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经济部人事背景的剖析
  △为官僚资本奠基开路的一个方面军
  △一个反映冷落的不象样子的民主橱窗
  △一幕草率收场的饿犬争食的闹剧
  前言
  旧中国国民党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史，也是一部经济掠夺史。在这一方面，当年作为全国最高经济行政主管机关的经济部，曾经起到过一定的得力工具的作用。今天，概略地回顾一下该部的人事递嬗、举措因革，对于揭视国民党反动政权危害国计民生的罪恶行径，官僚资本的发家过程，以及反动营垒权力争夺的丑恶面目，都不无可供参考之处。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这一反动政权是如何日暮途穷，心劳力绌，终于难逃其彻底覆灭的命运的；当时某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善良愿望的忧国之士，又是怎样与虎谋皮，为人作嫁，终致事与愿违，悉成泡影的。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一月，系以实业部为主，归并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而成。主管事务除原有的工业、矿业、商业之外，还包括了电业、农业、水利各部门，成为当时的经济事业一元化的领导机关。从该部成立迄该政权被赶出大陆为止，曾先后六易其长。笔者在抗战期间至解放前夕，曾在该部担任过秘书和主任秘书的职务，历经翁文灏、王云五、陈启天三任，负责全部的工作计划、工作报告的编纂工作；在翁文灏任内，还主编过他所创办的《新经济半月刊》。所以，对该部十年间的一些内幕情况，还有所了解。现在虽已时过多年，但回忆起来，尚有一鳞半爪，可资摭拾。
  一、经济部人事背景的剖析
  从经济部和其前身工商部、实业部的几任部长人选来分析：孔祥熙、陈公博、吴鼎昌、翁文灏、王云五、陈启天、刘维炽、刘航琛，其派系归属，依次数来，是孔系、改组派、政学系、“学者从政派”（蒋、宋系）、“社会贤达”、青年党、“太子”系、桂系，有如各个反动政派的“獭祭鱼”。连依附于蒋介石国民党的附庸小党和无党派人士，也都分到一杯羹，蔚为群魔乱舞之大观，这在国民党政府其他的部会中，也是罕见的。
  经济部的头一任部长翁文灏，是当时国内知名的地质学家，曾作过多年的大学教授、校长，北洋政府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一九三二年为蒋介石所延揽，充任以他为委员长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开始侧身国民党政界中枢，成为蒋介石的夹袋人物。后来又在蒋兼行政院长任内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与同时担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等人，被称为“学者从政派”。翁文灏是留比学生，比较亲法，与美国人很少渊源。过去一向清高自许，致力学术，不大热衷于政治。在北洋政府时期，同各个政派虽都不免有些人事因缘，但在政治上则都无若何特殊的关系。他同安福系核心人物、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李思浩是姨表兄弟。同交通系、政学系的旧官僚张国淦、李根源等都有旧交。周善培是他的儿女亲家，即翁的次子，在一次国民党空军对日空战中牺牲的翁心源之岳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翁和各当权派系的关系，除蒋介石本人外，都很一般。但他是怎样被蒋介石拉到身边做亲信和股肱的呢？有人说是出于《大公报》的张季鸾的建议。（据李思浩说，这是蒋介石有一次亲口对他说的。李和翁都是我岳母叶云仙的姑表兄。）又有人说，最初是由钱昌照引线的。因为翁之所以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是由于钱昌照的推荐。其实，这都未尽其情实，翁跟蒋介石是更有其心照不宣、讳莫如深的特殊亲密而又微妙的关系的。那就是：他们两个人原来是吃一个娘的奶水长大的，蒋介石的母亲是翁文灏的奶妈。正是由于这一亲同手足的关系，才使他们俩一个推心置腹、一个濯磨自效，结成不解之缘。至于在表面上究竟是出于谁人的援引，那当然并不是十分主要的。
  不过，从以上两说，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到翁文灏同国民党各个派系之间的亲疏关系的蛛丝马迹。翁对政学系和宋子文系是比较接近的。因为张季鸾对他的推荐，不可能不反映政学系头目的意旨。钱昌照则系宋系人物，钱、翁相与共事多年的资源委员会也很受到宋子文的大力支持。他后来以一个与美国人向少渊源的“超然派”却能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的美国战时生产局长、驻华经济特使纳尔逊密切合作，出任宋子文极力营谋下设置起来的战时生产局的局长，这也是由于宋子文为了抵制C.C．系所推荐的曾养甫而抛出来的。从该战时生产局以宋系重要人物彭学沛出任副局长，并由彭和宋系另一干将陈长桐担任该局关键部门优先处的正副处长这一人事安排来看，就更可以看出翁、宋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无间了。