适应新的要求。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战斗任务，我决心克服困难，闯过这些难关。碗顶不稳，我就加重压力，在碗上放铁砣和沙袋，有二十多斤重，除了吃饭、睡觉，差不多整天都顶着它。把我的头压得又疼又胀，连说话、吃饭都感到头疼。连续压练了儿天后，头上顶碗的地方肿了起来，并压破了皮，疼得钻心Q领导和老师傅看到这种情形，及时地对我鼓励和帮助。老师傅用自己在旧社会学艺时挨打受骂的亲身经历，进行今昔对比，提高我的阶级觉悟，激励我战胜困难的勇气。我爸爸就是吃尽了旧社会苦头的一个老艺人。想想老一代艺人过去的悲惨遭遇，看看今天革命文艺战士的幸福生活，就觉得浑身都是力量。在老师傅的指导下，我忍着疼痛坚持下去，头压肿了，不停练，头压破了，不退却，一天天，一月月，终于闯过了酸疼关，在我的头顶上压出一个深深的“碗槽”来。从此，碗顶得比较平稳了，头也不那么疼痛了。这是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老师傅们对我精心培育的结果。当我第一次为工农兵演出“顶碗”节目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和高兴啊！工农兵群众是那么喜爱“顶碗”这类传统节目，他们用热烈的掌声，鼓舞我们去攀登杂技艺术的新高峰，为革命作出新贡献。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文艺战士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能够反映时代特点的新节目来。一九七一年春天，领导上交给我一个新的战斗任务，要我突破单人“顶碗”的圈子，把“顶碗”的一些复杂动作，从桌上、凳上移到男演员的肩上和手上去表演，而且要练会“脚转碗”等高难度动作。整个节目要在四、五个月内完成，以便向党的五十周年大庆献礼。当时，我正在干校劳动，身体比以前胖了，年龄也已经二十一岁了，同志们见我这样的体型和年龄，都为我耽心，怕我完不成这个任务。有的甚至开玩笑说：“桂花要是练成功了，我就叫太阳从西边出来”。说真的，当时连我自己也没把握。双人“顶碗”的技巧，一般都是从小搭配、合练出来的，而我和王少杰同志却从来没有合过手；王少杰同志从来没当过“底座”，我也从来没当过“尖子”；特别是“脚转碗”这个动作，难度很大。“脚转碗”，就是我头上顶着一摞碗，右脚站在王少杰的肩上，左脚朝天顶，脚心向上，把碗从头上移到脚上，然后，左脚托着碗转到后边去，再在王少杰同志的手上起顶，用双脚把碗夹住，轻轻地放到头上。这个动作难度大，我不但没练过，连看也没看过。怎么办？我们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去战胜种种困难。
  为了练好双人“顶碗”的动作，我和王少杰同志起早贪黑地加紧苦练，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掌握要领。王少杰同志是个老演员，他毫无保留地把练功的经验传授给我。我们在一起练功时，他总是十分注意我的安全，宁可把自己砸倒，也不让我摔着。他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使我很受教育和鼓舞，增加了练好这个节目的信心。在练功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练功碗千百次地掉下来，有时砸在身上，一砸就是一个包。有一次，险些把王少杰同志的眼睛砸坏。这件事，成了我们练功的一个很大威胁。后来，在领导和老师傅们的帮助下，我们想了个办法，把练功的铁碗装在网袋里，吊在半空中，这样，怎么摔也掉不下来，我们也不用再吃那种挨碗砸的苦头了。紧张的苦练，练得我胯骨和腰椎生疼，饭也吃不多，觉也睡不好，甚至连洗脸也不能弯腰，走路也不能弯腿。这时候，我就打开针灸包，取出银针，给自己扎针止疼，继续坚持苦练。正当我们加紧练习的时候，我妈妈正好从保定老家来看我。对我的苦练，她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对我说：“好闺女，用脚心托一摞碗，还要转过去，多难呀！还是对领导说说，换个节目吧！”我听了妈妈的话，不觉一楞。心想：妈妈过去总是支持我们为革命苦练功演好戏，给我们讲了许多辛酸的往事，教育我们要永远不忘阶级苦，为革命练好本领。怎么今天这样讲呢？我激动地对妈妈说：“妈！你不是说过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们一家吗？你不是叫我和妹妹要做一个革命演员，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吗？革命，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怕困难，抢方便，还算什么革命文艺战士呀！”妈妈听了我的话，亲切地说：“孩子，妈看你这样苦练，实在心疼。你练的决心这么大，妈支持你。”组织的号召，母亲的支持，同志的帮助，群众的期望，一股股暖流在我身上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胯骨再疼不停练，千百次失败不灰心；摔倒了，爬起来再练，脚扭了，扎扎针再干；不仅正式时间练，业余时间也练，床下放着碗，身上背着碗，走到哪里，练到哪里。困难再大，没有我苦练硬功，为工农兵演好节目的决心大，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不叫苦，刻苦练，认真练。通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按期练出了“双人顶碗”这套新节目，在党的五十周年大庆时和工农兵群众见了面，受到热烈欢迎。不久，我们又参加了亚非乒乓球邀请赛开幕式的演出，把单人“顶碗”和“双人顶碗”合并为一场，受到了国际友人的好评。一九七二年五月初，我们团受市委委托，代表天津市四百万人民赴六九八五工地，为庆祝第一座高炉和焦炉胜利投产进行慰问演出，然后，去大寨、昔阳学习和慰问演出。一天，我们在矿山露天演出。忽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急雨。领导问我“顶碗”还能不能演出，我毫不犹豫地说：“坚决演出！”我们演出时，碗被风吹得直晃，汗水和雨水流在一起，连眼睛也睁不开。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我们表演单人和双人“顶碗”动作，一次也没有“失托”。有儿次，演出前我的腰疼得厉害，领导上为了照顾我，决定改变节目单，不让我参加演出。我想：这里的工人和贫下中农看一场戏可不容易，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不能让他们少看一个节目。于是，在我的坚决要求下，按原定计划进行了演出，满足了工农兵观众的要求。
