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北洋大学生活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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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辑》 图书
唯一号: 020020020230024338
颗粒名称: 早期北洋大学生活回忆
分类号: G649.282.1
页数: 16
页码: 60-75
摘要: 本文记述了张度、魏寿昆、和春芳回忆在二十年代就读北洋大学的经历,描述了北洋大学主楼在一次大火中被焚的情景和抢救过程。通过个人的回忆展现了当时学校的环境和学生们面对困难时的态度和行动。
关键词: 北洋大学 二十年代 大火 抢救 回忆

内容

回忆二十年代的北洋大学
  张度
  母校呀,母校!北洋大学呀,北洋大学!这一光荣的名字是多么令人向往,令人怀念!母校诞生已经八十五载了!自一九四九年全国得到了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天津大学——也就是北洋大学已经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工科大学之一。回想当年北洋母校在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情景,拿来和今天的情况作一对比,就会感到今天的学生在党的阳光雨露培育下,是何等幸福!二十年代的北洋大学是什么情况,只有我们这些老校友有亲身的经历,能作一些介绍。那时的北洋大学那里比得上今天的天津大学,简陋得多了。简陋虽然简陋,但在我们老校友心中,她是十分可爱的,永远令人怀念的。今天为了纪念母校八十五周年校庆,缅怀昔日,旧影依稀,纪叙一二,谨作献礼。
  (一)
  一九二二年八月下旬,我自北京来到天津这个举国闻名的国立北洋大学。一路上是多么兴奋呀!我就要步入大学学府了,而且是国立大学。当时国内工科大学本来就寥寥无几,只有南洋大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唐山和北京两个工业专门学校。北洋大学不仅在国内闻名,她还称誉欧美。北洋大学毕业生的学业水平为欧美各大学所承认,她的毕业生去留学,不用再经过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研究院作研究生,读学位。
  一进学校,主楼是一座三层大楼,中间是更高的钟楼,两翼向左右伸展,气象雄伟,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北洋大学堂”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它的上边有一个大圆图案,两条金龙,盘旋飞舞。这个图案标志着这座楼还是在前清时期建筑起来的,足以说明学校的历史。主楼前是花圃,再前是大操场,操场的边缘就是北运河的大堤了。堤上垂柳成行,都是多年的大树,万线迎风,摇曳多姿,景色好看得很。穿过主楼进入校舍庭院,一条甬道被两行参天的白杨夹引,通过两道过厅到达一座大风雨操场。风雨操场两侧对称着象大仓库一般的建筑。为什么说象大仓库的建筑呢?它们原来就是仓库,还是存放武器的仓库。在未建校前,这里是储存武器的地方,后来就原址改建大学,保留了一些房屋,院中还一直陈列着几座大炮留念。那时当地人还把北洋大学叫武库大学堂呢!这些建筑有的改建成教室,有的改建成学生宿舍。房舍之间点缀些花木,环境很是幽静,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可以引来为这里写照了。
  我向学校报了到,交纳学费十元,就正式入学了。随后开学、上课、领取书籍和绘图仪器等等。书籍仪器等全是由学校供给借用的,学年终了时交还,或半价购买。课本全是美国出版的英文书籍,教授讲课也全用英语。学制是本科四年,预科二年。本科设三个系,即土木工程系、采矿系和冶金系,一九二五年秋季起将采矿、冶金两系合并为采矿冶金系,另加设机械系。全校学生不到三百人,本科三个系的四个年级,共十二班,学生总人数不到一百人,其余都是预科学生。
  那时的学生,生活比较朴素,北洋大学的学生尤其是如此。以衣服来说,夏季竹布大衫,冬季在棉袍外加穿蓝布罩褂,穿皮鞋的人不多,穿西装的就更少了。饮食方面,最早有三个食堂,它们是第一、第二和自治食堂,都是由学生自己管理。后来学生多了,又多组织了几个。分桌进餐,每桌六人,午晚两餐均为四菜一汤,早点是馒头、稀饭和咸菜,每月膳费约五元。
