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两军会合在长征路上——在荒古的草地上行军——占领包座，骤起逆风——三过草地，备受艰辛——悲壮的西征
  一、两军会合在长征路上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消灭四川军阀田颂尧十个团，经历了一段坎坷崎岖的战斗历程，才翻过了海拔四千多公尺，山峰高耸、白雪皑皑的夹金山，进驻到山脚下的达维村里。
  一个阴云低暗，山雾蒙蒙的黄昏，影影绰绰地看到从下山的窄道上过来了很多的人，不象老百姓，因为茫茫雪山，路断人稀，不会有那么多百姓从山上下来。但也不象敌人。对方显然已经发现了我们，故而放慢了脚步。莫非也是红军的队伍么？我们正在猜疑的时候，山风送来军号声，果然是自己的队伍在向我们吹号联络。我们连忙吹号回答。性急的人们蜂拥出村，并且喊着话：“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呀！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一方面军先头部队！”随着对方亲切而清楚的答话声，响起了一阵欢呼。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两大主力军，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这大雪山下会师了，两军战友都按捺不住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互相热烈地握手，紧紧地拥抱，禁不住泪水涟涟。
  我们簇拥着日夜悬念的亲人进了村，把战友们安置在我们的宿营地，安置在我们各自的铺位上。师长熊厚发同志，闻讯赶来。大家千头万绪，千言万语，最重要、最急于要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可好？都过来了没有？听说三位领导同志已经到了宝兴，指日可过夹金山。大家欣慰不已。我当时负责后勤供给工作，代表全军的心意，把从夹金山那边背过来的小米收拢来，让战友们吃一顿小米饭。晚上还开了一个联欢会。这一宿，我们两军战友真是说不尽的革命情谊。
  六月十四日，天气晴朗，达维村喜气洋洋。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副主席、朱德总司令来到达维。我们夹道欢迎，欣喜若狂。在懋功县城里举行了庆祝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都讲了话。“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欢呼声震撼了沉睡的大雪山。毛主席以红军的长征，深刻阐明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而且多方面地锻炼了自己，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又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毛主席挥着巨手说：“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全场掌声雷动。毛主席号召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亲密团结，互相学习，努力奋斗，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在我们四方面军驻地召开了联欢会，许多同志看了一方面军编演的小喜剧《一只烂草王家俊绘鞋》。两军战友在一起回想征途中无数次地击溃敌人的尾追阻截，翻越过的数不尽的高山峻岭，强渡过的大河险滩，行程万里，终于会师于夹金山下。而蒋介石兴师动众，以数十万反动军队尾追红军，却只拾得无数只烂草鞋。红军的英勇，反动派的无能，对照何等鲜明！会后，我们学习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讲话，展望前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即将北上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胜利在握，光明在前，大家真是兴奋。在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联欢晚会上，大家真是尽情地歌舞欢唱，征途上的疲惫一扫而光。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师以后，作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反革命两面派张国焘，却丝毫没有改弦易辙的意思，而是更加狂妄地向中央闹独立性，发展他的军阀主义。会师之后，他出于想把四方面军看作他个人实力的野心，会上会下，人前人后夸耀四方面军英勇善战，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夸耀四方面军经过为时三个月，行程万里的艰苦战斗之后，还保存了十多万人；还都有整齐的服装，有一定的武器装备等等。诚然，四方面军作为一支经受过严峻革命斗争烈火锻炼的工农武装，是有多方面的革命优良传统和多方面的长处。但是，张国焘却是妄图以此作为资本向党中央要权，要地位。尤其恶劣的是他完全抹杀一方面军过去的十个月当中，跋涉一万八千多里，战胜敌人的追击包围，克服千难万验而取得的成就，一味地强调一方面军的减员，衣裳破烂，肆无忌惮地攻击、威胁，妄图夺取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力。可是，军心不可侮，党心、党员之心不可违。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绝大多数是红心向党中央、向毛主席的，是真诚团结一致，革命到底的。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以后，他一直是打着迎接毛主席的旗号，并且也一直是靠着这个旗号动员军队，英勇抗击敌人，推进四方面军的长征。会师以后，张国焘对党中央、毛主席，乃至对一方面军指战员，耍的是：明处笑脸相迎，暗中下蛆使绊子。可是，我们自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以下，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怀着热忱配合中央红军的心愿。在这个形势下，张国焘才同意并批准四方面军的五个军每军抽调三个团战士补充一方面军，每军选出百十匹骡马支援一方面军。早在会师之前，我们打开了北川等几个重镇，都是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我们供给部门采购了许多粗羊毛，大家搓毛线，女同志带头教给男同志，很多人都织了两双袜子，一件背心，自己舍不得穿用，留待赠送一方面军战友。当时，一方面军还远在浙赣一带。这些事情，表明了军心的一致，这是反革命两面派张国焘无法左右的。
  六月廿六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致全中国的胜利。”同时决议“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会议进行了三、四天，张国焘自己参加了会议，也举手同意了会议的决定，可是回到四方面军总部驻地的杂谷脑后，并不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却有种种流言蜚语在传播：说什么北上困难多端，严冬即将来临，北有雪山、草地，行动不便；又说什么胡宗南兵力多，防御工事强大，即使到了陕甘，也站不住脚等等。甚至传出：“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当领导”的那种充满军阀逻辑的言论。张国焘对两河口会议的决定，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恶劣行径，引起除他的亲信之外的四方面军的不满和反对。他把因反对他而被长期关押的原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同志加以杀害了。连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等同志组成的慰问团来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他也严密封锁消息。
