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校舍
  天津旧城西南角，有一条由北往南的街道。经过一段旧木器、木料的铺面，经过路西的电车公司，再往南有一溜围墙，墙内就是南开中学。铁栅栏门的右侧是“号房”，管号房的老人叫刘明。他以老家人管少主人的态度管我们，管得很严很认真，我们都有三分怕他。离号房西南角三、四丈，有口井，井架横楣上刻着第一班毕业生的姓名：梅贻琦……等。这些“"井上有名”的人，在社会上有地位，也受到后来同学的尊敬。
  进围墙大门，迎面是一幢灰砖楼房，洋式。当时我看它很大，今天看它，并不那么大了，但还不失为一个整整齐齐的建筑物，比起和它同期的所谓洋房，顺眼多了。我们习惯地叫它为“东楼”。东楼现在是《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纪念馆》，南开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母校。他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在南开中学上学，一九一九在南开大学上学。他中学时期的课室，一度在东楼。
  一进东楼，最引人注目的，是过道左侧的大穿衣镜。镜上端的横匾，刻着几句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这面镜子，这几句箴言，对我们这些早期南开中学的学生，确实起了教育作用。我们出校进校，确实常常在镜子面前，摩挲摩挲头发，整理整理纽扣，整饬仪容成了风气，南开学生走到街上，人们一看就看得出来。别人挖苦我们，说我们"臭"，我们确实有自豪感。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很自然地保持到后来。南开同学，各行各业都有，政治和经济地位有高有低，但是，几十年来，我很少很少看见邋邋遢遢、不修边幅的南开老同学。
  东楼进口的过道通向一溜走廊，走廊分左右两翼。右翼是几间办公室，庶务会计室的窗口，望着过道，我们在这个窗口交学费，右翼北端是一间较大的教室。左翼从北往南；接待室、理化仪器室、阶梯教室即理化教室。左右两翼走廊两面墙，西墙上挂着学校的规章（相当于今天的“学生守则”），东面墙上挂着走读生的姓名牌。一个走读生有一个竹牌，竹牌的一面用红笔写姓名，另一面用墨笔写姓名；黑字表示学生已进校，红字表示学生已出校，走读生早晨来上课，将红牌翻成黑牌，下课回家，将黑牌翻成红牌。这个稽核出入、检查勤惰的办法，直到我上三年级的时候还用着，后来学生多了，墙上挂不下走读生的名牌了，才改用别的办法考勤。
  西墙上的规章，都是严格执行的。赌博和冶游（即嫖妓）是绝对禁止的，一发现就立即挂牌开除，南市三不管是我们的禁地。现在的和平路北头，路西有个中华戏院（现在是新华书店礼堂），那是个“落子馆”，即是妓女卖唱招客的地方，我们有事经过那里，总是绕开它，生怕落个嫖妓的嫌疑。说也奇怪，学校并不派人到三不管去巡逻，但是我们就是不敢到三不管去，校章还禁止早婚，不到二十一岁，不许结婚，谁要是犯了这一条，就立即勒令退学。但这条不适用于入学时业已结婚的人。还有一条严格执行的禁令，那就是考试舞弊，任何舞弊的手法，一抓住立即开除，毫不宽假。学生们宁可得低分，也不愿被开除。这条规章，一直执行于抗战前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
  学生们也不许抽烟，违者记过。我们出校了，长大了，做事了，在同学聚会的场合上，抽烟的人都互相调笑地：“你犯校规了。”或者校长在场，抽烟的人总有点拘束。校长总是笑着说：“抽烟的人，抽吧，这回不记过了！”
  关于禁止吸烟，南开同学中还传说一段故事。有一回，张校长申斥一个犯了抽烟禁令的学生，那个学生很调皮地说：“您教我不抽烟，您干嘛也抽烟？”张伯苓蹩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然后把他的烟袋一撅两段，坚定地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他真的不抽烟了。若干若干年后，有一回，我和他谈弗洛伊得的心理学说——梦是欲望的假满足，他笑着说道：“有道理，我戒烟之后好久还作梦抽烟。”
