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编者按：
  自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到一九四九年一月解放，天津在国民党统治期间，经济崩溃，民族工商业经历了一场大灾难，受到致命的摧残。
  为了提供研究天津民族工商业历史的资料，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史料组，最近访问了一些原工商业者，谈了他们亲身经历的各有关行业在解放前夕奄奄待毙的情况。根据记录，经高尔夫、王绣舜、邹仁波、马云桥等同志整理写出这一组史料。
  在经济崩溃冲击下的天津工商业
  高尔夫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受日冠八年压榨与摧残的天津民族工商业，未及喘息，又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下，更趋衰落。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全市一百四十多个行业，共有工厂与商店两万来户。到一九四八年底天津解放前夕，停工和倒闭的厂店约六七千户，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继续存在的也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
  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大崩溃。据天津历史研究所的统计资料：“到一九四八年七月，天津物价比抗战前上涨六万倍，年底更达到十四万五千倍，到天津解放前夕竟暴涨至三亿一千六百多万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象决堤的洪水一样，吞噬了整个国民党的统治区，民族工商业遭受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资力薄弱的工厂和商店纷纷歇业，就是那些著名的或资力雄厚的工厂与商店也大伤元气。
  更有甚者，美帝国主义打着盟国的旗号，前来趁火打劫。根据“中美商约”，向中国输出大量战后物资。吃的面粉、纸烟、罐头、蜜桔；穿的棉花、布匹、丝袜；烧的汽油、煤油；用的玻璃皮包、卫生纸、钓鱼竿、顶针；住的活动房屋……，飘洋过海源源而来，对中国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当时，天津市场上“无货不美”，“有美皆备”，许多国产工业品被挤入死胡同，没有了销路。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也与民争利，扼杀民族工商业。在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劫收了日本在天津、北平留下的重工业和轻工业较大的工厂，组成所谓“华北八大公司”，即华北钢铁公司、冀北电力公司、华北水泥公司、天津机器公司、天津制车厂、天津化学公司、天津造纸公司、中央电工器材厂天津分厂。另外，还劫收了天津纺织工业系统的十六个单位，纱锭四十二万枚，占天津市纱锭总数的84％。这些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打出“国营”的招牌，与打着“盟国”旗号的美帝上下其手，硬把天津的民族工商业拖向停工或倒闭的绝路。据天津历史研究所统计：天津在日寇投降时，有大小工厂五千余家，一九四六年底已有一千五百家倒闭，一九四七年又有95％完全停工或半停工，工业产销量只及平时的10％。据调查：天津解放前夕，十五家卷烟厂在半年内只生产纸烟九千箱，平均每家每天才二十箱，仅占生产能力的半数。机器制造工业由三百六十户减到二百一十九户。化学染料工业二十八户，倒闭十户。三百家大小制革厂，一天只生产一百至一百五十张牛皮，平均每厂半张。最大的华北制革公司的日产量原为一百张牛皮，减至日产三、五张。著名的中天电机厂的电话机日产量由一千多部降至三百部左右。具有规模的东亚企业公司的化学（制药）厂停工。
