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天津北方书店的筹建，是为了建立一个党的机关。先是党在天津法租界二十四号路建立了一个国际联络点，是一个古董店，名叫华北商店。主持这个联络点的是“老刘”，他精通好几国的语言，特别是法文，他曾用法文写了一部《中国的脸谱》，在巴黎出版，天津法文图书馆有卖。当时第三国际与印度等地的“交通”，是时常经过这个联络点的。听说牛兰夫妇由苏赴印，曾安全地经过天津这个联络点，但不幸途经上海时被捕了。
  我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底与谢氷莹一路由上海起程来天津的。初到天津时，公开的身分是天津招商局南栈栈务员。招商局副局长老林是党员，由他掩护地下党同志。后来组织上把我安排在古董店。古董店由“老刘”任经理，我和小刘算是店员。当时我们彼此都不通真姓名（那时我用周健的名字），“老刘”的真姓名我也不知道。到古董店来的都是些外国人，而我和小刘对外语懂得非常有限，我们的工作就是看门，洗擦地板，到信箱去取信,弄饭给自己吃。“老刘”不在店里吃饭，有时他拿了稿费，或是卖了古董，就带我们去吃外国馆子。古董店成交的生意很少，卖了钱也不入账，总是拿来买点什么吃。再一项工作就是剪报，各国的报纸都有，“老刘”划出一条消息,就由我们在各国报纸上去找；找到了剪下来贴在一起。
  在一九二八年底，党决定开一个书店作联络点，也象华北商店一样，作用不在卖书而在联络。书店地点在法租界，楼下卖书，楼上接头。书店的门面修得比较豪华。
  我是由蒋铭通知我去书店当小伙计的。我到书店以后，没有什么事情做，便叫我编书目。我异想天开，竟编了一张四开的小报，起名叫《北方店刊》。上面没有多少书目，刊登的淨是当时所谓的普罗文学，连我写的叙事诗集《铁大姐》，也称之为普罗文学而加以吹嘘。店刊印了不少，书店拿它当包装纸用。
  到了一九三〇年初，吕云章介绍谢氷莹去大名第五女子师范教书，谢因为正怀孕，叫我去代她教课，于是我将组织关系转到邯郸，离开了北方书店。
  我到大名第五女子师范后不久，因为学生驱逐校长黄淑范，我支持了闹事的学生，又不得不离开大名第五女师，回到了北平，回到北平后，我编在法政大学支部（或是小组）。当时，党决定在北平前门举行一次飞行集会，由燕京大学的杨缤（杨刚）任总指挥，谢氷莹任副总指挥。谢因为行动不便，叫我代替她。给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在发动集会之前，在前门箭楼上点燃鞭炮作为行动信号。这一次的集会游行曾有很多人被捕，我在点燃鞭炮以后就回家了，没有参加游行。接着，谢氷莹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被开除了党籍，也没有通知本人。我们的生活陷入绝境，我同她商量，决定再到天津北方书店去。
  我是同傅克兴一路坐火车到天津的。我俩来到北方书店后，转了一圈接不上头，傅另找住处去了，我留下与经理刘庸僧闲谈，据他说，他不是党员，书店的营业不振，也无人来过问，一切都由他自己设法维持。我在书店接不上头，就去找张竟成，他当时在一家洋行里当翻译。他告诉我，北方书店久已废置，去之无益。我们两人吃过晚饭以后，我提议再去书店看看；他只好陪我前往。
  到了书店后，华灯初上，看书的人相当拥挤。我看了一回儿书以后，问店里的人：
  “经理在吗？”
  “哪个经理？”过来一个彪形大汉问我。这时有个小伙计直向我眨眼睛，我也没有注意，随口答道：
  “刘经理嘛！”
  “刘经理到法国巡捕房去了，我领你去。”
  原来刚才法租界巡捕房已来捕过人了，留下两个侦探在店里守候。
  侦探又去盘问张竟成，张拿出一张有洋行翻译头衔的名.片，说他是来书店看书的。我恐怕连累他，忙说我们不是一路，结果侦探把我带到巡捕房。
  法国巡捕房里挤满了人，我一到，他们就把捕来的人解送公安局。事后我听说上海《电报》曾发表了一条专电，说在天津破获共产党机关北方书店，捕符沙等三十四人。符沙是我的弟弟，我坐火车拿的是他的证件。到了监狱以后，我才知道这三十四个人里，除我以外，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与北方书店有关的，只有我、经理刘庸僧和店员任作轩。任作轩没有过几天就释放了，刘庸僧和我后来都判刑两年半。我们不服上诉，南京最高法院在五年以后才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时我已经坐了超过刑期一倍的黑牢了。
  （一九八〇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