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草创时期
  一九三八年七月，在冀东地区以三十万农民参加的抗日大暴动，揭开了冀东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页。暴动失利后，部队于十月间开赴平西整训，途中遭到日寇的截击，损失严重。此后，敌人加强对冀东的统治，重新占据城镇，成立乡、保伪政权。在此形势下，党领导军民采取分散活动方式，坚持抗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力量逐渐恢复。一九三九年九月，分散的抗日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在收复的土地上，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为适应形势，适应抗战的需要，一九三九年冬，冀东区党委决定筹备出版《救国报》。这个报纸，于一九四〇年元旦创刊。
  《救国报》的创办人崔林同志（化名李杉），是河北省玉田县人，原名马宗周，字吟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接受了冀东区党委筹备出版《救国报》的任务之后，在冀东遵化一带经过实地调查，反复研究，决定把报社的地址确立在遵化县南的山地卢沟寨。崔林同志在卢沟寨村担任该村小学校长，老乡和学生们都叫他马老师。“马老师”就成了他的职业掩护。党组织只给他配备了一个助手，交通员刘海山同志，就作为卢沟寨小学的校工。那时候，是不可能指望党组织给配备更多的干部的。崔林同志经过了解和选择，动员了卢沟寨本村的五位同志，参加了报社的筹建工作。他们是：尹铭钰（化名齐树德，后改名范捷民），是小学教员，担任了刻腊纸的工作；冯国玺（化名朱仁，后改名杜风），是福益农林场的养蜂工人，担任广播抄收工作；孔三华（化名刘敏），担任报社的印刷员、采购员兼发行员。此外，还有两位半脱产的印刷员。这就是最初七个人组成的《救国报》社。
  福益农林场，是当地一个较早采用科学方法经营的规模很大的果木园。农林场主尹福卿，是一位开明士绅，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救国报》的活动地点就在这座果园里。尹福卿的儿子是一位技师，对报社的同志们作了很多掩护工作。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崔林同志就住在尹福卿家里。为了安设印刷所，又在孔三华同志的家里挖了一个地洞。报纸在福益农林场编好以后，转送到秘密地洞里印刷。
  一九四〇年元旦，第一期《救国报》与读者见面了。虽然由于当时人力、物力和游击环境的限制，最初的《救国报》只是一张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一般是七天出版一期，每期也只能发行一千多份。但是，这个小报一经问世，就成为鼓舞军民斗志、坚定人民信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它成为冀东党组织联系广大抗日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
  这一年的六月里，丰原同志被派到《救国报》工作。当时她化名为柳梅（后来又曾改名李纹），以尹福卿家亲戚的名义作掩护，参加报纸的编辑工作，增强了报纸的编辑力量。
  在报纸初创的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国际、国内、边区的新闻没有来源，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抄收不到，也不知道怎样抄收，只能由冯国玺同志用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收听中央社的新闻广播，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新闻当然不可靠，根本不报导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和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即使稍有涉及，也必然是加以贬低、歪曲，甚至是造谣污蔑的。因此，拿到冯国玺同志抄收的中央社广播新闻之后，崔林等同志必须从其字里行间寻找比较可靠的内容，经过一番去伪存真、沙里淘金的功夫，整理出一些可用的新闻。关于冀东地区的新闻，则由冀东军区司令部、各个战斗部队和地方组织供稿。这些稿件，是当时《救国报》的灵魂。
  报纸编出刻印好之后，在秘密地洞里印刷。印出的报纸，通过交通站以沿村转递的方式、意想不到的速度，送到各部队、机关和读者手里。当时报纸只能按照组织系统分发，每个基层组织只能得到一份。这个报纸就是干部、群众、战士们最宝贵的新闻读物，最重要的时事学习教材。