  咱们接着谈校舍。进东楼，经过道，迎面是一道门，门通向一个下面有涵洞的短廊。短廊通向礼堂。礼堂门楣上的横匾，刻着“慰亭堂”三个字。慰亭是袁世凯的号，他捐了一万块钱给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用这笔钱来盖这个礼堂，横匾就是纪念捐款的。及至袁世凯称帝，慰亭堂的牌匾被撤下来了。撤下这个牌匾，动议可能来自学生，校当局也是同意了的。
  礼堂的南、北、西三面，围绕着一些小房间，向北的有一何是基督教青年会，有一间是广武学会存刀枪剑戟的地方，有一间是军乐队存乐器的地方。所有向西的小房，后来都拆了，改成一个“思敏室”。“敏”是严约敏，他是严范孙的侄子，教我们代数，我们很喜欢他，他死了，同学们捐钱盖思敏室纪念他。思敏室寻常日子一部分是俱乐部，是小型的集会场所，一部分是新剧团的团部，和存道具的地方，到了演戏的时候，一齐拉通，成了后台。礼堂周围向南的房子是教职员的宿舍，有的一人一间，有的两三人一间，校长张伯苓的宿舍是东南角的那一间。他的家当时在南马路，但他时常住在学校里，有几位国文老师，在天津有家，也住在学校，星期六下课后才回家；家在外埠的老师，就长川住校了。
  东楼的楼上是几个教室，南北两头的较大，中间的较小。回忆起来，我在其中北头和中间的一间都上过课。也有一条走廊，走廊的南头，是个小亭，上课下课要敲的钟，就在亭内。当时学校范围不大，铜钟虽小，敲起来，也可以声闻全校。
  东楼的南头，与它垂直的，有一溜平房，这溜平房的用途在我在校期间，几经变迁。最初是学生宿舍，我刚入学时就住在其中一间。师范班归并到南开来，他们的宿舍和教室都在这溜平房里，师范班毕业了，一九一六年南开办“专门班”，我是专门班第一班的学生。我的课室和化学实验室也在这里。我离校之后，这溜平房改建成为行政和教学用的“中楼”了。
  东楼的北头与它垂直的是一幢楼房，叫做“北楼”。北楼楼上是几间相当大的课室，我一年级时在其中之一上课。楼下本来也是预备作课室的，因为宿舍缺乏，也暂时作了宿舍。我在那里住过一个时期。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寝室向北的窗户外，隔一条胡同，就是电车公司。寝室的门对着礼堂。
  北楼西头是一幢平房，跨度相当大，前檐比北楼稍为突出一点，这，当时叫“北斋”。北斋的内部，用木板隔成两溜寝室，中间留一个走道。到了冬天，两个大火炉，生在过道里，烟筒通到宿舍的两头。因为断间只有一人多高，所以火炉的热气，部分可以到达寝室。
  在北楼与北斋交界处，有一条由北往南的长廊。长廊的东边是礼堂，是校内运动场；长廊的西边，从北斋数起，从北往南，是一溜平房（学生课外活动的会所和储藏室），是食堂，（即饭厅，中间是个篮球场），是厕所（厕所除了正当的用途之外，还是学生们偷着开夜车的地方），是教职员宿舍一溜平房，是小花园，是名叫“西斋”的四排宿舍---高年级的宿舍。敬爱的周总理的寝室在第二排，我住得离他不远。西斋最南一排，与盥洗室、开水室为一边，长廊的南头为一边，形成一个天井。长廊南头正角左拐是与北斋相同的南斋。南斋是我离校之后盖的。南斋东头是当时校舍东南角。从南斋东头左拐是一溜平房，从南往北是“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校风》的编辑部等课外活动场所，好像还有消费合作社，这溜平房与东楼平行。它的北头直抵围墙大门。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说早期南开中学的校舍，不是为了说明这些建筑物如何如何，因为除了东楼和礼堂可能有建筑设计之外，其余都是土法盖起来的。我之所以絮絮叨叨说校舍，是为了：（1）说明学校发展之快，一九一二年初，我入学之初，全校只有二百多人，及至一九一六年我离开南开时，学生人数已达一千。张校长打比喻说：“孩子长的快，去年缝的袄，今年穿不得了，又得要添新的。”（2）说明校行政的匠心--不是建筑技术的匠心，而是教育措施的匠心，每一个建筑物都有它教育的用意。（3）我怀念华午晴这个人。抗战前，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的校舍，都是华午晴经手盖的。这个人诚实、正直、廉洁、能干而才华不外露。他是南开起家的大功臣，是南开的建筑师、会计师又是财务管理员。南开行政廉洁的风气和行政效率之高，是和他的作风和操守分不开的，我和南开的老同学，都非常尊敬华先生，其尊敬的程度，仅仅亚于张校长。
