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面临渤海，近郊有七十二沽，远郊有宁河、宝坻一带的东淀与文安、霸县一带的西淀。这些河、海、沽、淀的水面辽阔，鱼、虾、蟹、蛤四季不绝。当年，天津有这样一句民谣：“日进斗金的东西淀，日进万金的渤海湾”，形容天津水产资源富饶。
  天津人称淡水产品为河货，称咸水产品为海货。两者比较，群众更喜爱海货。每到黄花鱼、对虾、鱠鱼、海蟹、琵琶虾等上市的季节，各鱼市场顿时热闹起来，提篮购海货者比比皆是。如果在上市季节没有吃到某种鱼虾，便认为这是一年之中的憾事。早年天津卫不是有这样一句谚语吗：“典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为了吃到海货，没有钱宁肯去典当，可见天津人多么喜吃海货。
  天津水产品丰富，经营水产品的商人也是多种多样的，大致有四种：（一）鱼商，到海上或内河收购渔民捕获的鱼虾，运天津销售；（二）鱼行，在天津各河码头做买卖双方的经纪人，从中取佣；（三）小行贩，在鱼行购买鱼商或渔民的鱼虾，走街串巷再卖给市民；（四）鱼店，经鱼行介绍购买鱼商或渔民的鱼虾，在菜市场里再卖给市民。
  这篇史料是专门写天津鱼行的。鱼行在天津俗称“鱼锅伙”。
  这篇史料是根据一九六五年访问天津原鱼行公会会长、文盛鱼行经理陈静波、天津大沽公社灯塔大队书记李富贵、贫苦渔民吴梅增、家眷渔船主杭国明等的谈话记录整理编写成的。
  “鱼锅伙”的兴起
  “锅伙”是天津的土话，是“混混儿”、“流氓”的同义词。“锅伙”是聚众成伙同锅吃饭的意思。天津的混混儿聚众各霸一方，鱼行多由霸占码头敛钱的混混儿们干的，所以人称“鱼锅伙”。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门禁打开，天津逐渐成为华北重镇，人口激增，水产品销路极好。淡水鱼虾由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海货由海河、金钟河等源源运到天津。相传清光绪年间就有混混儿强占各码头敛地盘钱，实际是勾结官府，坐地分赃。贩鲜的渔民和鱼商的船只到码头后，一律要向混混儿们缴纳码头钱。距今约七十年前，贩鲜的渔民与鱼商的船只都集中在今河北区陈家沟子、娘娘庙一带（当时位于金钟河边）。那时有这样的民谣：“打一套，又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小船要五百，大船给一吊。”就是形容混混儿盘剥鱼船的情况的。
  鱼商和渔民把鱼虾等运到码头，分销给经营鱼虾的小行贩或菜市场里的鱼店，由他们走街串巷或在菜市场里再卖给广大市民。有时小行贩的本钱不足，便请占码头的混混儿们作保向鱼商和渔民赊购，而鱼商和渔民有时怕货物积压变质，也就同意赊销。日久天长，混混儿们变成鱼商与小行贩之间的经纪人，公开向双方索取酬金。这种垂手得利的无本生意，诱得混混儿们干脆干起专吃买卖双方佣金属于牙行性质的鱼行。天津最早的一家鱼行出现在一八九〇年前后，地点在盐坨（今中心广场），行主叫任万合，外号任佬，是有名的混混儿。接着又有混混儿孙二猴开的同和号鱼行、混混儿杨佬开的杨记鱼行。因为他们全是混混儿，虽然有个买卖字号，可是人们依然称他们为“鱼锅伙”。
  一九〇〇年庚子事变后，各帝国主义在天津扩大租界，人口又见增加，市面更“繁荣”，水产品的销路更好，“鱼锅伙”也更多起来，发展到三、四十家。经营海货的集中在盐坨、沈庄子、陈家沟子、老铁桥（今金钢桥）一带；经营淡水鱼的集中在大红桥、南门外一带。
  简陋的组织与掠夺式的经营
