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解放以前，我国根本没有汽车工业。奔驰在中国大陆上的，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汽车。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沿海地区和主要铁路干线相继沦于日寇之手，进口物资不得不经由越南、缅甸输入中国内地，汽车成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因而汽车修配行业逐渐成为大后方的重要工业，但也不外乎制造一些汽．车常用易损配件而已。在抗战胜利前，我在重庆川湘公路局任工程师，负责川湘沿线的客货汽车的保修工作（全线有汽车修理厂和修理所二十多个）。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公路总局机料处处长饶竞群被国民党政府派往天津接收日本丰田自动车北支株式会社的配件制造厂，约我同往。来津后，将接收的日本工厂改名为汽车修配总厂天津汽车制配厂，由饶竞群担任总厂厂长，我任设计室主任。
  我们接收了日本人的汽车配件制造厂后，经过艰苦奋斗，曾试制成功了第一辆国产三轮汽车，当时在报纸上发布了消息，全国瞩目，轰动一时。我们曾向国民党政府多方奔走，请求国家支援扶植我国汽车制造工业这棵幼苗的成长。结果是到处碰壁，终于把刚刚呱呱落地的试制成果扼杀在摇篮里。
  三轮汽车的试制经过
  饶竞群接收了丰田自动车北支株式会社的配件制造厂后，重新划分为六大工场，即：第一工场为铸造工场，包括模型工场；第二工场为机械工场，包括锻工和热处理工场；第三工场为电器工场，重点是制造蓄电池；第四工场为扳金工场，包括电镀工场；第五工场为车身工场，制造车身及处理木材；第六工场是橡胶工场。除了这六个工场外，还有化验室，物理试验室等化验试验设备。一般说来，在当时作为一个制造汽车配件的工厂，其设备能力还是比较完备的。
  在我们将该厂接收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当时没有生产任务。据该厂原日本人工程师嵯峨崎一卫说：“丰田建立这个厂，是供应华北地区三千辆丰田牌汽车修理用的，只能生产汽车配件，不能生产整辆汽车。”当时，战后的华北地区，疮痍满目，一片凄凉，公路汽车运输已处于瘫痪状态，如果继续生产汽车配件，肯定不会有销路，业务上开展不起来，职工们会没有饭吃。于是我们就想生产整辆汽车，认为这样或许还会找到出路，但又限于厂里的机器设备及容量，不可能生产大型汽车。恰好厂里有几辆日本大发牌（Diahouz）三轮货车，给我们很大启发：这种货车体积小，容量小，结构简单，容易制造，适合本厂生产；如果制成客车、货车几种型式，供短途交通运输或市内客货运输，一定能有销路。从远景看，我国从来没有自己生产的汽车，通过制造简易的三轮汽车，将来再进一步制造四轮小汽车，可以为我国汽车工业打下基础。
  决定试制三轮汽车是一条冒风险的路。一方面厂里虽有不少人支持，但也有一些人反对。理由是经验不足，技术力量不够，其中一些部件如磁电机、火花塞、轮胎等自己不能生产，困难不小。嵯峨崎一卫是丰田汽车公司的老工程师，他和十多个日本技术人员当时还滞留厂内准备回国，听到我们的想法后也表示不赞成，他们认为这个厂的设备不可能制造出整辆汽车。但是面对着这样大的工厂，成千的工人没有事情作，怎么办呢？经过反复研究，最后还是决定：即使再冒风险，也惟有走这条路了，何况这是一条为祖国争光的道路呢！
  一九四六年三月初，我们组织全厂技术人员二十余人开始作制车的准备，留用的日本工程师嵯峨崎一卫等十余人，虽然不同意这个计划，但也都愿意协助这项工作。就在这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下令，限期遣送战俘及日侨回国，结果想借助于日本人的技术力量的愿望也落空了。
  制造三轮汽车的准备工作，首先从测绘工作开始。除把车身改成客车必须重新设计外，其它如发动机、底盘、变速箱、前驾驶叉、后桥及齿轮包等，几乎没有很大改变。客车车身连驾驶员共六座，因为发动机只有十马力，载重只有六百公斤，车身重量不能太重，开始设计车身时是铁皮顶，后为减轻重量，改为帆布顶篷。