  关于住的问题,就不平凡了。学生宿舍叫斋,共七处,分名甲、乙、丙、丁、戊、己、庚。前四斋就是前边介绍的仓库式大房子;后三斋则是长条式瓦房。每斋住三十到五十人不等。大房子里以比人身稍高的隔壁墙分成六尺见方的小单间,墙上边是相通的。每间放木板床一张,小书桌一个,书柜一个,坐凳一只,灯是两间合用一个。除上课时间外,这一小阁就是各人自修栖憩之所,朝于斯,暮于斯。平日上课还好些,但一到星期日或节日假日,也只有闷坐其中,幸好是功课逼人,作业未遑,那有功夫想那些生活琐事。就这样我住了一年,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二三年暑假,学校新建的学生宿舍大楼落成,大部分学生移住三个人一间的新楼中了。
  在北洋大学上学,学生朝夕所想,只有“读书”二字,爱惜寸阴是普遍的现象。每天日出而学,午夜始息,三餐之外,只有晚餐后的片刻时间,出校门散步一行。沿着北运河堤向上游行去,最远到丁字沽或霍家嘴村为止,就又转身回校了。风雨操场有些人打打篮球,到七点钟就按时闭门了。清明节前后,学校放春假,西沽堤上桃花盛开,是当时津人春游胜地,游人络绎不绝,连续数日,同学们也抽暇往观。这就是每天的生活,它平凡吗?当时并未觉得单调,主要原因是功课繁重,使人无暇他顾。就这样寒来暑往,年复一年,走过了宝贵的几年大学路程。
  (二)
  一个大学是否负有盛名,主要因素决定于其学生学业程度的好坏,而学生学业程度之好坏,一半看学生,另一半在教授。校长以及教务处关系更为重要,他是学校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监督考核者。他在社会上地位崇高,受人尊敬。
  当时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又是北洋大学早期毕业的老校友,据说他的学识渊博得很。教务处设学监,总理学校一切教学事项,当时的学监是王龙光先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外国教授见了他都很恭敬,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教授有二十名左右,除一名名叫郎德义(E.R.Long)的英国人外,其余的都是美国人,中国教授仅三人,两人教数学,他们是张玉昆和冯熙敏教授,一人教国文,是孙念希先生,其余的中国教员都是助教。由此可见,当时北洋大学的教学,不论是专业课,还是基础课,都是由美国人一手包办。
  北洋大学开创时,就由美国人丁家立(C.D.Tenney)总揽大权,沿袭下来的结果是美国教授实际掌握学生的去留大权。我入校不久,就对本科学生人数之少得可怜,产生了怀疑。举例来说吧,民国十二年班冶金系只有一个学生,名叫臧赞鼎。其他本科各年级、班的学生人数在十人以下的有好几班,人数在十人以上的只有几班,每个年级三系学生总数,也不过二十人上下。国家以每人每月五百两银子的高薪聘请来的教授,只教这样少数几个学生,真令人惊奇莫解。经过一年的学习,第二年暑假大考成绩公布,布告牌上排出了成绩分数和名次。各学科全及格的学生姓名和总分依次排列在前,在后边的一些同学名字旁,用红字标出某学科不及格,则是属于考试失败者。如只有一门或两门课程不及格,则俟暑假后补考,如补考及格,则随原班升级,如仍有一门不及格,则留级,重学一年。那些有三门课程不及格者,则连补考也不准许,直接令其留级。连续留级两年者,则令其退学。大家在看榜时,莫不提心吊胆,心神不安,惟恐在自己的名字旁见到红字。
  一九二三年秋季开学,我重返校园,发现有的同班学友已经不见了,同班的人数少了一些。我去年对本科学生人数为何这样少的疑问,得到了很清楚的解答。教授掌握的分数,是一把锋利的武器,用他可以把一个学生的学籍轻轻斩断。另一个同学人数逐年减少的原因,是由于功课太重体力不支而退学的。
  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是北洋大学得不到大发展的一项主要原因。
  美国教授在北洋大学教育事业上还是有很大成绩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教授中的大部分,教学时都认真负责,克尽厥职,有的还是知识渊博,学术精湛的学者,其待人接物也比较和蔼可亲。我对冶金系老教授施伯利(Sperry)先生有深刻的印象。他白发萧萧,精神矍铄,在北洋教学数十年,勤勤恳恳,诲人不倦;授课之外,还为学校创建了冶金试验室、矿物标本室等,在当时都是国内少见的。他还负责校对大钟,定时测星计算。北洋大学的大钟,报时准确,在天津市是首屈一指。他孜孜不倦地任职任教,直到他逝世。还有阿罗克(O'Rouke)教授,他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的教授,在他休假一年的时期,来北洋大学讲学。他著有《钢结构学》、《混凝土结构学》等书,是美国许多大学使用的教学课本。他教课不但讲得好,而且对学生的设计作业指导有方,细致认真。还有一位担任铁路学和测量学课程的教授,名叫卜查德(Buchard)先生,他是美国米西根大学的副教授,来北洋任教三年。这位教授学识渊博,而认真负责,和蔼可亲,尤令同学们交口称誉;他对任何同学都是循循善诱,一视同仁,毫无轩轾,虽然对功课要求严格,但要求都合乎道理,宽严相济,令人心悦诚服。记得同学们送他启程回国时,都是依依难舍。