  （二）功课
  早期的南开中学，是四年制的。国文、英文、数学的课程，四年都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生物分年设置。到了四年级还有簿记、经济学等一些选课。体育，除军操是正式课，有教员之外，其余如篮球、足球、网球和田径项目，都是课外活动，没有正式教员。
  国文没有正式课本，用的是油印的讲义，模范文选自《古文观止》和《秋水轩尺牍》，也选一两首象杜甫《望岳》这类的诗，在高年级讲读。作文很注重。前些时，我的外甥冯承柏把他父亲冯文潜保存下来的、我在南开中学一篇作文给我，毛边纸，红格，恭楷，那是一个下午的课堂作业。错句错字，老师纠正；好句子，圈圈点点；有眉批，有尾批，这样的作文，每两周一次。
  习字--毛笔字，一年级上过几堂之后，全凭课外自习。字体颜、柳、欧、赵都可以。我记得我还在“白摺”上练过小楷。
  课外读物，完全自由，我不记得学校对我们有什么禁令。我们班里有看梁启超主撰的《庸言》的，有看康有为主撰的《不忍》的。《不忍》的头一篇文章，我和冯文潜都背过。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一九一五问世后，那是期期必读的。英文。我的第一个英语课本叫《英文津逮》（EnglishLessons），是当时天津北洋大学堂的一位美国教员专为中国学生编的，颇有些地方色采，如说"塘沽离天津九十里"之类的例句。我们那时候学英语，不象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循序渐进，我们认、读、写英文字象认、读、写汉文方块字一样，先生硬教，我们硬学，天天默单字，天天背课文。从二年级起，我们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读本》，里边有中国故事英译，也有外国故事的简写。这些我们不大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泰西五十轶事》和《泰西三十轶事》。豪桑的《古史钩沉》，希腊神话，故事有意思，文字太深。到了三年级下半年和四年级，我们就读英文原著小说了。《威克菲牧师传》我们班读了很久，其中的一首故事诗，我们全都会背。我清楚地记得周梦贤老师，把我叫到他宿舍去，发还我的汉译英卷子，我那本卷子，写满了他写的红笔字，他左手指着我的卷子上的某句某字，右手指着我的鼻子，用上海方音，大声喊道：“黄钰生！你这个字是怎么用的？你这个句子是怎么造的？！”我在他的手下最高分数是75。我的英文底子，是周老师给我打的，我至今怀念周老师。
  早期南开中学英语教学的一个特点：从二年级起年年都有美国或英国教员教我们。我记得Hersy夫人教我们简单英语会话的情形，入了中国籍的崔伯先生用英语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嗓门那么大，以至于华午晴先生以为他和我吵起来了跑上楼来“劝解”。总的说来，南开中学毕业，一般地能够听懂美国人或英国人讲话，不仅是简单的句子，成段的讲话也能听个七八成。
  早期南开中学的英语教学成绩之所以较好，除了英语课本身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功课的课本都是英文的。数学课本、代数、几何、三角全是英文原版书，世界通史课本，对于我们的英语成绩影响更大。那是一本美国人为中国学生写的，著者叫任纳夫，当时是北洋大学堂的教师，文字也相当讲究，我们一般都熟读这本书，比我低一班的段茂澜，几乎全本都背得过来。
  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我记得我从南开毕业时，象西洋通史这样的书，每小时能读七、八面（Pages），一九一六年我到清华学校插班，我发现清华同班，每小时能读十、十一面。
