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我的父亲吉鸿昌是千万先烈中的一个，他为了民族的解放而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他一生的道路曲折、坎坷，由一个旧军人转变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最后死的很英勇。人民纪念他，把他的事迹写成书、写成剧本，谱成爱国主义的颂歌，这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用父亲自己的话来说：“我吃了半辈子糊涂饭，是在党的启发指引下，才真正觉醒、明白过来。”，我母亲每回忆父亲的过去，讲述他临死不惧的英雄气概，总是深有感受地说：“没有党的教育，就没有无私无畏的吉鸿昌。”
  父亲牺牲的那年我才三岁，对父亲的事迹无从忆起。但是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却最喜欢对我们讲述父亲的生平，特别是当我和哥哥在读书时遇到困难、对上进失去信心的时候，她总是对我们说父亲如何勤奋好学，尽管他穷得没有上学的条件，还是创造一切可能去读书识字，以父亲那种为救国救民的需要而刻苦学习的精神，来启发我们，勉励我们，继承父亲的遗志，奋发图强，排除外侮，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献身。
  现在，我把记忆较深的关于我父亲勤奋好学、热心办学的一些事迹，记述如下：
  在家乡创办中学
  今年一月，我曾回到原籍河南省扶沟县为父亲扫墓，在经过我的家乡吕潭镇的时候，特意参观了当地著名的学校——鸿昌中学。这是一所设备较齐全、校舍也不小的学校，它已经有了五十八年的历史。学校负责同志兴奋地告诉我：吉鸿昌将军当年亲手创办的这所学校，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已确定为河南省周口地区的重点中学，并正式改名为鸿昌中学。现在专区已拨出经费修建校舍，原来年久失修的大礼堂也要修葺一新；图书馆的藏书之多也足敷借阅之需；增添了电影机、电视机，以及为提高教学质量购置了体育器械、教学用具和实验仪器；还扩大和健全了原有的校办农场和工厂。
  这不禁使我回忆起母亲经常给我讲述的这所学校创办的经过：
  那是远在一九二一年，我父亲在西北军当营长的时候，他成天省吃俭用，积攒下一百多块银元的薪饷。这年他约了本营的秘书郝子固和他一同回乡探亲，一路上他对郝子固谈起了想在家乡——吕潭镇办一所贫穷子弟学校的计划。他说：“要使中华民族这个睡狮猛醒，不受外侮，彻底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状况，光靠我们这些当兵的打仗不行，从长远打算，就非得把多数的穷苦人民子弟送到学校，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才能从愚昧状态中猛醒过来。所以我打算在家乡办一所贫穷子弟学校。”郝子固十分赞同他的主张，但是又表示：“没有校舍没有老师，没有桌椅，……这谈何容易。”我父亲说：“事在人为，城隍庙就可以当校舍，你有较高的文化，可以当校长兼任教师，没有桌椅就用砖砌……。”郝子固欣然同意，于是他们俩在回家乡之后，就着手兴办起学校来了。
  首先要把城隍爷搬掉才能腾出大殿当课堂，但是当时迷信风俗还很严重，对神仙菩萨的偶像非常崇拜。他除了说服群众以外，就亲自带领着一伙年青人来到城隍庙里，他脱下鞋，用鞋底先朝城隍爷脸上狠打，并历数了城隍爷误国误民的十大罪状，然后一拥而上，把神像打倒，清除出去。这间大殿刚好做教室用，又用砖砌成了桌和凳，用他的薪饷买了课本、黑板、粉笔、灯油，动员贫苦子弟免费入学并发给书、本。郝子固当了这个仅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教师，还兼任校长。第一年进校学生只有七人。
  一、两年后，他再次回家探亲，看到贫苦人家送子入学并不踊跃，学生才几十个人，学校起色也不大。他这才意识到只免费入学，并不能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他就又说服了当地群众，把吕潭镇上的江苏会馆的房屋和土地并入学校经管，还把军队里的破旧汽车买下来送给学校，供学生掌握检修汽车和机械的技术。这就是当年仅有的校办工厂。农忙季节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学校还办了农场，提高办农业的知识，既能解决学生生活自救，又能有力量扩建成中学。这样，学校就逐渐兴旺起来，到了一九二九年，学生发展到一千六百多人，教师也有百余位，其中如宁中坚、杨文生等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学生来源不仅限于本县，连附近的西华、太康、通许、鄢陵等地的贫穷子弟，也纷纷背上行李投奔这里读书。