  全车零件约一千一百多件，绘制图纸九百多张，二十多名技术人员废寝忘餐，夜以继日，经过三个多月的苦干，才完成了全部的图纸设计。
  在测绘和设计图纸的同时，挑出一部份铸件如：汽缸盖、汽缸体、前驾驶叉、后桥、齿轮箱等，即以实物交模型工制作模型，并及时转铸造工场铸造。因为发动机是空气冷却式，汽缸体和汽缸盖上面的散热片，铸造比较困难，经过多次试制才算成功。前叉和后桥的一些铸件是可锻铸铁的，也经几次试制和热处理，总算达到了预定的要求。同年六月，第一辆样车的零件基本制完。首先组装发动机，在试验室里做了功率、耗油率、扭矩等性能试验，绘出特性曲线，基本上与日本大发牌的性能相似。
  底盘梁架制造上遇到设备上的困难，因厂里只有一台100吨的摩擦压力机，后来改用热压的办法，分成几段加工压成。
  汽缸制造时，因没有镗床，是用摇臂钻来加工的，勉强做成了，精度不很好。
  用杂色的铝材铸成的活塞，由于臌胀系数太大，只要发动机温度稍高，就有抱缸现象。虽经多次改良，但情况仍然不合乎理想。
  磁电机是用来点火的关键部件，我们不能生产，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火花塞也是从市场买来的，是日本货或美国货。
  总之，一个一个的困难，都在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的合作努力下，千方百计地克服了。
  六月底，装成了第一辆客车，能够行驶，但过于笨重，外观也难看。经过再三修改，顶部制成帆布折叠式，是敞篷车的型式，较为轻巧美观了。
  第一辆三轮汽车试制成功后，经过实验，初步定型。到十月初，又制成新车十辆，其中客车九辆，货车一辆。车身喷上了各种鲜艳的油漆，定名为“飞鹰牌”。
  消息传开，人心振奋十部新车制成后，我们在厂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后并请记者们乘车在市内主要街道试行。随后天津及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新闻，电台也在不断广播，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一家报纸还发表了社论，大意是：正在“接收”就是“劫收”、贪污腐化、营私舞弊、搞得全国一片漆黑的时候，天津汽车制配厂的技术人员，却在万难之中，埋头苦干，制造出国产三轮汽车，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黑暗中的明光点点。
  在天津街头试车的时候，只要一停车，就被群众包围，尤其是工人和学生，亲切地问长问短，都希望能大量生产汽车，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一些工厂和商店也都来询问，希望能买到一辆。
  国产三轮汽车试制成功的消息也传到了国外。我的胞弟从美国芝加哥寄来了剪下的华侨日报，上面赞扬中国在落后的工业情况下制成三轮汽车的举动，并描述了海外侨胞们知道后的喜悦心情。我们还收到国内外爱国同胞寄来的几十封赞扬的信，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早日制成四轮汽车。
  这次试制工作，从设计、绘图到施工，仅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工作是比较粗糙的，特别是有些部件是用手工抠出来的，在试车过程中发现不少问题，如发动机散热不良、活塞受热后膨胀抱缸等现象。我们针对发现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加以改进后，准备进行长途试车。
  北平报捷，碰壁而返三轮汽车试制成功后，下一步就是如何正式投产。但汽车制配厂本身是没有经济力量的，要成批生产就必须依靠上级拨款。汽车修配总厂的上级机关是南京交通部公路总局，在华北地区，是设在北平的第八区公路局，局长是有名的桥梁工程师罗英。那时我已升任为天津汽车制配厂厂长，汽车修配总厂厂长饶竞群主张到北平试车，并向罗英汇报，要求支援。
