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解放前，天津百货业分为批发庄（又称内局）及零售店（百货线店）。因为早期都是经营煤油、洋火，兼营洋线、肥皂的，后来又增加毛线、棉线、丝线、轴线、毛巾、线袜等，所以称百货线店。有的干脆就叫线店，这是天津地方的一种名称。批发庄的货源，在抗日战争前以及战争期间，主要来自日本，占总进货量的60％，其次是上海、青岛等地。日本投降后，美国货代替日本货。批发户的销货对象，一九三七年以前，京山线、陕甘线、京绥线、京汉线、津浦线各城镇的小百货店占总销货额的70％，天津市内各百货线店占30％。抗日战争期间，城乡交流断绝，日本又加以各种限制，外埠销货比例下降到40％。百货线店的销货对象主要是天津市民，也有少数外地百货店来买货的，比例约为10％左右。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天津百货业共有批发与零售商约九百户。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前夕，全行业倒闭二百户左右，剩下七百来户也是奄奄一息。
  日本投降，人民出于爱国的心理，希望从此解除日伪统治时期通货膨胀之苦，因而物价猛烈下跌，各商店纷纷抛售货物。百货业畅销的狼狗牌线袜与三花牌毛巾，每打由八十元落到八元。这给人民一种假象，似乎是国民党经济稳定，物价跌落，其实则是人们心理作用的结果。可是，这种假象却使百货业在经济上遭受了一次大冲击，首先是中小批发户风雨飘摇，纷纷倒闭。这些批发户大部分是在日本占领期间发展起来的，多依靠银行号贷款，囤积居奇，如今物价猛跌，债主纷纷登门逼债。各批发商为了还债，无奈只好派人到繁华地段摆摊甩卖货物。有的竟业不抵债，被迫歇业，各零售百货线店同样倒闭不少。当时著名又有实力的五和（在东北角）、仁昌（在东马路）、宏丰（在劝业场）等百货线店也门庭冷落，营业寥寥，朝不保夕。
  不久，国民党的原形毕露，它是一个贪污腐化、与人民为敌的集团，人民再也不相信它了，物价突然间像断了线的风筝，直线上涨。一九四六年一月，狼狗牌线袜每打四千三百元法币，比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后上涨五百三十多倍。三花牌毛巾每打两千六百元法币，比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后上涨三百二十多倍。五个月时间内，物价先猛跌后又出奇的暴涨，因而批发户和零售户倒闭了一百多家。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为稳定物价，改革币制，发行金元券，收回法币。一元金元券兑换三百万元法币。在发行金元券的同时，还宣布全国限制物价，以八月十九日的物价为准，不许随便涨落。金元券一出笼，限价令一下，市场的反映立刻揭穿国民党的谎话，物价不是稳定而是飞涨。明盘有行无市（即有行情没有货物），暗盘却什么都有，但价格远远超过限价的规定。例如大五福布，限价前每匹一亿元法币，发行金元券限价后，每匹金元券二百八十元，折合法币八亿四千万元，上涨七倍半。金元券的贬值，又一次“洗劫”民族工商业。人们存货不存钱，百货线店的货物几乎被抢购一空。
  五和百货线店（今东北角官银号的新华百货商场）在天津是有代表性的百货店，于一九三八年开业，资金一万五千元（伪联币）。由于地势好，经营得法，业务兴盛，每天销货额高达八、九千元（伪联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职工发展到一百四十七人，资产累计达六十多万元（伪联币），超过投资四十倍。可是，日本投降后，经过国民党的经济“洗劫”，五和与其他百货线店一样，每况愈下。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后，每天营业额降到两、三千元（伪联币）。一九四六年海上交通恢复，上海有货来津，五和业务稍有好转，一九四七年又衰落，解催职工一百零四人，还剩下四十三人。这时，五和一面经营百货，一面囤积百货。门市用些冷、背、滞货应付，或派人到街面临时买一点货，陈列货架，支应社会局的检查。五和是大户，向无外债，又有底子，尚且如此，至于多数有外债、底子薄的中小户就更难以维持了，所以倒闭停业者日有所闻，纵或暂时存在的，也是挣扎度日。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百货业批发与零售户共有七百三十一户，较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减少二百户左右。
  解放后，天津百货业在人民政府扶植下，于一九四九年成立天津市百货商店联营社，大户出基金一千元人民币，小户出五百元，组织三十二户百货店，共筹资四万元，统一进货，按户分配商品。经过两年的努力经营，家家有盈余，走向繁荣复兴的道路，为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合营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