后来我父亲当了西北军的军长和宁夏省主席的时候，仍很关心这所学校，他每次回家都必到学校探望，送经费、送图书，还常脱掉军装到贫苦学生家访问，或给学生讲课，启发学生读书救国的热情。一九三一年他被逼出国到美国考察时，遇到了一位中国学者喻传鉴，喻先生是出国考察教育的，但到美国后蒋介石腐败政府并不重视教育事业，中断了他的经费，他困在美国，回不了国。我父亲当即和他结成朋友，并资助他回国的路费，希望他回国后办好祖国的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父亲还虚心地向喻先生请教，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并倾听喻先生提出的增加教学设备和扩大图书馆的建议，使吕潭镇贫民子弟学校在规模上、教学质量上都逐渐得到提高和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已经为革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在父亲生前，尽管这所学校就已发展到可观的水平，但他从来不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功劳。特别是对学校的一切设备、器材，都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有财产，决不准私人动用。他每次回家或是母亲随同一起，也都是住在学校的对面自家的三间茅草房里，睡铺板，枕砖头。当本家的兄弟子侄问他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兴办的学校里的时候，他说：“学校是公益事业，我们只有尽义务和送子弟入学的权利，没有动用它一草一木的权利，它决不是我们吉家的私有财产，再说那是个读书的地方，岂能容私人占住、干扰？”
  为了进一步地明确这所中学决非吉氏的私产，在我祖父病故在开封的那年，我父亲破除迷信思想，在办完丧事后，在开封市大舞台戏院特请乡亲们看戏。在开演前，他登台声明：“我请诸位亲友来作个见证，中山中学的一切财物设施，都是公产，绝非吉氏私有。包括我吉鸿昌在内，今后如果吉家子弟中出了不义之人，想侵吞学校的公产，就是犯罪行为，诸位亲友都有权对他控告和制裁。”直到我父亲在一九三四年被蒋介石杀害的临终时刻，还写遗嘱说明：吕潭地方学校是为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绝非吉氏私产……。
  果然，当年的亲友的确起到见证和监督作用。在我父亲逝世后至解放的一段漫长岁月里，这所学校终于完整地被保留下来了，现在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一生勤奋好学
  我父亲出身贫苦，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就靠祖父在吕潭镇搭个茶棚卖茶度日，生活的折磨再加上父亲幼年丧母，他的童年是很悲惨的。他常羡慕能读书的人，但象他这样的穷孩子，只能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那有钱去私塾读书识字。他恨这个世道不公平。穷孩子上不了学，就经常大胆地爬到私塾院墙上，偷偷听老先生讲课，把认下的字暗记在心里，在放牛的时候，用树枝和石头当笔，在地上练习着写字。穷人念书识字的艰难深深地刻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
  由于父亲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所以对学习很认真。当他和母亲结婚的那年，父亲已经是旅长了，他知道母亲是兰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就诙谐地说：“我是捋牛尾巴出身的大老粗，没上过学，只是东拼西凑的认上几个字，我就拜你为我的家庭教师吧！”我母亲以为是说笑话，全不放在心上，谁知道我父亲却很认真地和母亲约法三章：一是每天定时教课；二是讲有借鉴的古文；三是教写毛笔字（母亲在书法上是下过功夫的）。就这样坚持不懈地每天抽出一定时间，象小学生一样认真努力，有不解的地方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还常常在母亲夸他真用功的赞扬声中，找出自己的不足。他好学的精神在军队中传为佳话。即或是在行军打仗的繁忙公务中，他也不间断看书写字。对下属，不耻下问，虚心求教，从不摆官架子自欺欺人。父亲让母亲给讲“尺牍”，并常常练习给母亲写信，检验学习的收获。后来进而学习《左传》、《古文观止》等书，还用写自传的形式提高写作能力。父亲深深体会到文化知识对于一个革命者的重大作用，所以他能自觉地跳出为念书而念书的狭隘小圈子，注意学以致用，从不满足。一九二九年，我父亲当上西北军控制的宁夏省省主席的时候，经常阅读的书籍又增加了新内容——马列著作，对学习这些书更是爱不释手，孜孜不倦。因为早在两年前，就在西北军中的地下党员宣侠父同志的帮助下，接触过一些进步书籍，在这个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母亲看到父亲废寝忘食的劲头，有时开玩笑说：“孺子可教，大有作为。”父亲却说：“我吃了半辈子糊涂饭，这才明白过来。”还说：“要不是老宣他们的开导、帮助，我怎么能‘顿开茅塞’呢！”
