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们衷心爱戴的革命领袖。每当回想起我与周恩来同志相处的日子，总使我心潮汹涌，久久不能平静。
  我原是吉林一中的学生，一九一二年官费赴日本留学，一九一九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我有一位真挚的朋友叫王朴山，这个人品行端正，诚实可靠，慷慨热情，助人为乐，可以说我们是莫逆之交。他是南开学校的学生，与周恩来同志是同学。因为这种关系，所以，一九一九年三月当我在日本东京王朴山家度假时，恰好遇上周恩来同志住在王家，就这样我们相处了一个多月。
  我记得周恩来同志是一九一七年去日本的。当时，他的家境很困难，经济上不充裕，主要靠王朴山的接济和帮助。那时周恩来同志没有地方住，就住在王朴山家的楼上。王家的地址是东京神田区三崎町，这是一幢木造二层楼房。楼上有两间小屋，周恩来同志住在右边一间，光线较好，有六至八领塌塌米大小。我住在左边一间。楼下是王朴山夫妇居住。王的爱人杜栗堂也是一位留学生，当时她二十多岁，常为我们烧火做饭。这样，王朴山、周总理、杜栗堂和我经常在一起进餐，我们好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密无间。
  在与周恩来同志的接触中，他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沉着、冷静，不爱说笑话。每当谈论问题时，总是讲些国家的大事，民族的前途，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以及如何研究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我一次也没听过他说无聊的笑话，这说明他富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周恩来同志给我另一个印象是：生活朴素，学习刻苦，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记忆力强，条理清晰。凡是每次我同他外出散步，他从来不在马路上蹓躂，而是走得很快去书店翻卷阅读。
  我与周恩来同志谈过许多问题，可惜事隔六十多年，很多话全忘了，但有一件事却使我终生难忘，那就是我报考经济系是由周恩来同志建议的。有一次我对总理说：“我快毕业了（冈山六高），我想学医，你看怎么样！”他瞅着我笑笑，很和霭地说：“也可以。不过在中国这个时代学医不如学经济。”我说：“为啥呢？学医是为人治病，另外学医不求人，能自理生活。”他见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便说：“没有什么不好。”我看出他有难言之处，就诚恳地说：“翔宇，我之所以和你谈谈，是想征求你的意见，这样使我今后的道路走得更好些。”他听了我的话后很高兴，立即表示：“我的意见是学经济。”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也懂得，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呀！”我反问一句：“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经济是基础，经济变更了，其它一切都要发生变动。”接着他同我讲了文化、教育、国家机关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并举了很多例子，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说实在的，周恩来同志这番话是我从未听过的，而且当时听了也不太懂。但是这位青年有条有理、热心诚恳的开导，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听了他的劝告，我决心放弃学医的念头，报考了帝国大学经济系。
  我是一九一九年七月考入帝大的。经济系有位著名的教授河上肇担当经济原论及经济思想史讲座。在经济思想史课中，详细地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时才使我想起了周恩来同志的卓见和他致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效了。河上教授的著作不少，其中有一册叫作《贫乏物语》，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粗浅易懂的语言，深刻地阐述了广大工农群众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这本书是周恩来同志经常阅读的。河上肇是东方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李大钊同志深受他的影响。本来河上教授的著作及讲义我都有，经过伪满时期日本人的搜查及史无前例的大浩劫，现在一无所有了。
  关于周恩来同志是否在帝大旁听过河上肇的讲课，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因为凡是入帝大的必须是国立高等学校毕业生，即使是日本学生也不能破例。当时的高等学校只有东京一高、仙台二高、京都三高、金泽四高、熊本五高、冈山六高、鹿儿岛七高、名古屋八高等八所，而周恩来同志不是从这八所学校毕业的，所以他不可能去帝大听课。但是河上肇的著作在日本很普及，如《经济学大纲》、《经济思想史》、《社会变革的必然性》等著作都能随便购买，我相信这些书籍对于如饥如渴，追求真理，专心致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同志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总之，在日本期间，我与周恩来同志虽然是短暂的相处，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反映了我们俩人的关系相当不错。