  工厂纷纷停工倒闭，自然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天津市共有工人五十八万五千余人，至当年底就有二十二万九千人失业，占工人总数的39％。
  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很多工商业者便转而从事于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活动。那时，工商界有这样一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人们“重货轻币”，到处抢购物资，囤积起来，待价而沽，牟取暴利。专以投机倒把为能事的银行钱庄，在三年内战期间，由六十八家增至一百六十多家。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天津民族工商业在解放前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是扼杀民族工商业的罪魁。
  靠美麦“施舍”过活的寿丰面粉公司
  杨文焕
  寿丰面粉公司是天津开业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机制面粉公司，下属三个面粉厂。总厂又称寿丰一厂，在河东旧意大利租界，今中心广场附近。二厂在大丰桥，前身为大丰面粉厂。三厂在梁家咀子，前身为民丰面粉厂。管理机构设在总厂，生产听从总厂指挥，对外一切事务也由总厂负责。三个粉厂共有职工四百多人，另外有一部分临时工。总厂生产设备有二十五部磨，二厂有二十三部磨，三厂有十八部磨。总生产能力（日产）面粉一万七千袋。每袋按四十九磅计算，每天需要小麦一百万斤。
  一九三七年以前，外国面粉大量进口，上海面粉也源源运津。为了竞争，寿丰尽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面粉质量。寿丰面粉以桃子为商标，一号粉是“绿桃”，二号粉是“红桃”，三号粉是“兰桃”。此外，还有四、五号粉，质次价廉，通称黑面。“绿桃”，“红桃”两种面粉，在市场有较好的声誉，用户欢迎，销路很广，因而寿丰的业务蒸蒸日上，历年均有盈余。截至一九三六年底，除股东分红外，公积金已达法币六十余万元。
  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天津沦陷。在此期间，华北日伪政权严密控制粮食。小麦全部由日本三井、三菱等株式会社统购，不准许中国商人私自购买，以致天津各面粉厂因无原料，被迫停工。寿丰公司二、三两厂就在这时一度关闭，只有一厂勉强开工。后来，日本三井、三菱等株式会社把统购的小麦交给“华北麦粉制造协会”，按生产能力大小，再分配给各面粉厂加工，寿丰的一、二两厂才又复工，维持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胜利了，国民党又把灾难带给人民。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前，寿丰面粉公司的小麦原料，主要购自江苏南京、安徽芜湖、蚌埠、陕西渭南等地。抗日战争期间，寿丰与这些小麦产地失去联系。等到抗日战争胜利了，应该恢复与这些产地的关系，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打断各地交通，寿丰无法派人去这些产地，只能在较近的产麦区购买一点小麦，而且采购数量要事先报告天津市社会局，经批准后发给采购证明，方可行动。