  在报纸最初出版的一段时间里，敌人对卢沟寨一带还不大注意。有时来“清乡”，也只是搜索一阵就走了。所以报社的同志们能够以公开的职业为掩护，秘密地编辑出版这个报纸。随着敌后抗日斗争的迅猛发展，游击区、根据地不断扩大，敌人对山区、对于卢沟寨一带的骚扰就越来越频繁，报社的同志们也就不可能以公开的职业为掩护同敌人周旋了。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开始，不得不采取打游击的方式，索性公开身份，坚持“游击办报”。而卢沟寨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对于打游击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同时，广大军民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和对了解形势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七天一期的八开油印报纸，已经无法满足。根据区党分委的指示和报社同志的计划，一九四一年春季《救国报》社由卢沟寨迁到了遵化南部的山村鲁家峪。
  二、第一个发展时期
  鲁家峪是遵化南部的一个山村，在卢沟寨的西面，相距大约三十里左右。这个山村东西长约十里，南北宽约八里，山势雄莽，地形复杂，大山峪中有小山峪，山峪多如点刺。这里是一个花果之乡，果树布满所有的山沟，各山沟里的农民多半把房屋盖在自己的果园里，居住比较分散。在这里办报，便于隐蔽。山村所属的东峪和北峪，山半腰有数不清的火石洞，这是多年来农民开凿火石的遗迹。火石洞最深的有六、七十丈，稍为加工挖凿就可以互相通连，成为山肚子里的“迷宫”，这是打游击进行隐蔽的最好的天然条件。很多后方机关都设在这里。
  《救国报》社部就设在鲁家峪东峪，化名“五合”。在这里，报社建立了第一个根据地，社部以外的其它小组，如刻字组、印刷组则在鲁家峪东面的白园、耍儿峪、豹子峪一带活动，建立了报社的第二个根据地。后来，活动到鲁家峪西南面的榛子峪、井儿峪一带，又在这里建立了第三个根据地。
  形势在发展，任务在增加，人员、机构也在逐渐扩大。《救国报》由创刊时的一千多份，增加到三千多份，后来又增加到五千份；由七日刊改为三日刊。即使如此，也不能满足广大群众尤其是基层干部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求看到时事新闻，而且要求能够读到与工作有关的文章和学习材料。因此，报社于一九四一年秋季，又出版了一种通俗小报《老百姓》。
  《老百姓》也是一个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它刊登一些时事解说、形势评介、政策解释、抗日英雄事迹以及歌曲、漫画、连环画等等。这个通俗小报一出版，就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个小报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曾冒充《老百姓》或《老百姓》上经常发表文章、漫画的作者的署名，炮制反动宣传品，混淆视听。
  因为报纸较好地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的作用，一九四一年，在冀东区党委分委领导下，又成立了一个“抗敌文化社”，翻印、出版一些政治、文化学习材料，编印一个八开两版的油印文艺刊物“文艺轻骑队”。这年秋季，抗敌文化社这个机构结束了，翻印、出版学习材料的任务，由《救国报》担负起来，同时出版一种三十二开本的综合性油印刊物《国防最前线》，其编印出版等业务都由《救国报》社代管。
  这个时期，报社的工作有很大的发展，工作人员由草创时期的七、八个人增加到四十一位。实际上，这时候的《救国报》已经成了报社和出版社的综合体。大部分同志分散在峪里打游击的办法已经不适应工作的需要。一九四一年冬，报社的全体人员都集合到了鲁家峪，并且在这里“安家落户”。报社的组织机构有了一定规模。社部之下设立了一个编辑组、一个总务科、一个电台、两个印刷所。第一印刷所翻印出版学习方面的读物；第二印刷所负责印刷《救国报》和《老百姓》报。社部、编辑组、总务科加上《国防最前线》社以及第一印刷所住在东峪，化名仍为“五合”；第二印刷所和《老百姓》报的编辑人员住在北峪，化名“江滨”。
  《救国报》在鲁家峪时期，业务、人员、机构各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但冀东根据地以外的消息来源，始终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九四二年初，军区司令部拨予一部收报机，派来两名报务员，组成了报社的电台收报组。这个极为难得的报务机构设置在鲁家峪以东的豹子峪。两位报务员只熟悉工作联络的收发报业务，不知道怎样才能接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新闻。他们一直在摸索、试验。可是，直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敌人开始大进攻的时候，报社电台还没有收到新华社的新闻。