  由于张国焘阴谋破坏，使我们不得不在懋功地区会合以后，仍长时间的停留在半山腰搭起的营棚里。党中央本着大敌当前，革命为重的精神，与张国焘展开了反复的激烈斗争，耐心的说服教育，争取他一起北上。直到八月下旬，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再次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活动之后，才确定了一、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的计划。并且决定：以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同志和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以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率领，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到阿坝之后再东进向右路军靠拢，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发。
  根据中央的决定，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当时，我在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负责军需供给工作，得到即将跟随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过草地继续长征北上的消息，真是兴高采烈，精神抖擞，把几个月以来的疲惫，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二、在荒古的草地上行军
  从毛儿盖向北，约行四十里，就进入了草地。自古就极少有行人商旅到这里来，至于穿行草地就更是空前罕见的事情了。几位热心给我们带路的藏族向导，也都事先声明并不熟悉草地里的情况，只能领着大家走走看。我们就这样开始在荒古的草地上行军。
  头一天，我们走的只是草地的边缘。虽然没有什么古道驿路，但黑土斜坡上的浅沟，影影绰绰地可以想见曾有骡马牧人从这里走过，踩踏出来这条浅沟。站在坡上放眼远眺，还可以看到与苍天相接的蜿蜒岷山。我们走在土坡上，草皮地上，而且只走了三、四十里，所以毫不觉累。宿营的时候又都找到了比较干燥、惬意的地点，有的在比较高的坡地上，有的在大树旁边，又把缴获的军用帐篷支起来，比早年打游击露宿山野、住岩洞还要阔气些。各个营地都拾到许多柴草，篝火烧得旺旺的，用脸盆、瓷碗烧开水，冲炒面，加上点酥油一捏，就是很好的糌粑，吃得别有滋味。大家吃得香，睡得也很甜。冷风把我们吹醒的时候，起身号也吹起来了。大家把篝火上的热水烧开，饱饱地吃了顿早饭，又开始继续行军。
  第二天，队伍就完全走进了草地，环视四周，只见无边无际的青青荒草。许多不知源流来自何处的流水，形成许多小河川流草地上。所谓草地，更确切地说来就是“水草地”，湿漉漉地，把鞋脚浸得精湿。也有些黑乎乎的地方，没有长草，向导嘱咐大家千万不要上当，那些黑乎乎的东西都是泥潭，深得有如无底洞；若不小心踩上了泥潭，掉了下去就莫想再爬起来。我们只好拉成横排，小心地踩着青草根朝前走。有的地方，草长得有一人多高，我们就只好用双手拨开草丛，从中穿过。我们供给部队还赶着骡马，行走更为艰难。骡马是我们心爱的伙伴，它们大都伴随我们征战了一万多里，伴随我们走过剑门的栈道，渡过湍急的金沙江，翻过严寒的大雪山，如今又驮着格外宝贵的粮食给养来到草地。它们不是普通的骡马，而是为革命卓有战功的骡马。同志们都在豁命地保护着它们，怕它们掉队，更怕掉入泥潭。同志们一次又一次地给骡马“轻装”，把驮上的东西转移到自己的肩上，小心翼翼地牵着它们踩着草皮地前进。可是，有的骡马不解人意，在这大草原上，它们总想脱羁奔跑，我们就不得不使出全身气力去拦阻，有时它们又慢条斯理地“漫游”起来，见了青草就啃个没完，我们也就只好陪着它们一起掉队。
  一连多日，我们就这样艰难地走在这荒古的草地上。虽然时值桂子飘香的八月，可是，这草地上却阴沉冷漠有如寒冬一样。太阳轻易不露面，总是一阵寒风，一阵飞雪，风吹雪打好象是个过不完的冬天。大风雪一来，眼前就是翻滚的白色，人好象沉入了白色的海底。那些不知来龙去脉的小河流，似乎是盘旋在草地里，总是拦住我们的去路，迫使我们不断地涉水过河，水在脚下卷着白花，冷得咬人，稍一不小心就跌倒在水里，人和骡马都被水浸得一路打冷战。在这个自古无人迹的草原里，向导经常辨不清东南西北。我们辨方位的办法倒是不少，可是，不见太阳，不见树木，更找不见什么蚂蚁蝼蛄洞，我们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幸好我们带有指北针，一路还是靠指北针引路。也许是我们行军心切的原故，或者是阴天多的原故，总觉得一天走不了多少路，天就黑沉下来了。而且，走进草地中间之后，就几乎再也没有什么高坡干地，差不多夜夜都是在湿漉漉的水草上宿营。半夜冷醒过来，衣服都浸得精湿。虽然烧着通宵不灭的篝火，可是也只能“火烤前胸热，风吹背后寒。”冷得上牙磕下牙，就三三两两背靠背，身贴身的紧挤在一起。后来，大家索性割许多草，码成草垛，一个挨一个地睡在草垛上，小鬼们还唱着“金丝被暖洋洋”呢！
  我们天复一天地走在这青黄驳杂的草原上，已经将近一个月了。在这将近三十天的时间里，天上不见飞鸟，地上连一只野兔都没有遇见过。敌人的飞机也不到我们头上来嗡嗡。如若不是脚下的叽咕声，骡马的响鼻声，冲破这“静如太古”的沉寂，我们简直就象是走在时间之外了！而我们感到自豪和快慰，因为毛主席把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光荣任务赋予了我们，并且在我们心里深嵌着打出一个新中国的历史使命，鼓舞着我们有力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
  从毛儿盖出发的时候，根据我们筹粮的情况和大家的体力状况，平均每人都背了五十斤的炒面。进入草地之后，我们做供给工作的同志们了解到粮食的消耗比事前估计的要大得多。最初各单位都是一日三餐，早晨五点左右吃了上路；中午打个“尖”，是一小碗炒面，喝点水；到晚上宿营才烧开水，冲面吃。可是，由于行军的艰难，体力消耗大，很多同志都是走累了就想抓炒面，吃了再继续前进。有时掉在河里或者遇到风雪，身体寒冷难当，也想抓把炒面吃一吃，使身体增加热量。可是，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走不出草地，而要发生断粮的危1险。我们希望向导能告诉我们究竟多少天能走出这茫茫草地，可他们总说看见有牛羊，有帐篷房子，有炊烟就好了，就快出草地了。然而，一天接一天，满眼里能见到的只有铅灰的云天和无际的草原。总指挥部下达了节约口粮的命令，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两搪瓷饭碗的炒面。于是，大家都找野菜。有能叫得出名目的，如野韭菜、野苋菜等等；也有叫不出名目的。只要不太苦不太涩，大家也就采来合上炒面煮了吃。也有的地方什么样的野菜也不长，大家就割青草的嫩尖当野菜吃。用野菜代粮，充饥果腹，本来是一种苦难，可是红军战士却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待这种苦难。采得了好野菜，请大家品尝，分食；发现了“新品种”的野菜，争相告诉战友，有一种草地植物，看来象江南的荠菜，可是味道很好，很甜，有人发现了这个“新品种”，连忙传播。向导一看急忙制止采食，因为这东西有毒，可以毒死牲畜，大家飞快地送消息，立即让全体战友禁食这种东西。在艰苦的历程中，阶级友爱更加发扬光大。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同志，在聚精会神地照顾骡马过河的时候，丢失了自己的粮袋，宿营的时候，他把骡马赶得远远的去吃草，为的是不让同志们知道他已无口粮可吃；可是同志们很快发现了这个情况，大家含着泪水把自己仅有一点炒面的口袋，一只一只掖到他怀里。那时候，每一把粮食都关系到每一个同志的生命，关系到每个人能不能走出草地的问题。出自不肯累赘同志，病号不肯上担架，不肯让人背着走的事情就更多。有的同志病了，实在没力气前进了，就坚决留下来，等恢复体力再走；而别的同志非背、非抬不可，经常为此争执不下。为了不影响大军行进，我们只得选好地点，搭些草棚，让那些坚决不走的同志在棚里休息，以等候后继部队。
  一天，没有风雪。我们正避开泥潭，放开脚步朝前走，忽然，前面有人喊：“有情况！”前面是许世友同志率领的骑兵，刷地一下都跃上了马，后边的步兵接到“准备战斗”的命令，也都迅速地端起枪散开来。有人狠狠地说：“娘的，到底来啦！那就热闹热闹吧！”枪声，喊杀声，马嘶声交迸，席卷了草原的沉寂。
  对于敌人的“光临”，我们并不觉得意外。敌人不容我们北上抗日，尾追堵截，不敢追进草地，必然会在草地边沿阻击我们。胡宗南驻兵巴西、包座，就是防范我军出草地而北上的一着奥棋。前方的枪声表明我们即将走出草地，到达巴西、包座了。不过眼前出现的这股敌人，还不是胡宗南的军队，而是藏族反动派的骑兵。一色高头大马，彪形大汉，脚穿长筒靴，身着长袍，露右肩右手，端着长枪，掖着马刀，一付慓悍的凶象。我们的骑兵冲上去，撕杀极为激烈，后边的步兵也杀上前去。排子枪瞄准敌人的坐骑噼噼拍拍迅猛地打过去，敌人马翻人仰，吃架不住，纷纷脱逃。击溃敌人的这支骑兵之后，又连日遭到藏族反动分子的袭扰，但都被我军击退。我军也时有伤亡。
