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解放前，天津粮食行业分批发与零售两大类型。批发商早年称斗局子（因用斗过粮），近代称粮栈。零售商称米面铺。他们都经营米、面、杂粮的运销。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批发粮商约四百户，零售粮商约一千户。此外，还有一种属于牙行的斗店，不经营粮食运销，只代客买卖杂粮，从中取佣。天津最大的杂粮市场在今河东区六纬路河边，粮行俗称“河坝”或“启泰市场”。还有两个较小的杂粮市场，一个在丁字沽，一个在南门外。
  抗日战争以前，天津米、面、杂粮有一半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越南、泰国、印度，还有香港。另一半来自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安徽、江苏、辽宁等省。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占领天津期间，粮食逐渐被日本军方及三井、三菱、三星等财阀集团所控制。米、面、豆等供应军需或运往日本。玉米、高粱、山芋以及豆饼等粗食方配给中国人食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营粮食的不论批发还是零售，处境都极困难。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与人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粮食业未能复苏，反而更趋衰落。因为国民党政府又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园田荒芜，工商凋蔽，粮源日渐断绝，粮商有的歇业，有的转业，有的兼做倒卖黄金、棉布、股票生意。粮食业的衰败，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
  我们都是当年干粮行的，现回忆写出解放前夕粮栈和米面铺逐渐败落的情况，供作史料。
  义生源是天津历史较久、资力较雄厚的粮食批发商。创办于一九零二年，资本先五千两白银，后增至两万两，职工达六十多人。该号以经营面粉为主，杂粮为辅，购销业务远至香港、南洋一带，近为上海、南京、芜湖以及津浦、京沈、京绥沿线。自己还有一只载重二百吨的木船，雇工二十多人，常年到营口、锦州、烟台、龙口等地购粮。一九三九年结算时，盈余积累已达一百五十多万元（伪联币），折合当时面粉十三万多袋。义生源的财源茂盛，所以经常存有面粉十万袋做为周转，有如此雄厚实力，在当时天津批发粮商中是首户。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支持其侵略战争，在华北加紧搜刮，义生源的业务开始猛烈下降。到一九四四年，不得不改营杂货为主，粮食为辅，职工由六十多人减到二十多人。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义生源已是“风前残烛”，岌岌可危。经营粮食没有货源，经营杂货又是外行，勉强维持到一九四六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洋粉又恢复少量进口，上海面粉也有少量运津，义生源这才喘了一口气，稍有起色，恢复以经营面粉为主，兼营杂粮和杂货。可是好景不长，一九四七年内战扩大，交通阻塞，国外及上海面粉以及各地杂粮来量又大大减少，义生源只能派人带二、三十条麻袋到百里之内的乡间买点杂粮，由铁路零担运津，维持营业。而四大家族的中国粮食公司趁此机会，大量推销美国“救济”面粉和“美援”小麦，破坏中国农业，排挤中国粮商。上海运津的米面还要办出境许可证。粮源如此困难，加之各方排挤，义生源的资金眼看消耗殆尽。解放前夕，孤注一掷，做了一笔最后的生意，但不是粮食而是甘蔗。从上海买进由海路运天津，本批甘蔗成为义生源手头最后仅有的一笔货物，其价值却寥寥无几，远不能与当年经常存有十万袋面粉做为周转的宽裕日子相比了。甘蔗没有多少利润，出手之后，不够还外债的。怎么办？那只载重二百吨的木船已经变卖还债，现在只好把唯一的不动产一座营业用的三层楼房和全部家俱变卖，可是仍然业不抵债。各资东又拿出妇人们的金银珠翠首饰变卖，这才偿清债务。不久，天津解放，经营了近五十年的义生源粮栈已无力再起，便向人民政府申请歇业。
  零售商米面铺的货源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粮食批发商，二是河坝粮食市场，三是斗店。抗战胜利后，粮食批发商和斗店的货源基本断绝，河坝启泰栈杂粮市场每天还有少量上市，各米面铺零星买回一点杂粮，应付门市。
  那时粮价跟着黄金、棉布的价格跑，一天三变。各米面铺到河坝去买粮的多是经理，临行之前必嘱咐店里，粮食卖与不卖，卖多少钱，听他的电话或等他回来再说。不看准行情，不掌握存货，如果轻易买卖，一次错误就可能赔光歇业。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内战局势更紧，天津二、三百里之外的粮食几乎不能运津，只有百里之内跑单帮的粮贩子与少数郊区农民，推小车或骑自行车驮点粮食，到丁字沽和南门外杂粮市场出售。各零售米面铺又从河坝杂粮市场转向这两个市场，争购粮食，但一次最多也不过几包，经自己加工后才能出售。粮源越来越紧，粮价越卖越高。批发粮商、零售粮商、单帮粮贩都藉机发财，有的在原粮里掺杂，有的在玉米面里掺水，欺骗市民。虽然如此，天津粮商也摆脱不了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的摧残，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批发粮商倒闭了三百来户，剩下一百户左右；售零米面铺倒闭了六百多户，剩下四百来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