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回忆张伯苓先生
  杨鸿烈
  我首次听张伯苓先生讲演，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暑天里，看见他身高七尺，躯体魁梧，穿着夏布长衫，套上黑纱马褂，手里摇着一把折扇，声音洪亮，口若悬河，以天津腔调，讲得滔滔不绝，听的人都在张口大笑。我当时认为他虽然谈笑风生，但毕竟不大象个学者。
  南开中学的校风，为活动为社会化而不读死书。保守派的家长曾谴责张伯苓，把学生的精神外鹫，致学生们没有对基本之专深下工夫。大概南开早期毕业的学生，总是喜欢做事，而不愿作学者的。南开中学注重实用，但不是说南开的功课不好，相反的，他们的英语、国文、数学都好。
  我在二十四岁时到南开大学教书。某天早上我正对学生讲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时候，抬头看见张伯苓校长和学校高级职员陪同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吉田茂等五、六个日本人来参观。张校长在以前是不认识我的，经教务主任黄子坚说明，才知道我是梁启超先生所推荐来的。随后张氏在校园中看见我，便约往散步，告诉我说那天日本总领事来参观，是因为外传南大开办一个“日本问题研究室”，由一位留学东瀛的傅先生负责主持，日本总领事放心不下，所以前来藉口参观，实为调查。对此，张伯苓很愤慨地说道：“日本样样都好，足资我们中国模仿取法，只有一桩事最不好，便是动不动便想欺负中国。”
  张氏常常在外面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奔走呼号的替学校筹款。他在北京总是协同熊秉三向财政总长张弧要钱，张弧曾当过熊氏的次长，多少是买账的。我们有时恭维他说：“私立学校如南开者真不可多得！”他答得极干脆，说：“甚么私立，都是敲政府的竹杠。”他时常说；“人生当如拉马车之马，两眼左右被蒙着，只许往前看，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总的说来，他不论筹款多少，全部用在学校的建设上，把办教育当作终身事业，难能可贵，有目共睹，实在不可一笔抹杀。
  从南开发展过程看张伯苓校长
  曹汉奇
  张伯苓校长一生事业，可归纳为“教育救国”四个字。他常说：“鸦片战争后，祖国屡遭列强侵略，一再割地赔款，奇耻大辱，令人愤慨！”张伯苓早年学海军，希望以武力救国，可是一八九五年甲午一战，我国费了巨大财力建立的海军，数量质量都不亚于日本，只因清廷昏庸腐化，竟遭到惨败。这次海军大败对张伯苓刺激很大，有一天他在海军衙门前看到一个军官懒懒散散地逗小哈巴狗开心，他痛感祖国国土虽大，历史虽久，人口虽多，但是人不行了，“必须改造人！”便决心弃武就文，办教育救国。
  张伯苓怀着教育救国的目的脱离海军，到严范孙家塾当了老师。严老先生当时是革新派，他不让他的儿子们专学孔孟之道、五经四书，要学英文、物理、数学……等等新知识。张伯苓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正长于这些，在这样的共同新思想和救国志愿的基础上，严、张两人志同道合，成了后来创建南开中学、大学的奠基人。
  张伯苓讲授的科目有英文、算术、体操等。他用鸡毛掸子杆作为跳高的跳竿，让严家子弟把辫子盘在头上，穿着靴子，掖起长袍的衣襟，在鸡毛掸子杆上练跳高。如拍成电影，今日青年看了，必哄堂大笑，可是，这就是我们老一辈革新人物向几千年传统的旧东西作斗争的一个大飞跃！
  严氏家塾毕竟容纳不下那些要求愿学新学和新思想的大量学生。光绪三十年（1904），将严范孙及王奎章两家私塾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这是张伯苓生平事业的发轫。后来又迁到广阔的南开洼。
  南开洼是天津旧城西南方的一片洼地，紧靠墙子河，是一片泛着盐碱的荒地，毫无生产价值，故土地的主人才把它捐给学校。经募款建筑校舍，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落成。对这个新的南开学校，第一个值得提出的特点，就是紧接南开学校西墙外，有个大臭水坑（学生们称之为臭西湖）。它是天津秽水汇聚之区，蚊虫孳生，气味腥臭，特别是一刮西风，阵阵臭气便从西而来，薰得人们啼笑皆非。当时，社会上的旧势力也用封建的腐朽的臭气向张伯苓进攻，说张伯苓不懂中国祖传的旧学，骂他不学无术，造谣说张伯苓是光棍出身等等。对此，张校长常常在礼堂作报告时大讲特讲：“我们南开精神就是在这种怪味中薰出来的！”校长的话一语双关，确是代表着一种破旧立新的新精神。