  一九四六年，粮源更少，军队与人民争食的矛盾突出，因此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命令各面粉厂把生产的面粉一律交社会局分配，目的是先保军需，再供民用。面粉供不应求，面价便一日数涨。一九四七年三月，寿丰通粉每袋法币五至六万元，四月初涨至七万五千元，四月中旬超过八万元。国民党在飞涨的物价面前束手无策，四月十六日，天津市社会局召集各面粉厂负责人开会，宣布所谓“紧急措施”，面粉实行限价，每袋法币八万元；有任意更改者，以破坏经济法令论处。只面粉限价，小麦不限价，卖出面粉，买不回小麦，不仅赔累，且将坐吃山空。寿丰面粉公司不得不每天派人到经营粮食批发的各斗店去求援，买回一点小麦，勉强保持三个厂子的半停工状态。正在苟延残喘时，进出口商兴隆洋行经理高少洲前来兜揽美国小麦生意。寿丰见有救星，便辗转托人，以押汇方式，向专门经营外汇的中国银行借了一笔贷款，一次就买进美麦三船。这样寿丰的三个厂子才能喘过一口气来，稍见复苏。可是，它经不住国民党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的经济风暴。为了安全计，只好一面经营工业生产，一面搞商业投机。只要面粉一经出手，决不存现钞，立即派人各处抢购麻袋、面袋、棉花、罗底、皮带、机器油等实物，囤积起来，用钱时再倒卖；同时也做黄金、股票生意，在价格涨落之间牟取利润，以贴补面粉的赔累。
  一九四八年，战局更为紧张，国民党对工商业的压榨也加紧，有一次通知天津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国家征购面粉四万袋，做为“应变”物资。四万袋面粉等于当时天津全市面粉厂的几天产量，实在无力承担，而且面粉被征购，小麦却无来源，逼得四十多家面粉厂停停开开，半死不活。
  不久，国民党搞来了救济总署的“美援”小麦。在美国的“施舍”下，天津各面粉工业又有了一线活路。“美援”小麦到津后，由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与各厂协商，按照各厂生产设备能力分配加工数量，寿丰的三个厂子便领取了“美援”小麦加工最大的任务。这种小麦加工，不给加工费，按规定78％交粉，即小麦一百斤交七十八斤面粉，多余面粉和副产品麦麸等均归厂子所有。这比沦陷期间给日伪“华北麦粉制造协会”加工小麦有利可图。
  “美援”小麦刚刚救活寿丰，不料一场灾难又临头。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停工已久的寿丰三厂开工试车，准备加工“美援”小麦。谁知试车的当天夜间着了一把大火，全厂烧毁。原来这个厂子已做为国民党军队的军需仓库，驻部队看守。它的一个头目平时盗卖了不少被服，不知为何忽然想起销脏灭迹，便暗中放火烧掉全厂（仓库）。寿丰遭此灾难，经营更为困窘，一、二两厂依赖“美援”小麦的“施舍”，勉强维持到天津解放。
  苟延残喘的卷烟工业
  杨健庵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打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天津卷烟工业在那些年月里，苟延残喘过日子。
  我当时是天津华阳烟草公司经理。今以华阳为主，谈谈当时卷烟工业的困难处境。
  日本投降不久，天津卷烟工业就遇到两大灾难。一是交通梗阻，各地烟叶无法运津，各厂原料不足。二是美国纸烟从大洋彼岸跨海源源进入天津，凶猛地冲击天津卷烟工业，还有上海纸烟也乘飞机或轮船到天津抢占市场。在两路夹攻之下，一向质次价高的天津各卷烟厂节节败阵，生产无原料，产品无销路，既“饥饿”又“肚胀”，在一种说不出的痛苦之下，苟延残喘。到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天津十五家私营卷烟厂，开工的仅五家，半开工的五家，停工的五家。华阳属于半停工的。
  国民党投靠美国，美国纸烟进口免税优待。红光、骆驼、飞利浦……，在当时是人们熟悉的名牌纸烟，装潢精緻，价钱又便宜，可谓“物美价廉”。从一九四五年第四季度开始，天津市高、中档纸烟有50％为美国纸烟所控制，其余50％又多半被上海的绿炮台、美丽、仙乐、大联珠，大象及天津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前门、哈德门等牌纸烟占领。天津各烟厂只能在美烟与沪烟的夹缝中，讨些残羹剩饭，销售一点低档货，维持生存。
