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高蠡起义”又称作“高蠡游击战争”。它是一九三二年夏秋之交，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平原发动的一次大的红色风暴，是河北省党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共中央有过《关于高蠡游击战争的决议》和洛甫同志《关于高蠡游击战争的错误的批评》的文件，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河北省军委书记湘农同志也给河北省委写了《关于高蠡游击战争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起义虽然失败，当时却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就我所见发表的有关高阳、蠡县起义的史料，偏重蠡县的情况居多，涉及高阳的较少。我的家乡是高阳尖窠，起义之前，我担任保属共青团特委委员，曾参与起义的某些活动。现将回忆所及，就起义之前高阳的基本情况、起义的经过、起义失败下我的脱险、个人的体会以及有关史实的几个问题等诸方面分述如下：
  一、起义前夕的高阳地区
  一九三二年，高阳、蠡县一带水旱连年，瘟疫流行，加上苛捐杂税，高利贷剥削，农村凋敝，民不聊生。我村六百多户人家，贫雇农占绝大多数，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极为悲惨。而当地的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巨富杨木森的蚨丰商号却遍及南北商埠。据《高阳县志》（一九三三年版）记载，设在张家口的蚨丰分号每年营业就达二、三百万元的流水；一九二一年外蒙人民革命以后，杨在乌兰巴托的商号被没收，其损失就有二、三十万元之多。杨木森之流一贯鱼肉人民，仇恨共产党。高阳地区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高阳分高东、高西、高北三个地区。高东的党组织是由蠡县发展过来的，高西，高北的党组织是一九三二年由安新发展过来的。为了工作需要，一九三二年，三个地区的党组织合并，成立高阳县委会，翟树功同志任县委书记。从此，高阳的党团组织发展很快，我村（高西尖窠村）就有党员四、五十人，活动半公开化。
  高北区的西陶口高小学校，校长是县委宣传部长蒋一鸿，武术教员是翟树功，其他教师都是党员，学生多为共青团骨干，教学多是抗日救亡的内容。整个学校为我党控制，充满革命气氛。
  学校南面五里处的三柳滩，党的力量也很大（以北柳滩为主）。县委组织部长赵清波（木匠），即北柳滩人。县委军委王涛则是高东的，他又是县保卫团团长。
  高阳人民对反动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曾进行过多次斗争，就是个体手工业者（织布的）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也采取过各种方式。党组织的迅速发展，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了。例如，安新城内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我党准备在教育局安据点，撤换局长，换上我们的人（人选已定）。一九三一年，我党借要求解决失学、失业、提高教师待遇等问题，发动小学教师和失学、失业青年共数百人到教育局去说理请愿，并砸了教育局，殴伤了局长，影响很大。事情虽然发生在安新，去参加斗争的却多半是高西、高北的人。又如，这年定县的麦收斗争，高北也有人去支援。此外，远在数千里外的南方苏区，工农红军革命斗争的胜利对当地的影响也很大。参与“围剿”苏区的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率领下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陈调元在鄂、豫、皖苏区“剿共”失利。这些消息不胫而走。孙连仲是雄县人，陈调元是安新人，他们的部下官兵也多为北方人，保东平原的人们对他们并不陌生，宁都起义成功与“剿共”失利的消息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因此，一九三二年夏秋之交，党的一声号召，高蠡地区顿时燃起了熊熊烈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短短几天之内，游击队就发展到数百人。这就是震惊华北的高蠡起义。
