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九三三年秋，我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部队里当宣传员，因为我有点文化，组织上把我调到一军团野战医院去学看护，边工作边学习。不久，中央卫生部下令从部队选拔医务人员到卫生学校深造，我们单位送去十人，都是看护和司药，我也是其中一个。我们文化水平都不高，到卫生学校一考试全不及格。大家思想波动，要求回部队。经过领导做工作，便都留下来了。学校根据我们的情况分别编班，有的同志编在预科班，有的编到司药调剂班。我被编在预科班。从此，我就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成为一名红色的医务人员。几十年来，一直在医疗卫生战线上坚持不懈地为人民服务。
  现在就我所知道的红军卫生学校的情况回忆如下：
  卫生学校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即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长征时期，延北时期和三原时期。
  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卫校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四面包围，严密封锁，残酷“围剿”，不仅给我们生活带来严重困难，而且缺医少药更为突出。为了巩固和提高革命的战斗力，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前后，在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下，办起了一所培养红色医务人员的卫生学校。校址设在距瑞金城几十里路的夏罗乡。这儿是个不大的村子，附近老百姓很少。校舍是一片民房，原是地主的一个庄园。校舍前面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岸边有几棵柳树，环境幽静。学生们常在河里洗澡洗衣服。河的另一侧有学校的附属医院。附近还有一座小庙，当时瞿秋白同志患结核病，就住在那里休养。离学校二、三十里路外有一座红军烈士纪念碑，我们曾在那儿进行过凭吊烈士的活动。
  学校开办时虽然是物资缺乏，但靠自力更生，搞得设备还比较完善，制度比较严密，是一所比较正规化的卫生学校。学校直属中央卫生部，设有校长、教育长、政治指导员，连同教员等工作人员共几十人。为了配合提高教学质量，有较完备的附属医院、图书室、模型室、标本室、动物实验室、解剖室、细菌检查和培养室、化学室和瓦斯预防研究室等等，供学生实习运用。此外，还有一台德国制造的X光机器和几台显微镜。
  学生主要是从部队抽调来的，他们都是有实践经验的医助、看护和司药。这些同志参加革命时大多还是红小鬼，有些甚至是儿童团的成员。他们因为家贫从小没有唸过书，即便唸过几天，识字也不多，学习困难，教员教学也困难，加上医学又是一门专业科学，文化程度太低，学习就更困难了。因此，学生入学后，先进行考试，学校根据成绩分别编班。我入学时分军医班、司药班、看护班和预科班四种。军医班的程度一般要求高些。有的一时不能入军医班的便编在预科班，分班上课。军医班有铅印的教材，预科班是教师编的讲义。我当时就被编在预科班学习。预科班先学四个月到半年的文化课，课程有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德文）和政治等几门。文化课学完，经过考试，成绩合格者可升入军医班。在军医班再学习一年，最后考试成绩合格，学校发给毕业证书，成为正式军医。
  教员绝大多数是打仗时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医，经过教育改造争取留下来的，象王斌、李治、孙仪云等同志就是。极少数是原来地方上开业的医生，我们红军去了，他们放弃开业参加到革命队伍来的。这些教员，工作大都很努力，能结合我们的文化实际和当时的需要进行教学。象部队中日常最容易发生的传染病，内科就以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天花等九大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为教学中心；外科教学主要是讲各种战伤的治疗和救护。所以在短期内，我们的医学知识和文化水平都提高得很快。
  我们预科班的同志，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学习当然很吃力，但是非常刻苦，彼此互相帮助，经过一段努力，大家逐渐摸到一些学习规律，尝到了学习的甜头。在不断的进步中，越学越带劲，越学越高兴，所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基本上达到了学习计划的要求。其他班也是如此。实践证明，我们红军全军中的医疗卫生干部，大部分的主要力量都是从这个红色卫生学校培养出来的。