  物价飞涨，人们“重货轻币”，一时间高、中档畅销的美国红光、骆驼、飞利浦，上海大象等牌纸烟，与美钞、黄金、大五福布等同样成为囤积的筹码，城乡小商贩和居民纷纷抢购，就连不吸烟的人也存储纸烟。于是天津侯家后出现了纸烟市场，报纸上也天天刊出纸烟的行情，天津零售纸烟的小商店（也称烟阁子）突增，从七、八百家增加到两千家。烟厂在倒闭，烟店在增加，工亡商兴，这是一种畸形的经济状态。纸烟变成囤积的筹码，可是天津烟除几个名牌如哈德门、恒大之外，其他牌号几乎无人问津，市面抢购的多是美国烟与上海烟，这就难怪一些中小烟厂支撑不住，如大陆、民生、天津、瑞峰、鸣记等烟厂便先后关闭；华美、华阳、五洲、华大、大中华等烟厂陷入半停工。据当时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统计，一九四八年，天津全市纸烟产量两万四千三百六十九箱，较抗日战争前一九三六年产量十五万四千零九十二箱下降六点三倍，较一九四四年日本投降前一年产量六万零四百二十五箱下降二点四倍，可见在国民党接收天津后，卷烟工业急速衰落。
  华阳烟草公司是天津一家中等规模的卷烟厂，有职工四百人，日产能力五十大箱（五万支装）。它的前身是天津亚洲烟草公司，因业务亏损，无力经营，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以黄金四千两代价卖给沈阳太阳烟草公司，改名为天津华阳烟草公司，实际是太阳烟草公司的天津分厂。
  太阳烟草公司在沈阳有较久的历史，也是一家大厂，多年经营，底子很厚。今又在天津增设分厂，自认为驾轻就熟，必有利可图。谁料经营了一年半的时间，至一九四八年底，近两千两黄金的流动资金竟消耗殆尽，陷入奄奄一息的困境。
  天津解放前三个月，华阳烟草公司已解雇职工一百多人，在职的也发不出工资，改由本厂积存的纸烟代替。天津临近解放时，美国纸烟绝迹，上海纸烟也无法运来，这就给天津各烟厂一个复活的机会，可是没有烟叶原料，各烟厂还是无法恢复生产，只有嗷嗷待毙。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民族工商业获得新生，卷烟工业欣欣向荣。各卷烟厂先后复工，产品由天津市百货公司包销，原料由国家贷款购进。华阳烟草公司在国家的扶植下，月月超产，年年盈余。
  断了粮源的粮食业
  朱仙舟 刘树英 张连祥
  解放前，天津粮食行业分批发与零售两大类型。批发商早年称斗局子（因用斗过粮），近代称粮栈。零售商称米面铺。他们都经营米、面、杂粮的运销。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批发粮商约四百户，零售粮商约一千户。此外，还有一种属于牙行的斗店，不经营粮食运销，只代客买卖杂粮，从中取佣。天津最大的杂粮市场在今河东区六纬路河边，粮行俗称“河坝”或“启泰市场”。还有两个较小的杂粮市场，一个在丁字沽，一个在南门外。
  抗日战争以前，天津米、面、杂粮有一半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越南、泰国、印度，还有香港。另一半来自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安徽、江苏、辽宁等省。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占领天津期间，粮食逐渐被日本军方及三井、三菱、三星等财阀集团所控制。米、面、豆等供应军需或运往日本。玉米、高粱、山芋以及豆饼等粗食方配给中国人食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营粮食的不论批发还是零售，处境都极困难。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与人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粮食业未能复苏，反而更趋衰落。因为国民党政府又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园田荒芜，工商凋蔽，粮源日渐断绝，粮商有的歇业，有的转业，有的兼做倒卖黄金、棉布、股票生意。粮食业的衰败，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
  我们都是当年干粮行的，现回忆写出解放前夕粮栈和米面铺逐渐败落的情况，供作史料。
