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我所知道的张彪
  张约
  “张园”的主人张彪，是我的祖父，外传有关他的事迹，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我是他的嫡孙，略知一些，记叙如下：
  我家世居山西省榆次县左府村，距离太原市仅六十余里，数代务农。我祖父张彪，号虎臣，生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九二八年秋间病故于天津，终年六十八岁。
  我的曾祖父文斗公和曾祖母金氏夫人去世甚早，我祖父孤苦零丁，只有依靠我叔曾祖抚养成人。当时由于家庭生活很艰苦，无力去学文化，所幸身材魁梧，两膀能举数百斤重，因此我叔曾祖乃令我祖父拜了一位刘姓名拳师学习武艺，以备考试武举求取功名。
  有一天，张彪借得一匹马骑往太原办事。甫入市区，忽遇着张之洞在京刚由内阁学士分发到太原接任巡抚。张乘八人抬着的绿呢大轿，只有几个随从警卫，适经闹市，忽有一膀大腰圆的莽汉拦轿告状喊冤，几欲将张拉出轿外，八名轿伕竟抵抗不住。正在为难无法挣脱之际，张彪挺身而出，趋至轿前将那名莽汉抓到一旁，八名轿伏始得将轿抬去。张之洞在轿内大喊你是何人。张彪回答：“我是张彪。”张之洞抵衙门后，询问左右可认识张彪此人？众答：“不相识。”张以张彪解围有功，乃于次日出悬赏布告。当时张彪业已回转榆次县。乡亲们有看见布告者，即奔相转告张彪云：“新任巡抚以你那天抓开拦轿莽汉有功，要召见你嘉赏。”翌日张彪即往谒张之洞。张见张彪身体魁梧，像貌堂堂，询之作何生理。张彪答云：“赋闲在榆次家乡，准备日后投考武举。”张之洞闻后即留张彪在身旁任侍卫。嗣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张彪随往，先后被提升为督府的都司、统领。张之洞在武汉任总督时曾选派一批部属骨干赴日本学陆军，张彪亦属其中之一，回国后即被派为第八镇统制。他在日本时还接受了日本天皇赠予的“旭日勋章”。
  辛亥革命以前张之洞已他调，接任湖广总督的为满人瑞微。他派第八镇统制张彪驻防武昌。不久武昌革命声势达到高潮，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鸣枪起义。在武汉胜利光复时，张彪携眷登上了日本兵舰驶往日本，住在长崎，逗留了一年多。迨至清王朝垮台成立了民国后，张彪始回国，落居天津日租界寿街。老朋友们多劝他改行经商，并为他筹了万余元加入某纱厂为股东，年终竟分得红利不少，张遂以此款购买地皮。越数年后，张又倾其积蓄在该地皮上建筑了“张园”(原命名为“露香园”，后改名为“张园”)，并在园的后面为八个子女各盖一所住宅，取名为“宏济里”，至今还存在。
  溥仪被逼离开北京故宫来津时，张彪迎接溥仪在其私宅张园居住，精心安排起居，并饬其子孙等暗中保卫。除供应生活所需外，还不断赠现金给溥仪零用，直至一九三一年溥仪离开张园为止。
  张彪在天津张园隐居时，黎元洪经常由北京来访，敦劝张出山，张坚辞不去。黎授予张建威将军名衔，每月送张四百元作车马费。
  辛亥革命后张彪曾携眷回过山西老家榆次县左府村，当时榆次全县庄稼歉收，农民多变卖耕地，张彪倾囊购买，但买进后仍将原地亩交原主耕种，不收分文地租。故此在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对张家未按地主进行斗争。
  (黄丛样整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供稿)
  鲍贵卿居津琐记
  赵世贤
  鲍贵卿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显要人物，是张作霖的左辅右弼，是奉系军阀的一员大将。他从小站练兵起家，历任武卫右军右翼工程营队官，北洋新建陆军第二镇第四协统领、芜湖镇守使、黑龙江督军、吉林督军、审计院长、陆军总长等重要职务。