  “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都为张伯苓所接受，他明确表示要学生会对学校起着监督和协助作用，同时一再强调要加强理科。后来在八里台建了规模相当大的科学馆，他曾谈到南开大学要向工科发展，并计划成立采矿系。这表明在南开初期，张校长确有革新思想和魄力。
  大约在一九二四年，天津一些女子要求到南开中学和男生合班上课。此说一经传出，社会上一群封建余孽疯狂反对・向张校长施加压力。但不久，果然有四位女学生进了南开和男生一同听课了！可见张校长在反封建方面是有魄力的，在社会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不久，张伯苓把原来在南开中学西南门外道边只有一所小楼的南开大学迁到了八里台。八里台校址开阔，大有发展余地。这时张伯苓接受天津一些女学生的要求，又建成南开女中。接着在女中对面建立了南开小学。张校长常常高兴地说：“我们南开有了自己的整个教育系统了！这对于贯彻南开精神有条件了！”
  据我亲身受的南开教育来说，觉得张伯苓所说的“教育救国”，不过是想通过教育使学生学得到美国学生所取得到的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使中国变成英、美那样的强国。记得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从美国回来后，于一九二七年夏秋之际，以南开中学主任身份在南中礼堂作报告说：“我们中国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我们不应在后面一步一步跟着走，必须把美国的精华吸收过来，迎头赶上去！”他怕学生们不理解他的意思，还特意打个比喻说：“就是把美国炼成的仙丹吞在我们肚子里！”
  南开中学、大学的课本，除国文、中国历史外，一律是美国中学、大学的原文课本。为了方便学生购买美国出版的书，在南开还设有伊文斯售书处（美国伊文斯书店的支店）。记得我在大学一年级学生物课解剖蚯蚓时，李教授特意告诉我们学生说：“这蚯蚓是从美国特意运来的。”（生物学用的是美国大学课本，课本中的蚯蚓和中国的蚯蚓有些不一样。）当年有些人认为南开学美国真是学到了家！
  当时，社会上相当多的人对“南开精神”表示赞赏，南开学生也常以“南开精神”自勉和互勉，甚至引以为自豪。张校长也常常以宣扬“南开精神”而自负。所谓的“南开精神”，就是南开提倡的道德，我的体会，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 .对工作规规矩矩，认真负责，不挑皮，不捣乱。张校长常常称赞南开会计课主任华午晴老先生为典范。
  2 .作人、处事、竞争、比赛，要fairplay和具有Sports-manship，客客气气公平对待，不取巧，不弄鬼，不占便宜的精神。比赛输了，要甘心认输，向胜利的对方表示祝贺和敬佩！体育课章辑五主任常以这样精神教导学生，因此受到张校长不断赞扬。
  3 .个人奋斗是张校长经常教导学生的，可以说是"南开精神"的中心。张校长讲南开校史时，就突出讲他是个人如何奋斗起家。训育老师在礼堂作集会讲话时也以个人奋斗鼓励学生。南开中学图书馆高悬两个大照片：一张是美国教育家孟禄，标志着南开办学所遵循的道路：另一张是林肯，林肯由于个人奋斗爬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精神道德是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就以张伯苓所提倡的fairplay（“费厄泼赖”）精神，鲁迅先生就曾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张伯苓是不可能懂得这些的，这是由于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张伯苓对革命的态度，确有矛盾的表现。如他赞扬周总理，也没有说过共产党的坏话，但他没有倾向革命的意思。张伯苓对革命的矛盾，在“五四”运动时已表现出来。那时周总理宣传鼓吹马克思主义，张校长虽然经常夸耀周总理是他的杰出的学生，但从未称赞过周总理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鼓励学生去跟周总理干革命。更值得研究的是，张伯苓一贯扬言救国，可是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和镇压爱国活动却从未提出过谴责。