  在相继发生藏族反动派的骑兵袭扰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已经知道草地的行军快要结束了。天也晴明了，有的河沟边竟有些矮树，宿营以后，抬头望天，竟然见到了稀疏闪烁的银星。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怀着即将离开这荒古草原的欢快，燃起篝火，烧水洗脚，男同志们还有的剃了头，刮净了满腮的胡子。而后用野菜煮面疙瘩，美滋滋地吃了一顿晚餐，度过了草地里的良宵。黎明上路，走了不远，天边出现了黑影，有人欢呼：“山！”果然，右边天际出现了影影绰绰的山峦。大家精神更加振奋，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午后，雄伟的岷山又遥遥在望了！而且，我们已经踏上了山坡，把荒古的草原抛在身后。山坡上有了人畜踩踏出来的窄路，我们在这窄而长的坡道上行进。向导告诉大家从这条坡道走过去就是巴西，再过百多里即可到达包座。到了那边，不仅有居民，有房子，而且有粮食，有畜牧，不愁吃住。也许是大家心急，在坡道上高一脚，低一脚，觉得这条道是那么漫长。傍晚时，从夕阳中看到了坡下有缓缓移动的黑点，还有袅袅的炊烟。有人欢呼：“巴西到了！巴西到了！”可是，越走到近处，越不象是到了城镇近边，那移动的黑点是牛群，冒烟的是几座极矮的蒙古包似的小屋。有放牧的藏人，穿得很破烂，补钉的短筒靴，油渍的旧长袍，腰间虽也佩带了短刀，但不是藏兵，而是替土司放牧的奴隶。他们发现了我们的队伍，便急忙赶着牛群，准备逃跑。经过向导的解说，他们才留下来，并且让我们到屋子里去休息。走近小矮房，我们才发现不是一般的蒙古包的帐篷，而是黑里透青的，很结实的象泥砌的圆包。里面除了大堆的牛粪和一个烧得极旺的火塘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原来这是放牧人休息和居住的牛粪房，从圆顶到围墙都是牛粪堆砌的，火塘里烧的也是牛粪。我们很高兴地住进了牛粪房，并没有闻见什么牛粪气味，而是感觉得格外的暖和。
  我们在荒古的草地上行军整四十天，胜利地结束了这一艰苦的历程。在藏族弟兄暖洋洋的牛粪房里，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三、占领包座，骤起逆风
  我们右路军在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下，胜利走出草地，于八月底陆续到达川、甘边境的小镇阿西、巴西。敌胡宗南的部队原来曾在这里盘踞过，巴西附近的高山上还有敌人修筑的碉堡群。敌人可能认为我们没法从草地走到这边来，所以把队伍撤走了，也可能是撤走这里的队伍去加强松潘、漳腊、包座一线的防守，怕我们从那一线重出四川或继续北上。因此，当我们到达阿西、巴西时，敌人已不见踪影，只空留着山上的碉堡群。
  这一带东有岷山，西濒岷水，森林浩瀚。房屋仍然是藏族风格，但除石结构的以外，大都是元木建造的。巴西虽只有百多户居民，但却有宏大的喇嘛庙，大殿的四壁、殿柱、拱斗都漆着大红油漆，蓝彩粉饰，贴上金箔银箔，辉煌夺目。大佛的座象高达数丈，陪以无数小佛，颇为壮观。藏民以畜牧为主，也种有青稞、米大麦，元白菜根比萝卜大，生吃熟吃都很鲜甜。这里的绵羊个头也非常大，戴上鞍子如同内地的毛驴，藏民们用它们到青海去驮盐。据说，因为它们体重较骡马轻巧，在沼泽地带行走时，比较灵便安全。我们在这里休整，藏民们支援我们一些绵羊，每头足有上百斤，肉嫩而肥美，我们供给部队一百多人分得一头，大家都吃得饱饱的，还剩下许多。同志们都较快地恢复了草地行军而造成的极度疲劳，精神抖擞地准备攻打包座。
  早在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进草地之前，毛主席就亲自将攻占包座、打开通向甘南的门户这一任务，交付给我们三十军了。徐向前总指挥及三十军指战员接受任务之后，就积极运筹包座战役。全军上下怀着最大决心和必胜信念朝包座进发。包座守敌是胡宗南部独立旅的一个团，团部设在一座高达五、六公尺的喇嘛寺内。寺后紧靠高山，寺前有小河流过。虽然河宽只有二、三丈，但时值草地中的雨季，水深流急，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敌人凭仗着有利的地形，控制了制高点。在山坡上的松林里敌人修建了六、七个外围据点。我们的进攻部队一进攻，隐蔽在碉堡里的敌人就向我们射击，致使我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我们打得十分勇猛，当天就攻占了许多碉堡，歼敌两个连。
  根据侦察和敌俘虏的口供，我们得知：守敌虽不过一个团，但松潘方面有敌之四十九师，是胡宗南手下的一支生力军，约有一万二千多人，师长伍成仁也颇富作战经验。我军进攻包座，四十九师必来增援。而我们虽为一个军，但过雪山草地减员不少，又拨出一个师部和一个团编入一方面军，故而全军不过一万三千人，特别是长征的艰辛使战士们体力消耗很大。在此情况下，要与装备比我们好，数量几乎与我们相等的敌人作战，并且要歼灭这些敌人，把仗打好，实非轻而易举之事。总指挥徐向前及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亲临火线，判断敌情，周密计划，指挥战斗。初战获胜之后，连夜审问俘虏，查明敌情，而且就在当天晚上，借着月光和蒙蒙山雾，亲自摸到包座跟前，查看地形，特别是对敌人增援部队的来路，进行了重点勘察。而后反复研究，仔细制订了作战方案。各级指挥员都通宵未曾合眼。
  根据俘虏排、班长的口供，敌增援部队将于翌日下午到达。我们上午就调动队伍，准备迎敌。我们布置了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围攻包座，主力隐蔽在敌援军必经之地的两面山上。草地边上的山是一漫坡的，顺着高山下来有许多小山包，山上净是一搂粗的大松树，特别便于隐蔽，可是，我们隐蔽之后，敌人却迟迟不来。白天过去了，夜幕也张开了，还不见敌人的踪影。经过连续急行军，又熬了夜的指战员都困倦得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驱赶睡魔。大家焦急地等到了第二天中午，敌人才从由松潘通包座的大道姗姗而来。我们立即精神大振，兴奋地准备迎战。可是这股敌人也善于用兵，尽管他们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可是并不莽撞，而是先用部分兵力搜索前进，企图先以局部战斗，抢占有利地形，而后主力再前进。我们的指战员看出了敌人的用意，也相应地命令主力继续隐蔽，只以正面的一个团在一些小山包上与敌接触，并且节节抗击，节节撤退，不仅杀伤许多敌人，而且将敌主力诱入我军埋伏圈。本来应当在黄昏时分发动总攻最为有利，可是敌人提前进入了埋伏圈，军部于五点钟就发出了总攻命令和信号，隐蔽在山上的我主力一齐出击。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六七里长的战场，打成一片火海。敌人的火力也很强，打得也比较顽强而灵活，并且占据小山头，依靠漫山遍野的大松树、灌木丛、河坝为掩护运动兵力，拚命反击。我们猛攻猛打，将敌人切为三段。二六八团象一把钢刀插在敌人中间，左右两面的敌人向我们夹击，我们左冲右杀，多次打垮敌人的反扑。战斗十分激烈，烈士鲜血洒满阵地。师、团掌握的所有预备队和机关干部、炊事员、饲养员一齐拿起刀枪参加激战。最后出击时，军部的全体指挥员、电信人员都上了火线。激战七、八小时，我军终于将切成三段的敌人，一段一段吃掉了。敌师长伍成仁负重伤，翻身落马，最后跳河而“成仁”了！与此同时，我围攻包座的部队，向守敌猛攻，据守喇嘛寺的敌人，盼援军已绝望，在我军猛攻下，企图乘大雾逃跑，并且将寺里的粮库放火焚烧，我军全歼这部分敌人，冒着浓烟烈火跳进粮库抱出粮食。最后守在山上的敌人约二百余人，被我军团团围住，全部缴械投降。敌后勤部队企图逃跑，我军以一部分兵力追击，缴获了七、八百条牦牛和马匹，还有这些牲口所驮的粮食和弹药。我军胜利地占领了包座，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完成了毛主席交付我军的任务。
  包座战役获得全胜，大家欢欣鼓舞。利用间隙，大家纷纷剃头、洗衣、打草鞋、修补蓑衣斗笠，补充粮秣，准备继续北上。我带着一营人的筹粮队，在上包座、下包座向群众宣传，设法筹粮。据贫苦牧民反映，包座地区依山傍水，靠近草地，畜牧很发达，农产品的品种也较多，连年收成也比较好。但是，自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的部队进驻之后，烧杀掠夺，把上、下包座搜刮得山穷水尽，宰杀牛羊不计其数。个别藏民反映曾看见胡狗子们运东西进山。我们结合搜捕残敌，进山活动。