  他自民国十一年(1922年)初下野以后，长期住在天津。那时他聘我当他的常年法律顾问，我给他办理了许多诉讼案件和产业出售、购置以及其他方面的事。所以经常和他接触，一直到民国二十三年他去世的时候为止。因此，我对于鲍贵卿下野后。在天津的一些事情略知梗概。
  鲍贵卿下野以后，由于他当过武卫右军右翼工程营队官，所以他很喜欢工程学，尤其对房屋建筑工程更感兴趣，因此他所住的住宅、别墅中，不少是他自己设计及监工修建的。他的房产中建筑较为巨大的在天津有两处，在北京有两处，在沈阳有一处，在大连有一处。这些建筑都是以豪华、富丽见称，建筑的格调，也都不尽相同。如：他自己设计的天津的“鲍家大楼”(在现在的河北区第一文化宫左近，约一百五十余间)，结构就异常别致，甚至每室的内部形式也都各具一格。又如他在北京西郊附近的别墅，建筑在群山的顶峰，房屋约六十余间，亭台、楼阁、画栋雕梁，样样俱全。立于峰顶，推窗凝眸，俯瞰北京，隐隐在目。再如：他在北京和平门内半壁街的住宅，是张作霖任奉天督军时(约在民国七年左右)赠给他的，院中的太湖石系圆明园故物，乃冯国璋做总统时送给他的。院中建筑及设置格局，经他调度，湖光山色，颇有江南风味。
  天津仁义地产公司是民国三年(1914年)成立的。所经营的地产约有五千余亩，均为当时朝野中各军阀、政客、官僚，以及本市的大商人所有，统归该公司管理。鲍贵卿为该公司的大股东，约有地二百余亩，投入其中。仁义地产公司董事会鉴于鲍常居天津，又懂工程技术，并且与当时权要人士又多有联系，完全可以借他声势，以广招徕，遂推他为该公司董事长。
  鲍贵卿自接任该公司董事长后，见该公司地产大多分布于天津南门外炮台庄附近，都是些低洼坑地，不能营建房舍。为此就单独成立了一个顺记垫土公司，由解铭臣(山东黄县人)负责管理业务。鲍贵卿出资八万元，购买了长达四十余华里的轻便铁道，一百多部铁轱辘马；又在天津西南郊(现天津水上公园附近)与解铭臣合资，用极低廉的价钱买了六百多亩碱地，取该地的土，通过轻便铁道的运输，将土运至炮台庄附近，垫平仁义公司所属的坑地。这样一来，仁义公司原来用一百多元一亩买进的土地，再加上垫土费三百元，合计每亩不过四百元；但鲍贵卿竟以每亩两千元出售，后来又涨价至每亩三、四千元之多。由于在这一带长期取土垫地，形成了不少大坑，当时人称之为“解家大坑”。解放后水上公园兴建之人工湖，即利用其大坑造成。
  鲍贵卿在天津南开中学附近有地六十余亩(即今天津南开体育场所占地之一部)，与当时的南开中学毗连，因此南开中学就借用此地作为该校操场。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时，鲍委托我来出售这块地，要价每亩三千元，当时有人出价每亩二千五百元，彼此正在研究中，这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来找我。张伯苓说：“如果鲍帅卖了此地，学生们就没有练身体上运动课的地方了；要卖，也得由我们南开买。不过我们是教育机构，付不出许多钱，鲍帅得半捐半卖，我们出一半现款，另一半作为鲍帅兴学义举吧．”为此，我陪张伯苓去见鲍贵卿，鲍碍于张伯苓校长之情面，只好索价一半作为定局。后来南开仍付不出半价现款，结果给了五万元了事。
  民国二十年(1931年)初，鲍贵卿手头有些拮据。因为他知道我那时正担任孟恩远的常年法律顾问，并且知道我和孟的关系相当密切，乃嘱托我代为出售土地。有一天他拿出了四十亩地契交给我。他说请你携带此物到孟宅去一趟，指此地向孟借十五万元。我到孟宅后，向孟说明鲍贵卿之意。孟恩远欣然开了一张十五万元的支票，交付于我。并且很客气地说：“地契您拿回去，我们兄弟过得多，鲍帅既有困难，我自当帮助，何必用这个呢？以后鲍帅富裕了再说，否则就算我送给他这点款子。”据我所知，鲍、孟二人下野后来往不多，为什么交情这么深呢？乃婉询于孟。孟恩远说：“您不知道我与鲍帅在东北的关系。我在吉林督军下野的前夕，鲍帅那时正任黑龙江督军，张作霖正任奉天督军，彼时张作霖实力相当强，野心相当大。他为了使奉系军阀独占东三省，就千方百计挤我下台，以为他将来入关无后顾之忧作准备。当时他调兵遣将，咄咄逼人，我的外甥高士傧任师长，竭力主战，拟与奉张一决雌雄。