  和以上三位教授相反,也有两位教授实在是误人子弟。一位是化学教授傅乐尔博士(Dr.Fuller),他除去在北洋授课,同时还担任天津出版的英文日报《华北明星报》的编辑。他名义上是给我们上化学课,但他用大部分时间讲当时国内军阀战争,以及政局动荡,人事更迭等等,有时还说些杂事。说他没学问,他还是化学博士呢!说他有学问,他又不正经讲课,说他误人子弟,并不过分。另一位是讲授机械制图课的包尔(Ball)教授,他既没有什么学识,也不会讲课,上得堂来,不过三言两语,有如蜻蜓点水一般,随后拿出一个模型,让大家绘制这个模型的三面投影画。他有时坐在一旁看书,有时走出课堂,久久不返。每次作业发回时,总有几张上面批有重画(Redraw)字样,这位同学就得再空掷一个半天的宝贵时间,甚至一整天功夫了。机械制图本来不是什么重要课程,但落在包尔先生手中,同学们就不敢轻视这门功课了,确实有人因为制图不及格而留级呢。
  后来经过改组,请来了中国的有名教授,学校的面貌就大为改观。北洋大学以教学严格著称,学术水平得以保持盛誉,是要归功于后来的几位校长和知名的教授的。
  在二十年代的北洋大学,从教课到生活,虽存有许多缺点,但是由于她的严格教学,“实事求是”的校训,使学生受到了良好的工程技术专业教育,为祖国培育出有用之才,输送到祖国各工业战线服务,她的功绩不容忽视。北洋大学的名字在祖国工业教育史上是占有一定地位的。预祝母校今后在祖国四化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北洋大学的回忆片断
  魏寿昆
  我是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当时的学制是小学七年(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四年,大学六年;其中大学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在预科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德语、国语及制图,二年读完成绩及格后直接升入本科。在本科我读的矿冶工程系(当时称为采矿冶金学科),既学采矿又学冶金,学习课程门类很多。数理力学系统的课有高等数学、物理、应用力学及材料力学等,化学系统的课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及工学化学等,地质系统的课有地质、地史、矿物、岩石及矿床学等,机电系统的课有机械学、热机学、机械设计、机工厂实习及电工学等,土木系统课有测量学、房屋建筑等,采矿系统的课有采矿法、矿山机械、矿山运输及矿山法规及矿业经济等,冶金系统的课有选矿学、试金学、钢铁冶金、有色冶金、金相学及矿冶厂设计等。课程门类多,学生负担重。仅就几方面片断的回忆简记如后。
  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及学期、学年考试均以严格著称。当时国内各大学都各自招生,北洋只在北京、天津、上海(有时去广州)几个城市招生,但北洋在校同学则遍于全国各地,远至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各省都有,江、浙、闽、赣、湘,鄂同学更不少。当然由于学校设在北方,华北东北近水楼台,学生来源当以此部分人居首位。每年报名投考者数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六十人。另录取一个补习班也六十人,多补习一年考试及格明年即自动升入大学预科学习,所以这些人要读七年才能毕业。这样每次预科一年级有一百二十人,六年之后毕业时(经常三个系)只不过五、六十人,淘汰率高达50—60%。中途落选的人有种种情况,如降级、病退,或因经济困难退学,也有因政局动荡(当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被迫退学等等。
  “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
  教师对学生要求很严,而学校行政对教师要求也严格。当时在课堂上教师在讲课之前先要点名,点名单放在学监处(即现在的教务处),在上课之前要每位教师亲自去取。学监王龙光(王紫虹)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几分钟之前站在学监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的教师们问声“早安”。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王龙光毫不客气拿着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那位教授面红耳赤连忙道歉。从此以后再没有教师敢迟到了。