  三、“强化治安”的动荡时期
  一九四二年四月，侵华日寇在冀东搞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四月十三日凌晨，敌人纠集重兵，包围了鲁家峪东峪，在鲁家峪大庄设立了“扫荡”指挥部。从此敌人开始了对冀东地区空前残酷的进攻。
  在东峪的《救国报》社部、编辑组、第一印刷所和《国防最前线》的同志们，都被敌人包围在山峪里。大家按照惯常的办法隐蔽在东峪沟的旧报社专用的火石洞里。敌人对火石洞不敢进入，也不敢搜索，可是他们不予破坏又不甘心。在包围东峪的第三天，敌人先是朝火石洞里施放瓦斯弹，稍后又用炮弹把洞口崩坍。瓦斯弹没有害伤洞里的人，洞口坍塌却把大家封锢在洞里了。
  东峪被围困的第四天下午，敌人忽然从山头上暂时收缩到鲁家峪大庄去了。老乡们立即抓住这个暂短的时机，火速地集合了一批凿火石的能手，把被敌人崩塌的洞口全部扒开。被封锢在洞里的同志们得救了。拂晓，报社的同志们刚从火石洞脱险出来，敌人又从鲁家峪大庄回来，重新包围了东峪。直到入夜，才由崔林同志指挥，利用敌人的空隙，突围脱险，撤到鲁家峪东面的耍儿峪。敌人包围东峪的时候，还没有包围北峪，在北峪的第二印刷所的同志们，隐蔽在火石洞里观察敌情的变化。十三日傍晚，敌人进北峪，占据了北峪西面的影壁山。同志们与社部失去联系，只能自行决定如何行动。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利用夜幕作掩护，转移到东面的白园、耍儿峪一带。
  五天以后——十八日晚上，东峪的同志们和北峪的同志们在耍儿峪会合了。这时候，敌人占据了山头，而我们就聚集在山下，已经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崔林同志主持一个临时的会议。崔林同志分析了形势，对此后如何活动也作了部署。他说，敌人的第四次“强化治安”从此开始了，他们想把冀东游击根据地搞垮，所以，我们已经不可能在这里坚持下去了。为了保存实力，以图再战，必须实行大分散，活动的单位越小越好。根据崔林同志的意见，当晚大家就开始分散。崔林同志决定到军分区司令部去，以便利用司令部的宣传工具，进行可能作到的宣传工作，并且随时了解形势的变化，以便适时地恢复报纸的出版发行。
  此后的十几天中，敌人把鲁家峪几个山峪，尤其是东峪和北峪的民房全部烧光。稍有可疑的地方就掘地三尺，梯田的坝坎也全部拆毁，粮食全部抢走，家具全部砸碎，还屠杀了抗日群众和工作人员一百八十多人。繁荣兴旺的鲁家峪，变成了一片焦土。
  在敌人的这一次血腥的“扫荡”中，《救国报》三位同志牺牲了。他们是《救国报》创始之一的刻字组组长尹铭钰同志和广播抄收员冯国玺同志。这两位同志在遵化南部夜萌峪的突围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另一位是《老百姓》的编辑于布同志，在丰润北部腰带山同前来包围的敌人搏斗而英勇牺牲了。
  经过冀东军民顽强的反“扫荡”斗争，到六月初，敌人的凶焰逐渐收〓。这时，崔林同志化名李杉，离开了司令部，来到了报社发祥之地的卢沟寨附近。他立即召集可能召集到的同志，着手恢复《救国报》。崔林同志召集到七位同志，其中有刻字员、印刷员、交通员，还有两位收报组的同志。人数虽少，工作门类却很齐全，报纸的复刊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而最可庆幸的是两位收报员同志，利用反“扫荡”的空隙，认真钻研，反复试验，用我们的收报机，终于能够收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新闻了。处在抗日最前线、敌人远后方的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新华社的红色电波，听到了延安的广播，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大家心情为之振奋。这时，报社好象又回到了一九四〇年的初创时期，但是情况不同了，可以用新华社的新闻向冀东广大群众报告胜利的消息了。
  崔林同志化名李杉来到卢沟寨的两天之后，《救国报》的复刊版就同读者见了面。复刊版的第一篇社论是崔林同志撰写的。社论分析了敌人“扫荡”将被粉碎的形势，颂扬了冀东军民反“扫荡”斗争的英雄气概，指出了今后对敌斗争的任务。报纸发到读者手里，读者把它当作反“扫荡”的捷报而争相阅读。《救国报》的复刊，也被当作敌人第四次“强化治安”被粉碎、抗日军民获得胜利的一个信号，极大地鼓舞着军民抗日的斗争意志。而延安新华社的新闻在《救国报》上的出现，使人们扩大了视野，见到了整个敌后根据地的形势，见到了人民的天下。
  分散在各地的同志们见到了复刊版的《救国报》，如同接到了归队集合的号令，纷纷归来，人手渐多，《老百姓》报也随之复刊。