  二、起义的经过
  一九三二年，我在安新县白洋淀的端村教书。学校教职员中有三个党员，我是支部的负责人。这年春末，保属特委派专人向我们传达北方局各省委联席会的决议的文件，我知道要在华北发动武装斗争。暑假前夕，安新县委书记告诉我，保属特委要调我，但不知道要我去干什么。
  七月一日学校放暑假，我回高阳家乡。高阳县委书记翟树功是我本家叔子，他入党是我介绍的。一天，他告诉我特委要在高阳布置起义，他准备召开县委会，邀我列席。我已听了北方局文件的传达，故不觉突然。七月上旬，翟树功在高阳城内东街某饭馆召开县委会，委员七人全部出席，连我共八人。我记得，他们是宣传部长蒋一鸿、组织部长赵清波、军委王涛、管职工工作的贾某，其他二人的姓名记不得了。会议是翟树功主持。他口头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对武装起义作了正式动员。委员们都已知道要搞暴动。王涛还说保卫团在他手里，这是在高阳能利用的唯一武装。会上他们还估计了其他力量，有人并说从反动派那儿搞不到武器，拿菜刀也要干，态度很坚决。会开了一天。
  参加县委会之后，我就去见保属特委，知道要我在高阳准备暴动，并调我到保属共青团任特委委员。这时，我不知道搞暴动的还有蠡县。我从保属回来便到高东的北辛庄等地去了一趟，因为我对高东人地生疏，情况不明。我走访了一些村子，这些地方翟树功经常去。北辛庄是个中等村子，看不出什么革命气氛。我在那儿大约停留了四、五天，在和党内同志接触中（我只接触了党员）感到骨干们对武装起义有顾虑，信心不足。
  八月八日，保属特委书记李亚克同志亲自到蠡县巡视工作，并派人送信要翟树功去该县南玉田村会面。树功忙于布置起义，经常不在家。由我和县委宣传部长蒋一鸿同去。我们一进村，就感到这儿革命形势很好，村里群众概能判知来者是共产党，男女老幼无不表示热烈欢迎。真是个革命中心的村庄，似乎已到了行将举义的状态了。我们先见到村长田慎德和王凤斋两同志，后见到亚克同志。亚克新任保属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法院录事。他年约二十六、七，象个白面书生，态度亲切而严肃，看样子精明强干。他向我们询问了高阳起义的准备工作，问得很详细。我们回答只是在党内做了些宣传，正在等待上级进一步的布置。因为许多工作都是树功抓，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他听了我们的汇报便督促我们加紧准备，尤其嘱咐一定要搞到武器，空手不行，我听了亚克的询问感到高阳起义的条件不太成熟，对到时究竟有多少党员能参加游击队也怀疑。
  在南玉田村我才知道准备暴动的还有蠡县。关于蠡县的情况我们一概不知，因为亚克和我们谈话时是高阳、蠡县分开谈的。就在这时我看到天津《益世报》登载着蠡县共产党要暴动的消息，可见敌方对我们的行动已在严密注意。其实，他们对保定、高阳、安新等地也没有放过。
  从蠡县回高阳后，我和翟树功就更忙了。我们日夜找党的骨干谈话、开小会，透露起义的消息；进行摸底，了解到底有多少人能拿起武器参加游击队。
  八月二十三日①保属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的有党特委和团特委。湘农代表省委、白坚代表团省委，与会者十余人。我以保属共青团特委身份参加该会，是高阳方面唯一的代表。当时保定被白色恐怖笼罩，找个合适的会址很不容易，最后选定敌人眼皮底下——保定地方法院脚下，一个同情我党的律师的家。律师姓赵，住的是小单院。他为了让房开会，全家迁出。会议期间，内外隔绝，不许外出，十分机密。二十三日黄昏会议开始，二十四日午后结束，中间没有休会。
  会议主要讨论了起义条件是否成熟，会上看法严重分歧。这也涉及行动定名问题，即是称为“地方暴动”还是称作“游击战争”？当时争论最激烈的是亚克与白坚，亚克认为成熟，白坚认为不成熟。白坚争得汗流浃背的情景给我的印象很深。湘农开始发言不多，后来渐多。他先谈了省委的指示，又引述了列宁有关暴动的三个条件说明高蠡暴动条件不足。在争论中他的看法可能后来有变化。湘农是湖南人，他的口音我只能听懂二、三成。由于争论相持不下，致使会议开了一天一夜，直至次日午后方告结束。最后，意见勉强趋于一致，决定起义，定名为“高蠡游击战争”。因为高阳、蠡县情况和列宁提出的地方暴动的条件不完全符合，故否定了地方暴动的名称。武装队伍定名为“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番号是二十八军第一师。起义的日期会上虽然没有宣布，我却看到预先拟好的由湘农、宋洛曙（蠡县县委书记）署名的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第一号，这就是起义的行动纲领。湘农是省委军委书记，预定他为起义武装与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至于会后，亚克、白坚坐镇保定，湘农先去那里，会上也没有宣布，可见布置相当机密。
