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寿丰面粉公司是天津开业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机制面粉公司，下属三个面粉厂。总厂又称寿丰一厂，在河东旧意大利租界，今中心广场附近。二厂在大丰桥，前身为大丰面粉厂。三厂在梁家咀子，前身为民丰面粉厂。管理机构设在总厂，生产听从总厂指挥，对外一切事务也由总厂负责。三个粉厂共有职工四百多人，另外有一部分临时工。总厂生产设备有二十五部磨，二厂有二十三部磨，三厂有十八部磨。总生产能力（日产）面粉一万七千袋。每袋按四十九磅计算，每天需要小麦一百万斤。
  一九三七年以前，外国面粉大量进口，上海面粉也源源运津。为了竞争，寿丰尽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面粉质量。寿丰面粉以桃子为商标，一号粉是“绿桃”，二号粉是“红桃”，三号粉是“兰桃”。此外，还有四、五号粉，质次价廉，通称黑面。“绿桃”，“红桃”两种面粉，在市场有较好的声誉，用户欢迎，销路很广，因而寿丰的业务蒸蒸日上，历年均有盈余。截至一九三六年底，除股东分红外，公积金已达法币六十余万元。
  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天津沦陷。在此期间，华北日伪政权严密控制粮食。小麦全部由日本三井、三菱等株式会社统购，不准许中国商人私自购买，以致天津各面粉厂因无原料，被迫停工。寿丰公司二、三两厂就在这时一度关闭，只有一厂勉强开工。后来，日本三井、三菱等株式会社把统购的小麦交给“华北麦粉制造协会”，按生产能力大小，再分配给各面粉厂加工，寿丰的一、二两厂才又复工，维持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胜利了，国民党又把灾难带给人民。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前，寿丰面粉公司的小麦原料，主要购自江苏南京、安徽芜湖、蚌埠、陕西渭南等地。抗日战争期间，寿丰与这些小麦产地失去联系。等到抗日战争胜利了，应该恢复与这些产地的关系，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打断各地交通，寿丰无法派人去这些产地，只能在较近的产麦区购买一点小麦，而且采购数量要事先报告天津市社会局，经批准后发给采购证明，方可行动。
  一九四六年，粮源更少，军队与人民争食的矛盾突出，因此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命令各面粉厂把生产的面粉一律交社会局分配，目的是先保军需，再供民用。面粉供不应求，面价便一日数涨。一九四七年三月，寿丰通粉每袋法币五至六万元，四月初涨至七万五千元，四月中旬超过八万元。国民党在飞涨的物价面前束手无策，四月十六日，天津市社会局召集各面粉厂负责人开会，宣布所谓“紧急措施”，面粉实行限价，每袋法币八万元；有任意更改者，以破坏经济法令论处。只面粉限价，小麦不限价，卖出面粉，买不回小麦，不仅赔累，且将坐吃山空。寿丰面粉公司不得不每天派人到经营粮食批发的各斗店去求援，买回一点小麦，勉强保持三个厂子的半停工状态。正在苟延残喘时，进出口商兴隆洋行经理高少洲前来兜揽美国小麦生意。寿丰见有救星，便辗转托人，以押汇方式，向专门经营外汇的中国银行借了一笔贷款，一次就买进美麦三船。这样寿丰的三个厂子才能喘过一口气来，稍见复苏。可是，它经不住国民党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的经济风暴。为了安全计，只好一面经营工业生产，一面搞商业投机。只要面粉一经出手，决不存现钞，立即派人各处抢购麻袋、面袋、棉花、罗底、皮带、机器油等实物，囤积起来，用钱时再倒卖；同时也做黄金、股票生意，在价格涨落之间牟取利润，以贴补面粉的赔累。
  一九四八年，战局更为紧张，国民党对工商业的压榨也加紧，有一次通知天津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国家征购面粉四万袋，做为“应变”物资。四万袋面粉等于当时天津全市面粉厂的几天产量，实在无力承担，而且面粉被征购，小麦却无来源，逼得四十多家面粉厂停停开开，半死不活。
  不久，国民党搞来了救济总署的“美援”小麦。在美国的“施舍”下，天津各面粉工业又有了一线活路。“美援”小麦到津后，由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与各厂协商，按照各厂生产设备能力分配加工数量，寿丰的三个厂子便领取了“美援”小麦加工最大的任务。这种小麦加工，不给加工费，按规定78％交粉，即小麦一百斤交七十八斤面粉，多余面粉和副产品麦麸等均归厂子所有。这比沦陷期间给日伪“华北麦粉制造协会”加工小麦有利可图。
  “美援”小麦刚刚救活寿丰，不料一场灾难又临头。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停工已久的寿丰三厂开工试车，准备加工“美援”小麦。谁知试车的当天夜间着了一把大火，全厂烧毁。原来这个厂子已做为国民党军队的军需仓库，驻部队看守。它的一个头目平时盗卖了不少被服，不知为何忽然想起销脏灭迹，便暗中放火烧掉全厂（仓库）。寿丰遭此灾难，经营更为困窘，一、二两厂依赖“美援”小麦的“施舍”，勉强维持到天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