  我们决定将十辆新车全部沿公路开到北平去。时间大约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中旬，我们到了北平，首先将车开到八区公路局，见到了罗英。他对试制三轮汽车虽然口头上表示鼓励，但表情十分严肃。当我们提出请上级支持正式投产时，他就推诿了，让我们找南京公路总局，表示出一种“无能为力”的样子。我们在严肃得令人窒息的空气里呆了两个多小时，毫无收获，出来后才松了一口气，总算是向上级机关汇报了。
  在北平我们的车队在一些主要街道行驶时，和在天津一样，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赞扬。在开到颐和园时，电影摄影师还拍摄了一部简短的新闻记录片。后来我在天津曾看到这部记录片的放映。
  汽车修配总厂的秘书舒国藩，负责三轮汽车的宣传工作，和我们一起到北平试车。他曾经在李宗仁手下担任过参议，和李宗仁的秘书长甘介侯是好友。那时李宗仁正担任北平行辕主任，舒国藩便提出去谒见李宗仁，碰碰运气，于是他先领我去拜会了甘介侯。见面后，他比较热情地欢迎了我们，但当我们提到制造三轮汽车需要经济支援时，他立即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同意带我们去见见李宗仁。于是，我们便开车去见李宗仁。相见后，李宗仁和我们一一握手，用广西音的官话问：“这都是你们在天津自制的吗？”我如实地回答：“是的。除了磁电机和少量电器外，差不多都是自制的。”他围着车子绕了一圈，仔细地观察了外表，又俯下身来观察内部的发动机和操纵部分。我请他试坐，他摇了摇头。然后他提了几点意见，并表示：“比起美国汽车相差太远了！”看样子兴趣不大浓厚。当他转身要离开的时候，我赶紧跟上去以恳切的声调说：“我们准备大量生产新车，希望能得到政府的帮助，建立国家自己的汽车工业。”他佇立了一会，以一种严肃而缓慢的语气说：“经济支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完后，和我们握握手，姗姗地离去了！北平试车，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除了在社会上又扩大了宣传而外，毫无任何收获。
  寄希望于南京之行由于报纸和电台的宣传，南京政府有关的上级机关如公路总局、交通部等都想看看新车，甚至听说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也对三轮汽车发生了兴趣。这对我们真是个好消息，于是从北平回来以后，便决定去南京试车，借机索取经费。恰好蒋介石在南京要庆祝六十寿辰，我们的总厂长饶竞群灵机一动，决定带五辆新车去南京，并送一辆给蒋介石祝寿。这样一来，报纸上便大肆渲染，颇引人注意。
  饶竞群临行时，特意要我在津抓紧编制成批生产三百辆汽车的计划，并要分别将人工、材料、增加设备详做预算，作好要求拨款投资的一切准备。饶和我约定，他到南京后一旦有了眉目，立即打电报给我，携带预算进京。他走后，我经过反复计算，最后编制了法币五十亿元的预算。不久，饶竞群就来电催我从速进京。
  （1）公路总局局长的冷落
  南京公路总局是我们的上级机构，局长方兆镐。我们去了两次，都没有见到，据说经常不来上班。副总局长周凤九先生，是我的老师，曾留学法、比，是国内有名的土木工程师。我去拜访了他，向他汇报了一切情况和希望。他摇了摇头，轻轻地叹息说：“现在什么事都很乱，没有一点头绪，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实在帮不了忙。”
  一天，饶竞群匆匆忙忙来找我，说：“方局长现在正在家，赶快去见他！”我们坐上一辆三轮汽车，一直开到他家里。勤务员把我们领了进去，指着一个正在低头打扑克牌的人说：“这就是方局长！”饶竞群连忙走上前去，叫声“局长”，然后说：“我们开车来了！”方兆镐头也不抬，只把眼皮翻上来看了一下，右手将牌发了出去，他的全副精神仍然贯注在牌上。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我们只好知趣地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耐心等待。等了半天，仍然看不出方局长有准备接待的样子，饶竞群只好娓娓不断、象老和尚念经一样，陈述制造三轮汽车的经济困难，要求总局拨款支援等语。方兆镐一个劲打扑克，也不知他听见没有，后来只见他嘴唇动了几下，好象在叨念什么，我也没有听清。饶竞群无奈，只好退身告辞，我也跟着出来。我问饶竞群方才局长说的是什么话，他告诉我，局长要我们上报交通部，方局长对打牌的兴致那样热烈，而对我们又是那样冷淡、傲慢，真使人难以忍受。我们来南京寄希望于公路总局的幻想就这样破灭了。