  俭朴苦读的学风
  北洋大学是一个比较穷的学校。校舍是由清朝武器库改造的,并不华丽。经费少,贫苦的同学较多。当时学生每年交学费十元,新U形宿舍楼盖成以后每年收宿费十二元,对学年考试成绩超过八十五分的学生,可以免缴下学年的学费及宿费。书籍有贷书制的办法,即教科书全部由学校供给,读完一门课后该门教科书可由学生以半价收买,如不愿意要则可交还学校。学生主要的花费是每月的伙食费。伙食由同学自己经营组织食堂,一九二三年我初入学时每月伙食费五元,到了一九二九年毕业时因物价上涨伙食费增加到每月七至八元。因此一个学生如果节俭度日一年有一百元就足够了。可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例如有些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一个学生每年要花费二百至三百元。北洋全部学生住校,校址在天津北郊,离城中心较远,学生很少进城,星期日也死啃书本或做作业。北洋大学一向有俭朴苦读的学风,西装革履的同学极少,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长袍布履,花花公子的少爷们不到北洋来读书,他们吃不了那样的苦。
  驱冯风潮
  我到北洋的第一年,校长是冯熙运,他是北洋法律系学生,留学美国,得法学博士学位。他经常不到校,作风专制跋扈,老同学对他很有意见,认为他不懂工科,而北洋当时是工科大学,北洋原有的法律系已与北京大学合并不再招生。在前一年曾闹过一次驱冯学潮,学生罢课赶他走,但他和河北省政府关系密切,赶不动他,但反冯的根子很深,随时都有再爆发罢课的可能。一九二四年春终于爆发了罢课,导火点我记不清楚了。好象学校有某项措施,学生坚决反对,而学校硬出布告坚决执行。有一位同学盛怒之下将布告木牌砸毁,学校明令开除四位同学,引起全体同学愤怒罢课,并去北京教育部请愿。我当时也去了北京,住在前门小旅店里。同学们结队去教育部请愿。当时北京政府腐败至极,教育部最初找不到负责人,经交涉后始有人接见,却说北洋虽名为国立,但经费是由省政府拨款,他们不管钱所以也不管人,换校长事让同学找河北省政府。省政府是冯的后盾,去找他们不予置理。同学们住在旅店里,日久天长生活费感到困难,较富有的同学慷慨解囊互相资助。由于教育部袖手旁观,学潮终成僵局。冯竟一不作二不休,下令斥学生定期返校复课,学生不同意回校,竟将不到校学生开除。僵局无法打开,暑假后冯不得不辞职,省政府委派刘振华(后改名刘仙洲)为校长。
  军阀混战,政局动荡
  二十年代的北洋大学正处于北洋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时期。我念书的六年期间据回忆至少有两次内战迫使学校停课。最利害的一次是冯玉祥与李景林之战。那次战争来的很快,李景林军队败的迅速,最后就在北洋校舍围墙外作垂死的挣扎。有位同学在宿舍屋内向窗外窥视,误来一飞弹,炸伤眼睛,致使左目失明。战争紧急时全体师生包括一些美籍教授躲在工科大楼的地下室内,或蹲在厚墙窗子下面。食堂大师付把蒸好的馒头送到地下室。当时学校有由学生自行管理的食堂五、六个。馒头送到避难场所,也不管是哪一个食堂送来的,大家分而食之以充饥。
  惨澹经营中流砥柱的刘仙洲校长
  刘仙洲是香港大学荣誉毕业生,专攻机械。在北洋执政的四年(一九二四——一九二八)期间,学生中毁誉兼半,但离校后大多数毕业生对刘仙洲的评价都是有口皆碑。他在北洋四年是呕心沥血惨澹经营的四年,是继往开来中流砥柱的四年。当时正值北洋军阀快临死亡,因之相互倾轧内乱频仍达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期,因内战学校两次被迫停课,而学校经费更是靠不住,经常拿不到。教师拿不到工薪,学校不能按期开学。记得刘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曾几次以凄凉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总算能够开学上课了。”当时教师不仅不能及时按月拿到工薪,而且得到的纸币钞票又有不同的票面价值。北洋经费来自河北省政府,发河北省银行的钞票。但一元河北省银行的钞票只等于中国银行(当时的权威银行)钞票八角,也就是说,河北省银行的钞票的票面价值应打八折。地质教授王霖之在课堂上就和我们讲,他收到了河北省银行钞票,就毫不客气地如数退还,并且威胁学校如果不给他换成中国银行钞票,他就拒绝上课,结果是学校只得给换发中国银行钞票。幸好其他教授、教师们都还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河北省银行钞票,如果全体教师都不接受这种只能按八折票面价值使用的钞票,那百分之二十的亏损学校又怎能担负的起呢?