  “鱼锅伙”是牙行性质的生意，靠嘴皮子拿佣钱。只要有一两间简陋的房子和两杆大秤，就可开张营业。当然还得有几个筐篓，一张帐桌，一个钱柜，一本流水帐（行话叫“溜子”）。只比单身跑合的经纪人多这么几件破烂东西，便是堂堂的鱼行。全部资财合在一起，不值一筐鱼虾钱。
  鱼行的头目人俗称掌柜的，雅称经理。掌柜之下有司秤一人，多由掌柜的兼任，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差事，大秤进小秤出，从中找好处。此外，还有会计一、二人，不给工资的伙友数人（俗称“大篓”），专给买卖双方搬运鱼虾，由司秤过秤。
  “鱼锅伙”经手把渔民或鱼商的货物赊销给小行贩，待收回小行贩的赊款后，再给渔民或鱼商开清单付款结帐（行话叫“开片”），同时扣除双方佣金。但当时专门吃佣的牙行惯例是货物一经卖出，马上开清单，扣除佣金，收付清帐，不留尾巴，以便买卖双方资金周转灵活，所以牙行才能存在。相比之下，“鱼锅伙”则纯粹是吃“过水面”的买卖，没有分文本钱，耍嘴皮子给买卖双方搭桥，一方赊销，一方赊购，他们从中得佣，不管买卖双方资金周转有无困难。“鱼锅伙”的这种经营方式，逐渐引起卖主的不满，因此找上门来的卖主越来越少，鉴于这种情况，很多“鱼锅伙”往往找有交往的商号借债来应付卖主，以便巩固彼此往来关系，维持鱼行的生意。
  “鱼锅伙”比一般牙行更苛刻，是一个很不规矩的行业，但当时天津县衙门对它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既不发给营业执照，也不加以干涉。为什么这样放纵他们，说穿了就是因为多数“鱼锅伙”与县衙门或地面上有勾结，那些官员们没有不吃“鱼锅伙”行贿的，他们再愚蠢也不会打“财神”吧。
  残酷的剥削与压榨
  “鱼锅伙”在各河码头占地为王，渔民或贩鲜的鱼商船只要进了河，他们争先劫船扣货，谁先得手，货就归谁代卖。那些权势较大的“鱼锅伙”例外，他们可坐等贩鲜的渔民与鱼商送货上门，别的“鱼锅伙”不敢在途中劫留他们的主顾。
  鱼虾开价多少，一概听“鱼锅伙”的司秤而实际是掌柜的说了算，从来不征求卖主的意见，纵或他们有意见，“鱼锅伙”也当耳旁风。货物成交后，买卖双方要向“鱼锅伙”各付百分之十的佣金作为酬劳。卖方（渔民或鱼商）每卖货值一百元实得九十元，买方（小行贩或菜市场的鱼店）买一百元的货须付出一百一十元。转手之间，“鱼锅伙”两头得利。
  收货时，“鱼锅伙”用特制的“截半秤”，每斤三十两，而卖货时却用每斤十六两的秤。一出一入相差十四两，自然“财源茂盛”。难怪当年在鱼行中有这样一句顺口溜：“不要老子和亲娘，也得保住鲜鱼行”。
  “鱼锅伙”里专管搬运鱼虾过秤的“大篓”，没有工资，他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剥削、勒索渔民和鱼商。每当“大篓”为他们过秤分货时，都要捡出一部分好货甩在一旁，份量折半计算，如十斤算五斤，然后卖给小行贩，还扣百分之十的佣金，统归“大篓”所得。
  “鱼锅伙”对渔民的另一种残酷的剥削，叫做“放冬帐”（也叫“包网”）。渔民每到冬季，收船上岸，生产停止，无有收入，生活陷于困境。一些“鱼锅伙”见此情景，便趁人之危，主动借款或借粮给渔民，维持过冬，同时修船、补网，准备开春出海或下河。可是，明年捕捞的鱼虾却要全部交给“放冬帐”的“鱼锅伙”代卖，作价多少，如何结帐，概由“鱼锅伙”作主。
  “鱼锅伙”凭仗混混儿的暴力，依靠官府的势力，对渔民与鱼商进行如此残酷的剥削与压榨。有时渔民与鱼商忍无可忍，便写状告举“鱼锅伙”，诉状里常用“无帖无照，抄手拿佣”等字句，揭发“鱼锅伙”是不法的行业，可是小小的渔民或鱼商能告倒几家“鱼锅伙”呢？！
  官办渔业公司昙花一现