  在《救国报》复刊的同时，领导上和同志们都在考虑，敌人在青纱帐时期之后，很可能还要搞第五次“强化治安”，来个秋季大“扫荡”。根据这一次反“扫荡”的经验，应该不使报纸中断，坚持出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到时候能够远距离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变被动为主动。按照这一种设想，崔林同志派出四位同志，北出长城，踏进深山，熟悉地形，联系群众，物色新的活动基地。
  果然，九月末，敌人企图搞第五次“强化治安”的情报陆续传来，报社决定转移到塞外的河南大峪一带去。同志为反“扫荡”作了许多准备工作，象印刷物资的运送，报纸发行的路线等，都作了必要的安排。然后，人员才分批北上。
  河南大峪一带，已经是属于敌人卵翼下的伪“满洲国”范围内了，也是敌人心目中的“治安区”。敌人当时的侵华兵力不足，对于这一带已无暇顾及；加之，日寇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分属两个指挥系统，行动上不能完全统一。因此，这一带的局势比较稳定。报社在这里一经落脚，马上就可以出报。印出的报纸，通过新建的转运站，及时发送到关里，分送到读者手中，有力地配合了全区军民粉碎敌人第五次“强化治安”的斗争。
  四、第二个发展时期
  一九四二年底，关里敌人的五次“强化治安”被粉碎，而关外的敌人却在加强“扫荡”。敌人为在伪“满洲国”和冀东地区之间造成一条所谓的隔离地带，实行集家併村，制造“无人区”。敌人把这样的地区叫作“无住禁作地带”。在这样形势之下，我们在关外的活动已受到威胁，为了便于坚持报纸出版发行，崔林同志带领少数同志首先进关，到达迁西县的山区。
  当报社还在关外河南大峪活动的时候，党派来原陕北公学教务长的吕光同志到冀东地委（冀东区党分委由这年八月改为冀东地委）任宣传部长；曾任《晋察冀日报》编辑的顾宁同志（在晋察冀时化名司马军城）派来担任《救国报》的编辑（相当于后来的总编辑）。崔林同志进关后，由吕光同志带领报社其余同志与崔林同志等会合。从此，《救国报》就在迁西县滦河东岸的山区，继续出版发行。报社进入了又一个发展时期。
  一九四三年夏，冀东地委改为冀热边特委，下设五个地区委。这时，崔林同志调到特委任秘书长，特委宣传部长吕光同志兼任了《救国报》的社长。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特委决定由五个地区委分别出版《救国报》的地方版：一地区委在冀东西部，出版了《救国报——滦西版》；二地区委在滦河中游一带，出版了《救国报——滦中版》；三地区委在滦河下游，出版《救国报——滦东版》；四地区委在冀东西南部，燕山之南，出版《救国报——燕南版》；五地区委在京山铁路以南，出版了《救国报——路南版》。各地方版都有自己的报社，只有二地区委由于是特委和《救国报》社所在地，所以没有另设立报社，而由《救国报》社兼任滦中版的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工作。《救国报》社另出一种十六开本文献汇编性质的《救国时报》，这个刊物刊载一些八开小报无法容纳的时事解说和论文。报社本身也撰一些配合形势、任务的文章，向各级领导机构提供时事宣传和时事学习资料。
  五个地区的《救国报》地方版，经过短期的筹备，都先后于夏天与各地区军民见面了。这些地方版，在各地区委的领导之下，经过报社同志们的努力，很快就成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报纸。这样，报纸的发行量就等于增加了五倍，而且发行路线也大大缩短，更为有效地配合了本地区的抗日斗争。
  一九四三年春季，报社的一些同志们组织起一个业余文艺团体，起名“铁骑社”，出版了文艺刊物《铁骑》。这个刊物大受军民群众的欢迎，对于冀东地区文艺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这件事，引起了特委宣传部的重视。
  这年秋季，在吕光同志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文化艺术性质的群众组织“新长城社”，原来的“铁骑社”併入，出版文化文艺综合的刊物《新长城》。虽然，新长城社和刊物《新长城》都不属于特委机关报《救国报》的范围，但是，组织成员不少都是报社的工作人员，其编辑和出版发行等工作，也是由报社予以代理。《新长城》的出版也取代了已停刊的《文艺轻骑队》和《国防最前线》。这个刊物，对于团结文化、文艺界的知识分子，起了积极作用，并且推动了冀东地区的抗敌文化和文艺工作的开展。
