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母校呀，母校！北洋大学呀，北洋大学！这一光荣的名字是多么令人向往，令人怀念！母校诞生已经八十五载了！自一九四九年全国得到了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天津大学——也就是北洋大学已经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工科大学之一。回想当年北洋母校在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情景，拿来和今天的情况作一对比，就会感到今天的学生在党的阳光雨露培育下，是何等幸福！二十年代的北洋大学是什么情况，只有我们这些老校友有亲身的经历，能作一些介绍。那时的北洋大学那里比得上今天的天津大学，简陋得多了。简陋虽然简陋，但在我们老校友心中，她是十分可爱的，永远令人怀念的。今天为了纪念母校八十五周年校庆，缅怀昔日，旧影依稀，纪叙一二，谨作献礼。
  （一）
  一九二二年八月下旬，我自北京来到天津这个举国闻名的国立北洋大学。一路上是多么兴奋呀！我就要步入大学学府了，而且是国立大学。当时国内工科大学本来就寥寥无几，只有南洋大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唐山和北京两个工业专门学校。北洋大学不仅在国内闻名，她还称誉欧美。北洋大学毕业生的学业水平为欧美各大学所承认，她的毕业生去留学，不用再经过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研究院作研究生，读学位。
  一进学校，主楼是一座三层大楼，中间是更高的钟楼，两翼向左右伸展，气象雄伟，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北洋大学堂”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它的上边有一个大圆图案，两条金龙，盘旋飞舞。这个图案标志着这座楼还是在前清时期建筑起来的，足以说明学校的历史。主楼前是花圃，再前是大操场，操场的边缘就是北运河的大堤了。堤上垂柳成行，都是多年的大树，万线迎风，摇曳多姿，景色好看得很。穿过主楼进入校舍庭院，一条甬道被两行参天的白杨夹引，通过两道过厅到达一座大风雨操场。风雨操场两侧对称着象大仓库一般的建筑。为什么说象大仓库的建筑呢？它们原来就是仓库，还是存放武器的仓库。在未建校前，这里是储存武器的地方，后来就原址改建大学，保留了一些房屋，院中还一直陈列着几座大炮留念。那时当地人还把北洋大学叫武库大学堂呢！这些建筑有的改建成教室，有的改建成学生宿舍。房舍之间点缀些花木，环境很是幽静，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可以引来为这里写照了。
  我向学校报了到，交纳学费十元，就正式入学了。随后开学、上课、领取书籍和绘图仪器等等。书籍仪器等全是由学校供给借用的，学年终了时交还，或半价购买。课本全是美国出版的英文书籍，教授讲课也全用英语。学制是本科四年，预科二年。本科设三个系，即土木工程系、采矿系和冶金系，一九二五年秋季起将采矿、冶金两系合并为采矿冶金系，另加设机械系。全校学生不到三百人，本科三个系的四个年级，共十二班，学生总人数不到一百人，其余都是预科学生。
  那时的学生，生活比较朴素，北洋大学的学生尤其是如此。以衣服来说，夏季竹布大衫，冬季在棉袍外加穿蓝布罩褂，穿皮鞋的人不多，穿西装的就更少了。饮食方面，最早有三个食堂，它们是第一、第二和自治食堂，都是由学生自己管理。后来学生多了，又多组织了几个。分桌进餐，每桌六人，午晚两餐均为四菜一汤，早点是馒头、稀饭和咸菜，每月膳费约五元。
  关于住的问题，就不平凡了。学生宿舍叫斋，共七处，分名甲、乙、丙、丁、戊、己、庚。前四斋就是前边介绍的仓库式大房子；后三斋则是长条式瓦房。每斋住三十到五十人不等。大房子里以比人身稍高的隔壁墙分成六尺见方的小单间，墙上边是相通的。每间放木板床一张，小书桌一个，书柜一个，坐凳一只，灯是两间合用一个。除上课时间外，这一小阁就是各人自修栖憩之所，朝于斯，暮于斯。平日上课还好些，但一到星期日或节日假日，也只有闷坐其中，幸好是功课逼人，作业未遑，那有功夫想那些生活琐事。就这样我住了一年，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二三年暑假，学校新建的学生宿舍大楼落成，大部分学生移住三个人一间的新楼中了。
  在北洋大学上学，学生朝夕所想，只有“读书”二字，爱惜寸阴是普遍的现象。每天日出而学，午夜始息，三餐之外，只有晚餐后的片刻时间，出校门散步一行。沿着北运河堤向上游行去，最远到丁字沽或霍家嘴村为止，就又转身回校了。风雨操场有些人打打篮球，到七点钟就按时闭门了。清明节前后，学校放春假，西沽堤上桃花盛开，是当时津人春游胜地，游人络绎不绝，连续数日，同学们也抽暇往观。这就是每天的生活，它平凡吗？当时并未觉得单调，主要原因是功课繁重，使人无暇他顾。就这样寒来暑往，年复一年，走过了宝贵的几年大学路程。
  （二）
  一个大学是否负有盛名，主要因素决定于其学生学业程度的好坏，而学生学业程度之好坏，一半看学生，另一半在教授。校长以及教务处关系更为重要，他是学校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监督考核者。他在社会上地位崇高，受人尊敬。