  一天，我带着一营人去到离上包座几十里外的一座森林里，浓荫蔽天，树林密得不知有多深，山势也很险恶。不过，我带的差不多都是惯于在深山密林中打游击的战士，所以大家只是把子弹推进枪膛，就警惕地朝高山密林中走去。“吱……”一粒子弹飞出树林，树叶打着旋落下来，敌人愚蠢而又缺乏经验，冷枪成为信号，把我们引到杂树林后的山涧边，看见几个人形在窜动。为数不多的敌人，可能已经发现寡不敌众，从丛林里逃遁了。我开了几枪，大声喊道：“交枪不杀！”这声音山鸣谷应，气势很是惊人。我们走进敌人藏匿的山谷，在杂树掩蔽得十分浓密的山麓上，码得象山似的一垛一垛的东西，上面苫着整张连毛的大牛皮。我们掀开牛皮一看，呵呀！都是宝中之宝，有成垛的麦子、大米、牛油、烟丝，甚至还有很多咸的油渣。看来是敌人藏匿在这里，准备偷运出去的物资。我们就用牛皮包裹成驮，装上驮架。但是光靠骡马还运不走，大家又背负肩扛，才把这一批东西运回上包座。粮食分发到各单位，又象在毛儿盖一样，掀起了备粮热潮。
  右路军全体分别在阿西、巴西、上下包座一边休整备粮，一边等候已经到达阿坝的左路军来巴西会合，以便齐头并进，同下甘南。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飞过去了，却不见左路军过来。听说党中央、毛主席已经给张国焘拍了电报，催促左路军前来会师。可又听说由于墨曲河涨水，左路军过不来。我们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翻山越岭，涉水过河，什么险阻也闯过来了，墨曲河难道会比大渡河、金沙江还难渡么？大家心里不免有些疑虑。大家也都知道阿西、巴西、包座皆非可以久留之地，我们如果呆久了，敌人从四川、甘肃调来重兵，北上计划就可能遭到破坏，我们的处境也会更困难。因此，大家心里又不免着急起来。但是，左路军为什么不过来，张国焘在干什么？我们一般干部和战士都不知道，不过从中央连日在巴西开会的情况说明，上边还有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该来的迟迟不来，该走的没法开拔。
  深秋的夜晚，云山雾罩，寒气已经很重。忽然得到意外的消息，驻巴西方面的一方面军开拔了。毛主席走了，周副主席也走了。当时，我在上包座的三十军的供给处，我问政委袁波同志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右路军都要开拔了？袁波同志也不清楚。天亮以后，关于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一方面军撤离巴西，并从阿西继续朝东北方向开拔的消息已经证实了，但我们为什么不跟着走呢？谁也不能说明白。当晚，部队奉指挥部命令集合开拔，朝北走。走，走，并不见一方面军的行踪。我们走着走着，发现完全是走的回头路。走来走去又走到草地边上。原来还以为是跟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一方面军一条道，现在发现是分家的。许多人心里结了一个疑团。
  没有听见什么正式传达，但许多消息在流传。听来听去不外三点：第一是说一方面军里“毛周张博”是一个“右倾逃跑集团”；第二是说，一方面军跟“毛周张博”逃跑了；第三则说是：张国焘指示要追，而徐向前总指挥为首的各军领导中的大多数人反对，所以没有追。至于我们的走，则不仅要再次走过草地，而且要一直走到天全、炉霍、芦山一带去！
  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真象，多年以来，我们都是被蒙在鼓里。原来在包座战役获胜之后，毛主席就抓住有利的战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并且将具体部署电告张国焘，敦促左路军按计划到巴西会合，一致行动。可是，张国焘篡党夺权、分裂红军的野心不死，又被包座战役的胜利再次冲昏了头脑，借口墨曲河水涨，在阿坝按兵不动，并且对抗毛主席的部署，又抛出了一个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左、右两路红军拖回天全、芦山、丹巴、甘孜、道孚地区。党中央坚决反对这个退却逃跑计划。因为南退则无论敌情、地势、给养等各方面都对我们不利。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向张国焘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北上方针绝不容变。我军徐向前总指挥及军领导中的多数人，也是坚持北上，反对南下，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中央曾连连给张国焘打电报，极力主张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而张国焘一意孤行，公开抗拒中央命令，反而打电报给党中央强令右路军全部南下。张国焘的反党行为，遭到随左路军到阿坝的朱德、刘伯承同志的坚决反对。张国焘竟然独断专行，强迫已经前进到墨洼，即将到巴西的一方面军五军团返回阿坝。更有甚者是与此同时，张国焘给他在右路军中的亲信陈昌浩发出密电，要陈昌浩裹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如若不行，命其死党用武力解决。所幸这份密电为出任三十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所得。在这剑拔弩张、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叶剑英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策马前往巴西报告毛主席。叶剑英同志当机立断的果敢行动，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长征的胜
  利，保卫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毛主席得知张国焘的阴谋后，与周副主席一起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连夜率领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张国焘通过其在右路军中的党羽，大造谣言，并且命令出兵追赶。徐向前总指挥为首的四军、三十军领导中的叶剑英、李先念、王树声等同志，对于张国焘的这一罪恶行为坚决抵制，严正驳斥。徐总愤怒驳斥有关“毛周张博”的鬼话，坚信毛主席、周副主席，义正辞严地说：“哪有追毛主席的道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当时，张国焘的罪恶阴谋没有在全军中揭发，但徐总等领导同志与张国焘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言行，深深获得全军绝大多数指战员的信赖和爱戴。
  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干部团和红军大学撤出阿西、巴西之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达俄界。九月十二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党中央、毛主席再次对张国焘进行说服教育，指出南下不可能打到四川，只能迫退康藏，置红军于绝境，断送革命。可是张国焘坚持错误，倒行逆施，并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企图掩盖他分裂红军的真象。毛主席、周副主席离开巴西之后，又突破了张国焘的干扰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攻占了岷山天险腊子口，经过艰苦转战，于十月到达了陕北的吴起镇，并和陕北红军会师，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开辟了革命的新局面。张国焘之流在巴西、包座捏造的什么“毛周张博逃跑主义”之类的谰言也就不攻自破。倒是张国焘自己的丑恶表演，充分暴露了他的叛党野心和右倾机会主义。
  正是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挥红军夺取岷山天险腊子口的时候，张国焘却在绰木碉上演“黄袍加身”的丑剧，私设伪“中央”，自封“主席”，并且狂妄地要用“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的名义对外，而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当时被张国焘阻扰未能北上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坚持全党只有一个中央，就是毛主席所领导的党中央。张国焘残酷打击朱德、刘伯承同志，用委派亲信改编部队、调换干部的手法，镇压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广大指战员，企图以高压手段压大家对他的不满和反抗。对我们四方面军内拥护毛主席，坚持主张北上抗日反对南逃的革命指战员，也实行所谓“纪律制裁”。同时，又以什么“小组织活动”、“日本间谍”、“蒋介石侦探”等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革命的好同志。