至于翁同孔、陈两家的关系，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从某些迹象来看，当时作为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对于翁文灏所主持的事业部门是采取歧视和压制态度的，仅就以下事例，即足以证明。资源委员会职司钨、锑、锡、汞出口矿产的产销管理与易货偿债工作，为当时的政府赚取了巨额的外汇。但当他们由于从国外购进急需器材，要求调拨此项外汇作为挹注并经由经济部备文呈院核示时，秘书长张厉生也已同意，而孔祥熙却暴跳如雷、掷文于地，声色俱厉地予以驳斥。战时生产局成立之后，为了开展业务，本应由国库拨一笔款项，作为向各厂家订货收购的基金。当时的美籍副局长纳尔逊也有如此建议。但当提请财政部后，孔祥熙这位“印钞专家”却借口防止通货膨胀始终靳而弗与，责令该局以向银行借款方式自行解决。孔祥熙就是这样从外汇、财政拨款等方面来卡他们。翁文灏同C.C．系的关系也很淡漠，这可以从他对当时的“陈家党”的态度看出来。他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重庆市党部是向不买账的。在他任部长的几年间，经济部内几乎看不见有什么党务活动。除这个部本部还有一个姑备一格的市党部直属的区分部外，二十来个附属机关都没有成立什么党组织。该部职员几百人，但国民党员不过四、五十人，从未进行过什么组织活动。区分部也是徒具番号，只由一名科员负责保管图记文件。只是在一九四五年正式成立机关区党部时，召开过一次选举会。开会时经召集人一再敦请，翁文灏才蒞临讲话。他劈头一句话就说：“我这个党员是蒋总裁硬派给我当的。所以很不够格，也没有什么话可讲。不过我今天只讲一句话……”说时用手指指墙上总理遗像两边的那付对联，用浓重的宁波腔调说：“‘革命尚未成功’，这句口头禅已念了多少年了？要念到哪一年才算完？‘同志仍须努力’，你到底‘努力’了些什么？望望总理这两句遗言，心里不感到惭愧吗？”话音落地，点头退席，流露了对那些争权夺利的党阀党棍们的轻蔑与不满。
  政务次长秦汾（景阳），是留美学数学的，也做过大学教授，是原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秘书长。他是属于宋子文系的典型官僚，在经济部内掌握实权。主任秘书陈廷煦和主管总务、财务、机要的人员，大都是他的亲信。他同时还兼任着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掌握汽油分配工作。
  常务次长潘宜之，是桂系的重要人物，白崇禧的智囊和心腹。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屠杀上海起义工人时，他就以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秘书长的身分和陈群一道，用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名义，接收了上海市党部与上海临时市政府。此后，他一直是桂系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的核心人物，担任该组织政务委员会委员、宣传部主任等职务。到经济部任职前，他一直跟着李宗仁在第四集团军、第五路军总部任政治处长、秘书长等要职。潘带到经济部去的，有两个秘书徐梗生和于屏。徐梗生也是桂系骨干人物，曾与程思远一同担任革命同志会的秘书，并曾任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部、第五战区长官部的参议主任秘书。后来还跟着李宗仁担任北平行辕和总统府的秘书。但他在经济部时期，却象是一个投闲置散、韬光养晦的人物，以秘书名义，长住在重庆市郊华岩寺经济部办公处，搞华洋官商合办企业的档案整理与专题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开滦煤矿、汉冶萍公司、龙烟、马鞍山等矿的内幕沿革资料。他平日谨言慎行，除非多年旧好，很少谈及其桂系关系。于屏后来到上海栖依李明扬，帮着李做生意和办学校。
  潘宜之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在昆明自杀身死。其次长职务由谭伯羽继任。谭是谭延闓的儿子，陈诚的内弟，曾由蒋介石派送德国留学，学了一点纳粹货色回来。他经常出入蒋介石的官邸，执子侄礼甚恭，很受夫人宋美龄的垂青。但此人一付公子哥习气，不大过问政事，没有什么作为。
  秦汾去职后，何廉接任次长，何是知名的经济学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看来他也属于所谓“学者从政派”，但从他同作为“小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的关系来看，他是接近政学系，或者说，是属于政学系的。金城银行是他的外府，他带到经济部的亲信、担任总务科长的康永仁，后来就接任了南京金城银行的经理。
  从上述部次长的安排，可以看出这个部是一个党治色彩比较淡薄、各派各系都曾有所染指的地盘。再从该部司科级上中层人员的人事关系来看，也表现出这一特点。如他们中间有吴稚晖的犹子、任技正的吴永嘉，蔡元培之子任商品检验局局长的蔡无忌，蔡元培的秘书、任专员的高平叔，戴季陶的亲信、任简任秘书的吴闻天，李宗仁的干将徐梗生，改组派郭春涛，政学系吴鼎昌的旧属、任司科长的欧阳〓、邓翰良等，C.C分子、任企业司司长的庄智焕，C.C要员顾毓琇之弟、任工业试验所所长的顾毓瑔。此外，还有马叙伦之子、任商业司司长的马克强，周谷城之子、任技正的周进楷。由翁文灏自己带到部里来的，则有社会学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统计长吴半农（后来任国民党政府驻日经济专员）、秘书袁肇基、科长王子建等，而比较重要的亲信人物，则为玉门油矿局局长孙越崎和工矿调整处处长张兹闓。他们是翁的旧属。在翁任中福煤矿公司董事长时，孙是总经理，张是处长。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可由这样一件小事来证明。翁每天到部办公，中午总是到工矿调整处就餐。在用餐前后，召集必要的人员商讨重要公事。此外，还有通过翁在北洋时代的老关系援引进来的，如李根源的旧属、任管制司科长的丁润身，张国淦之子、任工矿调整处科长的张传琦等。