  当时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又是北洋大学早期毕业的老校友，据说他的学识渊博得很。教务处设学监，总理学校一切教学事项，当时的学监是王龙光先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外国教授见了他都很恭敬，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教授有二十名左右，除一名名叫郎德义（E.R.Long）的英国人外，其余的都是美国人，中国教授仅三人，两人教数学，他们是张玉昆和冯熙敏教授，一人教国文，是孙念希先生，其余的中国教员都是助教。由此可见，当时北洋大学的教学，不论是专业课，还是基础课，都是由美国人一手包办。
  北洋大学开创时，就由美国人丁家立（C.D.Tenney）总揽大权，沿袭下来的结果是美国教授实际掌握学生的去留大权。我入校不久，就对本科学生人数之少得可怜，产生了怀疑。举例来说吧，民国十二年班冶金系只有一个学生，名叫臧赞鼎。其他本科各年级、班的学生人数在十人以下的有好几班，人数在十人以上的只有几班，每个年级三系学生总数，也不过二十人上下。国家以每人每月五百两银子的高薪聘请来的教授，只教这样少数几个学生，真令人惊奇莫解。经过一年的学习，第二年暑假大考成绩公布，布告牌上排出了成绩分数和名次。各学科全及格的学生姓名和总分依次排列在前，在后边的一些同学名字旁，用红字标出某学科不及格，则是属于考试失败者。如只有一门或两门课程不及格，则俟暑假后补考，如补考及格，则随原班升级，如仍有一门不及格，则留级，重学一年。那些有三门课程不及格者，则连补考也不准许，直接令其留级。连续留级两年者，则令其退学。大家在看榜时，莫不提心吊胆，心神不安，惟恐在自己的名字旁见到红字。
  一九二三年秋季开学，我重返校园，发现有的同班学友已经不见了，同班的人数少了一些。我去年对本科学生人数为何这样少的疑问，得到了很清楚的解答。教授掌握的分数，是一把锋利的武器，用他可以把一个学生的学籍轻轻斩断。另一个同学人数逐年减少的原因，是由于功课太重体力不支而退学的。
  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是北洋大学得不到大发展的一项主要原因。
  美国教授在北洋大学教育事业上还是有很大成绩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教授中的大部分，教学时都认真负责，克尽厥职，有的还是知识渊博，学术精湛的学者，其待人接物也比较和蔼可亲。我对冶金系老教授施伯利（Sperry）先生有深刻的印象。他白发萧萧，精神矍铄，在北洋教学数十年，勤勤恳恳，诲人不倦；授课之外，还为学校创建了冶金试验室、矿物标本室等，在当时都是国内少见的。他还负责校对大钟，定时测星计算。北洋大学的大钟，报时准确，在天津市是首屈一指。他孜孜不倦地任职任教，直到他逝世。还有阿罗克（O'Rouke）教授，他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的教授，在他休假一年的时期，来北洋大学讲学。他著有《钢结构学》、《混凝土结构学》等书，是美国许多大学使用的教学课本。他教课不但讲得好，而且对学生的设计作业指导有方，细致认真。还有一位担任铁路学和测量学课程的教授，名叫卜查德（Buchard）先生，他是美国米西根大学的副教授，来北洋任教三年。这位教授学识渊博，而认真负责，和蔼可亲，尤令同学们交口称誉；他对任何同学都是循循善诱，一视同仁，毫无轩轾，虽然对功课要求严格，但要求都合乎道理，宽严相济，令人心悦诚服。记得同学们送他启程回国时，都是依依难舍。
  和以上三位教授相反，也有两位教授实在是误人子弟。一位是化学教授傅乐尔博士（Dr.Fuller），他除去在北洋授课，同时还担任天津出版的英文日报《华北明星报》的编辑。他名义上是给我们上化学课，但他用大部分时间讲当时国内军阀战争，以及政局动荡，人事更迭等等，有时还说些杂事。说他没学问，他还是化学博士呢！说他有学问，他又不正经讲课，说他误人子弟，并不过分。另一位是讲授机械制图课的包尔（Ball）教授，他既没有什么学识，也不会讲课，上得堂来，不过三言两语，有如蜻蜓点水一般，随后拿出一个模型，让大家绘制这个模型的三面投影画。他有时坐在一旁看书，有时走出课堂，久久不返。每次作业发回时，总有几张上面批有重画（Redraw）字样，这位同学就得再空掷一个半天的宝贵时间，甚至一整天功夫了。机械制图本来不是什么重要课程，但落在包尔先生手中，同学们就不敢轻视这门功课了，确实有人因为制图不及格而留级呢。
  后来经过改组，请来了中国的有名教授，学校的面貌就大为改观。北洋大学以教学严格著称，学术水平得以保持盛誉，是要归功于后来的几位校长和知名的教授的。
  在二十年代的北洋大学，从教课到生活，虽存有许多缺点，但是由于她的严格教学，“实事求是”的校训，使学生受到了良好的工程技术专业教育，为祖国培育出有用之才，输送到祖国各工业战线服务，她的功绩不容忽视。北洋大学的名字在祖国工业教育史上是占有一定地位的。预祝母校今后在祖国四化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