  刘仙洲在北洋四年,除日夜向当局索催经费延喘维持外,他最大的功绩是逐步聘请一些曾在国外留过学的专家以代替美籍教授。北洋自建校以来,几乎都是请的美国人当教授,他们工薪高,一般比中国教授高二、三倍,而且按银两计(当时一元银币等于白银七钱二),合同一定就是三年。聘到的人有的是有学问的人,有的却是滥竽充数,学问并不怎么样。北洋入学考试除国语外,全部用英语试题。到校后上课都用英语讲授,用的是美国大学用的教科书。毕业后如有机会可去美国继续学习,当时美国承认北洋毕业的学士学位,不经考试,可直接入研究院。这些美籍教授教课中灌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思想,更无从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学。学生受洋人熏陶,养成媚外思想和自卑感,师生间谈不到密切接触。刘仙洲看到此问题,大胆进行改革,逐步聘请国内专家教授以代替美国人。在当时经费极端困难情况下,多请中国教授也有必要。原因是中国教授可以枵腹从公,不发工薪也来上课,而洋教授按合同办事,月月一个钱也不能少。中国教授仍用英语讲课,同学和教授接近的机会则多了。不少当年聘请的中国教授正是新中国的知名科学家,如石志仁(即石树德,已故,机械专家,曾任铁道部副部长)、侯德榜(已故,化工专家,曾任化工部副部长)、何杰(已故,地质采矿专家,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茅以升(桥梁专家,曾任铁道研究院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张含英(水利专家,水电部副部长)等等。
  刘仙洲特别重视英语科技名词的中语译名,为此特请来了一些中国专家。因而科技名词特别是工科的科技名词的中语译名,得以逐步地确定发展起来。
  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结束语
  “实事求是”是北洋大学的校训。学校行政企图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治校,同学争取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北洋校徽是一个钟形红棕色铜牌,中部镶以景泰蓝的工科大楼图样,两旁镶有“实事求是”四个篆体字。由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的校训不可能得到贯彻实施。北洋的校风是死读书,学校用严格的考试制度压学生,很少顾到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头脑里充满了个人奋斗的思想,在动乱的那个年代努力学得一些技能和知识,期望在毕业后取得糊口之计以立足于社会。纵然如是,北洋大学有着严整不苟的教学计划,丰富完整的课程体系,充实认真的实验设备,认真教学的师资阵容,在过去年代中的确培养出来不少国家建设需要的栋梁人才,在全国矿厂、钢铁基地、铁路、土木、水利、机电以及工程教育各阵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缅怀过去,瞻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校友们定能发扬“实事求是”校训的传统精神,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最大的贡献,愿与校友们共勉之!