  在经济部中的进步人士很少。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据我后来所知，有企业司的办事员潘展。潘在重庆时期曾一度被捕，由部里保出。在南京时，该部企业司曾发生过一次丢失档案事件，经查无着落，不了了之。当时倒没有人对潘有所怀疑，此事与潘有无关系，也不得而知。但南京一解放，潘即出来担任了接收经济部的军代表，这时人们才知道他是在部里多年的中共地工人员。以后，他担任过南京市某区的商业局副局长。还有一位专员陈伯康，广东人，是闽浙监察使陈肇英介绍到经济部任专员之职的。其人狷介拘谨，潜心学术，曾写过不少经济问题的文章，一派书生本色。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在重庆时，曾经常为黄炎培主办的《宪政》月刊撰稿，并参加了他们的政治活动。一九四八年间到上海，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及职业学校工作和任教。上海解放的前几个月里，有一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到学校来搜捕进步学生。陈伯康激于义愤，走上来同闯进来的特务理论，指责他们不应该不通过学校当局随意捕人。结果和学生一道被带走，一去沓无消息。直到上海解放，才获悉他已在蒋军逃窜前夕，被装入麻袋，投入黄浦江身死。在沪的生前友好，曾为他举行过一次隆重的追悼会，由中华职业学校的校长杨蕴玉主祭。这是我所知道的经济部同事中被反动派杀害的一个。
  在当时经济部的人员中，还有两个人的情况可以附带提一下。一个是技监谭熙鸿。他本来是一位农业学者，蚕丝专家，曾做过浙江大学等大学的院长和教授。他在主管工矿商业行政的经济部工作，本来不对口的。但他为什么留了下来，而且始终担任着仅次于次长席位的技监要职呢？我认为，这也许是由于谭是陈璧君的妹婿、汪精卫的连襟，但能大义凛然，同大汉奸毅然决绝，清操亮节，为人钦佩。所以当时让他以技监名义，长驻渝郊华岩寺主持部办事处事务，做一个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闲曹”，这里面也不无羁縻与酬庸之意吧。另一个是孙伯修。此人曾多年跟随戴季陶在考试院工作。他与中统局徐恩曾的主任秘书濮孟九关系特殊，过从甚密；与上海的中统头目社会局长陆京士是太仓同乡好友。抗战前在南京时，他曾经是南京一家大戏院——中央大舞台的大老板。他还是厉家班主厉彦芝的亲家。他在经济部的职务是一个管译电的科员，但一直担任该部国民党区分部、区党部的组织委员，是这个部内惟一的一个搞党务工作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平日的具体表现又是怎样的呢？肥头大耳，胡吃闷睡，每天除下围棋、打麻将之外，无所用心，人称“大阿福”，好好先生。由这样迷里马虎的人搞党务，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该部的国民党党务活动是如何地稀松二五眼了。
  二、为官僚资本奠基开路的一个方面军
  经济部成立于武汉弃守、搬迁初定之时。蒋介石政权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安定人心、稳住后方，营建其“陪都”根据地，以维系其危疑震撼的政权于不坠，为继续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的法西斯封建独裁政治铺平道路。为了达到这一反动目的，他就必须做到：（一）缓和反动营垒内部的阋墙之争，调和各派力量，拉拢地方势力，在“精诚团结”的旗帜下，重整其反共反人民的基本队伍。（二）收拾东南半壁经济精华破丧大半的残局，开发西南处女地，重建新的工矿基地，发展经济事业，建立战时体制，以支撑其反动统治。（三）借此时机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搜刮民间财富，为发展官僚资本鸣锣开道。（四）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挑起“举国一致，救亡图存”的幌子，拉拢社会名流、爱国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以扩大其政治影响；并吸引专家、教授、科学技术人员为其所用。在这些方面，经济部在当时确实曾起到很大的作用。
  经济部在翁文灏任部长的几年间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对蒋介石政权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缓和国民党内部矛盾。从前文对经济部人事安排的轮廓描述，已可以反映出这一点。蒋介石就是想拿出经济部这一地盘请客吃饭，让各个派系都能分尝一杯羹。所以以翁文灏这一貌似超然的、政治色彩不太浓重的人打大旗，拉拢各派系，又让它们互相牵制，力求权力分配的平衡。如拉政学系及桂系，亲宋而抵制孔、陈。用人打破门户畛域，“五方杂处”，一堂共济。这种情况，同蒋介石直接严密控制，水泼不进的军