  数学。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四年教完，有时候有交义重叠。我那一班入学时，程度不齐，所以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复习小学算术。我的算术是马千里教的，代数先生是严约敏，几何先生是时子周，后来由一位上海圣约翰毕业的朱曾贯老师教。数学老师的教学技巧高低不同，但要求都很严格，老师留的作业相当多，到时一定要交，老师也如期评阅发还。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张校长很关心数学教学，他自己爱好数学，也是一个好数学教员，他代课教过我班的几何，他不但讲解清楚，而且善于启发学生的逻辑思维.在他的班上，你脑子一分钟也闲不下来。
  理化。南开是一向注重理科教学的。它的仪器设备，在中等学校中是较早、较好的。理化教学，不但教师作演示，而且学生们也要亲手作试验。我的那一班不凑巧，直到末一年才摸着两人一组作试验，下一班的机会就好些了，师资也好些，仪器药物也完备些。张校长关心理科要比关心文科多一些，南开中学，乃至南开大学，都是这样。
  早期南开中学的课程，并不是门门都成功，譬如，中国历史就很糟，但总起来说，南开中学的课程是认真的，教学成绩是扎实的。就以我来说，我的基础知识，都是在南开中学学到的，或者说，知识的基础，都是在南开中学打下的。
  （三）课外活动
  学校提倡种种课外活动，学生参加种种课外活动，这是南开学校的传统。通过课外活动，学校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的教育，而且收效显著，这是今天我们从教育史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事实。但是对我们早期南开中学的学生来说：“课外活动”这个名词，这个概念，并不清楚，甚至分不清，哪是课内，哪是课外。
  就拿体育活动来说吧，早期的南开中学，没有体育课，也没有专职的体育教员，只有一个孟琴襄兼管体育方面的事务。连辅导员，都是校外或校内邀请来的。辅导篮球，有个叫赛勒的美国人；练短跑，有一个叫朱神勉的华侨；练跳高，有个叫万克教英语的美国教员……，诸如此类。学校行政上有体育课，章辑五由物理教员改任体育课主任，聘董守义当篮球队“五虎将”的教练员，那是一大后的事了。我在校的时候，凡是学生的社团，都有它的“体育部”，各班各级都有它的这样那样的体育队。社团与社团之间，各级各班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竞赛。我就是丁班的篮球队的后卫。我们这个队，连续两年得到班际篮球比赛的第一名。至于校际比赛，球类赛也罢，田径赛也罢，南开参加的人最多，得的奖牌也最多。在足球球场上，只有天津的新学书院和北京的清华能与南开抗衡。国际比赛，南开的郭毓彬，在远东运动会上得四百码第一名。提拔和培养选手，并不是南开提倡体育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在于普及。当时（1912至1919）南开和清华的体育都普及，每天下午四点以后，运动场上都满了学生，作各种各样的练习和比赛，稍有不同者，清华多少带有强迫性，而在南开基本上是自由参加。锻炼身体成了风气，比如说，冬天早起，在学校附近的大开洼里跑一英里，住校的人，几乎人人参加。想睡点懒觉的人，架不住同屋把你的被窝一掀，你也只好起来跟着跑它一英里了。
  “修身班”，你叫它一门课程也好，叫它一种课外活动也好，反正它是南开教育很重要的部分。“修身”一词出自《大学》，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作为学校的一门功课，则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修身班的课堂是礼堂，时间是每星期三下午，听讲者是全校学生，有时候是全校师生，主讲人是张校长，也间或请些知名人士给我们讲话。记得有一位全希伯大夫，给我们讲生理卫生。校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处世立身的道理，再就是给我们讲时事，灌输爱国思想，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张校长有口才，很能讲话。他的讲话，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有的终生不忘。
