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随“八一”起义军南征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以后，七月十五日武汉的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我党为了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决定撤出武汉，准备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以反抗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
  当时，我在武汉，是政治学校的学员，是革命军中的女兵。七月三十一日，突然接到立即撤出武汉的通知，我当即搭乘贺龙特务营的轮船连夜赶到九江，然后转乘火车赴南昌，未到赣江边，就听到枪声响，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信号。我们看见前方铁轨已被敌人破坏了，我军工兵和工农一起迅速抢修好，当火车横渡赣江的时候，太阳正从东方升起，下车后，我们雄赳赳地步入南昌城。进南昌后，我们第一个见到的是李立三同志。他向我们扼要地介绍了“八一”起义军的情况：“朱德的教导团是八月一日清早起义的主力军。起义是胜利的，敌人没有来得及抵抗，我军没有多大伤亡。你们立即向广东出发，这次行军可能比北伐时苦些，因为现在没有后方，要到广东才能建立后方，这就是要创造后方才有休整、安全的生活，你们女同志有信心吗？”然后，他分配我到秘书处去工作。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是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参加起义的部队有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贺龙领导的各团，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共约三万余人。
  八月初，我随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南征，沿途节节胜利，敌军狼狈逃窜。我军到达抚州后，占领了敌军仓库，将缴获的大量枪支、弹药、军服和军用器材，武装了起义军；无法带走的武器由当地党组织代为保管，或埋在地下，以备后用。南征途中，天气炎热，不分首长和战士都徒步行军，所有马匹用来驮运武器和弹药。彭湃同志当时担任组织农民支援起义军运输和运粮工作，上级见他劳累，分给他一匹马，但他始终未骑，总是起早睡晚地和普通战斗员一起艰苦行军并紧张地工作着，给全军以极大的鼓舞。大军穿过江西和福建的时候，沿途各县的妇女也组织起来当运输队员，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协助我军搞运输，一站交一站，井井有条，保证了胜利进军。
  当时，并肩行军的三十多个女同志组成了一支前线救护队，我担任队长。九月一日，我军于会昌与敌激战，拉锯三次，伤亡甚重，全国工农青年新编第三师，热情虽高，但无战斗经验，加之新任师长周逸群缺乏战斗经验和指挥能力，大部分伤亡了。这支工农学革命群众的精华在此战役中牺牲了很多。在激战中，女救护队员们奋不顾身，奋勇前进，抢救伤员。陈赓同志对我说：“铁忠，前去不得，我们的队伍撤走了。”我以为山上说话的是自己人，陈赓告诉我是敌人，并指示我立刻隐蔽起来，使我躲过了危险。后来，我忽然发现陈赓同志裤脚有斑斑血迹，才知道他负了伤，但他不和我讲，不顾疼痛，坚持行军。这种坚强的精神使我很受感动。我急忙取出药布给他包扎伤口，一路上护理了他五天才归队。
  九月上旬，我们从会昌转入福建长汀的时候，遇到倾盆大雨，山洪暴发，桥也被冲走了，给红军前进带来困难和给军队带来很大损失。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在长汀进行了几天的休整，还发展了几个老同志入党。通过休整鼓舞了大家的斗志，我军迅速通过福建。经与敌激战，先后于九月二十三、四日进占广东的潮州、汕头。到汕头后上级有个指示，愿去香港的乘轮船去港；愿去海丰、陆丰的乘内河小火轮去海陆丰。当时，三十六个女同志中我是唯一去海陆丰的。为什么我要去海陆丰呢？那还是在武汉的时候，在一九二七年“三八”节的庆祝会上，我第一次与彭湃同志相识，和他谈起海陆丰妇女的生活情况，他希望我能在北伐胜利后去海陆丰参观，我表示很愿意去。因此我便决定去海陆丰。