  政要害部门相比，气氛虽截然不同，但在巩固蒋介石法西斯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则殊途而同归。因为只有这样，才更可扩大其政治影响，稳定其内部营垒，以加强其个人中心的领袖威望。
  （二）罗致科技专才。蒋介石为了搞工矿建设，建立其新的政治中心与经济基地，迫切需要有大批的学者、专家、科技工程人才为其所用。但由于他在知识界科技界人们的心目中的形象，是不怎样讨人喜欢的，这就需要扯起几面富有欺骗性的“共赴困难”一类的破旗，配上几个摇旗呐喊的吹鼓手，领队前驱。披有学者外衣又有一定社会声望的翁文灏，正是一个最为合适的带头羊，而以经济建设为职责的经济部又正是科技专才大有可为的用武之地。所以在当时的经济部及其所属的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处、矿冶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工业试验所、标准局、采金局、商品检验局等单位，确实吸引和聚集了成批的科学技术人才。其中有不少人是卓有成就、夙著声望的学者、专家，如地质学界的黄汲清、尹赞勋、谢家声等，工矿业界的吴蕴初、顾振、周志宏、孙越崎、金开英等人。
  （三）笼络民族资本家。经济部及所属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处于抗战开始后，就协助战区各民营厂矿内迁器材、技工，建厂复工，给后方民营企业以资金、设备、技术、产销各方面的扶持与协助。本来这都是作为一个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做的事情，但蒋介石集团却得以借此机会向某些民族资产阶级人士，特别是大资产阶级中的头面人物大施笼络手段，以换取其对自己的支持。如把吴蕴初拉进资源委员会为委员，并曾派他出国以代表的名义联系借款与技术合作。协助吴由上海内迁天原电化厂，重新建厂开工，并由资源委员会投入百分之四十九的官股资金，协助其业务的扩展。工矿调整处在生产贷款、器材分配、产销协助方面，对于有工商鉅子为后台老板的厂矿企业，无不给予优先与便利，这更是习见不鲜的事，如对天府煤矿公司、天原电化厂、重庆电力公司等。
  （四）拉拢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为了确保其后院的稳定，对拉拢各省地方势力也是不遗余力的。经济部在这一方面也为他做了不少的工作：如（1）兴办部省合营事业，由资源委员会与湖南省政府合办锑业管理处，与江西省政府合办钨业管理处，由该会出资出力，而让省方坐享一半的盈余。这就无形中使当时的省主席何键、熊式辉的荷包得以挹注。资源委员会还同云南省合营了云南锡业公司，同甘肃省合营了甘肃煤矿公司，同江西省合营了萍乡、高坑、六河等煤矿，都起到利益均霑的效用，受到地方势力的欢迎。（2）扶植省营企业。抗战军兴，各省借口防止物资资敌，实行经济统制，相继组设企业、贸易公司，经营水陆运输、进出口贸易、土特产日用品供销以及统销专卖等业务。实际上这都是长袖善舞的各省当局掠夺人民财富、广开省库财源、中饱私囊的一种吸血机构。经济部主管公司登记与工商行政，借职权之便为他们大开了绿灯，曾起到了扶植和纵容的作用。后来虽由于其弊端丛出、民怨纷集，而不得不订出调整监理办法，也只不过是徒托空文，走走过场而已。（3）密切人事交流。为了与各省地方势力加强勾结、互相支持，经济部还在人事安排上为各省输送了建设厅长和经建部门高级人员，或从各省抽调厅长级重要人员充实中央。前者如介绍技正林继庸出任盛世才的新疆省政府建设厅长，介绍企业司科长董赞尧出任王懋功的江苏省政府建设厅长。后者如抽调曾去福建、江西省政府任厅长的严家淦到战时生产局任处长。
  （五）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的战时经济，多靠外援支撑，经济部也是他用以勾结帝国主义的得力工具。这从以下几件事可以说明：（1）对美易货偿债。抗战期间，蒋介石曾向美、苏两国借债一、二亿美元，其中美债的全部、苏债的半数都是拿资源委员会统筹运销的钨、锑、锡、汞、铋、钼等矿产品出口易货偿还的。这些重要国防战略物资以国际市场上最便宜的价格作价抵还，这在当时共同抗日的情势下，也是必要的，但这对于此后美蒋的进一步勾结，也起到了一定的触媒和催化作用。（2）中美技术合作。资源委员会早和英美等国订有过技术合作合同，只以抗战军兴，事未果行。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旧事重提，与美国十多家大公司达成技术合作协议，而且所涉及的工业范围非常广泛。这实际上就是为美国垄断资本的经济控制与政治渗透大开方便之门。（3）接受美国经援。一九四四年为了接受美国的所谓“经济援助”而设立的战时生产局就是一个美蒋经济勾结的活样板。这个挂着中国政府牌记的机关却由美国总统特使、美国战时生产局长充任它的副局长，而且掌握业务行政的大权，并随带来美国专家二、三十人参加工作。这就使美国政府和其垄断资本集团可以通过这一渠道，搜集中国经济情报，联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4）培养亲美知识分子。经济部及所属单位本来就是一个留美学生成堆的地方，再加上在工作与业务上又同美国多有联系，先后曾派遣过几批人到美国访问和学习，这就更加深了与美国的人事联系。一九四六年，还从工作人员中考选了一些人赴美留学深造，为培养亲美的知识分子广开道路。在领导人物中，钱昌照本来就是亲美派，曾随同宋子文到美国商洽借款。翁文灏自从在战时生产局同纳尔逊共事之后，逐步与美国人结成深厚的渊源。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纳尔逊的秘书洛克以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名义来华商洽经援问题时，蒋介石就是派翁文灏负责接待和商谈的。