  我们除了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外，还努力学习政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学校也很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记得有个毕业生分配本校附属医院工作，有个伤病员叫他医生，没有叫他医官，他很不满意，学校便以此为典型教育全校学生。
  我们学生的课外生活是相当丰富而活跃的。每天晚饭后，爱好文体活动的同学，就去参加打球、唱歌。不愿参加这些活动的，可以去参加副业生产，如挑粪、挑水、浇菜等等。所以一到晚饭后，大家都活跃起来了。此外，每半个月或一个月，我们要到几十里外去为伙房挑一次煤，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出发，挑煤回来再吃早饭。为了密切联系群众，我们还定期与不定期的帮助红军家属义务劳动，如插秧、踩田、拔草、打柴等等。所以家属们都说：“红军哥哥真正好，对我们吃饭、油盐柴米都考虑周到了。”
  我们学生的生活来源完全靠自力更生。由于粮食不足，吃饭定量分配。我们的副业办得很好，种菜、喂猪、养鸡、养鸭等等，样样都有。记得长征临出发之前，我们改善生活，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好好地吃了几天，然后便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地随着西征的红旗，踏上了万里征途。
  我是卫生学校第八期军医班的学生。在我们这期之前没有预科班。学生大都是有实践经验和有一定的医学科学知识的医务人员，所以学习时间比较短。但各班也不一样。我入学之前，学校共办了五期军医班，四期调剂班，三期保健班，七期看护班（那时并非办完一期再办一期，而是每一班先后同时有几期，每期间隔的时间不长）。总共有学生七百多名。他们毕业后都分赴各军团和医院担任医疗卫生工作，是重要的医疗卫生骨干。这些在短期间培养起来的医务人员，无论从政治上或业务上哪方面来考察都是不差的。后来因为要进行长征，所以最后六、七、八三期的军医班没有办完。这三个班的学生共二百多名，一律军事化，组成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教育队和休养所，随红军长征。
  一九三四年夏天，我上完预科班，考上了本科班，即军医班，非常高兴。本科班主要学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和细菌学等专业基础课。学了不到两三个月，就听到上级说要到远离敌人的新地区去开辟根据地，学校要随红军主力转移。就在当年十月，我们卫生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全体工作人员从夏罗乡出发，跟在中央机关后面，随着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开始战略转移，进行万里长征。
  长征途中的卫校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经湖南、广东、广西，到达贵州，冲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不管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我们都是日夜急行军，爬高山，穿丛林，涉急流。有时为了避开敌人飞机的侦察和轰炸，我们多在夜间行军。走的是崎岖不平、泥泞不堪的羊肠小道，过的是崇山峻岭，急流险川。行进中还要迎击敌人，沿途作战。但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放弃学习，教师教学也很努力。为了适应当时的特殊情况，教学方法也多种多样：日间行军时，就利用休息的时候给我们讲课；夜间行军时，就利用宿营时在室内或树林里上课；在行军路上，还把药物学编成歌曲唱给我们听，又把一些药名预先写好贴在学生的背包上，学生一边走路一边看，以便牢固掌握。
  我们红军到达贵州地区以后，敌情越来越紧张。为了减轻中央机关的庞大压力，上级便将卫生学校的学生分散到各军团和医院协助工作。我当时被分配到五军团当卫生协理员，先在营里，后又到团和军团协助工作。五军团在长征中一直担任后卫，敌人在后面追，我们首当其冲，战斗十分艰苦，掉队的不少。我们负责收容，催促他们赶上队伍，他们中间实在走不动的，我们便帮他们背枪支或行李，减轻他们的负担。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打开遵义城。群众热烈欢迎我们，全城贴满了标语。大家都非常高兴，以为到了目的地。当时，我们学生就在城内省立第二中学宿营。
  中央原来准备以遵义为中心开辟新根据地，所以到达遵义的第二天便致电前方的各军团，调回原分散在各部队的卫生学校的学生，准备在省立第二中学复课。因此，数日之内，二百多名学生兴高彩烈地带着书籍行李，先后纷纷来到遵义省立二中。可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遵义地方太穷，生产落后，粮食不足；地势对我也不利，周围多高山，多急流险川，敌人一旦包围，堵上口子，我们出都出不去。再说这种地区也不适宜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因而，又让学生回原部队，卫生学校打算在遵义复课的计划未能实现。