  （2）于右任、俞大维的“青睐”
  在南京偶然遇见一位在重庆认识的朋友，他说在报纸上看到三轮汽车的新闻，很感兴趣，同时告诉我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对新车也很感兴趣。于右任是他的亲戚，他自告奋勇表示愿引荐我们去见于右任，或许能得到他的赞助。这个意外的消息，又使我们兴奋起来，于是由这位朋友陪同，开车到于右任家的院中。
  于右任飘飘的花白胡子很长，精神奕奕。见面后和我拉拉手，便开始看车。从于右任的表情上看，他对国产汽车颇为欣赏，但当他听说希望他说句话支持经费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立即收敛了。他向我摇摇头，十分严肃的说：“我不能帮你说话，我一句也不能说，我不说还好，说了更不好，还不如你们自己去说。”他态度很坚决，对汽车的兴趣也消失了。无奈何，我们只有扫兴地开车离开监察院长的家。
  又有人带信来，说国民党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想看看三轮汽车。于是我们又把车开到兵工署。这位胖乎乎的署长出来观察了一番，还坐上车试行了一圈。俞大维是个留学德国的军工专家，在技术上提出了一些意见，对我们克服困难的精神表示鼓励。在提到投产的经济问题时，他同样表示：“不能帮什么忙”，建议我们去找交通部和行政院。我们又扫兴地从兵工署出来。
  （3）宋子文的“慷慨”
  到南京已经不少天了，我们一直在疏通交通部接见我们的渠道，总也得不到消息，只好耐心等待着。忽然有一天，饶竞群很紧张地跑来了，说宋子文要看新车，已经在行政院等候我们，这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消息。我和他急急忙忙开了一辆新车，带上了三百辆车的预算书和计划书，满怀希望地将车开到行政院的空坪上。饶竞群进去联系，一会出来三个人：身材魁伟大个子是宋子文，瘦小个子的是副院长翁文灏，还有中等身材的是秘书长蒋梦麟。他们站在门口，满面笑容和我们握手，然后走到车前仔细地观看。宋子文穿着米色西装，弯着腰首先钻进了车里坐下要求试乘，翁、蒋接着也上了车。车启动后，在院子里围着花池子转了一个大圈。然后我们走进宋子文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坐下后，我们向他们汇报试制的全部经过，并将三百辆车的预算书、计划书也都交到他手中。他一面翻阅图片，一面和我们谈话，他表示应当将这个厂改为公司企业组织，他可以投资。目前生产三百辆车需要五十亿元，可以批准由国库开支。饶竞群提出送新车一辆给蒋总统祝寿，他说：“就留一辆新车放在行政院吧！”
  这次宋子文的接见，应该说达到了我们来南京的目的了，我们当时是很兴奋的。可是，他提出要改变为企业组织，并准备投资，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他看中了这是一块“肥肉”，要把国家企业纳入其官僚资本的私囊。但不拘怎么说，我们是怀着兴奋的心情离开了行政院的。
  （4）交通部次长的恼怒
  从行政院出来以后，饶竞群反而嘀咕起来。他认为我们没到交通部就与行政院接头，这是“越级”。交通部非找麻烦不可。于是我们决定，虽然交通部一直没通知我们，我们也必须立即到交通部去，明日一早就去。