  随后在接纳洛克建议，成立最高经济委员会时，就任翁为该会的秘书长。一九四八年翁的出任行政院长，也是为了承受新成立的五亿美元美国借款和经济援助协定而实现的。在经济部系统任过职的其他高级官员后来也有好几个人在台湾蒋介石政府担任要职，成为著名的亲美派，如曾任台湾蒋帮总统的严家淦就是战时生产局的运输处长，任台湾经济部部长的张兹闓就是工矿调整处的处长。
  （六）壮大官僚资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靠鲸吞国家命脉、掠夺民间财富起家，其渠道和手段是多方面的。经济部在为他们奠基开路、发展壮大方面也曾起到了一支方面军的作用。（1）垄断重工业与纺织工业。资源委员会主管基本工业、电力事业和重要矿业的创办、开发、管理和经营，出口矿产的统筹产购运销与对外易货偿债。抗战期间，所属厂矿单位由初期的十几个增加到一百多个。事业种类包括电力、钢铁、铜、锌、铅、钨、锑、锡、汞、石油、煤炭、机械、电器、基本化学等项。在当时大后方的同类工矿业生产上所占比重，石油、水力发电、钨、锑、锡、汞、铜、铅、锌，都是百分之百，其余也都占半数以上。日本投降后，通过接收敌伪产业，所属厂矿更增加到近三百个单位，主管范围还扩大到糖、纸两项。对于纺织事业，抗战胜利后经济部立即成立了纺织建设委员会，组设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进行敌伪纺织工厂的接收和经营工作，把上海、青岛、天津及东北的五十多个厂都攫为己有。当时该公司所掌握的纱锭数几占全国现有纱锭总数的半数，而在生产运营能力方面更远非民营各厂所能与之争衡。（2）垄断部分国内外贸易。除资源委员会统制了出口矿产品的产销已如前述外，在中国茶叶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石油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与富华公司、复兴公司这些垄断性的国际贸易组织中，经济部也都或多或少、时主时从地参与其事。由于机构职掌的不断变迁，有些公司有时还归属于经济部而由其部次长与高级官员担任其主任委员或董事长、董事职务，掌握业务管理经营的大权。（3）吞并民营企业。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与资源委员会以协助迁建、奖助生产为名，对后方的一些民营工矿企业贷款投资，加入官股；或以收购其拆迁器材，改组归并、改建扩建等方式，改为官商合营，或甘脆收购其全部商股，改为国营。这样，就使得许多民营企业受其蚕食鲸吞，被置于它的操纵控制之下。如对内迁的天津永利公司、上海天原电化厂等好多大厂加入官股，实行官商合营，接管四川的新威钢铁厂，收购云南的明良煤矿、湖南的湘江煤矿等不下四、五十家，改为国营。（4）吞食敌伪产业。日本投降后，经济部立即派遣接收大员分赴各收复区抢夺敌伪产业和物资，后来又分别在几个大区成立了敌伪产业处理局，乘机大发其“劫收”财，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鸣锣开道。据经济部最后公布的数字，总共接收的敌伪工厂约有两千多家，其中真正发还和标卖给民营的，不过十分之一。即使是发还的那一部分，其资本中如在敌伪强占时有他们所投的股份，其敌伪股份也要改为官股，或加入官股进行控制。其余劫收来的十分之九的敌伪产业，大都成为官僚资本的囊中物。性质属于重工业、制糖、造纸、纺织工业的，几乎都由资源委员会、经济部所接管。孔、宋、C·C·私家公司如扬子建业公司、齐鲁公司在经济部协助下所侵吞的敌伪产业还不计在内。
  三、一个反映冷落的不象样子的民主橱窗
  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在人民革命浪涛的沉重打击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包括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会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会议之后，蒋介石为了进行政治欺骗，以掩盖其法西斯独裁的真面目，不得不做出一付有意改革、一新耳目的姿态。他想找出一两个乐于为他效劳的党外人士参加他的政府，为他装点一下门面。于是于一九四六年三月部分改组政府，调翁文灏为行政院副院长，改任王云五为经济部部长。
  蒋介石一向重视抓经济工作，这时候为什么竟然把经济部这样一个重要部门撒开手交给一个党外人士去掌握呢？这里面有这样几个原因：（1）经济部成立后八、九年间，经过多次的机构调整，原先所主管的事业部门，已先后划分出去，改归其他部会主管，或另设独立的专管机构，不仅非复原有规模，而且已逐渐变成了一个“清水衙门”。如果再把资源委员会划出去，经济部那就更加无足轻重了。（2）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本来是通过各个渠道发家，经济部所能为力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时经济部通过接收处理收复区敌伪产业，对官僚资本的扩张壮大，已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羽毛丰满、踌躇满志的官僚资本集团的眼里，经济部早已不甚重要了。（3）尽管实际上已是外强中干，但经济部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总还是一个掌管全国经济行政大权的重要部门。拿它作为一个赠物来酬赏曾经为自己卖过力的所谓“社会贤达”，来延揽在社会上具有一定资望，并肯于卖身投靠的党外人士，使他起到一种遮羞布的作用，还是最为得计的。但就是这样，蒋介石还是采取了以下几项相应的措施的：（1）将资源委员会从经济部分离出去，直隶于行政院，以钱昌照为委员长，孙越崎为副委员长，把经济部架了空。（2）将经济部仅有的一个重要事业单位——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变成了一个以束云章总经理为首的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使经济部尾大不掉。（3）任命C·C·大将肖铮为经济部政务次长，以资牵制。