我当时考虑到：前边有张作霖，后边有鲍贵卿，倘如前后夹攻，后果当不堪设想。我即致函鲍帅，请他在战争爆发时，保持中立。不久，鲍帅给我回信，大意说：咱们都是从小站练兵起来的弟兄，论情当然可以保持中立；但奉张势力雄厚，倘战端一开，稍有疏忽，恐难获胜。以我愚见，不如息战为佳。我接到此信后，踌躇不决。适那时奉天政界方面，又盛传张作霖拟在张作相、鲍贵卿二入中挑选一人继我职务。我在深思熟虑之后，就又致函鲍帅，明白声明：如果我兄命驾前来接我职务，我即愿息战相让。倘不如此，只有兵戎相见，难计其他。鲍帅当时唯奉张马首是瞻，不敢擅专，即将此信交于张作霖。张见我有意下台，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派鲍帅接替了我的职务。当我交代时，鲍帅给了我很大关照，并对我在吉林的一切权益，毫未损害，至今我都铭记在心。现在鲍帅有了困难，我理当相助。”听他说完，我这才恍然大悟。我回到鲍宅以后，把孟恩远慨然相助的经过一五一十地重述了一遍，鲍很感动地说：“当年交接之事，是我分内能办到，这次他慨然相助，我实受之有愧。”经过和我研究，把鲍在那时英租界盖成的十余所房子(即今和平区香港路平安里的楼房)送与孟恩远抵账，因此又让我把这项房契送到孟恩远处。孟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同时又开了五万元支票，交我带回交予鲍贵卿。由此鲍、孟二人即经常往还，交谊更深了。
  (写于一九六四年)
  奉系“董家俱乐部”
  张国忱
  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激起全国愤慨。蒋介石以此为借口，迫使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当时，在夭津租界里作寓公的原东北老臣，由王树翰发起，在英租界十号路(今保定道)董士恩的家里，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人称“董家俱乐部”。一些张作霖、张学良的旧部僚经常在此聚会，以打麻将为乐。实际上是借此加强联系，互通消息，为张学良的东山再起作准备。
  俱乐部的活动主要在董家客厅里进行。客厅有正厅三大间，正面悬挂由徐世昌写的匾额“管鲍遗风”；左右两边挂着王家瑞和王树翰为庆贺萨人五十、六十寿辰写的贺屏’左右两方客室门上悬有乾隆亲笔的“福”“寿”字斗方；大厅内还装饰着唐寅的山水真迹，以及张伯英等名家的字画。天花板上悬挂有大红宫灯。整个大厅是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
  经常前往俱乐部参加“竹城之战”者，已不仅限于原东北老臣，也包括北洋各派系人物，还有工商、经济界人士。经常露面的有：吴景濂、王恩甫、张作相、汤玉麟、鲍贵卿、龚心湛、潘复、陈光远、王树常、高纪毅、翟文选、佟兆元、靳造华、富占魁、张国忱、鲁穆庭、张廷谔、王荷舫、陈亦侯、刘鸣九等人，就连寓居上海的章士钊过津时，也曾到这里聚会。
  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准备召开代表大会，张学良致电王树翰、张作相等，要他们组织同乡会，准备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东北同乡会成立后，设董事会及千事会。董事会由王树翰、张作相、汤玉麟、翟文选、吴景濂、王逎宾、刘翼飞、高纪毅、王树常、齐耀珊、齐耀琳、鲁穆庭、李友兰、李香斋等人组成。千事会分总务组，佟兆元负责；交际组，张国忱负责；会计组，何松亭负责；会务组，郭润续负责。实权操在佟兆元手中。在推选代表候选人名单过程中，元老派与中青年派互不相让，名单迟迟产生不出来，后来王树翰、高纪毅等不得已派人把同乡会全体成员名单送到西安，让张学良去决定。
  东北同乡会本是为选举代表而设，结果无事可作。因为高纪毅手中存有京奉路款几十万元，便以此款在天津北站万柳村修建宁园，另在东郊买了一片土地，作为东北同乡的义地。