  交通部长俞飞鹏，兼了很多职务，很少到部里去。当权管事的是次长谭伯羽，湖南茶陵人，谭延闓的儿子，德国留学生，我们去主要是想见他。那一天由于去的太早，部里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等到八点左右，看见一个瘦高个子的人走来，有人小声告诉我们，这就是谭次长。我们连忙上去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是来向他汇报工作并请观察新车的。他眨了几下眼睛，毫无表情的说：“我哪有时间。”我再三说明，我们来了很多天，现在车就停在路旁，请他看看给予指示。他有点迫不得已的走向车旁，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听说你们已经将车开到行政院去了，既去了行政院，交通部看不看两可。”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越了级，搭了“天桥”，遭到忌讳。我们没敢说什么，等他走到车前，我想详细的将试制过程向他汇报，刚说了几句，他便将手一摆说：“这是用日本人留下的零件装配的吧？”我说：“日本人没有留下零件，我们是仿照日本大发牌三轮汽车，更改了一些设计，尤其是车身，……”他不耐烦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不等我把话说完，扭身走了，这真是出乎意料的事！我心想好容易见到交通部次长，不能放过机会，于是就赶忙追上去请求说：“谭次长，请您在百忙中给我们点时间，详细汇报汇报。”但是，他连停都没有停，说了句：“没时间！”就走了。有人告诉我们说：今天是星期一，他要去参加“纪念周”。后来我的同学王正本告诉我说，那天在纪念周上，谭伯羽大放厥词，说：“天津汽车制配厂用日本人留下的零件，装成三轮汽车，里面机器全是日本人造的，只有外面‘灯笼壳’的车身是他们自己造的。他们在南京到处活动，没有通过部里就找到行政院去。……”我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看来交通部是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了，只有一心一意等宋子文从国库拨出五十亿元法币，来实现我们制造汽车的计划吧！
  最后的结局
  回到天津，厂里同事抱着异常热情的态度来欢迎我们，把我们当做取得胜利归来的英雄一样。可以告慰于同事的，我们毕竟得到了宋子文的支持，答应拨五十亿法币。但是究竟什么时候能拨下来呢？一想到在南京的遭遇，就不免令人寒心！
  物价不断飞涨，没有生产任务，厂里的开支很成问题。五十亿元遥遥无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还得从制造三轮汽车解决出路问题。于是，我们决定再设法投产六十辆车，并决定用制造出来的汽车，成立一个运输服务社，靠搞运输的收入来维持工厂的开支，岂不一举两得！
  到了一九四七年的秋天，我们从南京回来已经将近一年之后，五十亿法币终于拨下来了！但是，由于物价急剧上升，法币贬值，以面粉价格来说，我们编制预算时每袋三万多元，这时已上涨到二十一万五千元，上涨了六倍多。原来计划投产三百辆汽车的五十亿元，这时刚刚够厂里发两个月的工资，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成批生产三轮汽车的希望，就这样成为泡影！
  这时，有南京《新民报》驻津记者张志渊来厂参观。她看到厂里冷冷清清的样子，很感到诧异，问我：“全国都在等待着你们大量生产出新车的好消息，为什么你们不干了呢？……”我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向她倾述了事情经过，又发了许多牢骚。她也表示十分同情，叹息而去！但没有想到，几天后，张志渊在南京《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花边新闻，把我的牢骚全盘托出了。我很担心，这样直接攻击政府还了得？果然，不久我就收到南京寄来的匿名警告信，一些关心我的朋友不断劝我要“当心！”后来南京公路总局竟派人来对我进行监视，特别是在我交往中有些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人，这就更引起国民党当局对我的注意，我的家里不断接到一些奇怪的电话，我意识到处境的危险。李烛尘先生劝我暂时离开天津到塘沽避一避，于是我便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到塘沽，担任久大公司塘沽盐厂的工程师。与此同时，三轮汽车在生产了六十辆之后，也就宣布寿终正寝了。
  （一九七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