  王云五靠商务印书馆起家，凭借着出版界牛耳的有利条件，在当时的知识界、工商界中赢得了比较广泛的联系与影响，而为蒋介石所看中。在旧政协时，他曾同胡政之，傅斯年等一道，以所谓“社会贤达”名义应邀与会，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立下了一点汗马功劳。王云五与蒋介石的关系，据说是陈布雷牵线的，这就是他所以能捷足先登的原因。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在南京仰药自杀。其死因传说很多，如他的儿子与共产党有联系等等。但其中有一条也是主要的，那就是因为他所荐举的王云五后来在当财政部长时搞金圆券失败，导致了蒋政权政治经济的总崩溃，而自恨荐引非人，引罪自戕，以谢其主。
  王云五以自学成名，曾写过几本学术著作，但其实他是一个迂阔空疏、好大喜功的人物。本来，蒋介石想拿出经济部长这一席位拉拢社会人士，最初是属意于吴蕴初的。但吴终有一见之明，未予上钩，这才找到王云五。而热衷于政治投机的王云五也就很自然地一拍而即合。王此次出任部长，带去了一位上海立信会计学校校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潘序伦去做常务次长，老商务的班底徐百齐做主任秘书。
  王云五粉墨登场，虽然吹吹打打并不怎样热闹，不过是唱了一出垫场戏。但由于他是以“社会贤达”面貌出现的，这就从表面上标志着经济部施政中心开始面向民营工商企业的转变。在当时豪门掠夺、民怨沸腾、物价飞涨、工商凋敝，蒋介石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时候，蒋介石为了挽救自身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是很希望有象王云五这样的人来为他重开一剂续命汤。
  语云：“新官上任三把火”。抱有联系民族资本家，扶植民营工商业，缓和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职志的王云五到任不久，就在部内成立了一个工商辅导委员会，规定了对民营工商企业辅导扶助的方针与办法；同时连忙制定工商辅导处组织条例，呈请立法院通过，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重要城市分别建立起工商辅导处机构，负责民营工商业的调查、调整、辅导、扶助事宜，在资金周转、设备补充、原材料供应、销路开拓和对有竞争性的舶来品输入的限制等方面，作了一些工作。自然，这在实质上是不会有什么多大禆益的。此后，又在部内成立了一个计划委员会，作为咨询、设计机构，聘请国内工商界知名人士，亦即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委员，其中有李烛尘、吴蕴初、胡厥文、胡子昂、郭棣话、刘靖基、章乃器、吴羹梅等三、四十人。曾于是年六、七月间在南京香炉营开过一次计划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各委员对当前稗政和经济危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今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前途，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做到了各抒己见。但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情况下，经济部职权有限，王云五无能为力，也只能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束之高阁，或中转了事。不久，王云五也就一事无成而去职。但他却在他的财政部长的宝座上“大显身手”，大搞什么“币制改革方案”，发行金圆券，仅半年时间，贬值速度竟超过旧法币十四年内的一百倍，而到解放前夕，发行额由开始时的二十亿元增达八十万亿元，恶性膨胀到四万倍。王云五至此也就随着他那金圆券神话的彻底破产而终结了他自己所称之为“当替死鬼”的丑剧。
  四、一幕草草收场的饿犬争食的闹剧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召开了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了伪宪法。一向为蒋介石所豢养、甘充其马前卒的青年党、民社党参加了这次伪国大。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在准备行宪“扩大政府基础”的口号下，改任张群接替宋子文的行政院长，调王云五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而以青年党头目陈启天接任经济部长。从此，经济部又作为一个政治分赃的赠物，步入到又一新的阶段。