  一个星期一次修身班，不是礼堂惟一的用途。我的印象是礼堂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其中之一是演说活动。
  今天的青年，很可能提出疑问，演说不就是当众把自己的观点、主张说出，来让听者也同意吗？这有什么困难，还非得巴巴地特意提倡不可呢？对于这个疑问，我们这些七十、八十的人只好说：“同志们，你们比我们幸福，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一上台去，但见眼前黑压压一片，这心早就跳到嗓子眼里去了，还演说呢！”张校长好像是从我那一班开始作工作，先从谈话入手的。有一个同学说：“我一上台，我就像一根毛儿似的。”张校长说：“你把那根毛抓在手里，不就行了嘛。”这一对话，好久好久传为美谈。就这样，在张校长的积极鼓励之下，演说活动开展起来了。各班在自己课室里练习演说，学生社团组织，也把演说当作一种重要活动，有全校性的演说比赛，优胜者得奖。全校性的演说会，也组织起来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当时就是演说会的会长，我是会员。
  其他活动，凡是可以在礼堂举行的，都在礼堂举行。
  比赛。是课外活动中，最活跃最灵活的一种组织形式。有的学校主持，学生自愿参加；有的学生发起而学校批准；有的则是学生临时组织，比完即散。班与班之间，级与级之间的体育比赛，演说比赛前已说过，而重要的对课业起促进作用的，则是学科比赛。几乎所有课堂所授学科，都有考试以外的比赛，班内比赛、级内比赛、班级之间的比赛，各式各样，随时举行。最为全校师生所重视的，莫过于全校性的、每年一度的国文比赛。国文比赛名列前茅者，全校健羡，“金榜题名”，第一名更是“状元及第”了。我在校的时期，一共有三个人得国文比赛第一名。一个是我上一年级的陈刚，一个是我的同班孔繁霱，一个是我下一年级的周恩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他的学生时期，多才多艺，不但国文好，别的学科也优秀，而且敬业乐群，干才出众，因此老师器重，同学爱戴。
  《校风》报的刊行，是一种重要的课外活动。学校积极提倡，学生积极参加，经费出自学校，办理全由学生。《校风》的负责人（当时是叫“主笔”还是“编辑”，还是“经理”，我记不清了），很自然地就是国文比赛第一名。陈刚是第一任负责人，接任是周恩来，孔繁霱没有当过总编辑，但是他投稿很多，几乎期期都有。我也投过稿，但不多。除这些投稿之外，《校风》发表较好的国文习作和课外文艺作品。鼓励写作，
  这本是学校支持《校风》的原来用意。记录校长或知名人士在修身班的讲话，报导校内新闻，这也是练习写作一种形式。每期的《校闻》若干则，最受在校和出校学生的欢迎，出校学生的通讯为全校师生所关切。于是《校风》成了所有"南开人"互相联系的纽带。它对各处南开校友会的组织，起了促进的作用。（校友会先是在各高等学校成立的--例如，我在清华（1916-1919）时，梅贻琦、吴国桢就是在清华学校的南开校友会的会员--后来逐渐在大城市，乃至国外都有了。）到了“五四”期间，《校风》由发表学生习作的园地，逐渐成了学生发表意见的园地了。
  社团组织。我们那时候只知道有这个“会"，那个“会”，我们根本不会用"社团组织"这个名称，连“课外活动”这个概念，也不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现在想起来，在学校的启发和鼓励之下，有这么几个跨班级、跨学科、跨兴趣、有稳定组织的“会”。最早成立的是"自治励学会"，在我进南开之前就有了：其次是“敬业乐群会”，在我进南开之后才有；其次是"三育竞进会"，是我在三年级才成立的。这三个会，各有各的成员，各有各的组织，各有各的会所，"自治”和“敬业”两会，还有各自的刊物。这三个会的共同点：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为了砥励学行而发起而组织的。学校之所以鼓励这样的“会”，是为了锻炼组织能力，培养领导人材--这是张校长明白揭蕖过的。这三个会，历史最久的是"自治励学会"；人数最多最活跃的，是“敬业乐群会”。“敬业乐群会”和它的刊物《敬业》因为出了周总理这样杰出人才，今天享有盛名。这三个会，在政治上，可以说是“鲁卫之政，兄弟也。”这三个会，可以说是早期南开中学社团组织，乃至整个课外活动的典型，是张伯苓校长教育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还有一点，今天必须指出，这三个会以及其他类似的课外活动，不全是由于学生的自发，而他们基本上是学校提倡的结果。