  义生源是天津历史较久、资力较雄厚的粮食批发商。创办于一九零二年，资本先五千两白银，后增至两万两，职工达六十多人。该号以经营面粉为主，杂粮为辅，购销业务远至香港、南洋一带，近为上海、南京、芜湖以及津浦、京沈、京绥沿线。自己还有一只载重二百吨的木船，雇工二十多人，常年到营口、锦州、烟台、龙口等地购粮。一九三九年结算时，盈余积累已达一百五十多万元（伪联币），折合当时面粉十三万多袋。义生源的财源茂盛，所以经常存有面粉十万袋做为周转，有如此雄厚实力，在当时天津批发粮商中是首户。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支持其侵略战争，在华北加紧搜刮，义生源的业务开始猛烈下降。到一九四四年，不得不改营杂货为主，粮食为辅，职工由六十多人减到二十多人。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义生源已是“风前残烛”，岌岌可危。经营粮食没有货源，经营杂货又是外行，勉强维持到一九四六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洋粉又恢复少量进口，上海面粉也有少量运津，义生源这才喘了一口气，稍有起色，恢复以经营面粉为主，兼营杂粮和杂货。可是好景不长，一九四七年内战扩大，交通阻塞，国外及上海面粉以及各地杂粮来量又大大减少，义生源只能派人带二、三十条麻袋到百里之内的乡间买点杂粮，由铁路零担运津，维持营业。而四大家族的中国粮食公司趁此机会，大量推销美国“救济”面粉和“美援”小麦，破坏中国农业，排挤中国粮商。上海运津的米面还要办出境许可证。粮源如此困难，加之各方排挤，义生源的资金眼看消耗殆尽。解放前夕，孤注一掷，做了一笔最后的生意，但不是粮食而是甘蔗。从上海买进由海路运天津，本批甘蔗成为义生源手头最后仅有的一笔货物，其价值却寥寥无几，远不能与当年经常存有十万袋面粉做为周转的宽裕日子相比了。甘蔗没有多少利润，出手之后，不够还外债的。怎么办？那只载重二百吨的木船已经变卖还债，现在只好把唯一的不动产一座营业用的三层楼房和全部家俱变卖，可是仍然业不抵债。各资东又拿出妇人们的金银珠翠首饰变卖，这才偿清债务。不久，天津解放，经营了近五十年的义生源粮栈已无力再起，便向人民政府申请歇业。
  零售商米面铺的货源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粮食批发商，二是河坝粮食市场，三是斗店。抗战胜利后，粮食批发商和斗店的货源基本断绝，河坝启泰栈杂粮市场每天还有少量上市，各米面铺零星买回一点杂粮，应付门市。
  那时粮价跟着黄金、棉布的价格跑，一天三变。各米面铺到河坝去买粮的多是经理，临行之前必嘱咐店里，粮食卖与不卖，卖多少钱，听他的电话或等他回来再说。不看准行情，不掌握存货，如果轻易买卖，一次错误就可能赔光歇业。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内战局势更紧，天津二、三百里之外的粮食几乎不能运津，只有百里之内跑单帮的粮贩子与少数郊区农民，推小车或骑自行车驮点粮食，到丁字沽和南门外杂粮市场出售。各零售米面铺又从河坝杂粮市场转向这两个市场，争购粮食，但一次最多也不过几包，经自己加工后才能出售。粮源越来越紧，粮价越卖越高。批发粮商、零售粮商、单帮粮贩都藉机发财，有的在原粮里掺杂，有的在玉米面里掺水，欺骗市民。虽然如此，天津粮商也摆脱不了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的摧残，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批发粮商倒闭了三百来户，剩下一百户左右；售零米面铺倒闭了六百多户，剩下四百来户。
  遭受经济“洗劫”的百货业
  乔家钧