  青年党本来是一批投机政客的集团，垂涎政坛，已非一日，钻营争逐，机变多端。先是于抗战开始后，宣布解散组织，停止活动，以共赴国难，企图借此以博取蒋介石垂青，施以小恩小惠。但其结果并没有受到蒋的理睬，于是他们的几个头目如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又以个人名义加入了民主同盟，以中间路线面目进行政治投机。随后又真相毕露，退出民盟，公然靠向国民党一边。在旧政协开会时，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问题的争议中，为蒋介石消灭人民抗日武装的阴谋张目。陈启天本人更早同蒋介石在思想上精神上结成默契，沆瀣一气，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写有《法家思想概论》一书，鼓吹治乱世应用严刑峻法，为蒋介石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他所写的《张居正评传》一书，宣扬明代权相张居正治国驭民的一套法家权术，甚为蒋介石所赏识，认为是进行反共的“七分政治”中值得借鉴的圭臬，曾由当时的南昌行营、明令部属作为必读物。这时，他同左舜生同时“入阁”，分长经济、农林两部，给多年待价而沽的青年党争得一席之地，可谓如愿以偿。
  陈启天接长了经济部，使该部又成了一个饿犬争食的角逐场。一方面，是青年党内部的争夺；另一方面，是它同国民党的争夺，确实也闹忙了一阵子。
  青年党人数不多，党员分散各地，并无严密组织。只有几个省市有正式党部组织，他们称之为“学校”（“高中”为党，“初中”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党员人数较多的为四川与上海两地。他们大都以人划线，按地分帮。多年以来，形成了以曾琦、李璜为中心的四川帮和以左舜生（湖南人）、陈启天（湖北人）为中心的、包括两湖、江、浙、皖、赣几个省市党员在内的“下江帮”，彼此争夺甚为激烈。四川帮以刘东岩等为骨干，依靠党魁曾琦为靠山，企图把持党中央的大权。在曾周围的有“十八罗汉”之称。“下江派”依仗他们在上海的发祥地和人多势众，也不肯相让。第三方面势力为北方帮，是包括华北、西北、东北几个省市的松散同盟，其代表人物为常燕生（山西人）、于复先（山东人）、刘静远（天津人）。于复先是该党中常会的秘书长。
  青年党长期在野，党员中参加政府工作者，为数寥寥无几。此次一旦攫取到经、农两部，各地的闲散党员不免食指大动，弹冠相庆，千里求官，麕集京都。各省市的负责人与大小头目，如四川的杨叔明、安徽的杨伯安、河南的郭绍宗、陕西的马振伦、浙江的张希为、上海的吴宗汉、江苏的王岚僧等，都先后到南京进行活动。联谊会、聚餐会、代表团等组织也相继活动起来。部长的会客室和官邸人来人往，曾热闹一时。
  但当时究竟是僧多粥少，事与愿违。从经济部管辖的范围来说，事业机关只有中纺公司较为庞大，但束云章根本不买部长的账，人事无法介入。附属单位大都为科技性的机关，而这些大小党徒又不是那里所需要的那种材料。有些行政部门虽可挤进一些人去，但又要受到国民党政府铨叙制度的限制，不能：不有所选择。所以说，青年党的这种拾人残羹的政治分赃，是没有捞到什么太大的油水的。
  陈启天带去的高级助手为政务次长张子柱、常务次长刘泗英、童季龄。张、刘都是青年党中常委。张子柱是广东人，是青年党在香港主办的一家中学的校长，长期在华南、香港进行党务活动。刘泗英，四川人，曾琦的左右手，曾在北洋军阀中进行活动，为吴佩孚洛阳官邸的座上客。童季龄于刘泗英调任花纱布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后继任常次。他是青年党党员中在国民党政府中任重要官职、有行政经验和专业学识的少数人才之一，在调任次长之前，他是贸易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工业司长顾葆常原系同济大学化学系教授、院长、南京青年党负责人。商标局长朱世龙，留日的经济学者，曾任大学教授和县、长。
  经济部所属的业务单位有所谓“白”（花、纱、布）、“黑”（煤炭）、“黄”（卷烟）之称，即花纱布管理委员会、上海燃料管理委员会、上海中华烟草公司（出“飞马”牌卷烟）。陈启天煞费心机，倒是把它们都把过来了。花纱布管理委员会由刘泗英、王岚僧任正、副主任委员，上海燃料管理委员会由张希为任主任委员，其南京办事处由伍韬庐（四川帮）任处长；中华烟草公司由张伯仑（四川帮）任总经理，都安插进一些青年党党员担任中下级职员，作到各帮各伙平分秋色，利益均霑。
  在经济方面，由于这几个单位都经营一些特定业务，不无油水可捞。中纺公司每年在盈余中提取之公益金，可以提出一部分作为对社会福利事业、科研事业的捐助，在这一方面自然有些文章可做。陈启天曾以董事长名义通过董事会提拨过几笔这类的捐款。燃管会、中华烟草公司掌握在他们自己人的手里，办起来当然更加方便。青年党的机关报上海《中华时报》，南京的《中国评论》月刊，都用这种方式取得一些款项。燃管会主管燃煤分配供应，中华烟草公司批售卷烟亦有限户限额，这也给他们以套购、倒卖渔利的机会，而搞到一些钱。
  青年党在一九四八年伪国大的副总统选举中，先是支持莫德惠，随后又支持李宗仁，与落选的孙科积怨甚深。洎是年十一、二月间孙科接任行政院长，即由其亲信刘维炽接管经济部，把在该部任职的青年党人驱逐出部。不久，这个短命部长也下了台，由李宗仁派刘航琛接充经济部长，那已是蒋家王朝鸡飞狗跳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结束语