  张国焘顽固对抗党中央对他的教育和挽救，顽固对抗党中央指出的“南下是绝路”的告诫，仍然迫使四方面军重过草地、雪山，使部队几乎走入绝境，受到惨重的损失。
  四、三过草地，备受艰辛
  凉秋九月，草地已经完全象寒冬一样。衰草连天，上面复盖着白皑皑的厚雪。而西北风还不断地卷着棉花球似的雪团漫天翻滚。在这洁白无垠的天地里，寒风吼叫着，积雪没及腿肚，好象成匹的布把双腿缠得紧紧，移动起来格外费气力。大家把仅有的破破烂烂的单衣、布片都裹在身上，腰间捆上草绳，外边套上棕皮蓑衣，再捆上草绳，也全然抵挡不住风雪的侵袭。尤其是脚上，没有袜子，只好裹上层层破布，套上草鞋，冻得发木的脚象踩着两只木高跷一样，在冰雪上挪动。可以说从头到脚都感觉不到一丝暖气。队伍就在这样难以形容的寒冰中行进着，运动着。白色的气体从人和骡马的鼻孔里喷出来，立刻变成冰霜挂在须眉上。队伍象条白色的龙似地向前延伸。雪已经把一个多月以前我们走过这里的一切痕迹掩没了，只偶尔看到一片破烂的帐篷，一只穿透底的草鞋，引起我们回想初过草地的情景。那时候，大家想的是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北上，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去抗日，心头似火，行军时还打竹板、唱歌。宿营时还对着篝火摆龙门阵，说笑话，并没有把这空矿荒凉的草地放在眼里。而这一次却感到心里发空，眼望这草地上的茫茫前路，好象是怎么走也走不完。特别是风雪迷蒙中，就又好象钻进了一只封闭得严严的白色大鼓里面，怎么钻也钻不出去，一种说不清的沉重压在心头上。
  从包座弄到的粮食、油盐，补充了部队的给养。每天仍然能早、中、晚三顿，各吃一碗炒面。大家提不起劲来再过这茫茫草地，所以天一傍黑，大家就总是迫不及待，胡乱地在雪地里铺上点东西，或者挖个避风的雪坑就宿营了。可是有的同志却走不到宿营地，便躺倒在途中；也有的同志早晨出发的时候，硬爬不出雪堆，迈不动脚步。起初，还有担架队，还有牲口能驮一部分病号。后来，人疲马乏，病号往往坚持不上担架，不骑骡马，慢慢地掉在后面了。每当我们离开这些同志默默先行的时候，心情更为沉重。
  四川军阀得悉我孤军南下，纠集了几十个团，从懋功以北开始层层布防，并且把从懋功通往宝兴之间的栈道拆去木板，连搭栈道的许多横木也锯坏了。据传这些栈道是古时候秦国与蜀国花费了许多人力才打通的边境通道，危险异常。栈道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有波涛汹涌的大河。栈道距离水面一两丈高。即使有完好的栈道，人行其上俯视河面，也十分令人惊心动魄。故而唐代诗人李白用“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来形容其高险难行。可是我们这支两经草地的疲惫之师，攻占懋功之后，又攀上了这已被破坏得七零八落，摇摇幌幌的栈道。我横着一条心，眼不看栈道下边的冲波逆折之回川，耳不听如雷的涛声，用手扶着峭壁，跟着前面战友的身后，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虽然已经有了翻越大雪山的经验，但是同样一座夹金山，却仿佛更高，更险，更冷，更多雪。山道上的雪踏得象坚硬的玻璃板一样，大家跌着、滑着、爬着，一个个都弄得冰雪满身，有如穿上了银白色的盔甲。冰雪在身上越结越厚，这身盔甲越穿越重，走起来更加吃力。有时一跤摔倒，“咔嚓”一声，衣袖、裤筒断裂得比剪刀剪的还齐。山上奇寒，要能点堆火烤烤，烧点雪水喝喝也能暖和一下，可是雪盖满山，哪里能有柴禾！只好拿出炒面，抓把取之不尽的雪花，夹着寒风，艰难地吞咽。可是越吃越冷，牙齿哒哒打战，哪里咀嚼得了！比一个多月以前更加恶劣的气候，雪团夹着冰雹被狂暴的山风卷起来，猛烈地向我们袭击，不少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不知跌了多少跤，挨了多少砸，爬了多少险峻的悬崖陡壁，在腰腿越来越酸疼、呼吸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总算又一次翻过了夹金山。但是，没有锣鼓声、竹板声，也没有歌声和前呼后应震得山谷齐鸣的欢呼声。夹金山沉睡在漫天的雪浪里。
  我们又经历了千辛万苦，闯过了千难万险，重过了夹金山，打下了宝兴县城，歼灭了大约四个团的敌人。然后顺河而下，准备朝雅安、名山一带行进。
  部队一方面与寒风冰雪搏斗，一方面与阶级敌人搏斗，杀出雪山地带，已经是数九隆冬了。我们踏着齐膝深的雪，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朝西南方向走着走着，耳听到“呼—呼”“喳—喳”的声响。原来已经来到黑水河边。大块的冰凌象一堆堆的水晶在水中浮动，浪花卷来冰凌相撞，激起浪花和冰沫四处飞溅，发出呼喳的响声，更加深了寒意。黑水河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的地方。据说，当年石达开来到这黑水河边，想渡河而没有舟楫，想后撤又有追兵，就被困于这一天险。我并不想凭吊石达开，但来到这黑水河边，也不由得想起这段历史。我们要涉水过河，我便牵着我的那匹伴随我转战了万里征途，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瘦马，下河试探着河水的深浅，好让伤病员过河。河水刺骨的冰凉，但开始的几步踩得还稳当，再踩几步，不知是我的瘦马力怯腿软呢？还是我的眼眉上的冰霜遮住了视线，忽地一下，马先失蹄倒落水中。我也失去了自控的力量，随着我的瘦马一起倒在了水中，并且很快地就被风浪推到了河心。同志们在岸边惊呼叫喊，我感到裂心的难受，不知是寒冷还是疼痛。我使劲把头伸出水面，吸了一口气。恶浪和冰块冲击着我，仿佛全身都失去了重量，只能听凭波涛将我卷走似地。我依稀地思量着和敌人拼杀了这些年，没有倒下，雪山草地连过了两趟，也没有倒下，难道就这样葬身于黑水河么！我用尽一切力量挺着身子，漂浮在水面，而浪涛冰块的冲击是那么猛烈，我被冲着朝下游流去。同志们在岸边奔跑呼唤，声浪压倒了波涛的吼叫。我在僵冷中失去的知觉又恢复过来。河心里一块大礁顶住了我的双脚，切断了凶猛的激流。岸上很多人奔过来，大声喊着“好了！好了！”“快扔，快扔！”我觉得有一块很重的东西扔到了我的身边，我用手一拖是拴住了一块大石头，我抱住它，岸上的同志们使劲地拖着，终于把我拖上岸来。我这才看清楚，是同志们把绑腿都解下来，结成一条长带，拴住石头扔给了我，搭救我脱离了危险。为了救我，同志们追着急流的河水，跑出了好几里地。阶级深情暖和着我的心。虽然我的手和脸被冰凌划了许多口子，血水流出来又结成了条条血凌。衣服上也结了冰，冻成硬梆梆的。但是我从同志们身上得到力量，使我能够抗住裂心撕肺的寒冷和难受，回到了队伍里。
  正当我们顺河而下，进入雅安，名山地区的时候，又遇到了四川军阀刘湘、杨森、李抱冰、刘文辉等几乎包括了四川所有实力派在内的大小军阀队伍四十多个团，阻击我军向邛崃、大邑前进。迫使我军在百丈关一带，与敌军展开恶战。
  百丈关位于雅安通成都的公路上，是个险要的隘口。北有邛崃山，南临岷江河网，周围是起伏的丘陵和稻田。初战，我军分三路冒着激烈的炮火，趁轻重机枪封锁敌碉堡枪眼的一刹那，猛扑上去，用手榴弹去杀伤碉堡里的敌人。以极其旺盛的攻击精神，打垮敌人而越过百丈关，攻下黑竹关。但是刘湘在邛崃山前百丈关西北一带山岗上，埋伏了十多个旅，迫使我们不得不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条件下，打这场拼消耗的恶战。敌人不仅有猛烈的炮火，而且有飞机配合，从整连整营的冲锋，到整团整团的集团冲锋。炮火之猛，打得我军阵地上落下的松枝老厚一层，象地毯一样。我们跟国民党军阀打了很多仗，而敌人象这样整天地冲得那么凶，还是少见的。后来，听俘虏说：原来刘湘打这一仗的时候，连续下达手令：将官如有临阵萎缩不前者，连长有权枪决排长，营长有权枪决连长，总司令则有权枪决师长。因此驱赶得他的部下都不得不“破釜沉舟”，豁命拼杀。这场恶战，持续了两天两夜。我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有的阵地上打到最后只剩两、三个人，而这两、三个战士扼守阵地，敌人冲上来，他们投出集束手榴弹，趁手榴弹爆炸的浓烟冲向敌人进行厮杀。杀退敌人，又回原地集束手榴弹。大家真是以一当百地与敌人厮杀，杀得敌人死伤极为惨重，山坡上、稻田里横尸累累，歼敌一万五千多名。而我军也牺牲了上万名优秀的指战员，造成了极大损失。
  百丈关苦战方罢，尚未得到休整，薛岳又纠集十几个团向天全杀来。在天全城下，我们又一次用大刀、手榴弹击溃敌人，而后撤出川西。由丹巴西进，翻越终年积雪的党岭山，攻占西康的道孚、炉霍、甘孜，才摆脱了敌人。