  干鱼行的混混儿们，不仅对外压榨渔民与鱼商，在他们的内部也互相竞争、倾轧，当矛盾不可调和时，便聚众群殴，动刀枪打人杀人。当年曾发生几起闻名天津的“鱼锅伙”斗殴事件：（一）陈家沟子四合“鱼锅伙”安家与共和“鱼锅伙”高家发生群殴，安家的人用花枪挑死高家一人。（二）老铁桥（今金钢桥）河沿潘记“鱼锅伙”潘林与张记“鱼锅伙”张海为了争夺主顾，潘林收买“混混儿”黑心刘，用刀把张海捅死。（三）盐坨（今中心广场）万合“鱼锅伙”任万合与季家楼脚行头子魏佬因争生意，双方出动打手数十人。任万合的打手冯二、肖佬等打死魏佬的打手二人，魏佬不服，勾结天津护墙河的清廷炮兵，用四门土炮轰盐坨，市面大乱。此时，正值运粮钦差路过天津，闻炮声惊惶不堪，责令天津镇台、道台追究责任。结果肇事人魏佬、冯二等投案，被砍头示众，一场风波结束。从此，清政府才注意到“鱼锅伙”争地盘，抢生意，打群架，危害地方，不能再放任自流。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清朝政府下令取消私人鱼行，成立官办天津渔业公司，统一经销进入天津的咸淡水产品。
  天津渔业公司设有两个办事处，一个在陈家沟子、娘娘庙附近，另一个在闸口龙王庙里。两处门前各悬虎头牌四面、鸭子棍四根。不像商业门市，倒像官府衙门，使人望而生畏。当时人们对“公司”这一称谓不熟悉，便统称之为“官鱼行”。
  渔业公司由直隶省衙门指派的若干名委员组成，下面设有司秤、司帐、稽查若干人。资金由直隶省官银号调拨，银色二吊三百钱为一元。取佣买卖双方各三分，秤是二十两一斤的。看来官鱼行与私鱼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同样都拿佣吃秤，盘剥渔民与鱼商。官鱼行有官府作后盾，因而对渔民、鱼商、小行贩的剥削、压榨、勒索，比起私鱼行更为残暴。不通过渔业公司的水产品，一律为私货，照章没收。委员、司秤、司帐、稽查等无一人不吃贿赂，无一人不寻隙敲诈渔民、鱼商、小行贩。俗话说“货到地头死”，即指鱼虾运到码头，必须立即脱手，若是反复讨价还价，鱼虾就要变质，特别是在旺季，亏价也得及早卖出，所以说“货到地头死”。公私鱼行都利用水产品这个弱点，压低买价，抬高卖价，从中牟取暴利。
  渔业公司经办了两年多，引起渔民、鱼商、小行贩的极大不满，怨声载道。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渔业公司也就寿终正寝。
  渔民抗税反霸的斗争
  渔民、鱼商、小行贩受尽“鱼锅伙”与官府的剥削、压榨、搜刮。进入民国后，渔税更重，渔民不堪负担。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天津设立渔业征收处，后改海船征收局，向北塘、大沽一带的渔民征收渔税。当年八月，大沽渔民以李振德为首，联合北塘渔民、渔工（为养渔船的渔民撑船的）进行反抗。一日，抗税的渔民、渔工到塘沽拟砸毁海船征收局塘大办事处，驻军闻讯，派去武装士兵，在税务员朱大信指挥下，开枪镇压，多人受伤，这次抗税没有成功。
  第二次斗争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直隶省（今河北省），在省财政厅下设渔税征收局，但采取由“鱼锅伙”、渔霸包税的办法。大沽渔税由渔霸吴国瑞和他的亲家李子衡（起兴鱼行经理）承包，而在背后支持吴、李的是天津的大渔霸、文盛鱼行经理、天津鱼行栈公会会长陈静波。一九二七年夏天，吴、李、陈三人以“吴子静”的化名，在大沽贴出布告：渔税由买卖双方各缴三分。在这之前，渔税是按年征收，每年大约四块半大洋；改变办法后，养船的渔民和撑船的渔工的负担都要增加，生活会更为困难。因此当布告贴出后，渔民、渔工纷纷反对。一天，陈静波由天津去大沽，拟与吴国瑞、李子衡研究对策。渔民朱大起、张有、刘俊峰等得到消息，立即鸣锣聚众，刹时间把吴、李、陈三人会面的忠信堂理公所包围，打得陈静波头破血流，有人还主张把他装入麻袋投进海河。这时，忠信堂公所的承办、公发鱼行的资本家田宝元、洪顺鱼行的资本家王洪顺等，在旁出了坏主意：“留他个活命，好跟他打官司。”群众上了当，捆起陈静波，押往吴国瑞家里。当着他的面，把吴家的房子扒倒一部分。吴国瑞吓得藏到桌子底下，免遭于难。然后，群众又结队去西沽，准备砸毁李子衡的起兴鱼行。李家事前闻讯，请来驻西沽的海防指挥部高士奎的部队，把群众截了回去。