  另有一个学生社团组织，与上述三个会类似而略有不同，那就是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它跨班级、跨学科而不跨兴趣，它是专门宣传基督教的。在这里还要指出：张校长是个基督教徒，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宣传基督教。
  新剧。用今天的叫法，应该叫做话剧。因为当时流行的剧种，都是唱的，而这个剧种，是说的；说的，又不是旧剧的道白，而是平常话，所以把它叫作新剧。我进南开的第一年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七日校庆日演的新剧是《华娥传》，是一个爱国女子的故事，演华娥是马仁声（千里），我们班算术教员。说也奇怪，我们不因为他演女角而减少对马先生的尊敬。从那以后，每逢校庆日，都演一出新剧，这成了南开中学的传统。第一个哄动全天津乃至全华北的新剧叫做《一元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这出戏里，演一个少女（当时南开没有女同学）。后来又有《新村正》《一念差》等剧，都是箴时眨俗之作，其主题思想、艺术水平，都是后来居上。至于演出外国名剧，那是我离校以后的事了。总而言之，早期南开中的新剧，对于话剧这个剧种起了启蒙作用。作为一种课外活动，也收到了语言艺术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
  唱歌。南开中学没有音乐课，但是课外活动中有军乐队和唱歌团。军乐队成立得很早，唱歌团和新剧团是同时诞生的。校庆日新剧团在台上演戏，唱歌团在台前唱歌。为了校庆的演出，这两个团都要作全年的准备。新剧团要编剧，排练、制道具。唱歌团则编译歌词（我们没有自己制过曲），我们唱的歌曲，都来自西洋，多数是进行曲，如“哈力克人”，“守卫莱茵河”等，也有一些抒情曲，如“老莱赛茵”，也有一些滑稽的曲和词，偶尔有一两首带基督教色彩的歌曲。歌词有的用英文唱，有的用中译文唱。中译文都是孔繁霱的作品，他对旧诗很有修养，所以他的译词，既合辙，唱起来也声音谐调。我们有时齐唱，有时四部合唱。合唱的时候，张克忠用童声唱第一高音，孔繁霭唱第二高音，冯文潜唱第一低音，我唱第二低音。我们的乐谱，既不是五线谱，也不是今天常见的用阿拉伯号码的简谱，而是用d、r、m、f、s标音的简谱。我们一共有二十多人。指挥兼教员是孙润生，他是周总理那一班英语教员，是个多面手，他离开南开之后，搞了一个网球拍子和足球的制造厂，这就是今天利生体育用品厂的前身。
  以上是我记忆到或者参加过的课外活动。现在看来，我从课外活动中受到的教育，不亚于我从功课中所受到的教育。也可以说，功课是智育，而体育、德育则是通过课外活动来进行的。
  （四）生活
  这里回忆的，主要是住校生的生活。一九一五年我那一班毕业时，二十九人之中，二十人住校，九人走读。虽是走读，每天至少也有八、九小时和我们住校生在一起，所以谈生活，也包括他们在内。
  衣服。春、夏、秋三季一般都是“缸靠”竹布大褂（即长衫），颜色深浅略异，样式基本相同。冬天，颜色较深的布棉袍。也偶有穿丝绸呢绒的，那是极少数，而且看来也不顺眼。也有制服，那是上军操时才穿的，平时很少穿它。上课时必须穿长衣服。走读生早晨进校，住校生星期天出校，也必须穿长衣服；否则，号房刘明老人不允许。只有运动的时候和在自己宿舍的时候，才许穿短衣服。裤子一般是西式的。鞋是皂鞋，穿皮鞋的很少。夏天，有不少的人穿白帆布五眼鞋，我们以羡慕的眼光，见了穿白鞋的人，喊一声“帅”！我是一九一六年到清华之后，才"帅"起来的。帽子，我不记得我那时候戴的是什么样的帽子。同班李氏叔侄，冬天戴瓜皮帽，我们都笑话他们。发式：我的《毕业同班录》的照片，二十八个“平头”，一个葫芦头。一般地说，早期南开中学学生的衣服，是朴素、整洁的。