  十月初，远征的队伍在和数倍于我的敌人作战中遭到失败，地势不利，无后方可守。失败后部队的一部分冲向海陆丰，以便与当地农军会合。当时缺乏粮食，农军沿路用稀饭和菜供应我们，我们由整队行军突然改变为小股前进，途中无碗盛稀饭，有什么拿什么盛，十分艰苦，甚至连粪瓢也用来盛稀饭。我军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军结合一起，在这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东江革命委员会，革命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到一九二八年春天，因敌众我寡失败了，我们转入山区继续战斗。下面的回忆就是工农红军的一支在海陆丰战斗的片断。红军的另一支约一千人由朱德同志率领，辗转到湖南南部领导农民起义，展开游击战争，扩大队伍至九千人。后来，这支部队转移到井岗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部队相会合。
  初抵海陆丰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我随叶挺、贺龙大军来到潮州、汕头，在汕头建立人民政权。潮汕失败以后，十月叶、贺大军转至陆丰碣石，推动了海陆丰的革命运动的高涨。
  我来到海陆丰后，被派到中峒作后方的留守工作。整天，我都是和送钱送东西的运输人员打交道，接收一箱一箱的金银和各种战利品。和我交往的人都是广东人，我们言语不通，一切都靠笔写问答。当时听不到外面的新闻，思想有些苦闷，这对一个战斗员来说，也是一个思想上的考验。
  一天，紫金县队部送来八箱金银，我正开收条，突然来了两个外江人，他们很熟似地喊我的名字，并关心地问我工作情况。未等我回答，彭湃同志站在我跟前了。他对外江同志说：“铁忠真是说了就作得到的人，我在武汉时请她到海丰作妇女工作，她真就来了。”彭湃同志指着客人问我认识不认识，我摇头笑了笑，还未开口，他就分别向我作了介绍，原来一位是工农红军师长董朗同志；另一位是党代表颜昌颐同志。党代表是湖南安乡人，是我的同乡。我本想和他们交谈，可是彭湃非常关切地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使我没有机会和师首长交谈了。
  师长董朗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的，十分健壮，长脸大嘴，面孔严肃，看来不爱多说话。党代表就不同了，是个美壮年，戴付近视镜，说话时先带笑容，很易使人接近。
  东江的工作除彭湃同志负全责外，工农红军第二师军政工作是师长董朗和党代表颜昌颐具体负责的，这里还包括着东江的农军工作。我初次见到师首长增强〓革命的信心。“如果把东江农民都组织好，配合和掩护我军活动，东江之火是可以燃遍全省的；至少海陆丰可以巩固下来。”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和信心。
  在我和师首长初次见面结束的时候，彭湃同志对党代表说：“铁忠是个很活泼的人，适合作群众工作或宣传工作，后方收管钱和东西的工作可另找个人。”党代表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果然不久组织上便通知我调动工作，离开中峒去海丰。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一天，在我离开中峒去海丰路过公平附近的黄土圩时，只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男女老少喜气洋洋，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向会场涌来，庆祝乡苏维埃政权成立。这当儿，突然有一个农民递给我一封信，并介绍给我一位会说普通话的男同志。那封信，是东委彭湃主任的紧急指示信，要我立即赶到黄土圩参加乡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大会。指示大会一定要开好。基层乡苏维埃政权刚着手组织，黄土圩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会开得好坏，关系着东江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最后指示我在大会上作好发动群众的宣传工作：“八一”起义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外江人和本地人是一家人，苏维埃政权就是人民自己的政权……。为了解除宣传中的语言障碍，我很自然地想到农军带来的说普通话的翻译，邀请翻译同志一同参加黄土圩乡苏维埃政权成立大会。我们步入会场时，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
  苏维埃政权筹委会的负责人宣布开会：（一）全体起立挂党旗；（二）宣读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宣言和致东委的报告；（三）选举乡苏维埃负责人；（四）通过向“八一”起义军致敬文；（五）来宾讲话。