  一九七二年八月上旬，我们团的“木砖顶”、“水流星”、“顶碗”等三个节目，去北京参加出国前的调演。周总理、江青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当中央首长看到我们不仅会表演单人“顶碗”，也会表演双人“顶碗”时，十分高兴地为我们鼓掌，演出结束后，中央首长又接见了我们，并亲切地鼓励我们。中央首长的关怀，使我们文艺战士受到极大的鼓舞。我们都决心以实际行动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出国演出任务，用健康优美的杂技艺术去体现新中国人民勤劳、智慧、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增强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贡献一份力量。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我们从北京出发去西亚和非洲进行访问演出。先后访问了伊朗、阿尔及利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埃及、突尼斯、塞浦路斯七个国家，行程八万里，正式演出六十一场，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天。这次出国访问演出很成功，所到各国，都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当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等国访问演出时，碰巧和苏修的杂技团、歌舞团是前后脚进行访问演出。这样，就自然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一场严肃的反修斗争，舞台就是战场，演出就是战斗，我们决心用革命的文艺战胜修正主义的腐朽文艺。因此我们练得更加刻苦，演得更加认真，每场演出都很成功，外国朋友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阿尔及利亚朋友说：“通过文化大革命，你们的艺术变得更加健康，更加优美了。而苏联的艺术是裸体艺术。”他们还说：“中国杂技是世界上最好的艺术。”突尼斯的一位报社记者说：“看了中国杂技，使我认识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埃及朋友把中国的杂技列为长城、金字塔等世界奇迹之一。这就有力地粉碎了帝、修、反污蔑我国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文化艺术的无耻谰言。
  在塞浦路斯演出时，有的观众开始看电视，认为“这些非凡的动作，不可能是人所能表演的。”当他亲眼看了我们的演出，亲手摸了摸我们顶的碗和其它道具以后，感到非常兴奋，伸出拇指对我们说：“毛泽东教育出来的人真了不起。”
  在访问期间，我们杂技团不论是领导还是演员，不论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都参加搬运道具，装卸舞台，什么活儿都干。一位伊朗朋友感动地说：“你们高超的杂技艺术，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我们也许可以学到，但你们的精神面貌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我们很难学到。”有些在舞台上工作了多年的老工人深有感触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那些老爷、小姐干下人们干的活；只有毛泽东才能教育出这样好的人民！”每当我们离开一个国家时，当地人民都对我们恋恋不舍。有一位苏丹朋友说：“我们有一句谚语：喝过尼罗河水的人，一定会回来的。希望你们再回来！”
  在出国演出期间，我始终坚持苦练基本功。在国外演出，晚上开演时间一般都在九点钟，演出结束收拾完了就十二点了。再吃夜餐，时间拖得很长。经常要到一两点才能睡觉，有时熬到三点多。就这样，我还是每天坚持在五六点钟起床练功，练不完不吃早饭。我还有个毛病，坐飞机、火车、汽车都晕。吃饭也不习惯，牛羊肉都是半生不熟的，还放很多柠檬，酸得受不了。我的胃病也发了，吃不下多少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坚持练功和演出。每一场演出我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没有发生过一次“失托”和事故。
  在党的关怀和培育下，几年来，通过苦练基本功，我在杂技艺术上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掌握了一些新的技巧，但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今后，我一定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提高路线觉悟，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继续苦练基本功，和全团同志一道，努力攀登杂技艺术的新高峰，为革命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