  在省主席的任上，他书写了内容为“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的座右铭。平时也常用这几句话鞭策自己，身体力行。为诫励所属，还把这几句话写在自己的像片上，然后分赠给下属，藉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使他看到了光明，追求真理的欲望更加强烈。父亲对《国际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月明星稀之夜，父亲请求母亲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着，唱着，父亲陷于沉思，从内心发出了高尚的赞叹！尔后，父亲到苏区寻找真理回来，提笔写下“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几个字，和母亲交换了看法，表明了决心。
  也就是在父亲认为投错了门路的时候，在光山县驻防时，更进一步看到内战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惨象，就借一座显赫府第门前的一对蜷卧的石狮子，来舒发自己的情怀，当即提笔挥毫写道：“睡狮猛醒，领导民众，尔速猛醒，国将不国。”思想境界达到新的高度，为尔后成为共产党人逐步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是中国人！”
  一九三一年秋，我父亲担任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的时候，曾被迫出国作了一次考察。他这次出国，已是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蒋介石为了阻挠我父亲这一爱国将领的抗日行动，立逼父亲“携眷出国”，作“军事考察”，而实际上是企图夺去父亲的军权，流放国外，以除心患。
  父亲有一次穿着整齐的军装，率领一行从属人员在美国纽约的大街上，突然有人拦住他故意问道：“你是日本人吧？！”父亲叫翻译回答说：“不，我是中国人！”对方听了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地说：“中国人？东亚病夫，不可能有这样魁梧、高大的军人……。”
  又一次，他到纽约的一家邮局寄递东西，那里的工作人员又明知故问地说：“你是那国人？”我父亲大声说道：“我是中国人！”对方奚落地说：“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中国了。”
  接连受到这样的奚落和侮辱，使父亲异常气愤，甚至连饭也吃不下去了。当我母亲和属下劝慰他的时候，他严肃地说：“侮辱我吉鸿昌本人，我并不在乎，但是我们是代表中国到美国来考察的，受侮辱的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啊！”他坚决地表示：“下次外出时，就带上‘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让外国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人是有血性的，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定会重新振兴起来的！”
  果然，他用草板纸自制了一个约半尺长的长方形牌子，用毛笔书写着“我是中国人”几个大字，并在下边注上英文。当他挂着牌子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到处引起很多人的注目，但父亲总是挺着胸膛昂首阔步地穿过围观的人群，显示出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吉鸿昌挥毫书写“天堑飞渡”
  一九二七年，十九师由陕出潼关，取洛阳，进驻巩县。吉鸿昌选定黄沙峪地点，于七月三日晚九时下令偷渡黄河，袭击北岸奉军，一举成功，直捣温县。事后，吉鸿昌为纪念这一胜利，特命曹县县长朱国衡（朱为十九师少校参谋，克复曹县后出任曹县县长）饬工在黄沙峪竖一纪念碑，并亲自挥毫写了“天堑飞渡”四个大字，刻在碑上。为说明渡河经过，吉让我写了一段小跋，刻在下面。跋曰：
  “奉军祸豫，屯集河北，七月三日夜，吉公世五率队由黄沙峪渡河，敌披靡。
  大城二虞傅同善谨志”
  傅二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