  这次会议给我的印象，似乎在领导中对于起义条件是否成熟的看法早有分歧，想通过会议解决。当时发言的人不多，只是少数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委员们的认识是否一致也不见得。不过，那时我认为争论激烈是革命的党有其战斗性的表现，至于起义条件是否成熟，我也心中狐疑。
  保属扩大会议开过以后，高蠡地区武装起义势在必行。会后大家回去极积准备。大约两天之后，我带着会上送的一本书名为《艺术论》的小册子（里面是列宁、斯大林论暴动的文章）回到高阳，当即把会上的情况告诉翟树功。接着我们加紧行动，召开骨干会。有的会在我家或翟树功家开，有的在外村开。会上，我们透露了扩大会议的精神并提出要求：一声号召，我们要积极参战，拿起武器打游击。我和翟树功有时一起开会，有时分头活动。我个人曾去高北三天，召集过二十多人的骨干会。从他们的表现看，服从组织没有问题，对于武装起义却有顾虑，信心不足，但是没有明显的表露。由于我们开会频繁，缺乏经验，警惕性又不高，不免走漏风声，混进坏人。所以起义失败后，有些党的骨干遭到敌人逮捕。
  八月二十五日，湘农、贾振锋（贾臣）同志在蠡县宋家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行动日期，准备以蠡县的宋家庄、南玉田村和高东的北辛庄为根据地组织三支游击队伍，并且分别指定了负责人。翟树功是高阳县委书记，不但没有被指定负责领导高阳起义，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会议，不知是何缘故？湘农同志忘记了高西、高北，没有把它们的力量估计进去，也不知是疏忽还是其他原因呢？所以湘农等人在宋家庄打出红旗举义时，我们既不知道也没有得到保属的任何指示。只是在湘农失败的消息传来之前，突然接到特委从保定派专人送来的一封隐书信，要求我们设法立即送交湘农和贾振锋同志（贾是亚克前任的保属特委书记，此人后下落不明）。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无从送交，只好把信洗出来。信短短几行，是“反对上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内容。信是写给湘农与贾振锋两同志的，我才知道贾是湘农的副手。
  接信后不两天（九月五日）从北辛庄逃来一个保属团特委委员侯某，他在翟树功家说起义武装已被敌人打散了，我们这才知道起义已经失败。还未行动的高西、高北将如何呢？是再接再厉还是偃旗息鼓？此时，我们既未得到上级的指示又找不到保属特委，眼前的敌人正在磨刀霍霍，国民党的军队也到了面前，情况如此危急，我们心急如焚。次日，我和翟树功只好去找安新县委，希望他能找到特委转告我们的情况并能得到指示。安新县委说原来对他们县的起义也有布置，现在高阳、蠡县既已失败，所以也就未动。他也不知道特委在那里。当天，我们赶回村里，决定翟树功留下应付一切，八日我去保定找特委请示。
  后来，从湘农给省委的报告中知道起义红旗从蠡北宋家庄打出之后，张贴了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第一号。①两三天以后，湘农率队伍到了南玉田村，第二天到达高阳北辛庄。游击队在活动中打了豪绅财主、高利贷者，分了他们的粮食和衣物，还枪毙了一个地主。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人们拍手称快。游击队所过之处，群众参军、劳军，十分踊跃，队伍迅速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吓坏了高、蠡两县的反动政府和豪绅地主，他们向安国驻军求援。很快游击队就在北辛庄被敌骑兵包围了，虽奋起抵抗、突围，终因力量悬殊，遭到失败，当时牺牲了三十位同志，一场震惊华北的高蠡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
  三、我的脱险