  从以经济部十年的掠影，究竟反映出一些什么问题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件事可以提一下。
  （一）“好人政府”论的彻底破产。一部分学者闻人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独夫专制的窳败政治之下，下水出山，总不可避免地要抛出一些政见与抱负，作为遮羞布和挡箭牌，翁文灏也不例外。翁主持经济部时期，曾和蒋廷黻、陶希圣三人筹办了一个《新经济半月刊》，由吴景超主编（吴走后由齐植璐主编），作为他们的喉舌。该刊揭橥旨趣为学术性的自由论坛，但在政治上则完全宣扬了胡适的“好人政府”、“多谈问题、少谈主义”那一套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的谬论。甚至在刊物的版面、篇幅、编排上，也完全模仿《独立评论》，使人一眼就看出这是它的翻版。该刊的撰稿人有吴文藻、费孝通、张纯明、张奚若、滕维藻、陈振汉、钱荣堃等人。翁文灏也以“慤士”的笔名、蒋廷黻以“T·F·”的笔名经常发表政论文章。他们主张“选贤与能，用人唯才”，“少谈理论、多务实际”，“建立健全的官僚制度”等等。翁文灏在用人行政方面，倒还不怎样离格，作风上也自奉甚薄，清廉自守。比起他的前后任来，比起别的部的部长来，还是往“好人”上走的。但是这在那已日趋腐烂而不可救药的政府中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就拿那个经济部的几个部长来说，吴鼎昌利用职权，大搞纱布投机，与宋霭龄互相斗法，官司直打到蒋介石跟前，搞得满城风雨。陈启天为青年党大开财源。刘维炽席卷全部人员的疏散费出逃，在机场被追回。刘航琛从经济部公款挪取一百万美元，作为李宗仁流亡美国的用费。至于财政部的舞弊案，如一九四三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一九四五年的黄金舞弊案，一九四七年的抢购黄金风潮，轰动全国，曾先后把孔祥熙、宋子文拉下了台。此外，管粮食的囤粮，搞运输的走私，办税收的侵吞税款，丑事丛出，不一而足。这就充分说明了所谓“好人政府”论的破产。
  （二）“实业救国”论者幻想的彻底破灭。经济部的行政、科技、管理人员，其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抱有“实业救国”思想与单纯技术观点。他们在战火蔓延、工作艰苦的情况下，披荆斩棘、惨淡经营，确实也在工矿建设上作过不少贡献。有的人甚至做出了生命的牺牲，如古生物学家许德佑和他所率领的地质工作人员在贵州深山被土匪残杀。但他们的这些善良想法结果又是如何的呢？蒋介石一伙处心积虑的就是如何镇压人民，发动内战，并没有什么真心实意搞经济建设。就是搞了一点，也只是装装门面，为其战争的目的服务。反动营垒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掣肘，更使得从事经建工作的人困难重重。资源委员会主管全国重工业建设、国防资源开发，可以说是一个关键部门了，但每年所能得到的国库开支，只不过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一。战时生产局生产营运资金，更是分文拿不到手。这样，又如何办得好什么工矿事业？大规模的事业和长期的规划，那就更谈不到了。中央设计局曾于一九四五年会同各主管部会综合编制了一套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厚厚的一巨册，早于脱梓之日就已形成了废纸一堆。“实业救国”论者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们一切美妙构想和善良愿望的悉成泡影，更重要的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点滴果实，都成了养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贡品。他们真正做到了“为他人做嫁衣裳”！
  （三）御用经济策士们的“灵丹妙药”的全部失灵。抗战以来，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物价飞涨一直是他们的已入膏肓的致命之癌。对经济部来说，也是自始至终缠绕着它的一个脱不开、甩不掉的幽灵，经济部成立于物价来潮之时，完结于物价爆炸之日。在这十来年中间，始终把平抑物价问题列入头等重要的议事日程，也不知绞过多少经济策士的脑汁，开出了多少对症下药的药方。他们左一个《条例》，右一
  个《办法》，又一个《方案》，再一个《纲要》。先是“管”，制订一个农工矿商管理条例。“管”不行，再来一个“评”，实行一个评定物价办法。“评”不好，再来一个“平”，实行以量控价，设立平价购销处。“平”不了，再来一个“限”，颁行限价实施办法。“限”不住，再来一个“压”，补颁一个取缔违反限价条例，规定对违犯者按军法惩治。“压”不下，也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正好又赶上抗战胜利结束，就趁机来了个“放”。开放外贸，抛售黄金，标卖物资，收缩通货。但好景不长，一“放”又不可收拾，于是又来了一个“紧”，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又是“限”、“议”，又是“禁”、“罚”，都用上了还不行，于是又抛出了一个“改”，制定经济改良方案。但到了这时，象脱韁野马似的物价却早已连眈都不眈它一眼地径自飞驰到比一九三七年上涨六百万倍高峰上去了。蒋家王朝的丧钟也随即敲响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