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安利洋行的由来
  英商安利洋行是由德商瑞记洋行（Arnhold&KarburgCo.）改组而成。瑞记洋行原是德国犹太人与英国犹太人合伙组织，以贩卖德国军火著称。在第一次欧战期间，瑞记洋行在华资产均由英商汇丰银行代管。欧战结束后，合伙人安利（Arnhold）凭藉其英国籍要求发还瑞记洋行资产，于一九一九年恢复营业（当时其他德国洋行如礼和、时昌等均未复业），更名为英商安利洋行。因为安利是弟兄两个，故当时英文名称为（Arnhold Brothers），后因经营出口不善，出口的羊毛、棉花、核桃等质量发生问题，外国客户索赔，在结外汇上也有损失，营业亏累，在一九二六年间，将安利在华房产全部押给上海沙逊银行，并请该行资东沙逊（Sassoon）入股。因此，安利洋行曾一度更名为沙逊洋行（E.D.Sassoon&Co.）。沙逊是印度犹太人，以贩卖鸦片烟土起家。在进出口业务上，除印度麻袋和棉花外，经营一般进出口业务，不如安利洋行招牌明，不久又改称安利洋行。
  安利洋行一经改组成立，即在香港注册，受香港总督条例保护。总行设上海，由资东安利弟兄二人和沙逊掌握，在香港、伦敦、纽约、重庆、汉口、天津、北京、奉天（包括营口）、昆明、青岛（包括烟台）等地设有分行。
  二、安利洋行经营的业务范围
  安利洋行经营的业务，除进出口贸易外，并办理经销和代理业务。经销方面除以附设捷隆汽车行的名义推销美国雪佛兰牌汽车外，还经销美国南星颜料厂的颜料，美国日光厂各种机器油，及英国吉星油漆厂出品的各种油漆。代理业务是代办英国水火保险。
  安利洋行经营进出口业务，主要是针对我国当时工业情况，贩运帝国主义各国高价设备或过剩、残废物资；同时利用我国工农群众贫困情况，剥削低价劳动力，套取我国农畜产品，实行不等价交换的剥削。进出口的物资品种，主要如下：
  进口：各种机器如纺织机、面粉机、碾米机、榨油机、轧路机、发电机、打包机、挖泥机、制糖机、柴油机，及各种机器配件等。
  各种车辆如客货列车、火车头、汽车、救火车，及自行车等。
  各种飞机和部件及飞机厂设备等。
  五金器材和工具如各种大小五金、各种型钢、铁管、钢管，各式机床、车床、马达、排灌水泵、各种电线，钢丝绳等，以及水暖卫生设备。
  生活用品如呢绒布匹，文具纸张、面粉、各种电料，电扇、冰箱等。各种杂货如石油、洋蜡、麻袋麻布、各种金属工具、仪表、化铜罐、油漆颜料以及各种五金废品、旧报纸、旧胶轮胎等。
  出口：主要是农畜产品，如棉花、羊毛、驼毛、猪鬃、马尾、肠衣及各种粗细皮张，还有山货土产如花生、核桃、原麻、大豆、桐油、矿砂、麻黄药材、草帽辫，以及地毯等。
  安利洋行还附设有捷隆汽车厂，专门安装汽车及订制各种客货车厢；打包房，专门代客打包出口棉花、羊毛、驼毛等。
  三、经营上的种种手法
  洋行经营业务是有它所特有的一套手法的。除了旧中国商人惯用的勾结舞弊，行贿诈欺等等之外，还有其独有的特点，就是利用旧中国工业落后，军阀官僚昏聩无知，结合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取得的特权，巧取豪夺。下面就笔者所见所闻，略述一下安利洋行经营上的几个例子。
  1．划分经销范围，垄断纺织机器进口
  英国纺织机器闻名世界，我国民族资本开办的纺织厂不少地区是购用英国的机器设备。英国商人为保持他们的高额利润，在中国境内由各洋行划分了经销范围。如英国阿萨利斯等六个著名的大纺织机械制造厂的产品，不论是成套设备或是部分配件，在中国只限由英商安利洋行和怡和洋行两家承办。其经营范围，长江以南地区为安利洋行，长江以北属怡和洋行。这样，不但整套机器而且机器配件的价格都要听由它们任意抬高，稳固地形成了这种成套设备和配件的专销专利。
  2．采取赊销方法以广招徕
  第一次欧战结束后，军火生意消沉，安利洋行改变经营方向，凭藉英国在华势力，采取赊销（分期付款）方式，向我国