  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上，我就是被邀发言的第一个人。我的讲话经过翻译以后，全场沸腾起来，鼓掌声，叫好声，连成一片。这种出自内心的欢乐情景，使我看到了千万个农民迫切要求解放的心愿和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拥护。我在会上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
  当晚，我必须赶回海丰见东委的彭湃同志，没有等会开完，我就向黄土圩的全乡父老兄弟姐妹们告别，会场上再次出现了沸腾、热烈的场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海丰农村妇女识字班
  告别了黄土圩乡的群众，天色渐渐黑起来，我和翻译摸黑来到了久已向往的海丰县城。我们告诉哨兵因为参加黄土圩苏维埃政权成立大会耽误了时间，请他通知值班的同志，说明我要见彭湃同志。
  几分钟后，一位东江的同志把我们热情地接待到东委办公厅里休息，然后他去忙着为我准备饭菜和住房。由于赶路劳累，饭后我来到住房躺下就睡了。第二天早晨，我见到了彭湃同志和他的爱人许立庆同志。我和许立庆过去相识，这次相见格外亲切，彼此握手、交谈，好象亲姐妹一样。
  彭湃同志直接地谈到我的工作是尽快地把农妇通过识字班组织起来。早饭后，我和翻译开始工作了。“农妇识字班怎样下手搞呢？”我想，只有靠翻译帮助。我向他询问农妇都在什么地方找，他说：农妇除去家务事外，还要上山打柴，下地种田，有时还协助军队运输，哪有时间识字、读书呢！我发现翻译对农妇识字班信心不够坚定，我想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争取翻译和其他同志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主动工作和克服困难。于是，我们先把农妇识字班的报名地点确定下来，用张大红纸写上“海丰妇女识字班报名处”，贴在文天祥庙的庙门上，随后着手进行宣传、访问。我们先到农军团队部，请农军同志帮助动员自己的家属参加学习，再挨户访问。晴天，妇女都上山下地或帮助军队运输，我们也和农妇上山下地同劳动，同休息，休息时作宣传访问的工作，讲识字的好处，问她们愿不愿识字。农妇们都说：“不认识字真不方便，真痛苦，在封建制度压迫下是没有识字的机会的。”农妇从心眼里迫切要求识字的愿望，鼓舞了我们的工作热情。我们利用每天劳动的余暇组织农妇识字。按照东委发的课本，先教海丰的地名，当地大族大姓的名字；再教军队运输物品的名称；再教柴草、农作物和家中常用物件的名称。这些字由于实用，妇女们很快就记住了，学习兴趣也提高了。
  农妇识字班在东委的指导下建立和成长起来了。经过宣传、组织工作，农妇们提高了觉悟，更迫切地要求识字读书，参加识字班的人也增多了。农军同志帮助家属识字，并宣传苏维埃政权下的人都要识字，有觉悟的人都要拥护苏维埃政权。过去，有些农军同志行军只背自己的枪支和子弹，其他东西都靠农妇运送。自从妇女识字班建立后，农军除打反动派获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妇女协助运输之外，农军参加小的战斗或转移时就由自己担任运输了。这样，腾出时间为妇女识字创造了条件。
  经过党的耐心教育、培养，海丰妇女很快自己就把识字班的工作接过来，继续搞下去，如请教员、找课本、准备用具等，都是自己动手做。学员们还把自己的儿女组成儿童团。以后，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许多妇女、儿童也都来积极参加了。
  东江的海陆丰革命政权日益巩固了。工农红军奉命向邻近县进发。我因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需要，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告别了海丰农妇识字班的姐妹，离开识字班，又重新回到红军部队。
  前线宣传队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我来到东委的办公厅，开了东特委的介绍信到红二师司令部见党代表颜昌颐同志。党代表看了信后，就同师长董朗同志研究我的工作。党代表和霭地向我介绍军队的情况说：广州起义后城市政权未固定下来，起义部队向什么方向走尚未取得联系。现在第一件工作就是赶快与广州起义军联系起来。红二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必须向海陆丰附近的县份发展，现在东特委军委决定由司令部直接领导一个前线宣传队，担任前线宣传和侦察的任务。