  当时，保定已是杀气腾腾，第二师范“七·六”惨案被捕的学潮骨干曹金丹等四个同志于九月七日已被反动政府枪杀（我亲眼见到布告）。我好不容易找到保属特委，也只仅是白坚同志出见，他约我当晚（九月十日）九时在城内西大街见面。我们边走边谈。他说高西、高北能继续起义即再起，要我迅速返回，相机行事。
  我也急于与翟树功见面，共同决断问题。次日天不亮，即冒雨去南关外赶船。我边走边注意左右观察，发现独有杨士芳（杨木森之子，解放后被我镇压）带着张某（熟识我）等数人急急忙忙登舟而去。他们与我同是风雨无阻，但是两方各急所急。为了不被他们发现，我放慢了脚步。雨越下越大，当晚不得不宿于牛角村的党员李巨川同志家中。心中惦着村里，没等天亮，我又急急忙忙赶路。行至距我村十余里处先后遇敌方两熟人（一是我村的），他们见我惊目相投，冷漠而过，令人有异样感觉，但未引起我的注意，继续前行。走到距家还有七里路的阮家庄就听到有人说我与翟树功被抓走了。这时我才明白杨士芳急速赶路之目的所在。
  当地之敌，有钱有势，他们仇恨共产党。我党在安新、高阳建党以来就与杨木森辈针锋相对，进行过多次较量。一九三一年夏，我党在安新发动群众斗争，砸了教育局，殴伤局长，河北省政府电令把我们几个带头的人关押待审。我方遂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件召开大会，发动群众进城，强迫监狱开锁，放出我们。敌方继续控告我是共产党，我们被缺席判以有期徒刑。
  当我走到距家只剩下四、五里路的东徐果庄村东时，赤贫薛攀桂兄弟二人赶来告诉我翟树功已被绑走（因为他们听说有人看见我来了）。接着，隐藏在该村的我村党的骨干翟树桥同志也冒险赶来告诉我敌军已“包剿”我村，绑走了翟树功和抓走了十几个人。当时我对翟树功被捕难以营救，心如刀割。薛攀桂连连催我快逃，嘱我远走高飞。这时，村头已在喊叫：“抓住翟家骏，不要让他跑掉！”气氛十分紧张。我与翟树桥立即钻进了青纱帐。后来，我辗转逃到亲戚家，化了装由他们掩护在保定上了火车，逃出虎口。
  四十天以后，翟树功等同志在高阳西关被敌人杀害。短短几天的高蠡起义完全失败了，红旗暂时放倒了，华北平原却播下了革命火种。……
  四、个人的体会
  一九三二年夏秋之交，河北省委和保属特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群众的要求，发动了高蠡地区的农民游击战争。起义之前，党加强了领导机构，在组织上机密进行，并有一批骨干深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他们坚决执行了上级党组织的决议。然而，起义终归失败。失败的原因，当时，党中央、河北省委、保属特委的领导同志已经从多方面作了详尽的分析。我作为一个参加者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一九三二年，王明路线在党内处于统治地位，高蠡起义从始至终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在一些领导同志中犯了严重的主观、片面、盲动的错误。当时高蠡地区广大群众处于天灾人祸无以为生的情况，在党的宣传教育之下，阶级觉悟有所提高，人心思变，确是事实；对武装起义有顾虑，信心不足，也是事实。从前文提到的起义之前我所接触到的党内骨干的表现可知，据说起义之后游击队把没收地主的财物分给群众，有些群众还不敢要呢。但省委、特委、尤其是少数领导人，事先不了解下情，也不重视、不研究下级的汇报，例如，八月八日我们向亚克同志汇报时就曾提到我们只在党内作了些宣传工作，但他无视当时实际情况，只是一味督促我们加紧准备。又如，八月二十三日保定的扩大会上只是少数人争论条件是否成熟，其他人没有充分发表意见，反映情况。省委既没有考虑某些同志的不同看法，也没有进一步了解各地区的基层情况，硬是认为条件成熟，决定武装起义。可是，发动起义时，来到高阳的负责人赵同志（即鲁夫，保属特委秘书，已病故），就根本没有按计划行动，还有别的负责起义的同志也临事动摇。由此看来，武装起义不仅群众有顾虑，领导思想也不一致。后来，我在某文上见到说，早在四月一日河北省委的指示中就有“直南直中保属的起义条件更是成熟”的话，可见关于高蠡地区起义条件是否成熟，省委早有定见，不过是想通过特委扩大会进一步明确和统一认识而已。因此对敌我双方情况，力量对比，等等，会上没有认真加以具体分析就断然作出决定。这次起义可以说只是某些领导人的意志，缺乏群众基础。所以经不起挫折，很快就被打散了。