  伙食。住校生都包全伙，就是说一日三餐，一月三十天，都在校吃饭。走读生多数包半伙，每天吃一顿中饭。星期天除外。全伙、半伙都分两级：甲级全伙每月三元多四元光景，乙级二元多不到三元。半伙按比例计算。八人一桌，四个八寸盘，甲级有两个荤菜，乙级一个，馒头、米饭管够。中饭每桌有一位老师。哪位老师在哪一桌吃，不固定。这样做一则是为了便于师生互相认识，二则为了维持礼貌；三则是跟学生吃中饭的老师不用化钱，是一种“福利”。礼貌云云，主要就是不要抢菜，张校长有时也和学生吃中饭。他很策略，提议把四盘菜顺时针方向挪动，为的是不让好菜总在一个人的面前。可是每逢一盘鱼挪动到他的面前时，就不再挪动了。这是同学间相传的笑谈。
  我们的伙食是由一家厨师承包的。学校只供给饭厅、桌凳、水电，其余都由厨师包下来。因为厨师善于经营，学校行政廉洁，管理严格，所以厨师有利可图，我们也吃得满意。管理严格最突出之点，是饭厅不许有苍蝇。知道南开中学当时环境的人，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因为南开中学的后边，就是一个大污水坑，是亿万苍蝇孳生的地方。但是南开中学行政，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如固定的纱窗、饭厅入口处的暗室-—终于克服了困难，做到无蝇饭厅。对厨师也提出严格要求，除了要求饭厅无蝇之外，如果饭菜里有苍蝇就罚他重做一个菜。有时，调皮的同学，从外边抓一个苍蝇扔到菜里，要罚厨房。厨房掌柜的总是小声说：“先生们，我们是：血本经营，赔不起呀！”有时也有争执，只好送管理员公断，管理员就秉公办理，好在经过油煎水煮的苍蝇究竟跟刚刚扔进菜里的苍蝇模样不同，该罚就罚，不该罚就不罚。
  管理。安排管理好学生的生活，是早期南开中学的一个特点。先说宿舍，以四斋为例，每间寝室四个床位，中间一张带四个抽屉的书桌，桌上悬着一盏有白瓷罩可上可下的电灯（25烛光？），这就是我们起居生活温课的地方。门外墙上挂着四个竹牌，上写学生的姓名，以便“查斋”点名。哪四个人住哪一间，由学校指定，有时也听学生自由结合的意见。原则是：同班同屋；年级相近，寝室相近。
  六点半起床。“堂役”（即校工）摇着小铃，叫醒酣睡的学生。同寝室的人互喊一声，一般都即时起床。七点钟，斋务员来检查宿舍，看有睡懒觉的人没有。也有六点半以前就起床的，那是些到校外开洼去练越野赛跑或者大嗓门练演说、念英语的人。学校六点开大门。到了冬天大考之前，食堂的灯，五点就打开，给学生们温课。起床之后，各人拿自己的脸盆（薄铁皮压成的，那时还没有搪瓷）、毛巾、肥皂（日光皂、英国进口），有的人还带着牙刷、牙粉（狮子牌，日本进口）到盥洗室去洗面漱口。我不记得盥洗室有太拥挤的情形，大概是叉开了时间的缘故。七点早餐，稀饭、馒头、咸菜。因为定量供应，所以来吃者可以参差不齐。八点上课以前，用功的人，温温课。球迷拿着篮球去“秀”（shoot）它几下，这是我经常干的事。上课了，学生们从寝室拿着要用的书籍纸笔到课室去。上午几乎堂堂都有课，自修堂很少，下午的课，理化实验和作文居多，也有自修课，到了四点，全都到运动场上或者会所去了，开会的开会，写文章的写文章，唱歌的唱歌，演戏的排戏，锻炼田径技能的锻炼田径技能，搞比赛的搞比赛。比赛最热闹，运动场和各会会所满了人，除了病号之外，宿舍里没有人，课室里也是空空的，但不锁门。这是课外活动时间，每天都有。晚饭后，七点上自习班，每个人都到自己寝室的座位上去作功课，很少很少有不作功课的人，因为明天就要交作业，或者提问，或者其他形式的小考。九点半了，但听室外有骆驼铃响，这是校工用一根棍子串一串铁皮夜壶分送到各室去的声响。不久，又听到皮鞋大、不跟脚、鞋后跟有铁掌，铁掌与甬道砖面相碰的塔拉塔拉的声音，这是“华白眼”查斋来了，该熄灯了，果然熄灯了。这是十点整。如果你不睡觉，还说话，就有人敲门，细声说，“该睡觉了。”再过半点钟之后，也许一排宿舍有一两个人偷着到厕所去“开夜车”，因为十点以后，只有厕所有灯光。
  这就是住宿生的一天--满满的一天。如果你把上课当作生活的话，寓教育于生活之中，这是早期南开中学的教育方法。安排管理学生共性的生活，也安排学生个性的生活，有时分别进行，有时同时进行。久不久，学生们都要晒被褥，消灭细菌，藉此也可以检查学生个人生理卫生的情况。又例如，我嘴馋，在校门口的零食摊赊账买东西吃，孟琴襄老师把我叫到一边去，细声说；“账要还，别再赊了。”我涨红了脸，照着老师的教导做。孟琴襄和华午晴一样，是南开建校的功臣。他为人憨厚，我们叫他“傻孟”，其实他精明能干。南开中学的体育，后来，全校--中学、大学、女中、小学校舍，室内室外的整齐清洁——包括食堂无苍蝇等事实，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和责任心。
