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九二八年，红军来到我的家乡福建长汀，建立了人民政权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三年我参加了红军。先在独立团，第二年调到五军团无线电队的运输排当运输员。
  五军团主要是由国民党军官赵博生起义的部队改编的。赵博生同志牺牲后由董振堂同志率领（赵博生和董振堂两同志原是西北军孙连仲部下的高级军官，后在江西宁都率领二十六路军起义）。无线电队的那部电台就是起义军带来的。当时，无线电队有一百多人员，除队长、政治委员、指导员、报务员等专业人员以及一些勤杂人员外，还有两个排，一个警卫排，一个运输排。警卫排有武装，他们的任务是保卫电台和到宿营地架设电线，保证红色电波畅通无阻。运输排的任务是行军时负责搬运机器。我当时在运输排挑一担内装收发报机的箱子。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同年八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抗日。五军团属左路军，归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率领。一九三五年夏天，这部电台转到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手里，我也随之到了三十一军。“西安事变”以后，部队改编，电台又转到八路军的一二九师，我又随之到了一二九师。一九三七年，电台改为手摇发报，我离开了运输排，负责摇机器。一九三八年我被提拔为无线电队的副指导员。当年下半年，领导上派我去学习，我才离开了这部与我几乎朝夕相处了四年的电台。
  电台是部队不可缺少的通讯工具，尤其是红军初创时期，没有电台或者是电台的机件失灵，红色电波中断，部队就要变成瞎子，就不能与党中央和兄弟部队取得联系，更不能随时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行动就会迷失方向。因此，每逢行军，电台都是紧紧跟在司令部后面，它除了由本部门的警卫排保护外，必要时上级还派来武装支援。就连我们无线电队的工作人员，在物质上也受到优待。
  四十多年前，在长征路上，我挑着一担装有收发报机的箱子三翻大雪山的情景，至今不忘。
  一九三四年十月，我们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在长征途中，我们五军团始终担任后卫，电台一直跟在司令部后面。我们从江西出发，在贵州桐梓过的春节。第二年六月间到达四川边界，翻过夹金山，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
  一九三五年六月间，前卫部队在四川的天全附近打垮了杨森六个团后占领了天全、芦山两县，随后，我们五军团向宝兴县西北的夹金山前进。
  夹金山高四千多公尺，山上积雪终年不化，山上空气稀薄，寒冷风大，大雪纷飞，气候多变。通过山口必须在上午九点钟以后下午三点钟以前，这时风小些，阳光也比较充足。老乡告诉说，翻山要多穿衣服，脚上也要穿厚些，要准备些白酒和辣椒水御寒，每人最好拿一根拐棍，上山下山拄着走，以免滑倒。我们从苏区出来，沿途战斗，衣服有限。时正夏天，身上都是单衣，脚上只是草鞋。我们所经之地，居民少，大多很
  穷苦，根本弄不到白酒。部队只能买到一点辣椒，沏上水，每人灌一点在水壶里；拐棍倒是每人都有，不是木棍就是竹棍。我们过雪山的物质准备虽然很差，但精神饱满，战胜雪山的意志十分坚决，而且充满信心。
  出发前一天，指导员向我们作了动员，并要求过雪山不掉队一人，不损坏一物，到了宿营地，红色电波要畅通无阻。同时又嘱咐大家在山上不准讲话，不能笑，也不能停留。否则山风大容易出危险。还要求大家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互相帮助，坚决征服雪山，胜利前进，跟随毛主席北上抗日。
  我记得出发那天是个大晴天，天空无云，阳光灿烂。一大早，我们沿着一条山沟前进。清晨的空气十分新鲜，凉风习习，吹在身上非常舒服，走路一点不费力。山沟里异常寂静。这儿既没有城镇的喧闹声，也听不见反动派围追堵截我们的枪炮声，能听到的只是我们红军战士前进的嚓嚓嚓的脚步声，沿路能看到的只是山坡上高高低低的树木。间或也碰上几户人家，路上偶尔遇到老乡，他们用惊惧的眼光看着我们。六月的天气，太阳火辣辣的，越走越热，我肩上的一担箱子也越来越重，走了一天还未上山。这一天行军不很紧张，路上休息了两三次。休息时，同志们坐下来喝水，吃干粮，宣传队还为我们演了节目。他们的歌舞既鼓舞了大家的情绪，又驱散了我们的疲劳。天黑时部队便停下来宿营。这时，我们运输排的同志就可放下担子休息了，警卫排的同志和报务员同志们却忙了。他们架线的架线，安放机器的安放机器，开始工作。寂静的夜空传出了哒哒哒的电报声，红色电波越过了万水千山，传到了兄弟部队，传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