  （二）高蠡起义之前，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河北省委和保属特委的领导下进行，起义之后却不尽然。湘农同志以省委身份受省委指示直接领导起义，但他对某些准备起义的地区没有统一领导，通盘考虑，甚至不闻不问，缺乏联系。八月二十五日，他在蠡县宋家庄召开紧急会议，规定起义日期，布置高东南的起义工作，对高西、高北则置之不管。我和树功负责高西、高北的起义，他既没有通知我们参加会议，也没有和我们联系，更没有指示我们怎样行动，怎样配合，放弃了对高西、高北的领导，等于放弃了高西、高北的力量。二十七日，湘农他们在宋家庄提前举义我们也不知道，就连住在保定的保属特委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既送不到指示（把隐书信让我们送交），也得不到起义武装的消息。游击队后来脱离了党的领导，形成了盲动的军事行动，迷失了方向。加之起义地区互不通气，无法配合，所以一旦遭到敌人进攻，便陷于孤立无援难以招架的地步。
  （三）我们缺乏斗争经验，行动早已暴露，敌人早有戒备。八月初和八月下旬，天津报纸就登载了共产党在蠡县暴动的消息。我们基层活动频繁，不仅引起敌人严密注意，也混入了坏人，我们却警惕性不高。后来游击队在军事指挥失误。平原本是四通八达，起义武装集于北辛庄之后，应该迷惑敌人，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寻求有利地域，发展壮大自己，但却驻于一地未再移动，造成便于敌军捕捉目标。我方侦察警戒工作也差，直至敌人到了大门口才发现。由于事先计划不周，没有应急措施，突围后的集合地点亦无规定，以致被打散后就无法收拾。
  （四）高蠡起义的烈火暂时被扑灭了，许多参加起义的同志，有的流血牺牲了，有的下落不明，党的组织遭到了一定的破坏，但是这次起义的意义和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这次红色风暴是在远离苏区的保东平原极为不利的环境下发动的，短短几天就发展到数百人的游击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斗了地主，打了高利贷者，分了他们的财物，烧了他们的地契，狠狠地打击了当地敌人的反动气焰，显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敢于向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恶势力进行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也使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只有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才是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烈士的血没有白流，播下的革命火种没有熄灭。五年之后，这个高蠡起义失败之地，就成为新的抗日武装最初发展之地，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在广大平原创造了如火如萘的人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寇，为抗日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五、有关史实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高蠡起义的日期和某些经过其说不一
  1．《北国春秋》（一九六〇年一月）发表的《高蠡暴动》一文说，起义是从八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失败，共五天。
  高阳北辛庄纪念塔中镌刻的《高蠡暴动的斗争简史》（下称《简史》）说，起义是九月三日夜间开始，九月九日失败，共七天。
  起义的时间，早在一九四六年就有争执。据我所知有关人士的回忆，一直没有肯定下来。由于年久日深，我也记不清楚。但是，起义失败后不几天，敌人就“包剿”我村捕人，那天是九月十二日，这个日子是准确无误的，也是我牢记不忘的一天。再从我们听到北辛庄游击队失败的消息，我和翟树功去安新以及我个人去保定会见白坚的日期推算起来，起义失败的日期应该是九月五日，《简史》和《高蠡暴动》所载失败日期，肯定不可靠，起义开始的日期也就不准确了。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核实。