  “西安事变”爆发后，董家俱乐部的这些张氏父子僚属曾致电张学良，不要杀蒋介石。电报发表在《大公报》上，由张作相、王树翰、吴景濂、翟文选、高纪毅、王逎宾等十七人具名。后来，张学良被蒋介石监禁起来，对这些东北老臣们打击不小。从此俱乐部车马稀少、门前冷落。但到抗战胜利后，这里仍一直是东北旧官僚的一个联络枢纽。
  (柴寿安整理)
  韩复榘的几件事
  赵福成
  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时，我正由日本警官学校毕业归来，在山东省警官学校、行政人员训练所任教官，并曾任东关警察分局长、省会警察总局总务科长、防空司令部总干事等职，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期间，看到一些有关韩复榘的事，今特忆述如下，供作参考。
  1．所谓“教”“养”“卫”的乡村建设
  韩复榘统治山东十余年，他的职衔是：三路军总指挥、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野心极大，意欲在山东称王独立。为了实现这一野心，大搞所谓“乡村建设”，聘请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梁漱溟为顾问，为他出谋划策。在济南成立山东行政人员训练所，韩自兼所长，各厅长为副所长。训练对象为各县县长、科长、秘书等县级主要人员，受训后仍回各县，直接担负起乡村建设工作的责任。在梁漱溟亲自主持下，以邹平县为第一个实验县，县长为朱桂山。由邹平县推广到其它各县。山东省一百零八个县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有多半数成为乡村建设实验县。乡村建设县的宗旨是“教”、“养”、“卫”三个字，“教”是教育壮丁有文化、有知识；“养”是训练壮丁耕地种田，解决生活需要；“卫”是保卫国家，举民皆兵。撤销各县原有行政区，改办乡农学校，各区长改任校长，抽调标准是每顷地出壮丁一名，自备枪支，逐期抽来受训，以年在二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为合格。当时山东省共有人口五千万，除半数为妇孺外，在半数男人中再除去老幼一千五百万，净余适龄壮丁即有千余万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韩正是要利用这力量，作为独立梦想的工具。
  2．款宴松井大将，订下降日默契
  芦沟桥事变爆发前，日本松井大将突然来到济南，并率领一大型歌舞团。韩特在进德会举办盛大联欢会，韩及军政要员以及省市各界代表均到，松井大将及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等亦被邀出席，民政厅长李树春代表主人致欢迎词，李在致词中有“中日亲善”一词，令人听后非常刺耳。本来“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面很紧张，举国上下无不愤慨，而李竟放出“中日亲善”之词。会上由日本歌舞团演唱许多慰问节目。次日，韩又在济南东南方的龙洞秘密举办宴会，欵待松井大将。龙洞原属历城县，该地风景幽雅，有庙宇、瀑布等点缀其中，韩常到该地休息，外侨多在酷暑来此避暑，是济南郊外的消闲胜地。为了避人耳目，所以到这里来举行宴会，但厨师、炊具以及酒菜食物等必须经过东关公路运去，当时我正任东关分局长，亲眼看到这些排场，并见到济南著名妓女娟娟等被召去陪酒，证实了韩在龙洞秘密举行宴会。随韩赴宴的有参议兼翻译朱经古；松井方面有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翻译河野通一。宴后韩与松井密谈，内容是松井劝韩脱离中央，搞华北五省自治，成立伪满洲国式的华北伪政权。韩当时犹豫不决，只有默许的表示，并未作出肯定的具体答复，松井看出韩的态度不定，建议他派人到东北去看看“满洲国”实地情况，以为参考，韩亦同意。嗣由日方备妥军用飞机一架，载朱经古及河野通一二人径飞东北，为韩复榘降日叛国计划先作了一次实地考察。