  解放前，天津百货业分为批发庄（又称内局）及零售店（百货线店）。因为早期都是经营煤油、洋火，兼营洋线、肥皂的，后来又增加毛线、棉线、丝线、轴线、毛巾、线袜等，所以称百货线店。有的干脆就叫线店，这是天津地方的一种名称。批发庄的货源，在抗日战争前以及战争期间，主要来自日本，占总进货量的60％，其次是上海、青岛等地。日本投降后，美国货代替日本货。批发户的销货对象，一九三七年以前，京山线、陕甘线、京绥线、京汉线、津浦线各城镇的小百货店占总销货额的70％，天津市内各百货线店占30％。抗日战争期间，城乡交流断绝，日本又加以各种限制，外埠销货比例下降到40％。百货线店的销货对象主要是天津市民，也有少数外地百货店来买货的，比例约为10％左右。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天津百货业共有批发与零售商约九百户。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前夕，全行业倒闭二百户左右，剩下七百来户也是奄奄一息。
  日本投降，人民出于爱国的心理，希望从此解除日伪统治时期通货膨胀之苦，因而物价猛烈下跌，各商店纷纷抛售货物。百货业畅销的狼狗牌线袜与三花牌毛巾，每打由八十元落到八元。这给人民一种假象，似乎是国民党经济稳定，物价跌落，其实则是人们心理作用的结果。可是，这种假象却使百货业在经济上遭受了一次大冲击，首先是中小批发户风雨飘摇，纷纷倒闭。这些批发户大部分是在日本占领期间发展起来的，多依靠银行号贷款，囤积居奇，如今物价猛跌，债主纷纷登门逼债。各批发商为了还债，无奈只好派人到繁华地段摆摊甩卖货物。有的竟业不抵债，被迫歇业，各零售百货线店同样倒闭不少。当时著名又有实力的五和（在东北角）、仁昌（在东马路）、宏丰（在劝业场）等百货线店也门庭冷落，营业寥寥，朝不保夕。
  不久，国民党的原形毕露，它是一个贪污腐化、与人民为敌的集团，人民再也不相信它了，物价突然间像断了线的风筝，直线上涨。一九四六年一月，狼狗牌线袜每打四千三百元法币，比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后上涨五百三十多倍。三花牌毛巾每打两千六百元法币，比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后上涨三百二十多倍。五个月时间内，物价先猛跌后又出奇的暴涨，因而批发户和零售户倒闭了一百多家。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为稳定物价，改革币制，发行金元券，收回法币。一元金元券兑换三百万元法币。在发行金元券的同时，还宣布全国限制物价，以八月十九日的物价为准，不许随便涨落。金元券一出笼，限价令一下，市场的反映立刻揭穿国民党的谎话，物价不是稳定而是飞涨。明盘有行无市（即有行情没有货物），暗盘却什么都有，但价格远远超过限价的规定。例如大五福布，限价前每匹一亿元法币，发行金元券限价后，每匹金元券二百八十元，折合法币八亿四千万元，上涨七倍半。金元券的贬值，又一次“洗劫”民族工商业。人们存货不存钱，百货线店的货物几乎被抢购一空。
  五和百货线店（今东北角官银号的新华百货商场）在天津是有代表性的百货店，于一九三八年开业，资金一万五千元（伪联币）。由于地势好，经营得法，业务兴盛，每天销货额高达八、九千元（伪联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职工发展到一百四十七人，资产累计达六十多万元（伪联币），超过投资四十倍。可是，日本投降后，经过国民党的经济“洗劫”，五和与其他百货线店一样，每况愈下。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后，每天营业额降到两、三千元（伪联币）。一九四六年海上交通恢复，上海有货来津，五和业务稍有好转，一九四七年又衰落，解催职工一百零四人，还剩下四十三人。这时，五和一面经营百货，一面囤积百货。门市用些冷、背、滞货应付，或派人到街面临时买一点货，陈列货架，支应社会局的检查。五和是大户，向无外债，又有底子，尚且如此，至于多数有外债、底子薄的中小户就更难以维持了，所以倒闭停业者日有所闻，纵或暂时存在的，也是挣扎度日。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百货业批发与零售户共有七百三十一户，较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减少二百户左右。
  解放后，天津百货业在人民政府扶植下，于一九四九年成立天津市百货商店联营社，大户出基金一千元人民币，小户出五百元，组织三十二户百货店，共筹资四万元，统一进货，按户分配商品。经过两年的努力经营，家家有盈余，走向繁荣复兴的道路，为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合营打下基础。