  红军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又离开了，向四川进发。据说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我们准备从泸州过长江和四方面军汇合。敌人得知情况，十分恐慌，在川黔边境加强布防，封锁长江，防我北渡。后来我军改变计划又折回了遵义。为了甩掉敌人，轻装前进，卫生学校从江西出来时带着的一台X光机器，不得不在一个深夜，把它埋藏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据说当时还埋藏了一门大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生始终没有丢掉从江西带出来的书籍和课本，即使过草地时烧水没有柴禾或需用引火的纸张，我们也没舍得把书籍烧掉，可见我们多么珍惜那些书籍啊！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师。我们以为这回可到达了目的地，非常兴奋。后来才知道还要继续前进，并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抗日。五军团属左路军，归四方面军的张国焘率领。当时由于张国焘执行错误路线，他既不愿北上抗日，又不能南下打回四川，致使全军困在雪山草地半年之久。
  一九三六年春天，四方面军令卫生学校在甘孜炉霍开学。一方面下令第八期的学生回校复课；一方面又从部队抽调了一些同志办了一个新班。当时我与一个姓张的同学在观音河五军团，由于工作需要没有回校。
  一九三六年秋天，我们第二次出草地到达甘肃岷县时，领导上又把未毕业的原来八期没有回去的学生，以及从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做过医疗卫生工作的同志抽调出来，总共约六、七十人，在甘肃岷县哈达铺集中，跟随四方面军总部行军，准备继续办班，但未办成。
  瓦窑堡复校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恢复卫生学校。把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未办完的第七期办完了，接着又办了新八期。这时只有学生四十多人。第二年十月，不仅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而且两个卫生学校也会师了。从此两校合并，继续培养红色医务人员。
  卫生学校不久从瓦窑堡搬到延店子，后又搬到甘谷驿。这些地方都在延安附近。延安时期的卫生学校，条件远不如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不仅设备不行，学生生活也更艰苦，尤其是在甘谷驿。校舍是当地的一个天主教堂，学生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面稀饭加野菜。因为里面没有多少豆面，稀稀拉拉，喝完过不了多久，肚子就叽哩咕噜地响。冬天的西北高原，天气很冷，室内又没有炉火。在这种忍饥受冻的艰苦的年月里，同学们的学习情绪却很高，精神也很愉快。白天，他们在窑洞里一面晒太阳取暖，一面背药名，背医学书籍上的某些章节。偶尔挖到一些野菜根做柴禾，在屋里烧上一盆火，小小的窑洞暖洋洋的，同学们学习得更欢了。晚上，他们在煤油灯下认真自习，复习功课。课余时间，他们在场院里打球做游戏。个个生龙活虎，欢蹦乱跳。
  卫校三迁
  “西安事变”以后，大约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卫生学校迁到西安附近的三原县，也就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在这里从第九期办到十一期，三期全是军医班。
  卫生学校经过几度变迁，条件远不如在江西时候，但迁到三原之后有所改善。校舍是地主的瓦房，设备也有一些。例如，配合教学的解剖室、手术室、细菌化验室和附属医院等等都有；教师讲课也能结合实际。记得当时附属医院有一霍乱病例，教师便结合那一病例给学生讲霍乱病的症状、治疗与预防，还让他们看显微镜，实际观察培养的霍乱菌，使学生对这一疾病的起因、症状、治疗等方面有较全面的认识。
  卫生学校在三原县大约半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了。这时，学生们一面学习，一面准备参加抗战。
  一九三八年九月，平型关大战一开始，我们卫校学生就投入了战斗，参加了兵站、救护站、转运站的工作，把伤员转运到后方。当年秋天，平型关大战结束后，部队分赴华北各战场，学生回到山西黄河边的泰宁县补课。这时学校又从三原县搬到泰宁县了。同年年底，也就是一九三八年年底，我们十七个原第八期（新九期）的同学在泰宁军医班毕业，成为正式军医。毕业后，我和一个同学被分配到延安兵站医院工作。第二年学校又搬回了延安，继续培养红色医务人员，一直办到十五期，以后便改名为延安医科大学。
  （游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