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对党在天津的早期革命活动的补充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上所载董振修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在天津早期革命活动》一稿，搜集了“五四”运动以后几年的天津革命活动资料，颇为详尽。
  其中，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这几年的记载，就本人亲自参加的一些活动经历，有几处作如下补正。
  一、关于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我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从汉口到天津参加了觉悟社年会，又到北京参加了陶然亭和李大钊先生主持的少年中国学会等四团体的座谈会后，又回到汉口。接着我辞去了工厂工作，于十月中旬到北京，原希望在大钊先生帮助下参加欧洲勤工俭学。见到大钊先生后，他指示我与张国焘联系，先到天津找北洋大学同学张太雷，成立天津S.Y．小组。我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底到天津的，同张太雷商量成立了一个由七个人组成的S.Y．小组。这七个人有三个是北洋大学同学：张太雷、吴南如、谌小岑；两个南开同学：胡维宪、陶某；两个京奉铁路局职员，只记得其中一个姓冯。
  我们的主要活动是每星期开小组会一次。地点在我住的特别二区大马路一间裁缝铺的楼上。我们还编辑出版了《劳报》，但出版十几天后就被禁止发行。又搬到法租界，改名《来报》，采用英文Labour的译音，又被租界当局查禁，并将陶同志拘捕。报纸完全由胡维宪和我编辑，我们两人都是觉悟社员。搬到法租界后由陶同志负责发行。这份报纸当时主要报道了长辛店、唐山、南口等处铁路工人的活动情况和国际劳工运动情形。
  我两次去唐山，会见了京奉铁路机厂工人邓培和其他两个青年工人。第二次是张国焘来津邀我同去的。
  我们还散发了从北京、上海寄来的几种季刊。
  一九二一年一月，张太雷到苏联去了。报纸被封，我去了北京。工作无形停顿。
  二、第二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诚如董文所述，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开始酝酿、于一九二二年三月成立的。第二个小组与第一个小组没有直接关系，因第二组成员中没有任何人参加过第一小组，都是经过北京李大钊先生联系下成立的。第二个小组主要负责人于树德就是奉了大钊先生指示来天津与达仁女校的觉悟社社员李峙山以及法政、水产、高工等校的几个青年学生为主体成立的。
  三、新生社是在一九一九年“双十”斗争后成立的，同李大钊先生的关系从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开始。由此可以证明：一是天津的S.Y．第一个和第二个小组都没有新生社的成员；二是一九二三年“五一”节由三个觉悟社社员约集的二十几个各校活动分子没有一个新生社员。因此，董文所说：“新生社也是在李大钊先生指示下于一九一九年九月成立开始工作和活动的”这句话，缺乏事实根据。
  当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分析，觉悟社的成立最初是根据九月二日由北京回天津的一列慢车上七个人的谈话提起的。最初只是打算出版一份刊物，不想邀请太多的人参加，如男社员中有五个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工作人员。觉悟社在九月十六日成立以后，二十个社员当中有七个南开学生，却没有第一中学的同学，这对韩致祥、于方舟等曾在天津“五四”运动中有所贡献的第一中同学不无刺激。但九月十六日以后，接连发生“十一”北京请愿和“双十”斗争，大家都很忙，而觉悟社也没有以社团形式出现。在“双十”斗争中，觉悟社成员表现出集体行动，因而促使韩致祥等发起成立新生社。
  第二个S.Y．小组在一九二二年三月成立后，在下半年没有展开什么工作，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下半年，于树德为成立中共天津支部才展开活动，邀请于方舟、韩致祥、安幸生几个新生社员参加。四、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出版的《妇女日报》，是由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三个觉悟社成员和经女星社救援回家庭斗争取得胜利的周仲铮一共四个人出面编辑出版的。《妇女日报》的出版，是刘清扬一九二三年秋从欧洲回来后提出酝酿而成的。刘清扬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到欧洲以后就加入了中共旅欧支部，她当时已经是中共成员。所以，《妇女日报》的出版，应列入天津早期革命活动的一项工作。
  以上所述，只能是一些补充，意在使董振修同志的资料更加充实一些。
  （一九八一年一月）
  第十一辑更正
  第十一辑《北洋大学事略》一文第34页第15行的“一九三八年底太原失守”，应改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
  第十三辑更正
  第十三辑《孔府内宅軼事》一文第2页第6行及第19行的“宋真宗”均系“宋仁宗”之误；第2页第10行的“1083年”系“1038年”之误；第2页第11行的“一百多亩”系“二百多亩”之误；第2页第23行的“孔府的东侧”系“孔府的西侧”之误；第12页第22行及第13页第5行的“第四十二代孙孔仁玉”应改为“第四十三代孙”；第12页第24行的“孔仁玉的父亲也就是孔子第四十一代孙……”应改为“第四十二代孙”；第18页第10行的“仍在复拓片”系“仍有复拓片”之误；第23页第3行的“闹丧”系“闭丧”之误；第63页第2行的“周学熙的儿子”系“周学熙的孙子”之误。
  《中南银行概述》一文第166页第6行的“荣禄的孙子”系“荣庆的孙子”之误。
  第十四辑更正
  第十四辑《舞台生活六十年》一文第184页提到北京哈尔飞戏院“在西单原旧刑部街，兴建北京民族文化宫时，这一带都拆除了”，与事实不符。该戏院位于原旧刑部街东口路北，在扩展马路时未被拆除，即今之西单剧场旧址。
  第十五辑更正
  第十五辑《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纪事》一文第2页第11行的“未满两周岁”，系“未满周岁”之误。
  《参加留法比勤工俭学的回忆》一文第95页第18行的“夫子祠”系“夫子池文庙”之误；第96页第9行的“一百多人”及第16行的“一百一十名”，均应为“八、九十人”；第101页第17行的“与法文差不多”系“与德文差不多”之误。
  《回忆中共旅欧支部的光辉业绩》一文第115页第3行的“法国马克跌价，在法国生活费用低”系“德国马克跌价，在德国生活费用低”之误；第115页第11行的“法文补习班，学习法文”系“德文补习班，学习德文”之误；第115页第12行的“康法街中国留法学会”系“康德街中国留德学会”之误；第125页第7行“分乘九十辆”系“分乘几十辆”之误。
  插页《天津觉悟社社员合影》照片中，李毅韬应为李锡锦，薛卓东应为薛撼岳。
  第十六辑更正
  第十六辑《劝业场一带的变迁》一文第85页第23行的“清庆亲王载振（光绪皇帝的叔叔）”应改为“清庆亲王之子载振（宣统皇帝的叔叔）”。
  《一个太监的经历》一文第162页第1行“打西陵围”应改为“打东、西陵围”；第214页第8行第一字之前遗漏引号“；第220页第16行的“政治报复”系“政治报负”之误；第228页第19行的“我们下野了”“跟我们有碴口过节”均应去掉“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