  日趋衰落的瑞蚨祥
  刘越千
  瑞蚨祥是天津最大的绸布店之一，由山东章丘县孟家独资经营，闻名华北。天津瑞蚨祥有三个门市部，两个在估衣街，一个在锅店街，共有职工一百五六十人。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瑞蚨祥存有的流动资金，估计可折合两万多匹白布。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天津三年多的时间里，因受通货膨胀与官府苛捐杂税、敲诈勒索的损失，瑞蚨祥的业务日趋衰落，到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流动资金已亏了五分之三，剩下的只折合四、五千匹白布。到一九四八年底，物价有时一日之间翻涨一倍，瑞蚨祥货物卖出再也买不回来，库存越来越少，在坐吃山空的险境中，盼到了解放。
  孟家经营瑞蚨祥有个原则：不借外债，现款购货。不借外债便没有利息负担，现款购货比期款购货的价格要便宜，这样对企业固然有益，但却非有雄厚的实力不可。瑞蚨祥正是依靠这个条件，既不借外债又用现款购货，所以连连得利，年年盈余，业务兴盛。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天津后，瑞蚨祥还是按照老办法经营，不借外债，现款购货，自以为这样比较稳妥，与外界没有钱财上的牵连，在经济动荡中可独善其身。其实这是幻想，国民党统治区货币连续贬值，物价扶摇直上，瑞蚨祥濒临虚盈实亏的破产局面。手头的钞票越来越多，可是钱不值钱，动辄亿万，好象有盈余，而实际货物的存量却越来越少，已经暗亏了。看来，不借外债，现款购货的老办法也是保不住瑞蚨祥的。
  在国民党统治下经营工商业，本来就担着风险，更何况如今经济崩溃，物价飞涨，风险更大。到一九四七年底，瑞蚨祥的流动资金赔出了五、六千匹白布，这是它开业以来第一次蚀本。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改革币制，发行金元券，同时宣布对粮、油、棉、布等实行限价。人民对国民党的鬼话和鬼政策，早已不相信。当发行金元券和限制物价的消息传出后，市面立即出现抢购之风，谁也害怕钞票毛在手里。瑞蚨祥是抢购的对象，一开门，顾客蜂拥而入，先抢购白布，再抢购色布，甚至绸缎呢绒也不放过。那时，各大商店都在经济警察监视下营业，瑞蚨祥每天不知要接待多少批经济警察老爷们来检查执行限价情况，他们一面勒索财物，一面强制开门营业。瑞蚨祥只好多方应付，请客送礼，同时在门市上稀落的摆点人造丝等冷背货，应酬顾客。
  就是这样一个朝不保夕的买卖，国民党的税务局三天两头还派税务员来查帐，会计室、仓库都被他们把守，如临大敌，不准出入，百般刁难。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等，名目繁，难以尽述。查帐的结果是税款自然要照章缴纳，另外还得付出一笔贿赂税务员的费用。
  天津解放前夕，瑞蚨祥的流动资金已接近枯竭，而资本家仍沿袭老办法，不允许借用银行号的贷款。为了维持营业，迫不得已而吸收职工存款和存布，以资周转。办法是商得全体职工同意，每月的工资折成布匹存在店内，到期还布，并按布折实付息，这样既保证职工收入不受物价上涨的损失，又暂时减少了企业的开支，解决资金周转的困难。职工原有的存布也可以借给本店，将来如数归还，并折实付息。当然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瑞蚨祥依然在衰落中，直到天津解放。
  宰牛卖肉的牧场牛奶业
  李若愚 曹梅村
  天津牛奶业又称牧场业，至今已有八十年的历史。创办牧场的是居留天津的外国人。传说天津最早的牧场大约出现在一八九四年前后，为俄籍商人所办，叫阜昌牛奶房，开设在英国租界小营门附近，以后又有德商泰代牛奶房，英商兴泰牛奶房。这些牛奶房都雇用中国人担任饲养、挤奶、送奶。大约在一九〇〇年前后，有赵某从德商泰代牛奶房离职，在英租界黄家花园附近，首创中国人经营的牛奶房。从此，中国人开设的牧场逐渐增加。