  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资匮缺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是个不长粮食光长草的游牧区，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破烂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大军初到，与藏民语言不通，由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在藏民中散布的恶劣影响，使许多藏民都对我们存有戒心。上层土司则更是一听我军到达，就将牛群羊群赶得远远的。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政委李先念同志十分强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的政策，遵守群众纪律，号召全军要对藏民兄弟做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尤其要注意实际行动的影响。这样，在解除了藏民群众的疑惧，争取到一些上层土司、叶巴（管军事的官员）乃至喇嘛对我军的协助。我们才用银元从藏胞们手里、从杂谷脑的喇嘛庙里，从土司那里购得一些牦牛、酥油炒面和青稞，还有一些藏布、羊毛。不过这些物资数量不多，分到每个战士手里就更加微乎其微了。指战员一个个面黄肌瘦，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号多达上千人。我也病倒了，作冷时冷得象掉进了冰窖，发烧时又象钻进了热蒸笼，昏昏沉沉，不知人事。全靠战友，靠阶级弟兄一口水、一口草药地喂着，抬一程、驮一程地走着，拖了个把月，才自己拄着棍，勉强走在队伍里。最后走到了甘孜。这时候，领导上要我管理部队的“医院”。其实，说是医院，一无院址，二无病房，更没有什么床位之类的设备，只不过是走在部队后边的上千伤病号和几个医务人员编成的一个连队。
  我们的“医院”就是我和几个医护人员，家底不过几把捏不拢的钳子和几瓶红汞之类的药，伤病员也就是住在老乡家里，医护人员去看护，换换药而已。医务人员诉苦说：什么药也弄不到，没有药怎么治病呢？你看，回归热、打摆子、感冒都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可是到哪里去弄金鸡纳霜，阿司匹灵呢？再说伤员们大部分是伤口化脓、溃疡，可是没有消毒水洗，没有绷带，更不用想做手术，打针、消炎……。大家虽然诉了很多苦，但实际上他们是想尽了办法在护理伤病员，如用食盐水代替石炭酸水洗伤口，把羊毛搓成绒球蒸煮消毒当药棉、药布，用冷敷、热敷消血肿，用牡荆根治疟疾等等。但是，困难确实还很多，有的伤员身上带着敌人的枪子，不做手术怎么办？有的同志吐血，也不是一点草药能解决的问题，我一方面鼓励大家继续想些办法，另方面做点宽慰伤员的工作。而心里却是焦急得不行。一天，总指挥部忽然给我们“医院”送来了一只大木箱，一看一闻气味就知道是一箱药。打开木箱，只见里边一瓶一瓶、一盒一盒、一包一包都是我们急需的西药、绷带、药布、药棉。我们象得了一只“万宝箱”，整个“医院”都为之振奋欢喜。在康藏边境这么偏僻的地方，能够得到这么多、这么好的药物，实在是使人喜出望外。是谁这么关心红军部队，能够这样“雪里送炭”呢？药箱和药品包装上都印写着外文，这就使人更费猜想。后来从指挥部才打听到，这是宋庆龄先生向国内外同情红军、同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朋友们那里募集来的。这些药物不仅使我们的伤病员得到救治，而且告诉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国内外都得到支持。
  就是在这康藏边区，尽管藏汉反动派胁迫藏汉人民，规定了严格的法纪，不准与红军交往，严禁帮助红军，可是，藏汉同胞一旦了解到红军是打反动派的，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越过万水千山，进入康藏地区的，他们就敢于冲破各种禁令，乃至冒着剥皮、挖眼的危险来接近红军，帮助红军。部队驻扎甘孜的时候，我们常到几家挂着膏药招牌的小中药铺，为伤病员买药，藏族弟兄们知道我们医药困难，就帮助我们采药，什么藏红花、白枸杞弄了不少。一个风雨天，他们冒雨来向我们报告，有一伙走私贩路过这里进藏，在城外高道边的石头房子里歇脚避雨，马架上的垛子看来象是烟土药材。我们根据藏民弟兄的指引，跑步出城，绕过一带荒地，从长满丛林的蜿蜒山路盘绕上去，果然有一座青黑色的平顶石屋露出树丛。屋里的人可能是居高临下，看见了我们的队伍朝石屋开来，都从房后溜跑了，马驮留在屋后的山坡上。我们把马牵进城，把马背上的垛架抬下来，打开一看，除烟土之外还有一种鸽蛋样的东西，上边长着麻黄色的毛。医务人员一看可高兴啦，说这是没有炮制过的麝香腺，是非常名贵的药材——麝香。后来，在行军作战中，为了救急，就将麝香腺割开，敷在伤痛处，很有效验。
  我们在甘孜停留了半年，张国焘又不顾时机、地域等客观条件，把当地土司弄出来建立“民主自治政府”，遭到来自西藏上层政教首领的反对，出动藏兵前来攻打我们。我们付出很大牺牲，俘虏了对方的总司令，才使我们立住脚。此时，原有的五个军，四十五个团，一个骑兵师的近十五万人，损失得只剩了二十八个团，不足六万人了。
  我们在甘孜送走了一九三五年。转年五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率领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地区长征到四川西北。我们以难以描摹的心情等候与这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前来会师。全军上下夜以继日地剪羊毛、洗羊毛、捻毛线，人人都动手打毛活，有的打毛衣，有的打毛背心，有的打毛袜，人人都争取打一件，作为和二方面军老大哥会师的礼物。领导上派遣三十二军到理化迎接二方面军，并且布置沿路的宿营地打扫房子，准备柴禾，烧好开水，务必让二方面军的弟兄休息好。甘孜的喇嘛寺红色墙壁上高悬起：“向英雄善战的二方面军致敬”的大幅标语。宣传队排练了歌曲《迎亲人》，舞蹈《红军赞》。
  两军会师的那天，甘孜城里充满了空前的喜气与欢腾。广场上举行了大会，我们列队欢迎二方面军，千万只眼睛透过泪花凝视着亲人们，千万双手挥舞着招向亲人，藏胞们也捧着酥油糌粑参加在欢迎的行列中。“欢迎英雄的二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歌声阵阵，掌声如雷。我们二、四方面军虽从未见过面，但都是工农子弟兵，共同经历了千辛万苦，都穿过了数不清的枪林弹雨，在这最困难的时候会师了，心内的激情怎么也抑制不住。我们大多数的战士都是第一次见到敬仰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指挥员，这种心情也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
  会上，跟随我们转战甘孜的朱德总司令在最热烈的掌声中给大家讲话。朱总司令说：祝贺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但是，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朱总司令旗帜鲜明地提出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定要与一方面军陕北会师。全场报以热烈鼓掌，表示响应总司令的号召。
  我们为二方面军的指战员摆席接风，这回可不见树叶野菜，而是地地道道的山珍海味，海参、鱼翅做得可称丰盛。这些东西，是我们进驻绒坝岔全歼国民党保安团时缴获的胜利品，再困难也没舍得消费它，留待宴请了我们的亲人。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甘孜成立了党的西北局委员会。朱德总司令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积极主张北上，我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当时还没有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个人野心所造成的种种罪行进行清算，但是，大家的心向着党中央，向着毛主席，而且，从多年的经历和许多铁的事实中，也开始认识到张国焘的路线是一条错误的路线。特别是当时几万红军被迫停留在人烟稀少，物资缺乏的川康高原上，困难多端。凡此种种，也就使得张国焘很难再坚持己见。而此时敌人又日益迫近。张国焘在内外交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得到毛主席的来电，再次告诫他绝不能再向西逃跑，并且指示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向东北方向行动。这样，四方面军才与二方面军离开甘孜。