  2．《高蠡暴动》说，八月二十五日，湘农在宋家庄召开紧急会议，规定起义日期，布置工作，指定负责人。《简史》中无此内容，而是说九月四日（起义的第二天）在宋家庄“宋老署（宋洛曙）家中建成指挥部……当夜由湘农同志召集全体队员开会，讲明了暴动的目的，规定了组织纪律，明确当前任务是先搞枪支弹药武装自己，不准抢地主的衣物白洋，违令严重者枪决。”两者不一致。
  3．《高蠡暴动》说，起义的当天（八月二十七日）即在宋家庄贴出“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第一号”，署名是主席湘农、副主席洛曙。该布告我在保属扩大会上也见到过。《简史》却说九月八日在北辛庄，湘农召开各大队（游击队）负责人的紧急会议研究整编队伍时，大家一致推选湘农、宋老署为当地苏维埃政府的正副主席……。两者不一致。
  4．《高蠡暴动》说，八月二十五日的紧急会上决定：高东南由赵某负责组织游击队第一大队，后该队在起义中于三十日组成。蠡县东北区（南玉田村）由小王负责组织第二大队，该队于二十九日组成。湘农与贾臣（贾振锋）则在宋家庄组织第三大队，该队于二十七日起义时组成。《简史》说，九月六日湘农在宋家庄成立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七日田慎德在南玉田村成立第二大队；八日在北辛庄由蔡汝松等人成立第三大队。两者不一致。
  （二）关于蔡书林、蔡汝松的问题。
  《高蠡暴动》说，蔡书林是高东南区的党委书记。我记得蔡书林之兄蔡伴林乃高东区党的骨干，并不是区党委书记，且当时亦无此名称。有人说高东、高西、高北党的组织未合并前他是高东党的负责人。至于蔡书林是当时高东区党的负责人，我更没有听说过。高蠡暴动纪念塔中有蔡书林的一块碑，碑的反面刻着他的传记。当然，他是起义中牺牲的英勇烈士，应该纪念，不过我认为纪念塔突出他的原因就是认为他是高东区党的负责人，不然，当时牺牲的同志那么多，为什么偏偏给他单独树碑？再说，和他的碑相对称的另一块碑是宋洛曙的，宋是蠡县县委书记。显然，纪念塔就是以他们两人为高蠡两县起义牺牲的代表人物。
  《简史》中说，起义时蔡汝松等同志发动百余人成立游击队等等。一九四九年，蔡汝松专程来找我，谈到高蠡起义时并未说到这一情况。
  （三）关于解决高东武装的问题。
  高阳县委军委王涛是高阳警卫团的负责人。起义之前，在高阳县委会上他亲口告诉我武装掌握在他手里，是高阳起义时可以利用的唯一武装（已见前文）。《高蠡暴动》说，蔡书林等人在公安局和保卫团的内线作了布置……所以游击队到来一枪未发，保卫团就解决了。《简史》也说，“再加我内线的影响，未经战斗，迅速解决了全部敌人……。”以上所指的“内线”不知是否指王涛而言，写的不明确。
  （四）关于高蠡暴动纪念塔中的纪念碑、《简史》和芳名录的问题。
  高阳的高蠡暴动的纪念塔建于一九四六年。塔分两层。第一层塔内四壁刻着《简史》和烈士的芳名录。第二层四壁刻着起义路线图。塔内迎面有左右两碑。左碑是宋洛曙，右碑是蔡书林。造成的印象是他们两人分别代表蠡县、高阳两县起义英勇牺牲的全部同志。但从他们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不可能起到对起义的领导作用。领导起义的是省委湘农同志和保属特委书记亚克同志。（虽然他们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但他们对革命的忠贞是无可厚非的。湘农后牺牲于苏州监狱；亚克在起义失败后，被蠡县的叛徒出卖，在保定城内莲花池被捕，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这是当年保属团特委组织委员小杨告诉我的，后来我在《保定日报》上也见到他牺牲的消息。）这样做容易给人造成错觉，认为这次起义是当地自发或半自发的行动，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在纪念塔的《简史》中，对湘农倒是多次提到，对亚克却一带而过。在芳名录上还把亚克写成敌方所宣布的“李知道”，置于偏位，刻在北墙西边的第九名，还说他是尖窠村人（亚克乃广东人或福建人），就义于高阳西关，更是错误，不知根据从何而来？
  起义失败后牺牲了的高阳县委书记翟树功，在《简史》中只是列名而已，当然也不恰当。
  （五）关于敌人包围南尖窠的问题
  我的家乡高阳尖窠村在高蠡起义之后分为南北尖窠两个村。《简史》说九月二十日敌人包围了南尖窠村，在纪念塔中镌刻的起义路线图上也将南尖窠村写成起义活动之点。而事实正相反。后来的南尖窠是属于镇压革命势力方面的，被敌人包围的乃是后来的北尖窠。包围的日期是九月十二日（已见前文），不是二十日。
  为了尊重历史，故把个人所知和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