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公证行的起源
  自从一八六〇年天津有了外国租界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吸血管——外国洋行、银行、商店等争先恐后地都来到天津设立机构。它们仗恃着帝国主义的特权，一面向中国倾销其工业品，一面掠夺中国的农、矿产品。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就出现了“公证行”这种中间仲裁的营利机构。它的主要业务是接受进出口商人的委托，代为检验进出口货物，提出鉴定书，作为合格凭证；也接受保险公司的委托，办理水险、火险的验残理赔事宜。
  公证行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的一个环节，能起到扼制我国进出口业务的咽喉的作用。它压抑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维护洋商的不法利益。因此，公证行多掌握在洋商之手。解放前，在天津属于洋商开办的公证行，计有以下几家：（1）英商保禄洋行，业务范围为进出口商品检验，火灾验残及尺务衡量等；（2）英商仁记洋行，主要办理水、火灾验残事宜；（3）法商米寿化验所，办理各种商品（如蛋品、肉类等）的化验工作；（4）美商郝克大夫，兽医，办理兽类商品（如皮革、肉类等）的消毒检验工作。此外，还有远东公证行、上海鲁意师马公证行、普来公证行等，均经营时间不长即告结束。多年来，天津口岸的公证业务一直控制在保禄洋行手中。
  我国商人开办的公证行有：永平公证行，其后台为太平保险公司；商联公证行，后台为联保保险公司；益业公证行等。它们的业务主要是办理华商保险公司的火灾验残理赔事宜。
  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在天津设有商品检验局，承办进出口贸易的公证业务。按理说，政府负责公证业务有利于挽回利权，保护本国商人的合法利益，应该是最具有权威性的。但是由于当权者贪污腐败，贿赂公行，国内外商人对之均失掉信任，所以它所签发的进出口商品合格证书，不为国际商人所承认。从国外开来的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上都注明必须某某外国公证行出具合格证，方能提取货款。因此，进出口贸易的商品检验、受灾理赔等，只有洋商公证行出具的检验证明，有关的保险公司或轮船公司才承认为理赔的根据。
  保禄斯及保禄洋行
  英国人保禄斯（W.S.Borrows），一九〇〇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名士兵侵入中国，后来便流落在天津，从事商业活动。不知由于什么原故，保禄斯受到了英国驻津总领事馆的青睐，畀予他一个发财致富的机会——发给他一个公证行的执照，当然这也是为了维护英帝国的经济利益。在英国领事馆的支持并为之吹捧之下，保禄洋行获得了良好的“信誉”，业务日益发展扩大，进而垄断了天津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公证业务。
  保禄洋行开办于一九一四年，办事处设在英租界海大道平和大楼内（现和平区大沽路228号）。开办时没有什么资金，连办公用的桌椅都是借的。工作人员除保禄斯而外，仅雇用中国雇员三、四人。我是在开办后的第二年（1915）进该行为职员的。保禄斯就仗着英国领事馆发给的营业执照，以广招徠。不数年，由于业务发展，又增加了一些洋人，如米乐（A.J.Mi-ller）、毕德卫（W.D.H.Bidwell）、拉巴（R.G.Lapper）、浦瑞士（W.Price）、寇克（B.Cooke）、卡特（A.H.Carter）等，都是英国人；中国雇员也增加到九人之多。组织机构也随之扩大，后来设立了四部，即：进口部、出口部、火险部和代理部。生意越作越大，佣金源源而来。转眼之间，原来两手空空的保禄斯一变而为腰缠累累的富翁了。
  保禄斯的公证行称霸天津达四十年之久，直到解放后，才被迫于一九五三年结束。
  把持天津口岸的商品检验
  保禄洋行虽小，却能把持天津口岸进出口货物的商品检验。
  进口任何货物，如大小五金、呢绒、布匹、洋酒、罐头、棉花、小麦、面粉等，都免不了发生残短、破损、水渍、火损、盗窃等情况，这就需要由保禄洋行进行检验，作出商品损失报告，由保险公司或轮船公司赔偿。由于天津口岸的进口货物数目庞大，因而公证佣金的收入极为可观。就以小麦、面粉而论，据统计自一九三〇年起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十一年期间，天津口岸每月平均进口面粉、小麦达一万五千吨左右。又如进口洋酒、罐头，每月总在一万箱左右（洋酒每箱装一打或四打，食品罐头每箱装四打）。其他各种商品为数亦甚可观。保禄洋行得到大量的佣金收入自不必说，而进出口商为了自身利益所给予保禄洋行的“好处”，更是尽在不言中了。
  最可恶的是保禄洋行为了维护洋商的利益，对中国出口商人的压抑刁难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出口方面，保禄洋行是代表国外买主检验出口商品的规格、质量的，没有保禄洋行的检验合格书，就出不了口。特别是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花生、核桃仁、杏仁、谷类、菜籽、油脂等商品的检验，完全由保禄洋行所垄断。上述商品中，最娇嫩的莫过于核桃仁一项，由于检验者的留难，不能及时出口而吃亏倒闭者，屡有所闻。核桃仁经过几次检验返工后，油分挥发，色泽无光，越返工就越验不上；核桃仁的质量共分四路（四个等级），返工几次，头路就贬为二路，二路变成三路，三路降为四路，甚至成了等外品。如一九四九年新华贸易行对加拿大成交核桃仁一百箱，经保禄洋行检验四次都未予通过，不得已把货转卖给英商利和洋行；利和洋行买到手后，原封未动就得到了保禄洋行的合格证书，实在是欺人太甚。