在另一方面，张伯苓虽然不鼓励学生信仰马列主义，但决不许军警进校逮捕学生。“五卅”运动时南开学生走上街头焚烧日货，揭发奸商，宣传不买日货，学校都积极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学生用多种方式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并示威游行。记得在天津举行华北运动会，体育场规模很大，南开学生人数既多，又个个持方块抗日标语牌，喊口号时把单个标语牌上的字拼成抗日口号，高高举起，同时高呼，声动全场，起到了强烈的抗日效果。日本领事为此事曾提出
  “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视南开如眼中钉，所以在侵略我国华北时，竟对南开学校疯狂轰炸，也证明南开的爱国反帝活动给了日寇沉重打击。
  张伯苓校长在南开上升阶段，总是兴致勃勃，斗志相当旺盛。可是到了后来，他在讲话中曾多次说道：他办学已到了“马拉车，车也拉马”的困境。这话很形象地描画出民族资产阶级教育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也反映出他内心起了矛盾和苦恼。
  一个可以向全世界挑战的纪录
  何炳棣
  我毕业于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之后，马上在一九二八年夏秋之际考进南开中学。四年半的南开教育，值得回忆之处很多，但为避免与大批纪念文章重复起见，我只用治史者的比较的尺度对南开作两项评估，内中包括一项“挑战”。
  （1）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界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都有一种极其功利的注重理工的看法和政策。那时一般“关心教育”的人们的心目中，一个中学的"水准"往往取决于毕业生考进清华和上海及唐山交大等大学的人数。南开中学毕业生考进这些热门大学的人数是很可观的，但有时略少于特别加工训练学生做最繁难数学题目的北平师大附中、上海中学、扬州中学。至于南开中学教育的"全面性"远非当时任何中学所可比拟，这是“有识之士”所公认，不需要我在此赘述的。
  （2）“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土肥原一手制造的“津变”。南开中学的校舍遭到侵扰，学校不得不停课数周。但至迟在一九三二年年初，学校已经编印好了一本新教材，开了一门新的必修课。这本大约二十万言的南开独有的教材是《东北经济地理》，它的编者是校长张伯苓先生的秘书傅恩龄（锡永）先生（傅先生当时在南开大学担任东北研究会主任干事）。傅先生眉浓目秀，灰发中分，和蔼可亲，可惜我从来未曾和他交谈过。他精通日文，从当时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研究部的大量出版物中，取精摘华，有系统地介绍了东三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别是各种自然资源。这本教材无疑义地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举国上下悲愤之际都知道东北地旷人稀，资源丰富，对祖国将来的建设极为重要，但只有南开中学才能以扼要的科学知识和大量的统计数字教导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
  空前的困难降临后短短三个月中，包括日寇和汉奸数周的武装干扰，南开中学能如此爱国，编印出专门教材，开一专门新课--这个纪录，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
  南开中学产生了周总理是偶然的吗？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北京饭店）
  编者附注：何炳棣先生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在其来中国访问中，应邀为本刊写了这篇文章。
  张伯苓在重庆时的片断
  伉铁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张伯苓正在南京。听说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他十分焦急。蒋介石对他说：“有中国就有南开大学”。从这时起张伯苓就靠拢蒋介石了。他从南京给南开大学打电报，决定南迁。