  北洋母校大楼被焚目睹记
  和春芳
  我是一九二五年秋季考进北洋大学的。那时母校校址在天津北郊,运河西岸,地名西沽。校南数里长堤,有茂密的桃花林,春季桃花盛开时是津门游览胜地。从河边有两条小路通向学校的大门。进入铁栅栏大门,迎面就是一座庄严的教学大楼。楼中间一个穿堂门洞通往校内,门的上额镶着“北洋大学堂”几个金色大字,气势雄伟,环境也十分清幽。
  这座大楼就是学校的主楼,除地下室外分上下两层。正中间门洞上边的楼顶还有一个大钟楼,装有一座四面钟。这座钟,学校经常测太阳校正,是当时天津市唯一的标准钟。钟声嘹亮,不仅为上课报时,且可传达到远方。
  大楼呈H字形,砖木结构,东西方向。一层楼北部主要有材料试验室和水力试验室;南部全为标本陈列室,内藏许多矿冶地质标本、化石等,都是矿冶系师生历年采集得来的,在全国来说也是最丰富的。此外,还有精密仪器天平等,在当时来说,也都是非常珍贵的。楼上全部是绘图教室,十分明亮幽静。通过大楼门洞向校内走去,是一条笔直的人行道,夹道是两排高大的白杨,微风一过,叶声便萧萧如雨。向后走再穿过两道平房教室,当中就是一座“风雨操场”,它是学校唯一的礼堂兼作室内运动场。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为了欢送该届毕业同学,在春假开了个联欢晚会,会场设在校中心的风雨操场,晚会是由学生会主办的。当时的学生会是被反动的国民党区分部所控制。晚会内容主要是京剧,由同学们自排自演。在晚上八点钟左右京戏唱得正热闹时,忽然有个工友在门前大喊“前边起火了!”大家一惊,立刻都站起来了。这时台上一个学生会的负责人大声喊叫:“同学们请镇静,不要惊慌,火是烧在河对岸的席场,不是我们学校,要继续演戏。”少时,火照到会堂,又有人在外边喊:“快去救火!”而台上又大声镇压,不许乱动,并叫人把会场大门拴住,不准出进。这时,先有几个同学要出去,被把着门的人挡了回来,我们感到非常气愤。这时我和三、四个人硬要出去,说上厕所,将把门的人推开,跑出去了。当我们走到学校前边一看,原来正是我们的大楼在燃烧。火是在北头绘图楼上层先烧起的,火舌已经喷出窗外,而当时的现场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人指挥救火,只有几个新到的消防队员正安装手摇水泵。火势蔓延很快,火焰透出北头屋顶,滚滚浓烟上冲天空。这时有矿冶十八年班的一位同学来了,他说:学校的矿冶地质标本最为宝贵,我们能让它烧掉吗?于是我们赶紧找到总务室一个办事员把标本室的门锁打开,我们几个人进去,看见装标本的橱柜整整齐齐地摆着,就是没有钥匙打开。这时几个人的意见不一致,有主张砸柜子救标本的,也有不赞成的,理由是:消防队已到,他们会采取切断措施,现在火还没烧到而柜子先砸破,如果标本搬乱损失太大,谁能负责?争论一番以后大家没有动手。这时,我看抢救公物无能为力,就跑到南头楼上将个人的图书仪器取出搬到宿舍去了。当我搬东西走过风雨操场时,里边仍然锣鼓喧天,据说正演“捉放曹”呢!
  当我由宿舍赶回来,大火已烧到大钟楼,火焰包围了大钟,还听到最后的钟声打过九点,这时我们在旁边就象千斤重锤打在心上,不禁潸然泪下。接着,轰然巨响大钟坠落。而当我再去矿冶标本室时,已经浓烟弥漫,火焰升起,不能进入了。这时候,院子里站着看火的人渐多,而东南风骤起,火焰倒向西北方向吹去,其下风头的测量仪器室受到严重威胁,大家一声呼唤,“抢救测量仪器!”一拥而到,人多手快,顷刻间全部仪器搬到安全地方。这时会场虽已停止演戏,但是还没有一个负责的人出来组织大家救火和抢救物资。
  原来,学生会早已向市内叫来一批武装军警到后边宿舍里去抓人了。把程明升、向思赞、方振鹏三个同学逮捕了,硬说他们是共产党,“放火”烧大楼的主犯。
  大楼快烧完了,火焰仍向南蔓延。在大楼的南头只隔着几米长的天桥便是理化教室和试验楼。幸好连接的天桥被消防队拆断了,理化楼没有烧,保住了。
  大楼烧完,人已逮走,大家回到宿舍,已经是后半夜了。我躺在床上,虽然很疲倦,但无法入睡。我仔细地想想这次大楼着火的情形。有几个问题不能自解:一,为什么大楼着火时,学生会既不组织人们救火,反而蒙蔽同学们不让大家出去?二,为什么他们急忙召来武装军警逮捕无辜的同学,而对于学校大楼被烧竟无动于衷?三,究竟这场大火是怎么引起的?……这些问题始终是不解之谜,显然是有一定的背景的,但也无从查明事实真相,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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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辑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辑》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北洋大学事略、回忆我在北洋大学、北洋大学回忆片断、回忆抗战时期的北洋西北工学院片断、记北洋大学学生运动等十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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