  我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回国。当时由于我在日本期间的好友蔡时杰（铁痴，双城人）的介绍，到哈尔滨他大哥蔡运升（当时任滨江道尹兼铁路交涉局长）那里任秘书兼科长。因我懂得日、英、德三国语言，交涉局的一切外交活动均由我去办理，从而受到蔡运升的重视。
  应该说明一点，蔡时杰与王朴山一样，他一方面是我的好朋友，另一方面也是周总理的南开同学。他们在日本时也经常来往，关系甚好。正因为这种缘故，所以才引出一九二八年我与周恩来同志再次在东北见面的一段往事。
  有一天，大概是一九二八年的六月初，蔡时杰突然从双城打来一个长途电话，叫我马上去双城走一趟。我看电话来得很急促，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打完电话后，我向蔡运升请个假，立即坐快车到双城。一出火车站，蔡家的马车早就在检票口等着我，催促我上车，一直拉到目的地。一进院，蔡时杰就跑出来说：“翔宇来了！”我说：“什么时候来的？”他说：“今天上午。”他边说边把我引进内屋，那是一排五间的正房。我一脚踏进东房的里间屋，只见屋内坐着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商人在聚精会神地看书。他一见我进来，迅速地站起来同我握手问好，这时我才认清确是周恩来同志。多年未见的好朋友，此时此刻相见，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忙问：“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周恩来回答说：“从上海来，要到外地去一下。”接着蔡时杰向我介绍了如下的情况：翔宇坐四等车来东北，这四等车原是穷苦人坐的，又黑又脏。当检票员（后跟随两个警兵）看到周恩来同志的打扮、言谈和举止与众不同，引起他们的注意，一直盯梢到这儿。翔宇感到苗头不对，灵机一动，从双城下车直奔我家。我听了蔡的介绍，感到问题很严重。虽然我不知道周恩来同志做什么，但从同学中已知道周恩来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现在他来东北一定有重要使命，而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我沉思了半晌才说：“问题有些棘手。我们应该仔细研究怎么办？”蔡时杰提出暂时不走，说：“在我这儿住，他们不敢来这儿抓人。”我表示同意，并补充一句：“至少住一、二个月，等风头过去再说。”周恩来说：“不行，太误事了。”我们再三地劝阻说：“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安全，其它都是次要的。”周恩来同志却若无其事，镇静地说：“不要紧，危险是免不了的。”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总之，我们怎么说破了嘴，他也是摇头，非走不可。我看他执意要走，就改口说：“专门挂一辆车送你行不行？”还补充一句：“我们交涉局可以办到。”总理听后说：“那不妥当，这样的举动目标太大了。”正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我忽然想起蔡运升，我说：“只有这么着，铁痴去哈尔滨一次，找大哥想想办法。”蔡时杰拍手称赞，他说：“对，这是个好办法，应该同大哥商量商量，决不能叫翔宇受害。”我加上一句：“这是从友谊出发。”后来蔡说：“我陪着翔宇吧。你回去跟大先生（指蔡运升）说，请他想想办法。”决定之后，我立刻行动。临行时，翔宇叮咛一句：“只要到满洲里，我就没有危险了。”当天晚上我就回到哈尔滨。我顾不上休息，也没吃饭，迅即去找蔡运升。我把周恩来同志的遭遇简要地向他作了介绍，并恳切地说：“这个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很聪明，很有才干，是一位前途有望的人物，你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送他到满洲里。”他开头不吱声，考虑了十来分钟，然后说：“可以，我们应该这样作。你办个护照，就说我亲属病重，须赴满洲里求一位汉医，他有偏方能治这种病。”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另外派两个人护送，搀着他上车。要坐头等车，包一间车厢，把他送到满洲里。检票的来了，叫他装病，把票给他看得了。护照给两个守卫，以防检票员查问。万一出事，一个在车上守着他，一个打电报给我，到时候我有办法。我看这样才能万无一失。”最后他说：“你看这么办可以不？”我表示完全同意，并把他的话重复一遍，立时去办理手续。为了使这件事不留痕迹，在填表时我没有留下存根，使对方找不到任何借口。同时在选择护送人的问题上，我再三考虑，认为派蔡运升的两个警卫比较妥当。我对他们说：“到满洲里住两天，听听动静再回来。”大约过了三、四天，听两位守卫人说：“很安全，已经过去了。”这时，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我微笑了，衷心地喊道：“翔宇，祝你平安。”
  当时，我既不知道周恩来同志去什么地方？也不了解周恩来同志去干什么？我仅是从友谊出发，把周恩来同志安全送走，尽到朋友的责任。解放后，周总理关怀蔡时杰的生活，安排他作文史馆馆员。一九五四年，蔡时杰的哥哥蔡运升在北京病逝，我听说周总理用自己的钱给他买了一口棺材，报答蔡大哥当年对他的帮助。这件事的确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周恩来同志时刻想着人民，时刻想着朋友，时刻想着患难与共的同志，甚至想着那些只要为人民做过一点一滴好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