  各地大力推销英国茂伟厂生产的发电设备，售价高，利润厚。其能成交的原因，多是因为可以分几年付款，但也有不少是通过特殊关系，如销售天津的二台是由英租界工部局认购的，名为民用，取偿于租界范围内的居民，实则有利于英商。如售与上海、汉口、唐山、林西等地发电设备也都是凭藉英国在各该地区的经济机构和特殊势力，情况与天津英租界认购的大致相同。此外由于采取赊销方法，不只给英国工厂生产的发电设备在我国开辟了销路，而且还为日后补充机器配件及增添附属设备打下勒索的基础。安利洋行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三四年先后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包括天津、北京、上海、济南、林西、唐山、奉天、哈尔滨、汉口、重庆、大冶、宜昌、昆明、九龙等地）销售英国茂伟厂发电设备，共三十八台，总计168,700瓩。
  3．以旧充新，获取厚利
  张作霖割据东北期间，为了长期统治东北，加强境内军事交通力量，一九二五年拟用其压榨人民所得的资金修筑由呼兰到海伦一段铁路。安利洋行得知此事，便把英国国内积存的军事剩余物资十二台机车乘机售与呼海铁路。这批机车原是在欧战方酣之时，为支援联军欧洲大陆运输所造，因时间紧迫，制造极为简单粗糙，及至机车制成以后，欧洲大战已停止，英国政府就把这批机车搁置起来，待机招商处理。安利洋行便趁机以每台不到二千英镑的价钱把这批机车购买到手，转卖与呼海铁路，每台价约为三千英镑，转手之间，从中获利一万多英镑。
  4．与怡和勾结，把持路局招标
  当年设在天津的京奉铁路管理局，时常需要添补列车上一些重点设备，如列车发电设备和客货车挂钩等，这类东西价格很高，技术专业性要求亦严。京奉铁路列车当初由于是英国贷款的关系，各种设备，用的都是英国货，所以遇有损坏或添补，必须还是英国货才能保证适用。可是英国的商行设在天津的并不仅安利一家，尤其是怡和洋行资力雄厚，遇到路局招标购买时，就有互相竞争的可能，给买主造成便宜。为此，安利与怡和洋行通过协商，订有秘密协定。凡属于发电设备，为怡和销售，挂钩类由安利承售，余此类推。一遇路局招标时，属于安利承售的，怡和出的价格总是高于安利；属于怡和应销的，安利价格亦同样高于怡和。因此，每次投标，它们唾手可得，安然获得高额利润。
  5．串通路局职员，包揽路局生意
  北洋政府时期，京奉铁路局无论是机务、工务、车务等处所需各种装备和器材，国内都没有自制能力，大部分都依赖于洋行进口，每次采购成交的数字都极可观，因而铁路局形成洋行的最大顾客之一。当时铁路局重要部门如机务处、工务处、车务处和会计处，由于贷款关系都掌握在洋员手中，处长都是英国人，安利洋行经理也是英国人，与他们经常在一起厮混。路局近期内要买那些东西？数量多少？什么规格？质量要求？以及准备花多少钱？都远在公开招标以前，就由路局洋员全盘托出交给安利，让它预先与英国厂家联系，作好投标的准备，他们里应外合、上下其手，大发其财。
  铁路局所有的客运列车，每年都要分别油刷一次。为了统一列车外观，颜色不准有深有浅，工务段要求每次油漆列车一律用英国吉星油漆厂的绿铅油。因此，安利洋行所经销的英国吉星厂的油漆，每年不用费力路局就找上门来，坐享专利。
  京奉路局采购物资，除公开招商投标外，金额在规定数以下的，所谓小批物料，则把所要购置的物料名称、规格以及数量列入询价单分送各商行，按期填报价格，到期把收到的报价单，加以审核比较，哪一家报价适宜，就与哪家订货。安利洋行对这类小生意也是不放过的。在高纪毅任北宁铁路局长时期，他的材料科副科长胡光澄（清华大学毕业，留美学生，精通英语）常与安利洋行往来。安利洋行与胡达成一种默契，每逢路局准备询购物料时，先由这位胡科长提前把询价单的内容抄送给安利洋行，以便安利洋行尽早准备与国外联系，在收到路局发出正式询购单时，能够立即报价，其它洋行难以竞争。安利对胡的报酬是每成交一次业务，由安利按价格总值付给他2％的佣金。
  6．大做废旧钢材生意