  韩复榘媚日降敌，阴谋叛国的情况，蒋介石在济南进行秘密活动的复兴社都向南京作了汇报；不几日，蒋即电令韩复榘就近逮捕朱经古及刘亚五。刘系教育厅职员，日本妻子，说一口流利日本话。韩不但未捕朱、刘，反暗令特务队长刘耀庭抓捕复兴社济南站负责人秦启荣。《大公报》记者何冰如在刘耀庭处听到信息，密告秦启荣，秦立即仓皇跑脱。
  3．日方利用空袭投递通信筒
  抗战爆发后，日军沿津浦线经德州、禹城南来，有一举直下济南之势，日军飞机也不断到济南上空骚扰。每当日机飞越张店，济南即发出防空警报，机关人员及商民均各寻安全地方隐避。当时我兼任济南防空司令部总干事，在每次日机走后，我必出来看看。有一次发现日机在飞离前投下一铁筒，警防人员拾到上交防空司令部检视，这才知道铁筒是日方投给韩复榘的通信筒，要韩履行与松井的诺言，宣布独立，发表五省自治通电。直至日侨撤离，韩复榘弃守济南，日本飞机仍是投掷信筒，促韩表态。韩惧于当时国内抗日声势，不敢贸然遽动，在．一枪未放而撤出济南前，还假惺惺的放出两颗烟幕弹：一是命令警察局长赵广培转派总务科长赵福成督饬各分局星夜赶写大批抗日标语，广为张贴，造出决心抗日风声；二是公开焚烧官立当铺裕鲁当及其分号，把库存物品提出，任人持取，形成一片混乱，制造焦土抗战痕迹，掩盖不抵抗而撤走的罪行。韩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撤出济南，行前把五个保安警察大‘队也编入军队，一并带走，韩在汉口被蒋介石枪毙时，收殓其尸的即原济南省会警察局长王恺如。
  (俞志厚整理)
  倪嗣冲在安徽和天津的投资
  何诚若
  皖系军阀倪嗣冲，在安徽督军任内，搜刮民脂民膏，暴敛致富，并热中于经营工商业，凡属有利可图之事，都要伸手染指。他身边有个粮业巨商王郅隆运筹帷幄，相得益彰。一九二四年倪嗣冲死后，其子倪道杰等继承父业。倪家父子投资于工商业，野心很大，意图在天津形成一个“倪氏财团”；但好梦不长，在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倾轧下，亏损累累，暴敛之财不几年便荡散殆尽。
  倪嗣冲在安徽省任内，曾开办繁昌益华铁矿和南宿州烈山普益煤矿。前者因铁的质量不佳，销路不广，无大起色，后者能每年盈利五十余万元。为了推销烈山煤，特地修建一条轻便小火车道，利用小火车及运河船舶向津浦铁路运送，使大量产煤能够运出销售。几年中，仅烈山煤矿一处，即为倪嗣冲赚入三、四百万元，直至北伐时才收为国有。徐州地方原有引岸一段，已经作废，事被王郅隆发现，串通倪嗣冲以皖省名义恢复经营，凭这段废引岸为倪掠夺大笔盐务财。事为当时财政总长周学熙发觉，勒令收为国有，取消皖倪的占据。
  除上述在皖省的生财之道外，在山东中兴煤矿，倪有股款二十万元，另以官商合办为名与王郅隆合资包销常熟、无锡、安庆的稻米，利用军用车皮运沪出口，供应日本国内的缺粮急需。以廉价敛收，高价卖出，从中获利甚大。
  津浦路蚌埠车站，原来遍野荒芜，人烟稀少。倪嗣冲在此驻防时曾以极微代价购买荒地五百馀顷，另以其子倪道杰名义购地二百顷。后来随着市面渐次繁荣，地皮价格相继提高。倪家的大量土地均租与佃户耕种，每年征收地租，成了当地的最大地主。北伐军过境时，倪嗣冲所置土地尽予充公，倪道杰部分未被处理。总计倪嗣冲在任期间，由繁昌益华铁矿、烈山普益煤矿、徐州废引岸、包销江南大米、割据蚌埠地皮以及投资中兴煤矿等这些有赚无赔的生意中，捞到千馀万元，至于翘扣军饷，横征暴敛，卖放县官等搜刮了多少，尚不计其数。
  在天津，北京方面，首先是金城银行。由倪投资六十万元。大陆银行创办时，倪也认股十万元。天津裕元纱厂(即国棉二厂前身)是倪投资最多的一个企业，投资额达一百余万元，设想的野心很大，除自建厂房、购置机器、安装设备外，还在东郊军粮城接办了开源农场，利用大片盐碱地种植棉花，为裕元纱厂准备原料。首任经理赵聘卿不能专心业务，到处虚报滥用，裕元业务因而毫无发展，亏累不堪。王郅隆虽在创办时出谋划策，亲手千预厂务，后来却忙于政治活动，对裕元纱厂不能兼顾，终致无法经营，以亏折过重而转让给日本。