  党代表颜昌颐同志任命我作前线宣传队的队长兼侦察兵。我坚决地接受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从此，我同男战友并肩战斗在最前线，直到海陆丰失败。当时，任务十分紧迫，于是我立即草拟组织宣传队的计划，内容有：
  （一）定名为红二师前线宣传队；
  （二）除翻译外，调五十五名青年作宣传队员；
  （三）前线宣传队分四个小组，我先试办一个小组，这组由十七人组成，它的任务是打通五华和普宁的内交路线寻找广州起义的队伍；此外，委托党代表办公厅代组织另三个小组，每组正副组长各一人和组员十三人。宣传地点由东特委军委决定。
  党代表对起草的组织计划作了审查和修改，特别指示和去广州前学习些有关海陆丰起义、广州起义的党内文件。我阅读了一些省委通讯，更明确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和军委调我组织宣传队的重要意义。当我正考虑如何开展工作的时候，党代表带领着十八名青年和学生来到办公厅，他笑着说道：“铁忠同志，东特委完全同意我们的计划并调给我们十八名青年组织宣传，其中三名可作组长，现在你的试验组就可组成了。三个后备组长和你一起作宣传工作，你多注意培养他们，等总结出经验即可着手组织了。”
  前线宣传队的试验组就在党代表亲自主持下成立了。我们是在党代表办公厅领导下配合红二师工作的，在前线是受指挥员领导作军队助手的。我们具体的工作是打到一个新的地方搞军民联欢的活动，写标语，负责军队的给养，最困难的工作是侦察敌情。
  前线侦察工作，除宣传队担任外，红军也有侦察员，东委有白区地下的交通员。我们与红军侦察员有关系，能配合进行侦察；不能与白区地下交通员发生关系，有情况分别送到东特委经研究后再指示红军行动。在攻打河婆的战斗中，敌人有计划地用民团与我接触，企图把我军诱入敌之阵地。最初，由于我们几方面侦察到的情况有些出入，使我军一度陷入被动状态，后师长、党代表亲赴前线与我们一起侦察、研究敌情，发现敌人已经占领河边的高山，于是命令我军与敌隔河而战，敌人不敢过河。这当儿，我军突然接到东特委的命令：“迅速将红二师撤回炮仔听命。”原来河婆的国民党军队企图切断广州起义军由五华来海丰的通路，但是敌人的这一企图失败了。
  欢迎广州起义的红军战士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参加广州起义的红军三千人在沿途农民的协助下巧妙地绕过五华从山路到达海丰。我红二师除留少数农军在河婆驻防外，大部队连夜撤出南岭，一路平安地撤到海丰，准备与参加广州起义的兄弟部队联欢。
  十二月二十日清晨，突然吹起了集合号，一个数万人汇成的人流随着号声，浩浩荡荡地奔向红场，等候欢迎红军大会的召开。
  这个欢迎广州起义军的军民大会是在工农民主政府号召下召开的。会场布置得庄严而肃穆：主席台的正中央悬挂着马克思的画像，像的两旁挂着两面镰刀锤子的大红旗。主席台两侧彩旗招展。红二师和当地人民七万多人，热烈地欢迎广州起义的红军入场，欢迎彭湃同志和东委的军政负责同志入场。顷刻间，会场上欢呼声、歌唱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红场象沸腾的人的海洋。
  在军民欢迎大会上，彭湃同志致词说：今天我们的大会是为欢迎广州起义的红军战士而举行的。参加广州起义的红军是东江工农红军的兄弟部队，我们热烈地欢迎广州起义的红军战士来海丰！……当彭湃同志讲到广州起义军英勇战斗，许多战友壮烈牺牲的时候，乐队奏哀乐，与会者向起义牺牲的战友静默致哀。致哀毕，全场呼为死难者复仇口号，口号声响彻云霄。接着，红二师、广州起义军的党、军负责同志和战士代表先后讲话表示决心：要战斗到最后，坚决保卫苏维埃政权！海丰的人民团体和农军代表也都表示了自己的力量。这时，红场上的红旗高高举起，人们热烈欢呼南昌和广州两大革命洪流的汇合，高呼显示工农兵大团结的口号：
  我们永远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欢迎广州起义的部队来海丰！
  广州牺牲的烈士精神不死！
  中国共产党万岁！
  工农红军万岁！
  军民欢迎红军的大会在宏亮的口号声中胜利结束了。会后，东特委军事委员会整编广州起义的革命部队为红军第四师，叶镛任师长。从此，海陆丰的革命力量更为壮大了。
  同白匪的艰苦战斗
  军民联欢大会结束后，红二师、红四师的负责同志赶到东特委军事委员会开紧急军事会议，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彭湃同志代表东特委宣布了红军的战斗任务：“红二师集中兵力歼灭河婆的白匪；紫金县农军看守县城，叫县城按时送粮、送钱；海陆丰的农军组织一支战斗队解围红四师。”战斗命令迅速传达布置到全体指战员当中。
  一九二八年初，海陆丰形势紧迫，东江成了广东省反动军阀的集中目标了，特别注意来海丰的红四师；而五华是国民党军和民团的势力。在这个形势下，我和董朗师长在前线连夜研究敌情和宣传队的工作，决定宣传队随司令部前进，宣传队员也是战斗员。当时我们想把河婆以东的匪军赶走或消灭其一部，用敌人的子弹武装自己，解决我军缺乏子弹的困难，但是，当时敌强我弱，坚持战斗对我不利，因此想改变战略，以避免无代价的牺牲。我们在前线认真研究了敌我力量，师长决定把士兵暂退在师的防线，不再作冲锋的战斗，我军坚决执行了这一决定，从而保存了实力。
