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我是一九二五年秋季考进北洋大学的。那时母校校址在天津北郊，运河西岸，地名西沽。校南数里长堤，有茂密的桃花林，春季桃花盛开时是津门游览胜地。从河边有两条小路通向学校的大门。进入铁栅栏大门，迎面就是一座庄严的教学大楼。楼中间一个穿堂门洞通往校内，门的上额镶着“北洋大学堂”几个金色大字，气势雄伟，环境也十分清幽。
  这座大楼就是学校的主楼，除地下室外分上下两层。正中间门洞上边的楼顶还有一个大钟楼，装有一座四面钟。这座钟，学校经常测太阳校正，是当时天津市唯一的标准钟。钟声嘹亮，不仅为上课报时，且可传达到远方。
  大楼呈H字形，砖木结构，东西方向。一层楼北部主要有材料试验室和水力试验室；南部全为标本陈列室，内藏许多矿冶地质标本、化石等，都是矿冶系师生历年采集得来的，在全国来说也是最丰富的。此外，还有精密仪器天平等，在当时来说，也都是非常珍贵的。楼上全部是绘图教室，十分明亮幽静。通过大楼门洞向校内走去，是一条笔直的人行道，夹道是两排高大的白杨，微风一过，叶声便萧萧如雨。向后走再穿过两道平房教室，当中就是一座“风雨操场”，它是学校唯一的礼堂兼作室内运动场。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为了欢送该届毕业同学，在春假开了个联欢晚会，会场设在校中心的风雨操场，晚会是由学生会主办的。当时的学生会是被反动的国民党区分部所控制。晚会内容主要是京剧，由同学们自排自演。在晚上八点钟左右京戏唱得正热闹时，忽然有个工友在门前大喊“前边起火了！”大家一惊，立刻都站起来了。这时台上一个学生会的负责人大声喊叫：“同学们请镇静，不要惊慌，火是烧在河对岸的席场，不是我们学校，要继续演戏。”少时，火照到会堂，又有人在外边喊：“快去救火！”而台上又大声镇压，不许乱动，并叫人把会场大门拴住，不准出进。这时，先有几个同学要出去，被把着门的人挡了回来，我们感到非常气愤。这时我和三、四个人硬要出去，说上厕所，将把门的人推开，跑出去了。当我们走到学校前边一看，原来正是我们的大楼在燃烧。火是在北头绘图楼上层先烧起的，火舌已经喷出窗外，而当时的现场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人指挥救火，只有几个新到的消防队员正安装手摇水泵。火势蔓延很快，火焰透出北头屋顶，滚滚浓烟上冲天空。这时有矿冶十八年班的一位同学来了，他说：学校的矿冶地质标本最为宝贵，我们能让它烧掉吗？于是我们赶紧找到总务室一个办事员把标本室的门锁打开，我们几个人进去，看见装标本的橱柜整整齐齐地摆着，就是没有钥匙打开。这时几个人的意见不一致，有主张砸柜子救标本的，也有不赞成的，理由是：消防队已到，他们会采取切断措施，现在火还没烧到而柜子先砸破，如果标本搬乱损失太大，谁能负责？争论一番以后大家没有动手。这时，我看抢救公物无能为力，就跑到南头楼上将个人的图书仪器取出搬到宿舍去了。当我搬东西走过风雨操场时，里边仍然锣鼓喧天，据说正演“捉放曹”呢！
  当我由宿舍赶回来，大火已烧到大钟楼，火焰包围了大钟，还听到最后的钟声打过九点，这时我们在旁边就象千斤重锤打在心上，不禁潸然泪下。接着，轰然巨响大钟坠落。而当我再去矿冶标本室时，已经浓烟弥漫，火焰升起，不能进入了。这时候，院子里站着看火的人渐多，而东南风骤起，火焰倒向西北方向吹去，其下风头的测量仪器室受到严重威胁，大家一声呼唤，“抢救测量仪器！”一拥而到，人多手快，顷刻间全部仪器搬到安全地方。这时会场虽已停止演戏，但是还没有一个负责的人出来组织大家救火和抢救物资。
  原来，学生会早已向市内叫来一批武装军警到后边宿舍里去抓人了。把程明升、向思赞、方振鹏三个同学逮捕了，硬说他们是共产党，“放火”烧大楼的主犯。
  大楼快烧完了，火焰仍向南蔓延。在大楼的南头只隔着几米长的天桥便是理化教室和试验楼。幸好连接的天桥被消防队拆断了，理化楼没有烧，保住了。
  大楼烧完，人已逮走，大家回到宿舍，已经是后半夜了。我躺在床上，虽然很疲倦，但无法入睡。我仔细地想想这次大楼着火的情形。有几个问题不能自解：一，为什么大楼着火时，学生会既不组织人们救火，反而蒙蔽同学们不让大家出去？二，为什么他们急忙召来武装军警逮捕无辜的同学，而对于学校大楼被烧竟无动于衷？三，究竟这场大火是怎么引起的？……这些问题始终是不解之谜，显然是有一定的背景的，但也无从查明事实真相，最后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