  张伯苓对南开大学最得意的是两个系，一个是经济系，附经济研究所，主持人是何廉、方显廷、鲍觉民等；一个是化工系，附应用化学研究所，主持人是张克忠、张洪源、高少伯等。南开大学与清华、北大合起来成为西南联大，但这两个系不参加联大，而迁往重庆，附设在南渝中学里面。
  当时我在化工系，随系南下，乘小船去青岛，转汉口，到重庆。张伯苓已在重庆。
  张伯苓在重庆时经常对同人们讲蒋介石对南开如何重视，宣传要团结抗日，尊崇蒋介石为领袖。张伯苓住在南榆中学，交结各方面的人，如傅作义先生，永利、久大的范旭东、侯德榜都住在那里，柳亚子先生也住在学校里。当时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曹禺、舒绣文、陶金、钱千里等常去学校里。
  国民党方面的要人，如当时的重庆市长吴国桢，以及杜建时、张平群、段茂澜、施奎龄等人都经常去。裕丰纱厂的潘仰山，就住在学校附近。这些人都是南开校友。张伯苓和各方面的人都来往。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也到南渝中学发表过演说。南渝中学的宿舍区叫津南村，张伯苓住在那里，那是社交活动的中心。尤其是到了校庆日或张伯苓的生日，更是校友云集，唱戏庆祝，十分热闹。
  那时总理住在曾家岩五十号。我到重庆以后，前一段总理没到南渝中学去。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父亲从天津来到重庆。从那以后，总理就常到学校来了。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去。有时在张伯苓家，有时在我家。
  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有一次总理和吴国桢激烈辩论，张伯苓从中调和。张伯苓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总理说：“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我父亲把周总理请到我们家去坐，总理仍然很激动，说：“张校长被蒋介石迷住了。真正抗日，取得胜利，才有中国，才有南开；不抗日，中国就没有了。”张伯苓常说，“蒋先生说过，有中国就有南开。”总理说：“照这样下去，就没有中国了。”
  在重庆时期，南渝中学的事全交给喻传鉴，西南联大的事全交给黄子坚，张伯苓不管。每天早晨起来，出去蹓早，然后到校长办公室坐十来分钟。平时养鱼，养花，有个老南开的职员王九龄专门替他养花。张伯苓在国民参政会当副议长，他主要是搞政治舌动。那个时期他已由一个教育家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关于公能学会的前前后后
  杨坚白
  “公能学会”这个名称，确实在天津出现过，并在社会上有过活动。但为时不长。“公能”二字，取自南开中学“允允能”的校训。这个学会冠以“公能”二字，表明它和南开学：校有关系。
  公能学会出现在一九四七年的八月间。这一年，蒋介石企图用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把他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打扮成一个代表全民族的民主政府，遴选一些所谓社会贤达给国民政府装点门面。为此，在我国教育界负有盛誉、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被他选中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天津市长杜建时，奉总裁谕，要张伯苓在天津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并指令杜不但必保中选，还必须以悬殊的多数票当选。公能学会为此应运而生。
  它的任务本来就是一个：为张伯苓竞选伪国大代表。