  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电召二、四方面军北上，向甘南前进，速与中央汇合。这对于被张国焘拖得处境十分困难的四方面军来说，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尽管部队出发的时候，人员得不到补充，给养得不到补充，每人仍然是一身破破烂烂的单衣，一条半截子不满的粮袋，但是，大家想到只要能够再次翻过雪山草地，就可以回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进入陕北建立根据地，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所以士气还是比较高昂。
  一九三六年七月，全军离开甘孜，以艰苦卓绝的英雄气魄，又踏过了无数的穷山恶水，把险峻难攀的夹金山再一次抛之身后，又走进了辽阔无际的大草地。要说这三过草地的困难，比起前两次来，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拿吃饭来说，进入草地的头几天，还能粮菜两掺，吃个半饱；后来，草籽、野菜煮汤，稀汤寡水，照得见人，连半饱也不能指望。九军有个机枪手，扛着重机枪过草地，按他的食量，每顿吃一、二斤粮食决不至于撑着，可是这会儿空粮袋都涮了多次，〓粒全无。白天行军虽然饥肠辘辘，头重脚轻不好受，但精神集中于行路，饿劲儿多少被冲淡了一些，一到晚上宿营，饿的难受就非常突出起来。我们的大个子机枪手，拄着机枪，坐在火堆旁边，撅了一段小树枝，放到咀里嚼嚼，咽不下去，又从身旁拽了几棵小草，嚼了一嚼，又苦又涩，实在也没法咽下去。这时，机枪套上的皮带拖着的一段着了火，大个子拿起烧得焦黑的皮带，扑打扑打，朝咀里一放，一嚼，嘿！虽有点苦，可是香脆，不难下咽。于是，他就把机枪套上的皮带一段一段烧烧吃了。战友们对大个子机枪手吃机枪皮带一事有不同的看法和议论，有的说：“这也是实在饿得没办法。”有的却认为：“再饿，也不能吃机枪皮带，这是破坏武器。”事情汇报到指挥部，领导上没有按正常情况下的纪律处分机枪手，还通报全军表扬了他的“发明”，让大家千方百计寻找食物，以便度过难关，走出草地。后来，部队走出草地的时候，确实是把身上的皮腰带、皮裤带乃至皮鞋底等等，一切能下咽的东西，都吃得精光。
  五、悲壮的西征
  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们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过草地，终于又回到了包座。
  包座河水还是那样湍急地奔流，大喇嘛寺又耸立眼前。一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歼灭了上万的敌人，为红军北上建立革命根据地铲除了一块绊脚石，在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今天，我们又重返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面对这里的山河古寺，森林草莽，回顾了去年的征战和这一年来南下的惨烈牺牲。张国焘把我军引入歧途，经受千辛万苦，造成巨大损失。如今，党中央、毛主席把我们召唤回来，对我们来说，真是“绝处逢生”。想着这一切，我的心头涌起无限感慨。
  二、四方面军走出雪山草地，胜利北上，我们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的会师，指日可期。党中央已为三大主力的会师制定了计划，作好了准备。党中央派遣聂荣臻、左权等同志率部队迎接我们，并准备组织“静（宁）会（宁）战役”，为会师扫清道路，并且要求二、四方面军迅速向甘南进军，在适当地点会合一方面军，对西兰公路一带的蒋军胡宗南、毛炳文、许克祥部，来一个南北夹攻。这是一个消灭敌人，保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极为有利的行动计划，但是，又遭到张国焘的干扰破坏。在我们二、四方面军指挥部遵照中央指示发布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之后，张国焘为了与毛主席抗衡，又跳出来，疯狂反对北上，诬蔑“北上是断送红军”，悍然提出西进青海的错误方针，并且命令部队停下来，扬言“就地建立甘南根据地”，还要建立什么“甘南省委”、“甘肃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无非妄图实现其“独立王国”的幻梦。由于原来随我左路军长征的朱德等同志和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党中央也命令张国焘停止西进，经过艰巨激烈的斗争，才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使部队朝会宁方向前进。
  几经波折，我们才踏上了由临渭通向会宁的大道。敌人为了阻挡我们的大会师，一路上追堵袭击，我们且战且走，以翻雪山过草地的劲头，日夜兼程，奔赴会宁。我们到达会宁之前，一方面军的战友，将敌人企图奔取会宁的两个旅消灭于会宁城外，迎接我们二、四方面军入城。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会宁镇城楼上红旗如画，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主力军在这里大会师。我站在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甘南十月的骄阳照射在我的身上，异常的暖和。我心潮澎湃，想着我们这三支千锤百炼的红军队伍，就要在一个战场上并肩作战，革命将要出现一个新的局面，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呵！天气的暖和，心情的兴奋，加上人山人海、欢声雷动的场面，我激动得身上、头上都沁出了汗水。
  会师以后，我们离开会宁向北行进，刚到靖远附近，又接到西渡黄河的命令。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按会师的决定向陕甘方向进发，又折向黄河以西呢？得到的回答是要“建立甘北根据地”，要“接通新疆，开辟国际路线，取得国际援助”等等。原来张国焘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既怕国民党又怕日本帝国主义，根本没有北上抗日的决心，始终不肯放弃的倒是他那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野心。故而仍幻想到大西北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向中央闹独立。所以又一次采取了欺上瞒下的手段，将我们拉到靖远以西的虎豹口渡黄河。
  当我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和五军渡过黄河以后，张国焘又伪造党中央命令，将正在由郭城驿向打拉池转进，准备围歼敌人的四军、三十一军拉到三角城，企图渡河。这时胡宗南部追到，控制了渡口，截断了西去的道路，四军、三十一军才没有过得了黄河。
  我们三十军、九军和五军已渡河西行了。毛主席得悉这一情况后，派刘伯承同志率领红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和二十八军在镇原组成援西军，准备把我们接回去。但是张国焘的亲信拒不接受命令，而且强令我们西渡黄河的三个军组成西路军。陈昌浩自己担任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且滥施权力，命令西路军继续西进，开始了悲剧性的西征。
  队伍刚到靖远以北，就在一条山地区，遭遇到马步芳匪军的重兵堵截。当时，号称“五马”的马鸿逵、马步芳等由蒋介石一手扶植的马家回军，有十万慓悍之众，而我西路军不过两万多人，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形势十分不利。我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顽强抗敌，孤军血战，杀伤了大量敌人，冲出一条山地带。我们这支铁的队伍，又一连攻占了凉州、永昌、红水、古浪、山丹、永登等地。当我们三十军、九军的一部分集中到张掖倪家营子的时候，只有九军在古浪损失了一个师，其余损失尚不算太大，而五军也到达了高台。此时，我们西路军一面与敌人苦战，一面也与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由于广大指战员对西征的强烈反对，一度准备返回河东，奔赴延安。可是陈昌浩一方面秉承张国焘所谓“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的旨意，一方面又错误估计形势，认为敌人“不堪一击”，“有绝大把握消灭敌人”，仍强令西路军西进。
  党中央电示四方面军返回陕北延安，并布置有甘肃省长余学忠调派一个师的兵力来接应。可是，陈昌浩要余学忠派两师，而余学忠当时手上只有两个师，不能全部派出。陈昌浩的讨价实际上是出难题，借词抗拒中央的命令，不肯返回陕北延安。这样，我们被拉到永昌。在永昌附近又打了一个胜仗，陈昌浩更不愿回返延安。这样，我们北行到倪家营子。