  早期南开中学，寓教育于管理生活之中，其所以得法，主要是由于学校负责人--张伯苓、时子周、华午晴、孟琴襄、尹绍荀等人，认得全校的学生，每一个学生，叫得上名字，知道他的功课品行如何。我到南大任职之后，张校长回忆早年的情形，对我说：“我和华先生他们比赛认识学生，后来学生多了，我认不过来了，但是管宿舍的人必须认识他所管宿舍所有的学生。”因为管理学生生活管理得周到，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学生家长，称赞南开是个家庭学校，张校长以为这是对南开最恰当、最光荣的称赞，他在修身班多次提起这件事，引为欣慰。
  集体。培养集体意识，是早期南开教育的又一个特点。从校舍的建筑和使用，到课程的设施，到课外活动的提倡，到安排管理生活，时时处处都着眼于大小集体意识的培养。大之如国家，小之如一个寝室，都是集体。张伯苓校长到了中年，把他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其中包括为公家办事的能力，组织集体的能力，为集体争荣誉，不为集体贻羞辱的意愿。我们姑且把这叫做集体意识。首先，一个班就是一个集体。早期的南开中学，对于班集体意识是加意培养的。一班的课室，相当稳定。这是全班-—包括住校与走读——共同作息的场所。功课在这里上，有些课外活动，在这里作准备，更重要的是，集体生活在这里过，用旧名词说，同学之间的劝善规过，砥砺学行，用新名词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里进行。班舆论的威力很大，谁都不敢冒全班之大不韪，做与班誉有损的事。一个人参加全校性的比赛，只是代表他的班去的，胜利了，个人光荣，更重要的是，全班光荣。学校的比赛，许多是班际比赛，不是个人的比赛，奖状、锦旗发给班，不发给个人，个人受到表扬时，总是提某某班某某人。通过这些措施，本来互不相识的四、五十个青年，很快就形成一个愈来愈坚强的班集体。
  除了班集体之外，还有许多跨班的团体——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三育竞进会、新剧团、唱歌团、广武学会、军乐队、演说会、国文学会、英文学会等等，都是这样的团体。一个学生，除了参加他的班集体之外，总会参加一个乃至几个跨班级的团体。任何课外活动团体都不参加的游离分子，在早期的南开中学，是很少很少的。学校正是要通过这些团体，培养集体意识，锻炼其成员的组织能力，促进其学业、技艺的成长，这就是张校长提倡课外活动、团体组织的用意。
  通过校舍范围内的共同生活和学习，在班集体与团体组织的基础之上，包括全校师生员工的校集体，很自然地形成。通过和校外人士的接触，通过校际的比赛，通过种种比较（升学就业，都可以比较），南开的集体意识，很自然地形成。觉得自己是南开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要求自己为南开争光，不为南开丢脸，这就是校集体意识。这个校集体意识，进校不久就开始形成，随着在校时间而与时俱增。离校之后，仍然不减，南开毕业生（很多时候并非毕业生，在南开上过学做过事的就算）到那里，那里就有“南开校友会”的组织，这说明校集体意识之旺盛。到了张校长的晚年，“南开校友会”国内大城市都有，甚至于外国也有。
  我的这些话，已经軼出了我回忆的范围，我对于早期南开中学的回忆，可能有溢美之处，趁此，我愿用敬爱的周总理对早期南开中学的评价，作我的结束语。周总理一九五〇年视察南开中学时，对学生们说（大意）：“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那时候也只有资产阶级教育。我在这里学了些基础知识。通过课外活动，锻炼了些组织能力。但，终究是资产阶级教育。我没有你们这么幸运，你们所受的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你们要好好学习呀。”
  （一九七九年九月）