  杜建时当时找到严仁颖（天津士绅严范孙之孙，绰号“海怪”，天津《大公报》经理）杜、严都是南开中学校友，为了借重南开的声誉，他们就去发动南开校友会主席、老学长阎子亨。为什么不就用南开校友会名义呢？我曾问过阎子亨，他说：“南开校友会从诞生之日从来不参与政治活动，为保持本色，我不同意用南开校友会这个名字。”这种想法反映了南开的“不问政治”老传统，也代表了当时多数校友的意见。至于公能学会这个名称出自何人的高见，就不得而知了。阎子亨由于是校友会主席，好像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是公能学会的主席。他找到当时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务主任丁辅仁，丁回校来责成我组织并带领一部分学生去为老校长的竞选效力。我是训导主任，是责无旁贷的。当时正是暑假，校内有一部分住宿生，还有为参加学生暑期活动来校的走读生，共拼凑了五、六十人，一共活动三天。每天由早到晚，自带午餐，每人每天补贴餐金、车费三角。活动的内容很简单，头两天在指定的宣传点周围向行人散发卡片，卡片寸半宽、三寸长，上写“请选张伯苓”五个字。第三天，学生们就在指定的地区内，把一张张选票送上门去：如果遇到有人接票，就礼貌地说：“请投张伯苓一票”。至于三天里散发了多少张就记不清了。张伯苓的竞选，由公能学会和三青团共同负担，分工的范围，我只知公能学会分得三个竞选点：一个是北大关一带，一个是河东东河沿一带，一个是墙子河内耀华里一带。这只占天津市面积的可能不足百分之一。这三个点对竞选的成败影响很小。实际上，张伯苓竞选获胜，完全是三青团的力量，但没有公能学会出面，张伯苓的社会贤达的招牌就逊了色。
  公能学会无专用会址，议事的地方暂借南开女中一楼的原行政办公室，日常管事的由南开女中总务处一宋姓职员代办。竞选结束后某一天下午，南开女中礼堂门前曾贴出公告，宣告公能学会的领导机构成立，并公布了名单：会长阎子亨，常务委员若干人，就记忆所及有喻传鉴、冯紫墀、杨肖彭、丁辅仁、关健南……等，约三、二十人之多。同时开始征收会员，由南开女中的那位总务员经管，他把一打打空白申请表放在经常空闲的那间办公室桌上，任人填写。会员的条件只限南开校友（只要在南开大学、男中、女中或小学曾经学习过或工作过，不计时间短长，都被承认是南开校友）。但这还不足以表明它是一个学术性组织，因此，它又组织了一些演讲活动。讲演人有胡适、张伯苓、张仲述、杨肖彭等。地点都在南开女中礼堂，每次演讲活动不登广告，不散发入场券，而是通过“海怪”发一条新闻稿。说明某月某日公能学会举办演讲会，由某人主讲，地点在那里，并标明只限南开校友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公能学会最后的一次活动。这一次没见《大公报》有消息报导，参加的人不多，不过二十多人，地点利用的是空闲教室，时间在晚饭后。讨论的主题是：《全元券的经济价值和作用》，主讲人是经济学专家袁贤能教授。参加人中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学者，还有南开校友中天津银行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我闻讯也赶去旁听。先见主讲人讲了他的见解，由此引起了学者、专家的争论。气氛很活跃，彼此都是友好知交，争论很尖锐，交锋不放过，仿佛一堂政治经济交融的自由讨论课。在我听来，好象可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是乐观派，一是绝望派。袁教授属后者，他认为金元券寿命不长，不过是蒋记政府垂亡政治的一种反映，这棵稻草挽救不了膏盲之症。于是引起了乐观派的异议。这一派也讲了他们的一些理论根据，而最后的一击是引用张校长的话说，委员长手下还是有能人，金元券就是绝妙超群的高招，必将产生起死回生的效用。但在场的校友并没有为张校长的政见所动摇。从当时的课堂气氛看，感到大家为金元券这个不祥之物的出笼，不知将会给民众带来多大灾难而抑郁着，讨论会在低沉的告别声中散会了。这是公能学会的最后一次活动，也应该说是公能学会的送葬会。
  伪国大开过了，张伯苓入阁了，受命为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老校长作官了，校友中有两种心情：有的人欢喜，这是极少数；另一种是惋惜式反对，这是绝大多数。连公能学会的头面人物、老学长阎子亨也是不同意老校长去南京就职的。他和我说，他曾多次进谏，当张校长启程上任的前夕，在张伯苓举行家宴的宴席上，他又最后一次劝阻，无奈张老师当时还是相信蒋介石是个唯一有能力解救中国于贫穷衰弱的人。张校长救国心诚，却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他还是天真地愿意助蒋一臂之力，挽救贫弱的中国。他的自信催促着他走上了真爱老校长者所不愿他走的可悲道路。绝大多数校友都为老校长的晚年失足而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