  我们红四方面军有不畏艰险，英勇善战的革命优良传统。但是，既无根据地，又没有补充，虽杀伤不少敌人，缴获不少枪支，但几乎所有的枪支都是空膛，没有子弹。处于劣势的我西路军，要与拥有骑、步、炮兵优势的“五马”加胡宗南部死拼，虽经全军浴血苦战，反复冲杀，仍不能摆脱败局。三十军、九军在倪家营子一战，歼敌万余，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而再战于黎园口、康龙寺则失利，九军余部损失大半，政委陈海松同志牺牲。三十军杀出重围已溃不成军，遭到重大伤亡。古浪一战，五军折损一半，高台血战七昼夜，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同志、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都牺牲在阵地上。最后，三个军及军指挥部直属部队也损伤殆尽。
  由于形势日趋严重，广大指战员再度要求向东返回重渡黄河与中央红军会合，陈昌浩被迫决定回师。我们各军余部集合，以两昼夜的急行军，突破敌人包围，并将尾追我们的敌人八百余众歼灭于西洞壁一带。此时，中央已派余学忠的一个师自永昌接我们离开困境，而陈昌浩以机会主义者的眼光观察形势，主观地认为：西洞壁一仗，“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竟然无理地提出：要中央派两个师来接，一个师来接不行；并且独断专行，贸然改变回师东返的计划，强令我们返回张掖、倪家营子一带。敌人如蝗群似地卷来，我们又陷重围，又以极大牺牲才杀出倪家营子，且战且走，落进一条只有几十里宽的窄道上，西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沙漠。
  荒漠的戈壁大沙漠，白天太阳一晒，沙砾热烫烫的，脚踩在上边，如同踩在炭盆上，烫得不行，人就象被烤在炒锅里一样。入夜，又寒冷难当，如同落进了冰雪之中。放眼望去，只有无边无际高低起伏的沙漠，没有人家，也没有一点水草。狂风一起，砂石卷来，日月无光，飞鸟也能吹落。虽然，我们也抗住了几昼夜的戈壁滩的酷热与严寒，但是，没吃没喝，无法生存。
  为了不致全军覆没，决定将尚存两千人的队伍拉入祁连山，再打游击。
  已经到了一九三七年的暮春三月，祁连山上仍然覆盖着冰雪，寒风呼啸着，卷起雪片和砂砾，扑向山峦峡谷，满山的老树枯枝在怒吼着的寒风中摇晃。我们穿着五颜六色，破破烂烂的衣衫，裹着褴褛不堪的破布、破毯子，在冰天雪地里奔入祁连山。人，一个个蓬头垢面，两颊陷塌，疲惫不堪；马也瘦骨嶙嶙，驮着伤员，连昂首嘶鸣的气力都没有了。进山前夜，敌人追赶过来，我们与敌人又一次交手，拼大刀，杀得敌人断头掉臂，横尸遍地。入夜我们乘胜组织队伍。此时，我西路军——曾叫敌人闻风丧胆的红三十军，还有九军及总直属部队，总共留下约一千五、六百人，分成两个团（支队），踩着敌人的残骸，进入了祁连山。
  风雪寒冷封锁着的祁连山，低头不见草虫，抬头难见飞鸟，茫茫积雪和峭壁悬崖包围着我们，埋在阴云里的峰峦看不见尽头。山越钻越深，敌人被甩得远了，我们的困难也越来越大了。吃不到粮食，吃不到咸盐，许多人都是赤着双脚在雪上走，在冰上行，眉毛胡子上老是挂着冰霜。有人发现雪地里有野牛、野羊粪，如获至宝，拣来烧火，有人就去猎取野牛、野羊，放在火上烧来充饥。一连多日，大家就这样彷徨在祁连山的冰天雪地里。不少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所向无敌的战友，被寒冷饥饿夺去了生命。我自从黑水河失足落水以后就生病，带病又经历了几场恶战，身体极度衰弱。也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右脚自踝骨开始肿疼溃烂，成天流脓流水，简直就步履艰难了。而最使我痛苦、为难、于心不安的是我作为军队里的负责供给工作的干部，又兼管军医院，可是，如今我拿不出一粒米来供给我们队伍，也拿不出一缕绷带来为伤员裹伤。我们三十军年轻的军长熊厚发同志英勇杀敌，左臂负伤，伤口化脓，胳膊肿得碗口那么大，痛得整天价地直咬牙。进山第二天，他就不能走路了。可是我们没有担架，他坚决要求留下来。在万般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把他坚壁在一个石崖底下，分手时，他说：“我留在这里，你们去打游击，延安见面！”可是，这次分手竟成永别。我们离开以后，敌人来了，掩护他的同志们牺牲了。敌人将他逮捕，解到西宁。厚发同志坚贞不屈。当残暴的敌人用炮口对准他的时候，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而英勇就义。敌人把他的躯体炸得血肉横飞，而他的雄伟声波却震撼天地。虽然，厚发同志的被俘与就义，是我们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可是石崖底下的诀别，却长久地刺痛着战友们的心，战友们无日不在悬念着坚壁在祁连山中的好军长，盼望能与他在延安相会。
  进山后的第五天拂晓，疏星还留在天边眨着眼睛，山林里却充满了人声，迎着微弱的曙光，可以看到张张瘦脸上露出了难见的笑容。战友们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递着一个震动全军的好消息：全军即将离开祁连山。
  原来是在昨天的夜晚，我们西征中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部电台，竟然和中央联系上了，并且收到了党中央、毛主席自陕北发来的电报，指示我们：保存实力，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或蒙古，去向由我们决定，中央将派陈云等同志接应我们。这对于陷入万山丛中前途茫茫的我们，有如在浩瀚江海中夜航的船只见到了灯塔，大家怎能不为之振奋呢！以李先念、王树声等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研究决定向新疆进发，电复中央的同时，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及到新疆去的决定。大家虽然疲惫不堪，但一听这消息就都跃然而起。从拂晓到黎明，山间充满了从来未有的欢腾。
  为保存实力，出山的队伍基本分为三支：一支是主力部队，一支是妇女队，另一支是伤病员。出发时，天气也格外地好，太阳照射在群山的积雪上发出耀眼的金光。主力部队又是那么精神抖擞地沿着渺无人烟的祁连山脉向西前进。我们西渡黄河的三个军，最后只剩下七百人，组成两个团，由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等同志率领，出祁连，奔新疆。中央派陈云同志将我们迎接到星星峡。
  我和原军部、团部的宣传部长、卫生部长还有军政治部总务处长等十名干部一道，走在主力部队的最后。我们这些干部伤情、病情都比较严重，因此还有一个战士和我们在一起，为的是照顾我们。我的右腿踝仍然在溃烂，一着地就流脓流血，右脚已经完全失去了活动的能力，只能拄着根树棍一步一颠地走着。我们一行十一人，颠颠簸簸，跌跌撞撞地在山路上走，大家彼此招呼着快走，快走，可是离主力部队，越拉越远。我们强忍着痛苦与伤痛，白天走，天黑了还走，总希望不要掉队。我们走过长长的岩石峭立的山路，又穿过密密的丛林，我听见自己的和战友的粗重的喘息声，我觉得一阵裂心的难受，过后就是腾云驾雾似的晕眩。我经常掉在这支小队伍的后边，可是战友们总不肯舍我而去。战友们怀着贴心的阶级深情把我从一条山路拉到另一条山路，从一个岩洞扶到另一个岩洞。我不忍累赘大家，我是多么希望他们尽可能地离开这祁连山，跟上主力部队！我多次掏出我身上携带的盒子枪，交给伴随我们行进的战士，让他护卫战友们出山。可是他们都不答应，并且说：“就是背着抬着，也要一起走出祁连。”我们沿着祁连山脉一直走到春暖花开，走了一个多月，才在洪水附近跨出祁连山。
  在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中酿成的悲壮西征结束了。我们西渡黄河的工农红军两万五千人，最后只剩下了七百多人到达了新疆的星星峡。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在长征中犯下了一系列分裂红军、破坏中国革命罪恶的张国焘，最后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叛变投敌，跑到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于四月十八日决定开除其党籍。张国焘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叛徒面目，至此彻底暴露无遗，成为历史的罪人。

＊ 本文系肖永正同志的革命回忆录：《回顾五十年的战斗历程》的部分章节，前文见本选辑第六辑。题目为编者所加。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