  这一时期，报社的任务增加了，人员编制也扩大了，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但是特委并没有满足于这种现状，又指示并支持报社筹备建立石印印刷所，以便逐步过渡到铅印，建立铅印厂，为抗战胜利后能够立即出版铅印报纸打下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石印印刷所建成，而且是建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处所。接着，报社又着手筹建铅印厂。这个工作，对抗战胜利后很快就能出版铅印报纸，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报社与特委机关一起，驻迁西的东水峪与黄槐峪一带。东水峪当时化名“天津”，黄槐峪化名“北口”。一天凌晨，突然遭到三千多敌人远距离的奔袭、包围。恰巧，敌人到来的头一天晚上，有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四个连，来到了东水峪的周围，加上特委的警卫连，一共有五个连的兵力。当敌人包围过来之后，这五个连队都同敌人接了火。
  敌人为什么远道派遣重兵奔袭东水峪呢？据后来被俘的敌人说：因为“天津”这个化名被他们探听到了，并谣传在“天津”建成了几条商业繁华的大街，因而猜测这儿一定驻有八路军的重兵，所以出兵前来“围剿”。
  经过一天的苦战，我们的五个连击退了敌人几十次的进攻，一直坚持到夜幕降临。特委机关干部在部队掩护下分别突围，报社负责编辑出版《救国时报》和《新长城》的同志们和特委机关一起，经过三昼夜的迂回周旋，才脱出了敌人宽达三十里的包围圈，安全转移到昌黎北部的山区。还有负责翻印学习材料的同志们，在一个连队的掩护下，突围出来，转移到了关外。
  根据特委的决定，我们在昌黎北部山区安顿下来，编辑组在冯家山、收报组在焦家山、印刷所在半壁山，三个活动点隔山相望，成为犄角之势。因为这一带是新区，敌人不太注意，我们得到了大约两个多月的稳定环境，使《救国时报》与《新长城》的编辑出版工作，得以继续并有所提高。这时，特委机关又回到二地区所在的滦中去了。
  两个月后，也就是一九四三年的年底，特委以电报通知报社，要报社迁回中部。编辑组、收报组和印刷所集合到冯家山，准备由地方部队的一个连队来护送我们出发时，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部队在作战，报社在转移，报社的同志们在枪林弹雨之下安然脱险了，而护送我们的连队却有二十一位战士牺牲了。
  报社西迁一到了丰、滦、迁联合县的北部，活动在山地与平原相接的地区。这时，由昌黎北出边塞的那一部分同志也来到这里，全社的人员又会合了。
  这是一个稳定的春天，顾宁同志被派往四地区委主持《救国报——燕南版》的工作。不幸，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仅仅战斗了三个月，在丰润县白官屯附近一次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顾宁同志不仅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吕光同志生前为悼念这位亲密的战友，用鲁迅“惯于长夜”的原韵写了一首诗，发表在顾宁同志曾为之付出心血的《新长城》上：
  正当绿柳迎春时，
  噩耗惊心颤发丝。
  伤友岂宜洒热泪，
  雪仇应待搴敌旗。
  一朝雄师缚厉鬼，
  三军壮歌作哀诗。
  俯首停笔无由写，
  任他东风弄征衣。
  五、杨家铺突围及其后
  一九四四年，日寇侵华已成败局，敌人进行垂死挣扎。冀东地区的敌人采取所谓“远距离奔袭合击”的战术，企图搞垮我们的一些领导机关，以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为避开敌人箭在弦上的所谓“合击”，十月十二日夜晚，报社的同志们与特委机关一起，从还乡河上游张庄子一带，转移到丰润北部的李夏庄子（李庄子与夏庄子的合称）。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三日凌晨，从丰润县城出动准备对我们进行合击的敌人，与特委警备部队遭遇，当即展开激战。机关的同志们往北移到杨家铺北山。这时，几路进击的敌人，就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到杨家铺。特委、报社及其它机关的同志们，都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当时，和我们一起在杨家铺的部队数量不足敌人的十分之一，而机关工作人员不仅缺乏打仗的经验，而且也缺乏武器。但是，大家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同敌人殊死搏斗，进行了一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突围战。这场战斗从上午七、八点钟开始到下午三点左右，持续了八个多小时。结果大部分同志得以突围，但是，也有三百多位同志英勇牺牲。这是冀东在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损失。
  在这场突围战中，报社牺牲了五位同志：
  吕光同志，云南人，苗族。牺牲前任冀热边特委宣传部长、《救国报》社社长、《新长城》社理事长。
  李杉，即崔林同志，河北省玉田县人。《救国报》的创建人，第一任社长，牺牲前任冀热边特委秘书长。