  这次斗争的结果，其说不一。据当事者陈静波说，他和吴国瑞等答应渔民和鱼商，取消卖方的三分税，只收买方的三分税。有的说卖方最多纳三分税，生产情况若不好，可以减少一分或二分。又据老渔民说：陈静波等事后曾进行反攻，勾结官府，扬言要抓人治罪，恐吓渔民，因而一部分带头的渔民被迫请客了事。
  第三次斗争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统治河北省，在天津设航政局，在北塘、大沽设塘大办事处，向渔民征收丈量费、船只登记费等。北塘、大沽、于家堡的渔民联合起来，在渔工的支持下，一怒而捣毁航政局塘大办事处。消息传到天津，航政局官员吓得连日大门锁闭，防备渔民、渔工前往袭击。
  “鱼锅伙”复活又灭亡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天津官办的渔业公司停办了，第二年各“鱼锅伙”又重整旧业，但已深感“鱼锅伙”的名声狼藉，便纷纷高悬某某鱼行、某某鱼栈、某某鱼店的招牌，藉此改变人们的观感，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依然代客买卖，坐收双方佣金。因此，社会上还是称他们为“鱼锅伙”者多，称“鱼行栈”者少。
  “鱼锅伙”复业后，直隶省财政厅在天津设立了渔税征收所，第一任所长朱大信。各鱼行一律到所登记，领取“红溜”（即有财政厅公章的帐本），做为官家许可的正式营业凭证。各鱼行照章代渔民或鱼商向征收所缴纳销场税三分，另外鱼行再向买卖双方各收佣金三分。
  不久，有一部分鱼行集股成立一个淑兴水产公司，资金比较雄厚，但没有经营好即倒闭。在这之前，曾有过官办的渔业公司。这两家公司在组织与经营方面影响了各鱼行。原来各“鱼锅伙”基本都无资金，现在各鱼行都多少有些资金，有的是由鱼商集资合办的，有的是产区鱼行与鱼商合资筹办的，也有独资经营的，总共有三十多家。
  各鱼行栈在经营方式上稍有改变，开价时不再由鱼行栈硬性规定，多少要照顾买卖双方利益，否则得罪主顾，有的不再来货，有的欠帐拖还，营业受损失。过去专吃佣，现在可以帮助买卖双方周转资金。然而鱼行栈之间的竞争、倾轧却愈演愈烈，如有的预测当天下午到货多必然大落价，故在上午开价时，特意把价格提高，但对小行贩却多给分量，例如十斤算七斤或百斤算八十斤，行话称为“死价活秤”。其他鱼行栈不明真象，也随高价开高价，但对小行贩却不多给分量。待到下午一落价，小行贩们叫苦连天，争嚷吵闹，对开价高的鱼行栈不满，于是欠帐不还，鱼行栈因而倒闭者屡见不鲜。
  一九二五年以后，因为金钟河改道，陈家沟子一带地点不适宜了。鱼行栈逐渐向金钢桥河沿集中，直到天津解放，这里是天津市最大的鱼市场。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人民政府成立。一九五二年天津市人民政府设水产局，成立水产公司，领导国营水产市场，这一强大的社会主义企业，迫使天津市买空卖空专吃佣金的私人鱼行栈纷纷申请歇业，六十多年来的“鱼锅伙”从此成为历史陈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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