  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天津后，军用奶制品需要量较大，天津牛奶业一度“繁荣”发展。在日伪政权的控制下，组成天津市牛奶“组合”（即专卖机构）为奶粉厂提供鲜奶。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当时天津的牧场约有一百家左右，拥有奶牛二千二百头。因为日本投降，天津日本军用奶制品全部停产，鲜奶销路锐减而过剩，只好降价出售，五瓶索法币一元，依然不能产销平衡；同时，法币贬值，物价飞涨，饲料奇贵。牛奶卖不出，饲料买不起，各牧场多无力饲养奶牛，有的开始卖牛，有的把牛奶倒入地沟里。祸不单行，美国军用剩余奶粉大量运津倾销，有一种“白罐”（没有商标）军用全脂奶粉充斥市场，每磅只售两元多钱（法币），比一磅鲜奶贵不多少。用户为了食用方便，宁买“白罐”奶粉，而不买鲜奶，天津的牛奶业又被打闷棍。
  为了生存挣扎，一九四六年底，四十几家牧场联合成立了天津牧场业奶品制造厂，生产童牛牌奶粉，与美国奶粉竞争。但因质次价高，争不过美国货，结果赔累不堪，旋告破产停工。随后，美国KLIM牌全脂奶粉又占领天津市场成为畅销货，把天津比较有名的隆瑞兴奶粉厂出产的百鸽牌奶粉几乎挤垮，造成大量积压。
  各牧场鲜奶卖不出，生意难以维持，不得不杀牛卖肉或卖活牛，到一九四八年底，天津的奶牛连杀带卖减少了四百头，还剩下八百头。鲜奶的产量每天由四万磅减至六、七千磅。当时天津经营牛奶业者感叹：人吃牛，牛吃牛。
  “沙船”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
  刘景荣
  解放前，天津最著名的皮鞋厂是东马路沙船鞋厂，前面是门市，后面是工厂。沙船的皮鞋式样美观，质地良好，穿着舒适，畅销天津与外埠许多地方。
  骆驼素有“沙船”之称。在沙漠地带走路，骑骆驼既舒适又持久（骆驼可以几天不吃不喝）。鞋厂取名“沙船”，并以骆驼为商标，其含意是皮鞋舒适、耐久。
  沙船鞋厂极盛时期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门市增加到两个，职工由最初的五、六人发展到一百零九人，日产量由十双增加到八十双，每双的利润为销货额的25％至30％。
  日本占领天津期间，皮革军用，尤其是进口皮革多被军方征用，而国产皮革质量很次，做出的皮鞋不受欢迎，沙船鞋厂的业务大大下降。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沙船鞋厂存有德国皮的皮鞋一千双，还有德国皮的鞋面皮两千双，美国皮的鞋底皮两千双。这四千双鞋面和鞋底皮，都是在日本投降前夕，为逃躲日伪的搜查、征用，将整皮裁为零皮存储下来的。
  日本投降后，沙船鞋厂的经理刘景荣很想大干一番，他特地从北京邀来做男女皮鞋的师傅三十多人，扩大业务。这时，每天已可生产皮鞋六、七十双，基本产销平衡，营业尚好。可是半年过后，进入一九四六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业务显著下降。一九四七年，情况更坏，多数正当的工厂、商店明盈（钞票多了）暗亏（货物少了），摇摇欲坠，沙船鞋厂也不例外，皮鞋日产量由八十双减到四十双。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同时限制物价。有一天，国民党经济警察在沙船鞋厂门市部查获一双涨价五角（金元券）的皮鞋，立即把沙船查封，传讯经理，指控破坏限价政策，并下令强迫沙船把当时库存的四千多双皮鞋，按限价的价格，在三天之内拍卖一光。卖鞋所得货款，沙船不敢存放，拟买皮革却无货源，只好买了煤炭、大米、面粉、小米等囤积起来。这些东西合计不过值一千袋面粉钱，可是四千双皮鞋应值一万二千袋面粉，由于物价飞涨，转手之间，一万一千袋面粉不翼而飞，把厂子的积累赔进百分之九十。从此，沙船鞋厂一蹶不振。
  不久，天津警备司令部又把沙船鞋厂经理刘景荣叫去，命令他给军官们定做进口皮的皮鞋。刘景荣说鞋厂一张皮子也没有了，他们不信，查帐查仓库，证明经理的话是真实的，这才作罢。皮鞋工厂居然没有一张皮子，足见“沙船”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