  正当战士退下火线的时候，我收到东特委军委命令：“放弃河婆，撤回海丰。”传令兵通知我立即回中峒司令部。我们连夜赶回中峒，知道红军在冲锋的战斗中失利，伤亡很大。我们的党代表颜昌颐同志腿部负伤，农军伤亡也很大。这是由于敌人将战线转移到海丰附近了，它企图消灭海丰的苏维埃政权。这些白匪随红四师进入了海陆丰边境，这是出乎我们所料的，我们错认为敌人还在五华附近。
  东特委军委再次发出战斗命令：“所有红军不能离开海陆丰地区。每个红军战士都把保卫海陆丰作为自己的天职。”红二师和红四师坚决地执行了东委的命令，指战员都参加了保卫海陆丰的战斗。
  我军在河婆附近缩短了战线，以南岭为第一道防线，炮仔为第二道防线，这是我们保卫中峒的主要任务。中峒是天险的山地，炮仔圩山多，人烟稀少。我们在炮仔作了很好的防御工事——如炮、地雷都是用土办法制造的，非常坚固。敌人在这里不敢与我冲突，将战斗目标从这里转移到硬攻海陆丰县城了。白匪依靠着他们雄厚的兵力和充足的子弹进攻我军。红军为了保卫海陆丰，也克服困难，制造弹药，供应前方。中峒有个造枪厂，不能造枪，只能用废子弹壳翻造子弹。正因为有这个造枪厂，敌人才不敢轻易进犯中峒。在广州起义后，张发奎从上海回粤，大受其他反革命军阀的讪笑、攻击，站不住脚，扬言要率军攻打海陆丰。我军奉命撤出海陆丰城。东特委军委改变了作战计划，把红军一律化整为零，坚持山林战斗四、五个月，不但敌人不能损伤工农红军，反转来敌人每天都有损伤。我记得，敌人向中峒进攻的时候，有个十八岁的农军战士在险道的卡口上打死八个敌人。这个青年农军把牛角号吹响后，全山的卡口上都出现杀白匪的喊叫声。那些白匪吓得乱跑、乱放枪，消耗了不少子弹，最后无精打彩地缩回海丰县城去了。这次阻击战以我们胜利而告终。我们从敌人尸体上缴收了不少子弹。我和其他同志曾连夜发动当地老少群众拾废子弹壳，带回中峒翻造子弹，解决我们缺乏子弹的困难。这样，敌人不敢在乡村过夜，白天来烧杀骚扰，夜晚又窜回县城，农军经常寻机给以痛击。
  工农红军在海陆丰的每次阻击战都是胜利的。海陆丰的群众在党组织和彭湃等同志的领导下觉悟起来了。海陆丰保卫战后，当地红军依然活跃在高山峻岭中，他们的家被抢光、烧光、战士们化仇恨为力量，越战越强。没有红二师、红四师，他们一样同匪军搏斗，不在平地战，在山头战；不在白天战，在黑夜战，伤亡的白匪滚下山坡，白匪军始终不敢上大山的岩洞，不敢分散行动。我军顽强战斗的形象，虽经半个多世纪，至今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好象英雄们就在我身边。
  一九二八年夏，终因敌众我寡，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红军被冲散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形式上也被摧毁了。但英雄革命军的活动却给海陆丰百万人民播下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种子！
  别了海陆丰，踏上新征途
  保卫海陆丰的战斗失利之后，颜昌颐党代表身受重伤去香港治疗，彭湃同志去香港找中央同志请示未返海丰，不久叶镛师长被俘了，董朗师长身染重病不能指挥战斗，但海陆丰的工农红军依然活跃在高山峻岭之中。万恶的国民党匪军随时可烧山杀人，但他们也同样不时地遭到隐藏在山中的工农红军的袭击。党和红军在这里播下的革命火种，在生根、开花、结果！
  一九二八年冬，在上述的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我这个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随叶挺、贺龙队伍来到海陆丰的工农红二师的女兵，不幸于海丰被俘了，在海丰农妇集中营呆了十八天，全难友没有一个说出我的真姓名，在农民的帮助下逃往香港，又被香港保良局以无户流民拘留。当时，我的化名叫李芳。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到一九二九年新年前我就获释了。我又回到党的温暖的怀抱之中。当时，香港党组织把我送往上海党中央养病，几个月之后，我的身体得到了康复。
  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旬，设在天津的中共北方局，由于叛徒的出卖，遭到很大破坏。大约在六月底或七月初，党中央派我到天津北方局工作。从此，我又以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在北方白区——英雄的天津开始了新的革命征途，开始了同敌人的秘密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