  第二天天不亮，起床的号声把我们从甜睡中惊醒。今天要通过雪山，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出发前，指导员又把过雪山的要求说了一遍。我们今天走得很快，要在十点钟时赶到山口，约摸走了四、五个小时，到了半山腰。仰头望去，只见山上白雪皑皑，一个个山峰如同银子堆砌起来的似的。从此以后，沿途再也看不见树木和人家，连飞禽走兽也没碰到过，我们已经来到人迹罕至的雪山区了。突然，两架敌机在我们头上盘旋。长征途中，我们天天要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飞机轰炸，这么两架飞机，战士们那里把它放在眼里。他们一边走一边嘴里大骂，有时还仰起头来看它两眼。走着走着，气温突然下降，太阳晒在身上没有一丝热气，仿佛换了季节。路也冻得邦硬邦硬，棍子拄在地上发出咯咯咯的响声。我们越爬越高，已经在雪山上行进了。四周白雪皑皑，银峰耸立，仿佛置身琼瑶世界。眼前的雪景是那样雄伟壮丽，使人惊叹，但又叫你看了胆战心惊，稍一大意，就可能掉进雪坑，越陷越深，爬也难爬上来。阳光撒在积雪上，银光闪耀，非常刺眼，简直不敢正视它，我们只能低着头，踏着前卫部队的脚印，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快到山口时，风越来越大，路越来越难走，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大风刮得我几乎站不住脚，身子不住地摇晃。我一手抓住担绳，尽量使担子平衡，减少摇晃；另一手拄着拐棍，稳住脚跟。有时实在脚软无力，迈不开步，怎么也爬不上去，便抓住前面牲口的尾巴，借它之力。到了山口附近有几十米平地，地上躺着三四个牺牲的同志。大家默默地走过他们身边，怀着悼念的心情，向这些同志的遗体告别。……
  山上气候多变，突然狂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冻得我们浑身哆嗦，牙齿打战。加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我只觉得头晕腿软，上气不接下气，喘个不停，走一步停一步。当我实在迈不开步时，恨不得卸下肩上沉重的担子才好，但一想到我肩上挑的收发报机是部队不可缺少的通讯器材，无论如何不能丢失和损坏；又想到我是跟随毛主席北上抗日，决不能掉队。想到这些，我脚下仿佛有了劲，便咬紧牙关，拼着全身的力气，挑着担子，终于爬上了山顶。到了山顶，突然乌云蔽空，飞雪变成冰雹，象石头子似的劈头盖脑打来，我们只好捂着脑袋，迎着冰雹继续前进。
  在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面前，狂风冰雹猖狂了一阵，威风渐渐减弱下来。我们也开始下山了。这时，冰雹又变成了阵雨。下雪山并不比上雪山省力。因为前面部队把雪路踩实了，雪路成了冰道，滑溜溜的，非常难走。尤其是挑着沉重的担子，稍不留心，脚跟没有踩稳，就会滑倒或滚到雪岩下面去。所以，我拄着棍子——这根棍子在过雪山时真帮了我的大忙，一步一步地踩实，走得非常慢，也非常吃力。
  经过大半天的爬雪山，我们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一点东西喝一口水，又冷又饿，真是精疲力竭。有的同志实在走不动了，队伍的间距越拉越大。这时，班排长便走到那些同志跟前，拿过他们的行李和枪支，帮他们背，减轻他们的负担。再不然，便拉着、搀着他们前进，不让一个战友掉队。
  我们下到半山腰，天开始黑了，要不是借着雪光，黑糊糊的，道也看不清，更难走了。走到山脚下，到了宿营地，天已完全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了，队伍也找不到，大家便大声喊叫才找到自己的单位。一到宿营地，警卫排的战士马上架好电线，报务员同志连忙安放机器，又开始工作了，哒哒的电报声又在夜空回荡。
  毛儿盖会议以后，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红军兵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抗日。八月，毛主席率领右路军继续前进。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至阿坝却又擅自南下，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退却，胡说什么“打回成都吃大米”。我们五军团当时属左路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所以我又肩挑发报机再一次翻过了大雪山。
  我们在天全、芦山附近过了春节，这时已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了。敌人集中兵力向天全、芦山进攻，我军陷入困境，张国焘被迫率军向甘孜撤退。这时二方面军也来到了甘孜。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张国焘不得不率军北上，从甘孜出发，经阿坝包座再一次过雪山草地。这时，我又第三次肩挑发报机翻越了大雪山。
  （一九七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