  倪道杰在天津东郊开办了大成油漆公司，雇用德国人为技师，因产品不合规格，无人购用，开市不久即倒闭。原投资二十万元荡然无遗。他还与一江西人黄某搞了个烧瓷窑，未曾出瓷即行垮台。战后的德国租界改为特别一区，原住于德租界边境的居民逐渐伸展到乡区五所管界，德租界原有的电灯房系直流电，只能供应原界内居民需用，伸展到乡区五所地带的居民虽亦受特一区管辖，而电源则必须依赖英租界电灯房。倪道杰了解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个生财机会，遂串通特一区取得这一带的电源专利，专门成立北辰电气公司，设法发电。初时确曾垄断一时，赚钱不少，一九二八年晋阎军队进驻天津后，第一任市长南桂馨到任不久便把这个私营的公用事业收归国有。倪道杰在北京还和一法国人开办了中法振业银行，这个法国人把倪的数十万元投资骗取到手便转汇国外，本人亦逃之夭夭，所谓中法振业银行只剩个空壳，落了个“落地黄”。
  倪道杰从事工商业一事无成，赔损倒闭的经验却很丰富。当时倪道杰身边曾携带一颗小图章，上刻“工商界小练习生倪幼丹”，签订合同，支取存款都凭这颗图章，是凡和他共过事的人，都知道这是倪的专用名章，银行也以此为准。究竟为何如此以“工商界小练习生”自居呢？虽说法不一，但就我所知，主要是为了在工商界以晚生侄辈自居，希望仰赖老前辈们的照拂，不会被歧视排挤，那知这些唯利是图的工商界老前辈，对这拥有大量造孽钱的纨绔子弟并不施半点照拂，反而千方百计诱之上钩受骗，使“小练习生”竟成散财的败家子。
  倪嗣冲未死前，因身边有个王郅隆，王是天津粮业的权威，在商会中是个主要人物，对于经营盐务、粮业、银行等都有丰富经验，尤其在合作运销江南大米、兜售军粮的生意上替倪捞到了巨额利润，这就更增加倪要在粮业一途谋取发财的信念。首先是在西站开办大丰机器面粉公司，以其子倪道杰为董事长，由于经营不善，经理营私舞弊，贪污中饱，致业务一蹶不振。后来。天津粮食业孙俊卿、杨西园联合三津磨坊公会，把原有的老寿星面粉公司、民生面粉公司与嘉瑞面粉公司收买到手，合并为寿丰面粉公司第一、二、三厂，全部资本达一百七十余万元，倪家投资约占一半，企图垄断天津的面粉业。那知由于经营不力和受外国面粉大量进口的排挤，寿丰公司始终处于内外交困的压抑中不能抬头。在经营寿丰期间，倪道杰还和天津盐商“李善人”后代李颂臣合资开办了恒益粮店，是个无限公司，业务铺张面很广，由东三省运进大豆及杂粮，既在市面销售又供应有关系的军队军粮，一贯以次顶好，滥开牌价，获利甚鉅。但谨小慎微的盐商李颂臣却视为畏途，诚恐分担风险，自动退出股东。倪婿王普以有利可图，便接替了李的股份，并改变名称为益生粮店，在南方各地设立分庄多处，藉官方势力，在销、运、购各方面，都超过一般商办粮店之所能为。
  倪嗣冲三子倪道熹与东北军万福麟之子万国宾在天津河东合办利中酸厂，在当时是个迎合需要的行道，藉两家势力与人事关系，确曾大赚其钱，行销华北各地。日军人侵天津时以军管为名强行接收，胜利后恢复生产。
  北京丹凤火柴公司，原亦倪嗣冲所办，后与天津华昌火柴公司合并，正式改为丹华火柴公司，由不安全火柴改进为安全火柴。该公司在倪嗣冲死后十余年中，与其它各企业同一命运，有的倒闭关张，有的改东易主，俱不属于倪家所有。
  除上述企业投资外，倪嗣冲尚有不动产数处。第一处就是他在河东的住宅，位于原意租界边缘，是一幢精致的大楼；左邻就是王郅隆的住宅，对面是意国医院(今市立第一医院)。后来倪的财势渐大，又在原英租界朱家胡同购置大楼一处，院内地势宽敞，他又加盖楼房一幢，凉亭一栋，配以花草树木，甚是幽雅。倪从安徽督军下野后，即由意租界移居至此。另在原英租界马场道购置地皮一块，计划兴建为晚年颐养的花园(即今儿童医院原址)，仅建成院墙及花房数间，因倪死而停建。此外，原日租界天安里楼房亦是倪产，原为日本警察署人员住用，后改建为盛德里，成为娼寮区。北戴河倪有避暑别墅一处，大连有楼房一处。他把未来的生活，设想得极为周到，不料终以疯癫致死，美梦全成空想。
  (俞志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