  安利洋行在经营五金上，国外路子宽，消息灵通，善于做成本低，利润大的生意。针对我国工业落后情况，购买力低，安利在经营五金上，专门搜集国外各厂的下脚废料，在我国中小城市倾销，本钱不多，赚利不少。如一九三二年安利全年进口11,070吨五金钢材，只有3,100吨是新产品，有7,970吨是废钢，占五金进口的四分之三。
  四、由逐步收缩到结束
  安利洋行自从一九一九年由德商瑞记洋行改组后，并在我国各地开业以来，就其业务情况来看，虽然时盛时衰，但总的说来，特别是天津分行，大致上是保持着逐步发展的。“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逐步扩大，尤其在东北和华北地区，老牌的英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成了强弩之末。到了一九三四年，天津安利洋行不得不裁减人员，停办进出口业务，将五金进口部份交给买办张道宏的代理人刘树墉，由华人筹资组织了中英商业公司。出口部份虽然表面上仍勉强维持营业，实际上由被裁的洋经理皮克（E.C.Peaock）出名，假借安利洋行的招牌，运用买办李鹤亭的资金和一部份被裁洋员的解雇费，拼凑起来的。虽然仍做出口业务，实则已与天津英商安利洋行完全无关，故此，英文名称改为（Tien-tsin Anlee Export Co．）中文名称则称新安利洋行。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人员都被日军送往潍县集中营，新安利洋行的出口业务，也陷于停顿。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被拘英人获得自由，有的人员回国，有的转业，有的留津虽想力图再起，但因时局动荡，英国人所处的地位也不同过去了，原有的中外人员星散，资金衰竭，想振作起来已不可能。至于老安利虽然还挂着安利洋行的招牌，实则并不经营业务，末期经理格林（M.Green）只是留津看守在天津的房产而已。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新安利散伙，老安利格林回国，老安利在天津的房产委由华人曹绍田、陈华用交我国政府代管。天津英商安利洋行在我国压榨掠夺三十余年至此乃完全结束。
  五、余闻附志
  1．一九三一年张学良在东北为扩张军事力量，充实军备，曾通过安利洋行奉天代表罗某向安利洋行订购英国外莱特公司的飞机一百四十四架，议定分期付款，分批交货。第一批飞机（数字不详）装船运抵营口后，再由营口转运到奉天北大营存放，还未曾拆箱，即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将所存北大营的这批飞机，全部掠去。安利洋行曾为此事请天津英国领事馆出头向日军交涉，亦未闻有何结果。
  2．约在一九三一年，安利洋行买办程志颐卖给北京张学良部队卡车一百辆，交货后，部队负责人的司机贾某来津向程索要卖卡车的回扣，程不允，言语失和，贾当众打了程志颐一个大嘴巴。程为人性格骄傲，向以高等华人自居，不甘心受此污辱，当夜向北京张学良发出快邮代电，表示抗议。不料隔日贾某竟乘装甲车来津，停在安利洋行门前，扬言非要枪毙程志颐不可。程吓的化装逃走，以后再未敢复任。
  3．约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间，欧洲棉花市场波动甚烈，安利售出不少期货，急于在中国购进，于是派出大批人员去外庄收购，集中运津。货到天津时，有的是用的棉花客户的名义。当时，日商三井洋行亦在天津抬价收买，客户不愿意卖，日商强施压力，最后竟派军队驻守，不准棉花移动，安利也不示弱，要求英国驻军武装上阵，保护英商自由收购利益。后经外商商会和双方驻津领事调解，一场风波始归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