  保禄洋行维护洋商的利益是不遗余力的。它对洋商出口商品检验手续，极为简单马虎，往往在酒吧间就完成了检验合格的手续，并将合格证书主动送上门去。有时由于货物拥挤船载有限时，保禄洋行便对中国出口商的货物迟迟不予检验，对洋商货物则尽先检验，尽先定载，尽先出口，使中国商人无法与洋商竞争，并造成不能按期履行成交合同，对国外失去信用。
  当然保禄洋行对中国出口商也不是一律看待的，这要看是否对保禄洋行经常送礼行贿而定。如协和贸易公司经理及亨通贸易公司经理都曾送过象牙雕刻等贵重礼物，以博得洋人的欢心，换取检验上的方便。由此可见，保禄洋行打着“公证人”的旗号，其实是因利而异，“证”而不“公”的。
  承办火灾的验残理赔业务
  保禄洋行的火险部是专为外商保险公司在保户发生火灾后代为进行调查、验残和处理赔款等事宜而设的。火灾调查是一项极其复杂繁琐的工作，只有秉公处理，才能维护保户的利益。但保禄洋行却始终站在外商保险公司一边，同受灾的保户处于对立地位。保禄洋行在对灾情进行调查时，多方拖延刁难，一般说来，受灾人如能在几个月里得到赔偿，那就算是幸运的，长年累月得不到解决的情况是经常的事。
  保禄洋行对火灾理赔上，总是采用两头挤的手段来对待保户。那就是在受灾后保户如将账册保存下来，保禄洋行偏偏不以账册作为理赔的根据，却以残余灰烬进行估计；但如果账册被烧，保禄洋行就以无账可查为借口，随便说了算。总而言之，受灾人要想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唯有听任公证行的宰割了。
  一九三〇年开设在法租界的德泰印字馆失火，全部被焚。该印字馆在某外商保险公司按资产六万元投保，受灾后，该保险公司委托保禄洋行调查。保禄斯亲自到现场查看后，提出赔偿六千元。德泰印字馆经理段兰亭向保禄斯交涉多次，保禄斯均置之不理，段一怒之下，暗藏西瓜刀到保禄洋行进行最后的交涉；保禄斯依然摆出一付蛮横傲慢神态，段挥刀准备向洋人砍去，经多人拦阻，未能砍中，并立即电话通知英工部局，将段带走扣押起来，其后不久交保释放。经过这一场剧烈的斗争，保禄斯的气焰有所收〓，最后将赔款数字增加到二万六千元，才算了事。
  约在一九一六年前后，本市大沽路英商平和洋行仓库起火，库内所存物资被烧得焦黑，由于楼上地板塌陷，将楼下的货物压住，损失程度不容易查清。保禄斯到现场调查以后，一面宣称将残损货物招标拍卖，一面暗中与他的好友、魁昌叫卖行经理潘乃尔（Pennell）串通，让他设法投标把残货买到手。潘乃尔又策划由天祥叫卖行出面投标。招标时，一些叫卖行看见残损货物烧得焦黑破烂，递价很低，而天祥叫卖行一开口就递价五千元，因而中标。天祥叫卖行将残货买到手后，将压在下面的货物清理出来，略加整理，转手卖出，获利竟达数万元，与保禄斯、潘乃尔等人合谋发了一笔横财。
  仅从以上两例就不难看出，公证行唯利是图，毫无“公正”可言。
  无孔不入的生财之道
  保禄洋行神通广大，生财有道，处处都是发财致富的途径。它的营业范围是没有边缘的，除了承办商品检验及验残理赔业务外，还兼营各种代理业务，如尺务衡量、报关托运、锅炉检验、轮船海上相撞事故的调查及损失估算等工作。
  所谓尺务衡量，就是专为中外出口商计算出口货物的货舱吨位（重量和尺码），开出尺码单，远洋轮船公司凭尺码单安排定载、装船及计算水脚等。尺务衡量工作相当繁忙，所有在天津口岸装船的货物，都得过磅或打尺（2240磅为一重量吨，40立方英尺为一尺码吨），然后作出尺码单，交轮船公司。这项业务的费用也是相当可观的。尺务衡量业务，本系受外轮公司委托办理的，但费用却出在货主身上，因而内中弊病不少：保禄洋行一方面既可以串通轮船公司多报尺码，多得回扣；另一方面也可以勾结货主少报尺码，从中营私。所以保禄洋行的尺务衡量是刀刃两面，里外锋利，谁给的好处大就替谁着想。
  保禄洋行还代理一项毫不相干的业务，就是代理英商赛马场的业务，包括印制彩票、出售门票以及赛马期间的全盘杂务。为此每到赛马时，保禄洋行雇用临时职工竟达二百余人。这项代理业务按赛马总收入的2％计算手续费，数目相当可观。赛马场为英国商人所办，在英国领事馆和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和护庇下，大发横财，身受其害以至倾家荡产者却不知有多少。在这一大赌博中，保禄洋行是稳拿2％的佣金的。
  保禄洋行机构不大，资金有限，但却能称霸于天津口岸，控制我国对外贸易的命脉，招摇撞骗，巧取豪夺，成为帝国主义推行经济侵略的得力工具。剖析一下这个小小的外资企业，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残暴野蛮行径。
  第七辑更正
  第七辑《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一文，第39页1行、2行及3行的“甘肃省长余学忠”系“甘肃省主席于学忠”之误。
  《回忆高树勋同志的一生》一文，第156页2行的“边章武”系“边章五”之误；第166页1行的“胡伯汉”系“胡伯翰”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