  刘海山同志，河北丰润县人。《救国报》创建人之一，牺牲前一直担任《救国报》社的交通员。
  烈华、生华同志，都是《救国报》收报组的收报员。
  在杨家铺突围战之前的历次反“扫荡”斗争和其它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同志还有：报社总务科长寒潮同志和他的助手张西庆同志；印刷所所长刘敏，即孔三华同志；采购员伊田同志；刻写员育才同志；印刷员石方同志；通讯员张书元同志；以及于布、尹铭钰、冯国玺、顾宁等同志。
  杨家铺战斗之后，报社失去了领导，为了坚持出版，冀东行署的领导给予很大的关怀。在行署的指导、支持下，报社的同志们又回到了鲁家峪东峪，这里是还没有恢复的劫后焦土，但这里的人民却是坚强不屈的，抗日工作在劫后不久就恢复了正常。报社的编辑组、刻写组安置在东峪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古庙里，电台安置在豹子峪，印刷所设在白园。很快报纸就同读者见面了。这时出的报叫做《救国时报——临时版》。《新长城》只得暂时停刊。不久之后，学习材料和政治读物的翻印、出版工作也恢复了。
  在黎明前的这一艰苦时期，报社的干部损失很大，设备、物资也损失了不少。冀热边特委和特委书记、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对报社工作备加关怀并作了许多指示。为了防备敌人失败前的反扑，根据李运昌同志的指示，报社又在迁西县滦河南岸建立了第二个基地。由于敌人力量越来越虚弱，鲁家峪的工作环境基本稳定，故而滦河南岸的这个基地没有使用。后来，冀东新华分社成立，这个基地提供了方便。《救国报》在鲁家峪一带，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
  六、完成了历史使命
  一九四五年一月，冀热边特委改为冀热辽区党委。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区党委宣传部派专人给报社送来一封紧急信件。信上说，日寇已经无条件投降，望立即下山，与区党委会合，以迎接新的宣传任务。这时，日寇投降的消息，新华社还没有广播，这是司令部收到晋察冀军区的电报才知道的。
  报社的同志们传阅了这封信以后，大家都是又高兴又惊疑。虽然大家都早已在准备迎接胜利，但是，胜利突然来到身边，又不免有点将信将疑。大家把来信一字一字地推敲，认为消息无误，这才欢声大作，并且立即通知山东那边的单位，准备马上下山，迎接新的战斗任务。随后，大家跑出古庙，放声欢呼，点起火堆，传播胜利消息。
  第二天，全体同志怀着无限愉快的心情，从地洞里取出腊纸、油墨、报纸等，与报社共患难的乡亲们主动牵来几头毛驴，捆好驮架，朝区党委所在地丰、滦、迁进发。迎着晨曦，人背驴驮，浩浩荡荡地行军，这还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
  原来，我们计划到北夏庄宿营，可是北夏庄上还有不知道自己已成战败者的敌人。第二天，当我们东渡还乡河的时候，东岸的敌人还在和我军区的部队交手。为了不影响行程，我们绕过战场继续东进。当天就同区党委、司令部会合了。
  在新的形势下，报纸也打破了常规，以最高速度编印了“号外”、“捷报”，及时传播胜利消息和八路军总司令部的有关命令。
  冀东地区的大部分县城和集镇相继收复，战局急转直下，战争的前线已经推到京山铁路沿线。报社奉命集中到丰玉遵联合县北部的平原地区，筹备铅印报纸的出版。
  出版铅印报纸是大家多年的宿愿，一年多以前就作过一些准备工作，加上丰润县城的光复，报社接收了敌人宣传室的铅印设备。原来的排字、印刷工人积极参加了报社的铅印筹备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一九四五年年底筹备就绪，开始出版四开两版的铅印报纸。
  新的铅印报纸，不再叫《救国日报》，而是按照新的区划定名为《冀热辽日报》，为冀热辽区党委的机关报。不久，冀热辽区党委改为冀东区党委，《冀热辽日报》也相应改为《长城日报》，后来定名为《冀东日报》。这时，报社已经有了一个编辑部和一个粗具规模的印刷厂。
  《救国日报》完成了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冀东的新闻战士们又满怀革命豪情，向新的历史时期进军。
  一九四九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冀东区党委进入唐山市与唐山市委合併，《冀东日报》也合併于《新唐山日报》，以《冀东日报》名义继续出版，同时着手筹备出版新的唐山市委机关报。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冀东日报》终刊，出版《唐山劳动日报》。从此，来自冀东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又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